主题：胡适担任北大校长的“秘密”—— 民国时期的遗闻佚事之六十 -- 习之
文字的规范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我钢材去仔细读了一下红楼梦的第一节，发现了N多的无主句。
文字的确不能割断联系。新文化再新，也是从旧文化脱胎出来的。红楼的白文，如果你仔细读，会觉得比日文还要怪异。
春节期间，我闲极无聊重读了一下红楼梦的上部前四十回，感觉和现在的语法和用词差异确实有，不过看看新文化运动的文，也同样怪异，当然，规范确实也开始有了，但是规范的真正确立，主要靠的是毛泽东的文。
掀起批判胡适的大潮的
两代学界领袖蔡元培、胡适都喜欢红楼梦
太祖也喜欢，他让许世友也去读
怎么感觉着，太祖非得把焦大和林妹妹扯到一块儿
在毛之前，大家读红楼也许大多是感叹情事，毛之后，加了一个阅读维度，谈谈阶级，谈谈有觉悟或者无觉悟的压迫及反抗，有何不可？在毛之前，红楼梦最多最多只是少数文人书斋里的玩物（那时读红楼的人在文人中也不占多数），在毛之后，红楼梦成为流行读物。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批判，红楼梦不可能这么火。
无论红楼梦是流行读物还是文人玩物，都是可以研讨的，而研讨本身，即为“文学批判”。
在文学批判时必然会涉及各类“大家”，新观点新思维对老观点老思维做文学批判时不可能不涉及这些“大家”并追溯思想起源，所以批判胡适思想非常正常。
我在7、8岁时的读物，就是文革期间的红楼梦批判文集，（所谓红楼梦批判，并不是批判红楼梦，而是关于红楼梦的文学批判），以及儒法之争。虽然那时的红楼梦批判文集在现在看来过于偏颇，但是作为一家之言，本来就是偏颇的（否则就不算“一家之言”了），且那时的所谓偏颇，比起刘心武来说还是更有道理更不偏不颇的。
我前面帖子里写的是 芳兰生门 不得不除，不单可以批判，简直是必须批判
只是.....批判的目的是证明胡适的思想的错误和迷惑性，这个目的其实是没有达到的，当时的思想斗争的过于强调其实用性，忽视了思想斗争的特殊性。
如果批判的结果是证明胡适的思想还具有合理性，那不是白白浪费力气了么
太高看他了。
也许我们的分歧在于对胡适的评价吧。
在我看来胡适不过是个生得其时会炒作的假文人，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在你看来那是耿直芳兰，所以毛批判他的思想就是小心眼，就是不容人，就是帝王思想，所以帝王的毛必须除去此“芳兰”的胡。
呵呵。
现在这个“芳兰”没人除了，请问他的香飘了多远？
http://www.cchere.com/alist/3952004/2
胡博士值钱还是何健的书值钱？
瞿秋白和鲁迅合写的《王道诗话》中有一首七言绝句，写的是：“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讲的是1932年12月4日至6日胡适应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之邀到长沙讲学，还得了五千块大洋的讲课费，所以瞿和鲁直斥胡适“卖廉耻”。我看这段的时间很晚，已经有经济概念了，就觉得不对味儿，无他，胡博士不值那么多钱！
那个帖子里转引了其他人的考证结果，其实胡适只拿了400元的现金和一些礼物（还有何健自己写的书），不过是跑腿费罢了。
民国时期，文人外出讲学，都收钱的；鲁迅收了钱也只是讲小说史（去西安，在刘镇华督军治下，刘派人加送了一点儿钱，鲁迅就给他的属下军人做了演讲，还是讲小说史）固然很好，但是钱和礼物也还是要收的。更不用说鲁迅还拿了中研院的特别撰述费还不干活呢
关于鲁迅去西安的待遇见下（和胡适去长沙类似，这十年间物价有上涨，鲁迅和胡适的价码类似的；胡适为当局辩护，可以批判，但一定要说他拿了蒋介石政权或是何健地方当局的钱才替当局辩护，却是不符合史实的。何健固然是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省主席，可刘镇华也不是啥善人啊，西安人恨他恨得要死的。蒋介石政权治下的中研院的钱，胡适和鲁迅作为文化人都拿过，也完全可以拿，这个不构成他们支持或是反对蒋政权的理由。批判是可以的，根据不可靠的传言批判是不可取的）
1924年8月3日，鲁迅、孙伏园和夏元要先行回北京，午后暑期学校给鲁迅送来了讲课费200元。鲁迅一共讲了12个小时，当时物价和房价都不高，12个钟头讲课的报酬，是他西三条胡同购房款的四分之一。刘镇华知道鲁迅要先期离开西安，8月3日晚在易俗社设宴，给鲁迅饯行。一边饮酒，一边演戏，在当时是很高规格的礼仪。
宴会和演出结束，到了夜里，刘镇华又送来了鲁迅喜欢的《颜勤礼碑》十份和《李二曲集》一部，还有西安的特产杞果、葡萄、蒺藜、花生各两盒。鲁迅也是人，也是一个生活中的人，对于刘镇华的礼品，鲁迅同样是笑纳了
当时的架势是用民众运动的方式逼着知识分子阶层集体表态，思想论争，目的是让对方心服口服，真的做到了么？
而且当时的批判，很快沦落到靠搜罗不实传言污蔑对方人格的方式来打到对手——何况这个对手根本人就不在国内，根本无法反驳！
旧知识分子的臭脾气，是有纠正的必要，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旧式的 “士”的精神，有其可取之处。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建国之后，历次开展的批判运动，都是逼着人说违心的话（没有不说话的权力），这个摧毁了文化体系内部的正常风气， 使得TG本来的利器 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思想武器失灵了
文人最善于跟红顶白，没有“用民众运动的方式逼着知识分子阶层集体表态”这么个事儿，都是一部分文人逼着一部分文人表态罢了，不管有没有人号召，文人自己都喜欢搞这样的运动的。
文人爽了，裤子提上去了，就说自己是被迫的，是被强奸。
现在没人号召，文人自己就不运动了？他们不一样跟红顶白，不一样提上裤子就说自己被强奸？还谔谔呢，无非是“居然不支持我，揍你丫挺的”笔墨版罢了。
如果文人居然不能当场“揍你丫挺的”，如果参与此“谔谔”运动的居然有非文人，那文人就会动用刀笔，骂那家伙一万年。
所以对文人来说，秦始皇要骂，毛泽东也要骂。至于胡适思想有没有可以批判的地方，那都是非常次要的小事了，呵呵。
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旧式知识分子牌太臭，牌技太烂，可要价太高。别说太祖，tg内部一大批技术干部、业务干部实际也是知识分子，都羞于与他们为伍。
但随着tg内部斗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业务干部 甚至完全是建国后培养出的人才被打入进了知识分子队伍，到文革后期这个队伍里的旧式反而不多了，这才是后来能翻身的原因。
要真都是民国大师，估计早边缘化了。
改变了整个知识分子对政治参与的态度，传统中修齐治平的道德没有了，就剩下一帮没文化的泥腿子和一群无廉耻的犬儒治理国家。
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讲妻为夫隐，子为父隐。
讲国家经济危急的时候，苏州抗税，不见士一人谔谔。可见一人谔谔不过是在危害自己利益的时候挺身而而出。
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世界观，一人谔谔不过是为士大夫阶层争取利益的谔谔， 不要也罢。
死得早死得好，可以得完身——解放前死，一切都是完美的；解放后改开前死，虽则不够“完”，好在还担个“悲”字，更戏剧化、更莎士比亚了，呵呵。
如果这些“文化人”不幸在死后马上投胎，成为改开后的“文化人”，那么他们就会被鄙视死的——刚刚去世的汪国真，在我年轻时，曾经是不少人的青春偶像，习也曾引用他的诗，这诗写得虽一般，但也比“两个蝴蝶”强多了，不过汪国真的地位无论如何是比不上胡适的，就因为我前面说的法则，汪是在改开后成名的（改开不久），所以他没资格当神。
汪不算最惨的，现在活着的闹着的“文化人”更惨，韩寒被扒皮了，其他人日子也不见得好过，不仅左不待见，那些志同道合的右右们，也不见得耐烦与其为伍。
呵呵，改开真是个神奇的线，解放则是个更神奇的线。在这俩线之前的人，无论是文人还是“老一辈革命家”，都是无错的神（除了文人兼革命家的毛泽东错误多多，其他人都是无错的，都是圣人），他们的自杀都是被迫害的，没有一个是畏罪的。
而解放后特别是改开后的人，无论是文人还是高级干部，都TMD不是东西，哈哈，都是该死的，他们的自杀都是畏罪的，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神奇的时间线啊。
PS：上述言论与老舍之死无关，老舍之死，姓邓的女子似乎不是无辜的。
胡适 赵元任就是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当时的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大学受益于庚款。美国对“退款”用途, 美国保留自由处分之权. 由中美两国政府分别派出中(10 人)、美(5 人) 组成联合组织, 定名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支配保管所有的“退款” .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管， 董事会里有蔡元培、司徒雷登、胡适、丁文江、韦罗贝（美籍）、翁文灏、汪兆铭、李煜瀛、位朝枢、任鸿隽、孙科、赵元任。 这些学术界基本都有美国留学经历而且大多在北大工作， 比如任鸿隽搞化学，丁文江，翁文灏都是搞地质，也是北大教授，伍朝枢从小在美国长大等。
美国派出的代表主要人物是孟禄， 他对这个董事会有很大的影响力，长期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副董事长。 孟禄是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哥大教授教育学院院长，他的学生有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陈鹤琴等人，2030年代十多次来中国。他对中国教育影响很大，比如“六·三·三”学制，就是他的建议，沿用至今。还比如创建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华美协进社。 他搞董事会时候，恰好胡适有哥大经历和北大号称唯一的有美国博士的胡适搞进了文化基金董事会。
所以胡适以未完成博士学位而回国到人人都说“我的朋友胡适”，他的手里这个资金分配权有很大的作用。
表面客气，背后在日记里说人家愚蠢笨，非常武断。
沾了便宜 沾沾自喜， 活像一个小市民。
怎么说他有齐治平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