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关家垴之战使用炮兵的两个细节 -- 河蟹
自己命硬问题不大,问题是别人要暴露在风险之中啊。所以,赌徒性格的指挥官,在大放异彩之后,要赶紧放进庙堂里拜着,不能委以大任。因为,这种人文事相,同样受到概率支配,如果不找出规律,只凭着性子,乱冲乱撞,不过是偶尔新手打死老拳师而已,长期一往的话,早晚掉进自己挖的坑。
彭在解放战争任担任重职,朝鲜战争仍然派他,几乎打满。这都叫后悔?不后悔叫啥啊?
李聚奎不能算彭的人,也早转石油部了;傅秋涛算号人物,但也因为当年在新四军紧跟项英,后来不让带兵去后勤了;黄克诚是老伙计,但熟悉军史的人也都知道黄和毛林的关系,黄是个正直传统的人,不出卖彭完全是因为道德原因,感谢彭的知遇之恩,并非是因为什么老部下;彭解放战争后期重用的张宗逊大家也知道是什么人物了;滕代远跟了彭半辈子,后来军内边缘化转铁道部和彭也疏远了,什么原因至今是个迷,彭自己一辈子怀念的人只有邓萍,可惜死早了。
电影怒潮确实是彭的亮点,但和小说刘志丹一样,“翻案”层次太低,严重缺乏高层共鸣,刘志丹在党内军内完全无法和彭的资历相比的,彭人很聪明,从早年红五军的“革命”活动完全可以看出来,嫉恶如仇,大是大非面前也从没发生过什么问题,但人缘真的很差,这不能怨别人。
为了胜利,为了杀敌,甚至为了整体利益,当兵的能分清楚。为了送死而送死,当兵的也能分清楚。
几个野战军里只有四野唱“林总命令往下传”,这是由衷的,因为在四野升官的机率比战死高。
毛用的“粗人”不计其数,帝王之人也不会太在乎“蚂蚁众生”。
彭的问题是一辈子有原始股东情节,当年红五军是完全可以自立门户的,彭识时务,选择了“入股”红四,历史上朱德,徐海东都有类似的情况,后两者清醒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适时淡出了,(惹人联想的是另一个悲剧人物刘志丹),彭的能力强一些,但建国后其大老粗的能力(包括上下交流的能力,斗智斗勇甚至勾心斗角的能力)短板越发明显,其实是不适合在一线的,彭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从他军内死打刘粟这样天然的“盟友”,就可看出其政治上的幼稚,四个野战军山头,让他打掉两个,林又躲起来,他再和少奇白帮龌龊起来,不是等着冲突吗?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滕政委是几次跟着彭给中央提意见被调出三军团,长征前夕去了苏联,另派28.5分之一的大郎去当政委本有收收大将军骨头的意思,没想到肉包子打狗被调教成了小跟班。
红朝龙兴后搞的几次路线斗争,能不落井下石的已经不易,又有几人叫过屈喊过冤?俺书读的少,“爱兵”的林秃折戟沉沙后,官史上似乎也仅有早已身陷囹圄的大将军喊过几嗓子,“这么杀了林彪我不同意?”,那些唱过“林总命令往下传”的有几个跳出来?
吴自立三零年打长沙时就是团长,三军团几个上将资格都比不上他,要不也没那么大能量搞串联,还能吸引胡子的眼球。
大将军在旧军队里搞出了人命,领导群众一块助他逃命,风头一过马上让他读书深造归队,这人缘能差到哪去?
刘和粟不是彭想动就能动的,想想是谁传达的“只有35度,没有38度,更没有到40度。暴露问题不够。。。”,又是谁提出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彭倒台了多少年刘粟的问题还在那里,不是还有个吃宽面条,蚊子叮泥菩萨的典故吗?
彭主动撤出,伤亡可以避免,可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没必要一下子把老本拼光打这样的硬仗,完全可以像陈赓那样巧打。
所以说他是在拿战士的鲜血打赌气仗,怒而兴师,兵家大忌。
塔山的是阻击战,是以小的伤亡,防止东野几十万大军在锦州被包饺子而不得不下的狠手,
而拿下锦州是为了堵住国军的整个东北大军撤回关内(那样就会更难消灭,付出代价更多)不得不为之的险棋,所以是为了避免更大牺牲而做出的小牺牲。
犹如刘邓为扯开蒋军,扔掉重武器,开赴大别山,不是他们不惜战士生命,他们自己的命在关键时候也不惜的。
再犹如淮海战场,刘邓为了堵住杜聿明回撤南京,不得不亲身扑险,占据宿县,也是不惜自己生命的。
有战斗就有牺牲,这个不言自明,无需争论,但是不但要敢于牺牲,还要避免牺牲。
彭最赏识的部属应该是彭雪枫,可惜英年早逝。
人家张爱萍可说过是跟着彭总学做人的,所以这“人缘差”理解成“不拉帮结派”更贴切:
彭总最不喜欢那种明哲保身、看风使舵、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墙头草”;对于那种当面说好话、背地在捣鬼、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深恶痛绝;他还瞧不起那种阿谀奉迎、溜须拍马、千方百计攀龙附凤的“马屁精”。也正因为这样,他始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敢于拍板,勇于负责。
长期以来,人们对彭总有种偏见,认为他是一个好骂人、训人、不讲感情的人。其实不然。他只是对领导干部要求严格,只是对那些不正派的人不留情面,但也不是动辄骂人、训人,而且对部下、对同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彭德怀和党内的有些领导人不同,他的部下对他的敬仰,不是听他的说教,不是因为他著书立说,而是为他的行为、品格、作风所感染,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跟解放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出身低微贫寒,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和发迹后贪图享乐的农民阶级的短视。
长征后期部队缩编,彭德怀主动向军委建议取消自己一手创建的三军团,编入一军团。后来事与愿违,还闹出一场冲突。中革军委派李维汉主持审查干部,他的结论认为3军团的干部年青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连林彪在王平红大毕业找其谈话时也有公允的评价:过去对红3军团的干部不太了解,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觉得红3军团的干部作风正派,生活艰苦朴素。这些基层主官的优秀品质源于红3领袖彭德怀的垂范熏陶是无可置疑的。与此相比,所谓“人缘”好不好又等而下之了。
庐山会议后彭乘机返京,除亲随外鲜有同机者,有的人宁可晚回北京也要等下一班,仍有张爱萍表示不在乎,坦然同行;
在批彭时,跟彭历史渊源并不算深的杨得志说了句彭老总在海防建设上还是有贡献的,结果被他的一个副司令告发。后来不知是哪位元帅替他说了话,才逃过一劫。后来,杨得志在颐和园偶遇彭德怀,彭掉头便走。杨想追,被彭的警卫参谋景希珍拦住,说你不要追了,彭总怕你受牵连;
李志民的儿子翻大墙跳进吴家花园,把彭总吓一跳,说你是谁家的孩子,来干吗?他说我是李志民的孩子,我爸让我看看你活没活着,他说我活着呢,回去告诉你爸;
还有一次中央允许彭在监视下到十三陵,当年的三军团保卫局执行科长、八路军总部保卫局局长、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事先知晓,开着吉普车悄悄跑到十三陵等候,彭德怀说你怎么来了?他说彭总我就想见见你;
彭住吴家花园时,朱德、帅孟奇、徐特立等都曾上门探望。后来在长沙,谢觉哉说彭总我来看你,彭说别来,我有传染病,谢觉哉说我不怕传染,马上来,两个老头关起门聊了很长时间;
1973年彭因患癌症住进301医院,遇见李聚奎。据李回忆,“一个月后的一天,彭德怀的房间打开了。只见他侧着脸躺在推车上,被护理人员推出来。我忙走上前去,只见他对我轻摇了一下头,示意我不要说话,我也只好微微地向他鞠了一躬。”
彭的作战目标是寻机歼敌一路,减少日军出动频次,争取我军更多的活动空间。这个方针是在关家垴之战前一段时间已经确定下来的,事前和事后得到刘邓的认同,也符合我军作战原则。
冈崎大队600多人孤军深入,距其他日军部队较远,深陷我军部队重围,尽管前线不可能摆开那么多兵力,参与关家垴作战各部队兵力总计少则一万,多则两万,形成绝对优势。不能否认是难得的战机。
无论从战前计划还是战机把握上都不存在怒而兴师的问题。
冈崎在上关家垴之前,被追逐了一两天。因为日军机动能力强,也因为我军因百团作战的疲劳,未能在平地扑捉到敌军。
冈崎上关家垴和张灵甫上孟良崮,意图是一样的。本来冈崎有一点背运,我军抢先占领了制高点柳树垴。
但是我军出现诸多失误,如主楼所介绍的情况,首先是柳树垴意外丢失,有关部队又没有尽快组织反击,使日军巩固了柳树垴阵地,我军失去制高点。在攻击过程中我军步炮协同不良,除了日军对我军的杀伤,我突击部队还被129师炮火杀伤。
攻击不顺,发生重大伤亡,陈赓要求撤兵,彭应该做什么样的决断?是坚持作战还是前功尽弃?
此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孟良崮相比,攻击孟良崮也造成我军重大伤亡,以至于许和尚摔了粟裕电话,陈毅表示粟司令命令就是我的命令,许诺死多少人补多少人。这个场景和关家垴是类似的,彭德怀对陈赓说:不能打硬仗的部队是没有前途的,打光了可以补充。
在彭决意攻克关家垴后,刘帅亲自考察战场并指导了土工作业,我军最终攻上关家垴,造成日军大部伤亡。
如果彭决定退兵,关家垴就成为彻头彻尾的败仗,我军损失惨重,冈崎部无重大伤亡。日军的扫荡会更加嚣张。
关家垴战后一年多之后,刘邓指出:此战停止了敌一个大队可以在根据地横冲直撞的局面。陈赓也有过类似说法。
同时关家垴之战起到了锻炼部队的作用,我军抗战后扩军很快,部队素质下降了,老骨头稀释了。关家垴打不好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强大的部队是打出来的,不是躲出来的。薄一波说关家垴之战损失虽大,但是打出了新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关家垴伤了新军的骨头,也塑造了新军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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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体字部分,我表示不同意,或者部分同意。因为他至少整了另一个让我十分敬佩的人——粟裕。看看这里:
即便平时,粟裕在上报文件写上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就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
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扩大会组织者认为粟裕是“告洋状”。后上升为“里通外国”。
总参五易其稿啊,这不是开玩笑的,还让不让人活了!据说粟裕郁闷的为此事哭过。而这个“组织者”不是彭德怀就是黄克诚,或者两个人都是。后来彭总59年遭难,粟裕却高风亮节:
议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这时,有的老战友劝粟裕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不仅不落井下石,而且对自己的遭遇颇有一副“清者自清”的自信。黄克诚黄瞎子本来也是我十分佩服的一个革命人物,对革命可谓赤胆忠心、不计毁誉,看问题相对悲观而又正确,可惜人无完人、他整粟裕也十分起劲,而且我上网那么多年,从未看到他对此有所反省。前几年粗略看过一遍《黄克诚自述》好像也没找到他的反省。这几天再看一遍找找。
另外,与彭总和粟裕都关系很好的风流大将陈赓(而且因为历史原因,其实与彭总更好),也算是直性子了,却回忆总参工作氛围最好的时期是粟裕当总长的时期,这就已经说明了相当的问题了。
另外整人过分,以至于:
李钟奇到晚年都不讳言这事,大概当年实在是被整的太郁闷了吧。
说这些是为了一个完整的历史事实,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并为之付出惨重代价,千载之下,中华民族都应该记得他的功绩的。
粟裕不参合这件事很明智。
当年的体制是军委和国防部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彭对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使用国防部长名义,包括炮击金门都是国防部长命令。
这也是当初学习苏联的结果,粟裕是了解的,他也是承认国防部领导总参的,也因此他会去向苏军要文件,找国防部和总参分权的根据。苏方的回答是国防部对总参是领导关系,不是分工关系。
实际上,无论是彭对粟,对黄,还是林彪对罗,对小黄,领导关系都是明确的。林罗之间也存在权力之争,一般认为有胡服的影子。
据彭德怀全传:
“粟裕任总参谋长半年后即提出划分国防部与总参职权。彭德怀出于对粟的尊重,告他拟个方案文件,据说五易其稿,始终未批准。按理事程序,这种文件应先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报毛泽东审批,但从未列入会议文件。对粟裕这样高级干部提出的要求,彭德怀自不敢对毛泽东封锁,他每周都出席政治局会议,同毛泽东见面机会多,倘制订这种文件,不能没有其他七个总部,事实上又难以制订,拖了下来。粟裕自1955年3月提议一直未能实现,两年后到莫斯科向苏方要文件资料,借此向军委提出仍要制订划分职权文件。陈毅在军委扩大会上说粟裕“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五易其稿就是因为粟在陈赓劝他不要和彭总争的时候所说的:我不是给个人争权,是为总参争权。
彭粟矛盾也有工作习惯的问题。
彭林都是从入伍就做主官,几乎没做过副职,大将军八面威风。
粟裕虽然长期担任副职,但能者多劳,替长官做主,陈毅也乐于甩手当家。
彭粟合作,两个人都保持原有习惯,就难免碰撞。实际上此前粟和聂已经发生严重问题。
彭粟虽然结怨很深,批粟不是彭可以做得到的。
批粟实际上是一代定夺,二代坐镇,老彭领衔的。当然彭,陈,聂等各方势力尽情泄愤,对粟是不公平的。
彭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托人向萧克道歉,晚年又对他侄女讲要刘帅做检讨不是他的意见。黄克诚晚年回忆不提粟裕实际是因为彭黄并不觉得批粟错误。粟后期没有安排适当工作,实际是因为二代和聂徐并不信任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