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探讨一下毛主席青年求学之路，看毛主席时代教育歧视 -- mcpssx

1911年春季，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1913年春季，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秋季，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

自1903年始，“一师”一直以培养小学教员为目的，高举“免费”大旗，没有招收自费生。当年，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就是因为免费而选择“一师”的。

　　《恰同学少年》中，一段“一师”校长孔昭绶与学监方维夏的对话受到网民追捧：

　　“维夏，这份招生广告拟得不错，我看还可以多加几句，免收学费，免收膳食费，另发津贴。字一定要大，要醒目。

据校史载，为了保卫“免费政策”，毛泽东曾发起驱逐校长的运动---1915年，湖南省议会颁布新规：每个师范生要缴纳10元钱学杂费。有人认为这是新校长张干为讨好当局而建议的，于是，毛泽东起草传单，发动罢课，要求罢免校长。省教育司派来的督学只好答复撤掉张干。

9月6日，汉阳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宣布了对“汉阳事件”的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的罪名，作出了如下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三人，判处死刑。胡平轩、杨松涛、邹振钜、胡斌等九名教师和高一学生滕永俊，分别判处2年至15年有期徒刑。李穗等三名教师，送劳动教养。另外，三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韩建勋等十一名教职员和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三十三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 有关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王建国 男，32岁，汉阳一中副校长。1950年毕业于湖北革命大学，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汉阳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的工作，由于家庭成分是富农，并且有“三青团”的历史问题，申请入党的事情一直被搁置。1956年，韩建勋调任汉阳一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教员中多数人认为他是“土改干部，吃党饭的”，所以在教学工作上都相信王建国。

杨焕尧 男，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军师”。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总后台”。

钟毓文 男，32岁，初三（9）班班主任。他有爱眨眼的习惯，在开会的时候眨眼睛，被考察团认为是在向王建国等人“使眼色”而搞攻守同盟。他留下五个儿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满一岁。妻子和五个孩子，几十年都不能抬头做人，她为了孩子才坚持活了下来。

胡 斌 女，28岁，初三（7）班班主任。学生开始闹事的时候，她不在学校；正在家里吃中饭的她接到了学校的紧急通知，丢下饭碗就赶到了学校。按照学校的安排，她上街劝阻学生。由于她与王建国是湖北革命大学的同学，加之丈夫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便很快受到了牵连，被判处10年 有期徒刑。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孩子6岁，最小的孩子刚刚满月。1967年7月19日，胡斌刑满释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斌多次上访并且上书党中央，终于讨回了清白。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09年初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生于湖南湘潭乌石乡彭家围子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1922年8月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

林彪，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9岁入私塾，13岁起

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

文革推迟高考始于刘少奇。

1966年6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反对教育考试制度的文章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的案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中央认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源的信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 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同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出‘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正因为此，全国高等院校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

从时间上看，推迟高考正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政文革和通过工作组控制高校的时期，对推迟高考负有领导责任，这也是邓小平虽然后来支持恢复高考，却对当年推迟高考没有垢病的原因。

文革中高考没有文化考试是误读。

1970年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北大于当年6月4日开始在北京地区试行招生，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这批学生后来称之为工农兵大学生，学制为2~3年。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央决定恢复在招生当中的文化考试，注意了解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和基础知识水平，确保新生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由于邓小平是1973年3月10日由毛泽东决定重新出来工作，这个功劳一直戴在邓小平头上，其实邓小平是3月10日向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毛泽东当天批准同意。此后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复出一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邓小平真正出来工作是4月12日，这次恢复高考文化考试与邓小平没半点关系。主政者是周恩来。1973年6月份的高考时，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张铁生因生产忙没有时间复习文化知识，考试时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得6分，心存不满在试卷上写下了一段话，提出“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张铁生是27号接到高考通知，30号进考场）。此事被后人称之为“白卷先生”，张铁生也因此名噪一时并在文革后身陷囹圄。显然，笼统地讲文革中只有选拔推荐没有文化考试是不准确的。文革后恢复高考是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

邓小平故居纪念馆有一个1977年全国高考决策过程的专题展览，除了历史图片外，文字说明基本以《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为依据。

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不仅见于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里，而且主流媒体也是这种观点。其实细化分析，邓小平只是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恢复高考既不是他提出来的，也无权拍板确定如此大的国家政策方针。恢复高考的决策是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

邓小平恢复职务是1977年7月16日—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十届三中全会通过邓小平恢复职务的决定是7月21日，并于当天在会议上讲话。邓小平复出首次露面是9天后的7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现场。

“邓小平复出三天就恢复高考”见于许多文章中，这不是事实。恢复高考是1977年10月5日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教育部长刘西尧报送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意见》。文件经过教育部修改后，于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下发。文件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何来邓小平拍板决策！

提出恢复高考的是查全性教授或温元凯教授。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他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

会议中的第三天，作会高校15位代表之一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提出建议：“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他的发言受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数学家吴文俊等著名科学家都的赞同。据说邓小平因此问在座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这句话水分很大，许多文章对此提出质疑。因为邓小平当时没有资格敢说“今年就恢复高考”，事实是后来经过多次讨论才最终形成）

中国科技大学年轻助教温元凯的回忆则是另一种情况。据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述是他利用插话的机会说高考制度要改革，，提出“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3/4。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3/4？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我当时胆很小，不敢讲不要领导批准，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大家更高兴了。” “我记得邓小平说今年就改，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工农兵招生方案已经发下去了。邓小平当场就说，发下去了可以收回来，推迟几个月。今年就恢复高考，不能再耽误一代人。邓小平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5分钟。”（这种回忆属于艺术加工，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敢于在中央会议上鼓掌，也太没规矩了）

事实上此次会议之前的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教育部长）的谈话中提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显然，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并无意在77年恢复高考。即使对78年的高考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

8月13日 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会议仍然坚持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将讨论的内容写成内参稿，由人民日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显然，教育部正式的招生会议并没有采纳座谈会的意见，也不存在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邓小平当时不具备拍板决策恢复高考的权力。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其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去世，王洪文、张春桥身陷囹圄。李德生辞职（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75年又增补了邓小平入常。到1977年时，上届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叶剑英和增补的邓小平。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当时的分工是华国锋负责全面工作，叶剑英负责军队，邓小平负责科技和教育，李先念负责经济，汪东兴负责宣传工作。由于常委人数少了，一些工作由政治局委员分工负责。（邓小平成为核心从而实现的“一言堂”是在胡耀邦时期，是华国锋和叶剑英相继离开后才形成的）

恢复高考是分管工作的邓小平多次汇报请示后由中央研究决定的。

1977年8月18日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闭幕后，邓小平将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并附言：“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18日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圈阅同意该请示报告。

9月6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 邓小平写这封信的起因，是9月5日收到教育部长刘西尧的一份书面报告，其中提到，招生涉及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很快批示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原则性通过了教育部《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当天与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10月7日，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两处修改：一、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留的研究生年龄，从28岁改为30岁。二、考虑到国家正式职工被录取为研究生后，原来的福利劳保待遇不致降低，“将工资关系转入培养单位”一句改为“学习期间由原单位发给原工资”。）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指示。退教育部办” ]。当天，华国锋等圈阅同意。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意见》。至此，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从上面的论述看，恢复高考并非是邓小平拍板决策。而是经过了几次讨论修改，经中央多次研究才决定下来。那儿看得出是邓小平拍板决策的？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模糊了中央领导集体的作用，是贪天之功。就当时而言，邓小平只是分管科技和教育的党的负责人，负责科技和教育工作是职务行为。作为刚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只是党的领导层，却不是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在中央，而最终决策权在华国锋。

华国锋在1977年被称作是“英明领袖”，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权于一身，威望正如日中天。连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信起首为“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其中表示：“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最后一段话是：“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这种情况下，像恢复高考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同意，邓小平根本办不成。

邓小平确实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起了一些作用，虽然他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参加人员是有选择的，但提出和形成了恢复高考的意见，该会议为最终恢复高考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就像1966年刘源递信要求取消高考，1977年刘源又向邓小平写信要求允许自己参加高考一样。邓小平1966年参预刘少奇决策取消高考，1977年又积极推动华国锋恢复高考。历史总是这样开一些人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