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9：鲁息姑——吾将授之 -- 桥上
鲁息姑是鲁隐公，《春秋经》第一条是“元年春王正月。”，里头没人物，第二条是“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里头的“公”就是这位鲁息姑——鲁隐公。所以，他是现存《春秋经》里第一个出场的人物。
鲁隐公属于姬姓，“氏”鲁，“息姑”是名，字则不知，“隐”是他的谥号。他父亲鲁惠公则是《左传》里第一位出场的人物：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隐元年—十一年传》（p 0002）（01000101））（001）。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隐元年—十一年传》（p 0003）（01000102））（001、014）。
上面第一条《左传》也是现存《左传》的第一条，其中头两个字“惠公”正说的是鲁国的惠公。
以上这两段《左传》里交待了隐公的嫡母是孟子，他的生母是声子，他弟弟桓公的嫡母是仲子，这三位女子都来自宋国，都属于子姓，她们称呼里的“子”就是她们所属的“姓”。之所以在这些女子的称呼中缀以“姓”（部族）的名称，是因为当时的婚姻规则中有一条叫“同姓不婚”，因此女子出嫁到属于其他“姓”的家族中之后，称呼她们时为了区分就会带上她们所属的“姓”，至于她们称呼中的另一个或另两个字，大多是排行，也有排行不够用了以后为了区分加上的后来的谥号、其丈夫的谥号等，总之，不是她们的“名”。至于这些女子本来叫什么“名”，那是闺名，外人一般不得而知，我们现在一般也无从得知。对此，杨伯峻先生有注云：
周代，即在春秋，女子生三月，命以名，如襄二十六年《传》载宋平公嬖妾名弃，昭二十七年《传》载齐景公夫人名重，《礼记?檀弓下》载孔丘之母名徵在（《礼记?檀弓下》：“二名不偏讳，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至许嫁而笄（参胡培翚《仪礼?士昏礼?正义》及《礼记?内则?注疏》），则不称名，惟介绍婚姻时用名，由《礼记?曲礼上》“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知之。其称谓如“孟子”，孟是排行，即老大，所谓“孟、仲、叔、季”或作“伯、仲、叔、季”是也；子则母家姓。宋国姓子，则孟子乃宋国女。此及下文“仲子”，皆是以排行冠姓上，亦有变“季”称“少”者，如少姜。其它则有以本国国名冠姓上者，如齐姜、陈妫；有以丈夫之国冠姓上者，如韩姞、秦姬；有以丈夫之谥冠姓者，如庄姜、宣姜；有以夫家之氏冠母家之姓者，如栾祁；有别为谥冠姓者，如下文声子及厉妫、戴妫之类。鲁自文姜后，夫人多不从夫谥，别为谥以尊夫人。尚有因再嫁而改称者，如秦穆公以女嫁晋怀公，因谓怀嬴；后又改嫁晋文公，乃改称辰嬴。周王之女称“王姬”。
这两段《左传》里还交代，鲁隐公并不是鲁国的国君，只是摄位而已，因为当时他父亲惠公的嫡子桓公还年幼，我估计桓公生于公元前七二五年，此时三岁，所以由隐公摄位。至于隐公，我估计他生于公元前七六二年前后，此时四十岁左右。
鲁国有自家老祖宗周公摄位周王的先例，所以《春秋经》对于摄位的隐公也尊以公位。鲁隐公接位是在公元前七二二年（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宋穆公七年），这就是《春秋经》和《左传》开始的年份，也是春秋时代开始的年份之一。
但鲁隐公虽然摄位，却没有权威，连他们的卿费伯带兵出去加筑“郎”的城墙，以及新作“鲁”城的南门，都不请求他批准。隐公也在各个方面都放低身段，从不以国君自居。
隐公放低身段的对象也包括外“国”：先前，虽然宋国两次嫁女给惠公，但惠公还是和宋国打了起来，所以鲁隐公一上来就面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既然控制不了局面，也只能求和了。同时，隐公与邻近的小国邾国、纪国、滕国、薛国等以及戎人，都想方设法搞好关系。
在这同时，鲁国的卿、司空无骇则和费庈父（费伯）领兵在外面开疆拓土。又有一个公子翚（羽父），也擅自领兵会合以宋国为首的各家诸侯去攻打郑国。
除了在各方面巴结人以外，隐公无事可管，管了也没人听，于是就任性了一把，公元前七一八年（鲁隐公五年，周桓王二年，宋殇公二年，齐僖公十三年，郑庄公二十六年），隐公去了“棠”那里观看捕鱼（矢鱼。如今的鱼台县，就出自隐公这次“观鱼”）。但在临行前，隐公的叔叔、也是鲁国的卿、公子彄（臧僖伯）极力劝谏，而且他本年就病死了。于是在公子彄死后，隐公想起这个叔叔是真心把自己当国君看的，认为对不起他，就把公子彄的“字”赐给他后人为“氏”，让他们建立“臧”这个独立家族（“氏”族），以后好有人祭祀公子彄。同时，提高了为他治丧的规格。
“观鱼”回来后，隐公和宋国翻脸了：宋国因为郑人打进郭城来向鲁国求救，被隐公以使者应对不当的借口拒绝，实际他是对宋国私下把公子翚拉去为他们进攻郑国助阵不满。当然，这里还有周王室以及地区霸主齐国都支持郑国的考虑。此时郑国的庄公是周王室的卿士，还是个很清醒的国君，在他的建议下，郑国与鲁国互换了在对方附近的飞地，此后鲁国还因站在郑国方面得到了“郜”和“防”两座城邑。
到公元前七一五年（鲁隐公八年，周桓王五年），鲁国执政的卿、司空无骇死了，下一年，鲁国还死了一位叫“挟”的卿。于是公子翚（羽父）有了心思，想要当上执政的卿。
三年后，公元前七一二年（鲁隐公十一年，周桓王八年），“翚”（羽父）首先向隐公提出要杀掉桓公，但隐公告诉他：“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我现在之所以还占着这个位子，是因为他还年轻，我马上就会把这个位子传给他了，我已经安排人去建设“菟裘”那个地方，准备去那里养老。）”。
可公子翚还是不安心，于是反过来勾结桓公弑杀了隐公。
不过桓公的下场也不好，先是被齐僖公把与自己儿子（后来的齐襄公）有私情的女儿文姜塞给他，后来又被上位的齐襄公让他带文姜去齐国会面。在齐国期间因为桓公责备了文姜几句，齐襄公就让公子彭生把他杀了，那是在公元前六九四年（鲁桓公十八年，周庄王三年，齐襄公四年），上距桓公弑杀隐公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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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001鲁隐摄位7节、003无骇命氏1节、004彄谏观鱼1节、006鲁平杞莒1节、007鲁修戎好1节、011许田易祊1节、012滕薛争长1节）：
《隐元年—十一年传》：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p 0002）（01000101））（001）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p 0003）（01000102））（014、001）
《隐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p 0005）（01010001））（001）
《隐元年传》：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p 0009）（01010101））（001）
我的粗译：
我们惠公的头一位正夫人是孟子。孟子死后，声子成了夫人，生下隐公。
宋武公生了个女儿仲子，仲子生下来手上就有“鲁夫人”三字，所以后来仲子也嫁到我们这里成了正夫人，她生下桓公后惠公即去世，所以我们立隐公摄政而奉桓公为国君。
我们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宋穆公七年，卫桓公十三年），春天，王周正月，这一条《春秋经》上没写即位，就因为隐公只是摄政。
一些补充：
上面本节最靠前的两段《左传》也是现存《左传》最靠前的段落，依《经》分《传》者未系于某一年，盖因所述之事都发生在鲁隐公元年前。现存《左传》之设定就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而且与现存《左传》相应的《春秋经》也是自这一年开始。杨伯峻先生在这两段之前有注云：
《春秋》以鲁国旧史为据，故以鲁君纪事。自《孟子?万章下》言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爵位，《礼记?王制》、《白虎通?爵篇》相继言之，然考之两周彝器铭文，知铭文国君之名称不但与《春秋》歧异，即在彝铭本身，虽同一国名，彼此互殊者仍甚多。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古爵名无定称说》言之凿凿有据。鲁有四器称鲁侯，一器称鲁公。《尚书?费誓》为鲁侯-伯禽誓师之辞，开首即云“公曰”。考之《春秋经》，于诸侯之葬皆称“公”，《左传》于诸候亦尝称“公”，则“公”为当时对诸侯之通称。（其别有它称者，当另论之。说详隐元年?传?注?。）鲁国-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周公辅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于曲阜，定四年《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盖在僖公时。详《澹静斋文钞?鲁都考》。一九七七年曾于鲁都进行勘探发掘，测得鲁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横（扁）长方形，城东西最长处三点七公里，南北最宽处二点七公里，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周围有城壕，西北两面城壕利用古洙水河道。（城周长二十三点七里，面积三十九点五平方里，）今日曲阜县县城仅占鲁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分。故城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门，南两座门。鲁宫殿在城中。在东北部城墙下与城内西北、西南部有鲁城以前之居民区，或即商奄遗址。依《史记?鲁世家》，伯禽至隐公凡十三君。隐公名息姑，《鲁世家》作“息”，然《诗?鲁颂?疏》，文十六年《左传?疏》及《释文》、《谷梁》首篇《疏?证》并引《鲁世家》俱作“息姑”，则唐时《史记?鲁世家》作“息姑”明甚，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亦作“息姑”，《年表》及《鲁世家?索隐》均引《世本》谓隐公名息姑，则今本《鲁世家》无“姑”字，盖唐以后《史记》或本脱“姑”字。隐公为伯禽七世孙，惠公-弗皇子，声子所生，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
据《曲阜鲁国故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鲁故城的城垣，不少地段至今仍耸立在地面上，尤其是城的东南角及其两侧，高度在10米上下，是全城保存最佳的部分。虽然有些地段城垣已湮没地下，少数地方已无痕迹可寻，但整个城圈仍能复原。因此，它是先秦故城中城垣保存较好的一座。鲁故城的城垣，四周不成直线，除南垣较直外，东、西、北三面均向外凸出，但没有急转弯，城垣四角成圆角。据钻探实测，城垣总周长11771米，其中东垣长2531，南垣长3250，西垣长2430，北垣长3560米。（p 004《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一节、城垣与城壕?一、城垣位置及保存情况》）
在钻探中共发现了十一座城门，其中东、西、北三面各三座，南面两座。南垣经过三次钻探，最后探孔的距离缩小到两米，但没有发现另外的城门。（p 007《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二节、城门》）
下面再贴一遍我利用《曲阜鲁国故城》附图为底图，根据我的理解和臆测，尽量涂去与春秋时代无关的痕迹，得到的春秋时代鲁国城内概况的示意图。很可能有应涂掉而未涂掉的，或者不应涂掉而涂掉了的，或者标注错误的。我的水平有限，只好请列位包涵了：
根据《曲阜鲁国故城》一书中的介绍，在上面的图中，我标识了一些居住遗址（右上向左下的斜条区域），居住遗址分为两类，一类是曲阜刚建城或建城不久就有的，标为“原”，一类是春秋时期才有的，标为“新”。图中我标的棕色的线是当时的道路。还有春秋时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冶铜遗址标为“铜”，制陶遗址标为“陶”，制骨遗址标为“骨”。当时鲁国城内有好几个墓地，分为“周人墓”和“殷人墓”，图左上部分标有“周墓”的左上向右下的斜条区域是“周人墓”的位置，另外标有“殷墓”的也是左上向右下的斜条区域是“殷人墓”的位置，当时城中人口不多，很多墓葬都在城中。另外，图中左下部分因曲阜市区占压，未能探查，故表现出是空白，但这一片实际上应至少有一居住遗址，乃当年孔子所居，在我标了“孔”字的地方。
关于当时“国君之名称”，我在前面曾有系统些的讨论，如您感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公侯伯子男-上》和《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公侯伯子男-下》。
杨伯峻先生注“惠公元妃”曰：
惠公，《史记?鲁世家》谓名弗湟，《索隐》引《世本》作“弗皇”，又引《年表》作“弗生”。隐公及桓公之父。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卒。据文二年《传》“凡君即位，娶元妃以奉粢盛”，宣三年《传》“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则元妃为第一次所娶正夫人。金文亦作“元配”，如陈逆簠铭（“陈逆作元配季姜簠”）云“ 擇（择）氒（厥）吉金，以乍（作）氒元配季姜之祥器”。
杨伯峻先生注“孟子卒，继室以声子”曰：
《左传》凡四用“继室”，皆作动词语，续娶之意。昭三年《传》载晋平公娶齐之少姜，少姜有宠而死，齐请继室于晋。少姜非晋平公嫡夫人，而所续娶者反是嫡夫人。《鲁世家》谓声子为贱妾，或有所据。哀二十四年《传》云：“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似鲁未曾以妾为妻者，则声子不能视为正室夫人矣。僖公九年《谷梁传》及《孟子?告子下》均载葵丘盟约，有云“毋以妾为妻”，是必先有以妾为妻者，然后载于盟约以禁止之。但《左传》无此言，或未必可信。
杨伯峻先生注“生隐公”曰：
隐公非太子，十一年《传》“公之为公子也”，不言“为太子”，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宋武公生仲子”曰：
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武公名司空，微仲九世孙。传世彝器有宋公 [音巠]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宋武公十八年生鲁桓公母。”
杨伯峻先生注“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曰：
文即字，而先秦书未有言字者。《周礼?外史》、《仪礼?聘礼》皆言名，《左传》、《论语》、《中庸》并言文。以字为文，始于《史记?秦始皇瑯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详顾炎武《日知录》及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手，手掌。《论衡?雷虚篇》、《纪妖篇》并改作“文在掌”可证。《自然篇》仍作“手”，则用《左传》原文。疑《左传》本作“曰鲁夫人”，与于成季“有文在其手曰友”（闵公二年、昭公三十二年《传》）、于唐叔“有文在其手曰虞”（昭元年《传》）同例。
杨伯峻先生注“故仲子归于我”曰：
杜《注》：“妇人谓嫁曰归。”孔颖达《疏》云：“《石经》古文虞作‘ [从/从]’，鲁作‘ [止/（衣-丶-一）]’，手文容或似之。”据孔说，不以其手掌真有文字为可信，盖手纹有似“鲁夫人”三字或似“虞”字者，当时人或后世人因而附会之。宋仲子之嫁于鲁，盖附会其手纹有似“鲁夫人”三字耳。据下《传》文，归于我即嫁于惠公为嫡妻。而《鲁世家》云：“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索隐》云：“不知太史公何据而为此说，谯周亦深不信。”
杨伯峻先生注“生桓公而惠公薨”曰：
杜《注》：“言归鲁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孔《疏》详申杜《注》，理由有三。一谓元年《传》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大子即桓公，言其少，则非初生之称。又谓本年冬十月改葬惠公，隐公弗临，则桓公为丧主。若其年不足二岁，不堪为丧主。且羽父杀隐公，与桓公同谋。若桓年仅十二，未堪定杀君之谋云云。孔《疏》此说，甚有理。再考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宋世家》，宋武公生仲子在其十八年，宋武公亦死于此年，此时尚未入春秋，周平王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七四八年。鲁隐公元年为周平王四十九年，此时仲子虚岁已二十七，其出嫁固早于此时，生子亦当早于此时。
杨伯峻先生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曰：
杜《注》：“隐公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然据下文《传》“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公立而求成焉”等句，是隐公行国君之政，而实奉桓公为君，非立之为太子。桓公之被立为太子，惠公未死时已如此，不待隐公再立之。桓公虽非初生婴儿，其年亦甚幼小，不能为君，故隐公摄政焉耳。孔《疏》极力申杜，驳郑众、贾逵二说。郑、贾之说亦谓立桓为太子，与杜则同一谬误。讫隐公之世，不称即位，惠公之葬弗临，于桓公母仲子之死则用夫人之礼，于己母则仅称“君氏卒”，是不用夫人礼，处处皆足以明之。摄位称公亦犹周公摄位称王，固周礼也。此与下《传》“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为一《传》，后人分《传》之年，必以“某年”另起，故将此段提前而与下文隔绝。杜《注》云“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则所见本已妄为分割矣。《左传》中此种例子不少，俞樾《左传古本分年考》与杨树达先生《读左传》、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均曾先后指出，本《注》亦将随时论证之。
桥：上面那段《春秋经》“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是现存《春秋经》的第一段，《公羊传》于此云：
元年者何？君之始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公羊传》这是微言大义派，与《左传》不同，也与杨先生不同。《左传》于此只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而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则曰：
《汉书?律历志》引《商书?伊训》有：“太甲元年”，则元年之称，起源甚早。舀鼎（吴闿生《吉金文录》称曶鼎）铭云“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大[室]”。此西周亦以第一年为元年之实证。刘师培《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元年例》自注云：“隐公以摄位称元年者，说详《隋书?李德林传?德林复魏收论齐书起元书》。又《汉书?律历志下》引刘歆《世经》有‘周公摄政五年’之文，则摄位得纪年，自系古文说，天子与诸侯一也。”《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虽此季度无事可载，亦书之。考之卜辞、西周及春秋彝器铭文与《尚书》，书四时者，彝铭无（仅）一例。然《诗?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则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相传有“三正”，夏以建寅之月（今农历正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今农历十二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今农历十一月）为正，而仍以正月为春，则殷、周之春皆今之冬。《汉书?五行志》亦云：“刘向以为周春，今冬也。”《论语?卫灵公》载孔丘之言，主“行夏之时”。以《诗经》考之，民间之四时，皆夏时也。以?传?文考之，晋即行夏时者。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考之两周彝铭，西周彝器大抵为王朝卿士所作，记月日多言隹（唯）王某月某日，如晋姜鼎铭云“隹王九月乙亥”，悉用王历。但东周彝器多为列国诸侯或巨族所作，则有用本国之历者，如鄀公簋铭云“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标明“鄀正”，以别于“王正”；邓国器有“邓八月”、“邓九月”。鄀、邓皆小国，俱不奉周历，或者以其国小而不颁历欤？抑或自行其是欤？鲁为周最亲近之国，奉周历唯谨。自隐公讫哀公历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皆用王正，甚至哀公十二年《经》仅云“春用田赋”，《传》必申明之曰“春王正月用田赋”。然当时修历者不密，观测亦难准确，虽曰“建子”，有时实非建子。本年实建丑，以冬至之日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也。大致春秋初期，误算者多，其后日益密确，误算者遂渐罕见矣。商鞅量云：“十八年，齐 [辶\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一）为升。”则秦孝公时纪事亦标四时。陈骍壶铭云：“隹王五年 [西/大]□? [陳/土] [目/攴]再立事岁孟冬戊辰”云云，孟冬，则十月也。越王钟铭云“隹正月孟春吉日丁亥”云云，既言正月，又言孟春。则战国时器，有不仅言四时，且分孟、仲、季，如《吕氏春秋》及《礼记?月令》所云矣。董作宾《殷厉谱》下编卷一云：“殷代之称正月，始自祖甲，则无可疑。本《谱》所举祖甲二年之历版，首称‘月一正’（《后编》下一?五），即在改制之初称正月，并列举一月之旧名（，以对证之也）。”《愙斋集古录》有叔皮 簋铭为“隹一月”。 [（曰/鼎）攴]鼎“正月”作“征月”，极罕见。
杨伯峻先生注《昭十七年传》“在此月也”云：“杜《注》：“正月谓建巳正阳之月也，于周为六月，于夏为四月。慝，阴气也。四月纯阳用事，阴气未动而侵阳，災重，故有伐鼓用币之礼也。平子以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以）在此月也。”古人迷信，常以天象与人事相连，以夏正四月为纯阳之月，谓之正月，亦见于《诗?小雅?正月》。《正月》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夏正四月不应繁霜，故繁霜则忧伤。若周正正月，即夏正十一月，本应繁霜，何必忧伤？”（（p 1384）（10170201））（091、116）。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曰：
依《春秋》书法，鲁国十二君，于其元年，应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惟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公之元年，只书“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公即位”，盖各有缘由，?传?文亦各有解释。定公元年甚至未书“王正月”，则由于定公之即位，在此年之六月。并详各公元年《经》、《传》及《注》。
杨伯峻先生注“摄也”曰：
摄，假代之义，下文“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可证。《鲁世家》亦云“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宋”——“商丘”（杨注：宋，国名，子姓，成汤之后裔。及周武王灭纣，封其子武庚。武庚企图恢复殷商王室，与管叔、蔡叔联络举兵，而为周公-旦所败，改封纣父帝乙之长子微子启为宋公。或称殷，或称商，皆仍其旧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传至穆公七年，即鲁隐公元年。昭公-得之元年，即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止于此年。自昭公传六世，一百七十年，据《史记?宋世家》及《汉书?地理志下》，为齐、魏、楚三国所灭。但吴师道注《战国策》曾疑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则直云“灭于齐”。#阏伯相传为高辛氏之苗裔，详昭元年《传》并《注》。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五有《商丘叔簠》，盖以地名为氏。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今河南-商丘市西南有商丘，周三百步，世称阏台。），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杨注：京師指洛邑，此时周室都洛邑。京本周祖公刘所居之地名，《诗?大雅?公刘》“笃公刘，于京斯依”是也。其后镐京、洛邑俱亦称京，亦犹绛本晋国所都，其后迁新田，新田亦称绛；王充《论衡?正说篇》所谓“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也。京复称京師者，周人于地名之下往往加師为称，亦犹《召诰》称洛，《洛诰》称洛師。師，金文作[帥-巾]。《小臣单觯》有成[帥-巾]，《小臣[言速]簋》有牧[帥-巾]，《左传》庄九年亦有堂阜，皆可证。《克钟》有京[帥-巾]，当即京師，故知经典古文字作“[帥-巾]”者，汉代经师或读之为師，故有洛師、京師之称。说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驳公羊传京師说》。#宣三年《传》王孙满之言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据《尚书》，武王亦无经营雒邑之事。成王之营雒邑，先卜其地，则迁鼎恐亦非武王事。一九六二年出土何尊为成王五年器，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云：“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帥-巾+立/（亏-二）]民。”似武王早有迁筑王城意，成王不过秉承父命而行。昭二十八年《传》言：“昔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古人常以成王事归武王。雒邑即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南。京相璠云：“郏，山名；鄏，地邑也。”《太平寰宇记》谓邙山即郏山之别名。#郏音夹，以郏山得名（郏山即北邙山），即郏鄏，又曰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今河南省-洛阳旧城西部即王城故址。自平王东迁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迁成周，王城废。至王赧复居之。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郏鄏即桓七年《传》之郏，周之王城，汉之河南，在今洛阳市。《楚世家?索隐》云：“按《周书》，郏，雒北山名，音甲。（鄏谓田厚鄏，故以名焉。）”#沈钦韩《补注》云：“《续志》：‘河南县东城门名鼎门。’《唐六典》：‘东都城南面三门，中曰定鼎。’韩愈《送郑十校理序》：‘席定鼎门门外。’是古人犹以成王定鼎之事名城门也。”#王城在今洛阳市西北隅。#沈钦韩《补注》云：“周宗言周室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下面是[帥-巾]甲骨文、金文、篆文字形，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五四〇、五四一：
《隐元年传》：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p 0010）（01010301））（003、001）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p 0019）（01011201））（001）
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p 0018）（01011101））（002、013、001）
我的粗译：
这年夏四月，费伯率部队为“郎”加筑城墙，《春秋经》上没写，是因为他没得到“公”的指示就出兵了。
新作了我们都城的南门，《春秋经》上也没写，也是因为没得到“公”的指示。
郑国的共叔之乱，他儿子公孙滑逃往卫国。卫人为此人进攻郑国，打下了廪延。郑人则指挥天王的部队和虢国的部队进攻了卫国的南部郊野。
郑人出兵前曾向邾国请求出兵助战，邾子（邾国国君）派人私下向我们的公子豫求助，“豫”（公子豫）请我们主上出兵，我们“公”（鲁隐公）不答应，但公子豫还是去了，而且还私自和邾人、郑人在“翼”那里盟誓。《春秋经》上同样没写，同样是因为没得到“公”的指示。
一些补充：
“南门”，据《曲阜鲁国故城》：
南东门：位于曲阜县城东南，兖岚公路的南侧，紧邻县五金交电公司的东院墙，东距东南城角1,280，西距南西门约1,500米，俗称“大豁”。此处豁口颇大，原有一条大排水沟穿越门道通向城南。城门两侧地面上仍保存有较好的夯土墙，东侧残高约7，西侧约2米。门道长36，宽10米，方向南偏西5度。紧靠城门南口的两侧各有长方形夯土台基建筑。台东西宽30，南北长约58，高1米。此门北对鲁城中部大型宫殿建筑群基址，两者之间有一条宽15米的第9号古道路相连接。路土厚达1米，其下即为姜石层。门道内的路土因被水沟所破坏，保存不好（图七，2；图版一；图版二，2）。（《曲阜鲁国故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p 009）《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二节、城门》）
下面是鲁故城南垣城门示意图，图片出自《曲阜鲁国故城》，右侧是南东门的示意图，图中南东门向南延伸的门阙基址当是后来加筑的：
另据《中国文化报》2013-08-08报道：
（据鲁国故城南东门考古队领队高明奎介绍，经他们解剖考察，“大豁”）这段夯土墙始建时间应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当时城墙底部仅七八米宽，残高2米多。春秋中、晚期又各加筑一次，前者向南加宽数米，同时加高。后者在此基础上又向南加宽数米，加高；到了战国中晚期，当时鲁故城的统治者又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加筑，主要对城墙进行加高，形成了目前人们看到的恢宏气势。（外链出处）。（桥：此时是春秋早期。）。
杨伯峻先生注“不书，非公命也”曰：
《经》不书，《传》记此事者，由于城郎意出费伯本人，非奉隐公命。
杨伯峻先生注“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曰：
郑人能用周王之师及虢师者，时郑庄公为王卿士，西虢公又与郑庄公同仕王朝也。僖二十六年《传》云：“凡师，能左右之曰以。”此用“以”，即谓郑能指挥王师、虢师。虢，西虢国，故城在今河南省-陕县境。上《传》“虢叔死焉”（东虢），孔《疏》：“案《传》，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此虢国有二，而《经》、《传》不言东、西者，于是东虢已灭，故西虢不称西。”
杨伯峻先生注“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曰：
邾子当即邾子-克。私于公子豫，谓向公子豫私人言之。公子豫，鲁大夫。
杨伯峻先生注“不书，非公命也”曰：
隐公既不允公子豫之请，则公子豫-翼之盟，必非公命，故《经》文不书。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费”——“比蒲”——“毗”（杨注：“费”，《释文》音“秘”。费伯，鲁大夫，费亭当在今山东省-鱼台县旧治西南。郎，地名，当在今鱼台县旧治东北十里。#据《读史方舆纪要》废鱼台县西南有费亭，费与极均在今金乡县南而稍东，郎与极亦在废鱼台县附近。#比蒲，杜无注，不知在今何地。定十三、十四年均大蒐于比蒲。李贻德《贾服注辑述》云：“以叔向论鲁事曰‘君有大丧（昭公生母死），国不废蒐。国不恤君，不忌君也。’云‘不忌君’，可见蒐事出于三家，明大众尽在三家。”#毗”，《公羊》作“比”，音同相通假，其地无考。），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5，北纬34.9（鱼台县西南，“比蒲”与“毗”或亦在此处）。
“郎”（杨注：郎，地名，当在今鱼台县旧治东北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3，北纬35.13（鱼台县-旧城里村西）。
“郑”（杨注：鄭（郑），国名，姬姓，周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卜辞常见奠（鄭）地，有“矦奠”“南奠”“北奠”“多奠”“奠臣”诸词。又有一片云“巳（祀）奠河邑”，则地当在今郑州市南、新郑县北。西周彝器又有奠虢仲鼎、奠虢仲簋等。是则郑地早已有之。桓公初封郑，在今陕西-华县东北。据《郑语》，寄帑于虢、郐之间。武公因取而都之，即今新郑县。春秋后又六世九十一年为韩所灭。近年出土之哀成叔鼎则铸于郑亡后。?史记?有世家。），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卫”——“殷虚”——“朝歌”（杨注：卫，国名，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传世有康叔丰鼎，丰即封。“卫”字卜辞多见，足见其地名早已有之，金文亦有，字形不一。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戴公庐曹，今河南旧滑县治（新治已移至道口镇）；文公迁楚丘，今滑县东六十余里；成公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于春秋后十三世二百五十八年，为秦二世所灭。#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邶、鄘、卫，本三国，所谓三监，三监叛周，周公平定之，后并入于卫，故季札只言卫。邶在今河南-汤阴县东南约三十里。鄘在今河南-新乡市西南约三十里。卫国都城即今河南-淇县，故朝歌。此三国之地本是殷纣王畿。其地域与分合可参陈启源《毛诗稽古篇》卷四及孙诒让《籀[亭-丁+冋]述林》卷一《邶鄘卫考》、卷九《康侯鼎拓本跋》。#朝歌，今河南-淇县。#杜《注》：“《康诰》，《周书》。殷虚，朝歌也。”今河南-淇县治。濬县出土沬司徒[匕/矢/辶]簋铭：“王来伐商邑，（诞）令康叔鄙于卫”，可证殷虚之封。），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廪延”（杨注：廪延，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据《水经注》以为即今滑县旧治（在今治之东）。若据杜《注》，则当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而稍东，杜说可信。），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3，北纬35.4（延津北而稍东）。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虢”——“上阳”——“焦”（杨注：虢，西虢国，故城在今河南省-陕县境。上《传》“虢叔死焉”（东虢），孔《疏》：“案《传》，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此虢国有二，而《经》、《传》不言东、西者，于是东虢已灭，故西虢不称西。”#虢仲、虢叔为王季（即季历）之子，季历为后稷第十三代孙，为昭，则虢仲、虢叔为穆，故云“王季之穆”。据隐元年《传》“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之语，则虢叔为东虢，此被伐之虢为西虢，盖虢仲之后代。一九五七年曾于河南省-陕县-上村岭发现虢国墓葬三，其中一大墓有铜器一百余件，盖皆东虢初期之物，详《上村岭虢国墓地》（《黄河水库报告之三》）。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谓“虢仲之虢乃东虢，其分枝为北虢。西虢，金文出土于凤翔可证。北虢，金文称虢季氏，如虢季子白盘，虢季子组壶，其证也。”若据《水经?河水注》四赵一清说，虢有四，东虢、西虢、南虢、北虢，则不止两虢矣。雷学淇《介菴经说》卷七且言有五虢。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虢叔簠释文》云：“仲后亦有虢叔，见《左》隐元年《传》及《郑语》。叔后又有虢叔，见庄公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又详刘体智《小校经阁金石文字》卷一。#上阳，南虢也，在今河南省-陕县南。），推测位置为：东经111.21，北纬34.76（李家窑-虢国故城遗址，虢城的东北隅即是焦城）。
“虢”——“下阳”（杨注：“下阳”，《公羊》、《谷梁》作“夏阳”，下、夏同音。下阳，杜《注》云“虢邑”。据《元和郡县志》，在当时陕州-平陆县东二十里。今平陆县县治又已西南移，则当今治东北三十五里。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云：“其实虢之宗庙社稷在下阳，不在上阳。《经》于此年书灭，即谓宗庙已覆，虽有孽余，不可谓国矣。”然此说只能以之解《纪年》，与《左传》所叙显然不合。《水经?河水注》、《路史?国名纪己?注》并引《纪年》云“十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公命瑕公吕甥邑于虢都。”《春秋后序》引仅作“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以“虢公-丑奔卫”（《传》作奔京师）在五年，即晋献公之二十二年也。#《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云：“十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公命瑕公吕甥邑于虢都。”与《左传》有异。王夫之《稗疏》曰：“灭者，必其国也。虢有三，荥泽之虢亭，东虢也；下阳在平陆县-大阳之南，滨河之北，北虢也；陕州之上阳，南虢也。东虢，虢叔所封。南、北二虢皆虢仲地。北虢为其故都，逼近于虞，后或渡河南迁，而宗庙社稷故在下阳。晋后再举伐虢，取南虢耳。”然据《竹书纪年》诸书，晋灭虢，似仅此一举，而《左传》则谓此后虢尚有败戎之役，僖五年晋再举而后全部吞并之。王夫之此说可与前引雷学淇说并观，而较圆通，其所谓“北虢”“南虢”即隐元年《传?注》之“西虢”。《年表》及《晋世家》俱用《左传》。），推测位置为：东经111.12，北纬34.79（平陆-张村镇-太阳渡村东南，下阳遗址）。
“邾”——“郰”——“訾娄”（杨注：郰，鲁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约四十余里。#邾，国名，曹姓。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邾公钟跋》。初都今曲阜县东稍南，盖鲁之附庸，后都今邹县东南，春秋后八世楚灭之。《礼记?檀弓》、《公羊》皆作“邾娄”， 《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邹”，盖邾娄速读而音变。传世彝器有邾公牼钟、邾公华钟（“邾”并作“鼄”）及邾公钟、邾公[釒乇]钟等。仪父，邾君之字，名克。另一曹姓邾，楚之与国，在湖北-黄冈（见陈直《金文拾遗》）。），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5，北纬35.56（近鲁地，后曾由孔子之父管理。文十二年前是邾都）。东经117.31，北纬35.37（大律村）。
“翼”（杨注：翼，邾国之地，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南九十里。#杜《注》：“翼，邾邑。”翼即隐元年?传?“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之翼，今山东-费县西南九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7.73，北纬35.07（费县-石井镇-城前村-城后村之间）。
《隐元年经》：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p 0008）（01010004））（001）
《隐元年传》：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p 0016）（01010501））（001）
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p 0016）（01010502））（001）
我的粗译：
这年秋七月，天王派了宰咺来致送为我们惠公和仲子助葬的物品，但他来得晚了，而且我们的子氏（仲子）还没去世，所以作为贬斥，《春秋经》提到他时就直称了他的“名”。
周天子是在去世第七个月下葬，所有轨距相同的诸侯都会来；诸侯在第五个月，与之同盟的诸侯会来；大夫在第三个月，与之地位相当者会来；士则在下个月，他的姻亲会来。致送助葬物品没赶上下葬、慰问生者过了丧期、提前预备凶事，这都不合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曰：
天王，周平王。周王，《经》文或称“天子”，如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或称“王”，如文公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赗”；或称“天王”。统计称“天子使”者一，“王使”者三，“天王使”者十二，其实一也。宰咺，宰，官名。《周礼》有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此宰不知是何宰。孔颖达《正义》以为宰夫，章炳麟《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四》以《周礼?天官》宰夫之职论证之，其说可信。咺，音宣。归，同馈，赠送之意。惠公，鲁惠公，此时已死。仲子，惠公夫人，此时尚未死。《谷梁传》谓惠公仲子为一人，乃惠公之母、孝公之妾。陈立《公羊义疏》驳之云：“然惠公既为君矣，自必尊其母为夫人，如成风之例，何以仍称仲子？”足见?谷梁?之说不可信。赗，音凤，助丧之物，用车马束帛。《既夕礼》“公賵玄纁束马两”是也。依《说苑?修文篇》，賵，天子乘马六匹，乘车；诸侯四匹，乘舆；大夫三匹，参舆；元士二匹，下士一匹，不用舆。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诸侯玄二纁二，各卅尺；大夫玄一纁二，各卅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缦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曰：
缓者，言惠公死已逾年（惠公之死不知何月。春秋时，旧君死，新君逾年始称元年，此时隐公元年七月，则已逾年矣），始来馈赠助丧之物，太迟缓矣。
杨伯峻先生注“且子氏未薨”曰：
子氏即仲子。仲子此时犹在，未死而助其丧，尤不合理。
杨伯峻先生注“故名”曰：
依《春秋》体例，天子之卿大夫不宜书名，而此称宰咺者（咺是其名），即由此之故。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曰：
七月而葬，自死之月数至葬之月，经历七个月份而已，非实七个月也。如文公八年八月天王（周襄王）崩，九年二月葬。五月、三月同。《礼记?礼器》及《杂记下》并云“诸侯五月而葬”，然考《春秋》，三月而葬者多，亦有迟至六月始葬者，参昭二十八年《经》并《注》。踰月者，历二月也。《说苑?修文篇》云“大夫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殡，二月而葬”是也。此乃刘向《左氏》义。《王制》谓“士庶人三月而葬”，《杂记》亦云：“士三月而葬”，则非《左传》义。《王制?疏》本郑玄义谓大夫除死月为三月，士则数死月为三月，《左传》除死月言之，故云踰月，《王制》并死月言之，故云三月，《左传》之踰月，《王制》之三月，其实相同，以为调和之论，恐非《传》旨。同轨，指诸侯。轨谓辙广，轨同则辙迹亦同，后人因谓车迹为轨。舆广六尺六寸（周尺较今尺小），两轮离车厢各七寸，故辙以八尺为度。天下车同轨，先秦早有此思想。毕至者，言无不至者。昭三十年《传》游吉之言曰：“灵王之丧，我先君简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实往，敝邑之少卿也。”孔《疏》引郑玄云：“简公若在，君当自行。”但杜预谓“天王丧葬，诸侯例皆不往”，以《春秋》证之亦可信。同盟至，宜是同盟诸侯遣使会葬。同位，同为大夫者。外姻，与结婚姻之亲戚。
桥案：这里杨先生已指出：“天下车同轨，先秦早有此思想。”则始皇帝之“车同轨”并非发明，只是推行，当然推行亦自不可轻忽。
杨伯峻先生注“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曰：
《荀子?大略篇》云：“送（《说苑?修文篇》作“赠”）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正用此语。杨倞《注》云“皆谓葬时”，是也。尸本为未葬之通称，荀卿故加“柩”字以明之。自始死及殡（将葬停棺），自启（将葬举棺）及反哭（古礼，葬后返庙而哭），皆主人所至哀，此所谓哀者，指自始死至返哭时。参沈彤《春秋左传小疏》。
杨伯峻先生注“豫凶事”曰：
此释“子氏未薨”。仲子未死，而赠以助丧之车马，豫赠以凶事之物也。隐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或此时已病重，周室闻之，故于賵惠公之便，而兼赗之。
《隐元年经》：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p 0008）（01010006））（001）
《隐元年传》：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p 0019）（01011301））（001）
有蜚。不为災，亦不书。（（p 0017）（01010701））（001）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p 0018）（01010901））（001）
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p 0018）（01010902））（001）
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p 0018）（01011001））（001）
《隐元年经》：
公子益师卒。（（p 0009）（01010007））（001）
《隐元年传》：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p 0019）（01011401））（001）
我的粗译：
这年十二月，周王室那里的祭伯来了我们这里，但他并非奉天王的指示而来。
这年发生了飞蝗，但没成灾，所以《春秋经》就没写。
这年冬十月庚申那天（杨注：庚申，十四日。），我们为惠公改葬。但我们的“公”（鲁隐公）并未出席，而是由大子（鲁桓公）出席，所以《春秋经》就没写。
我们惠公去世的时候，正有宋国的部队来进攻，而且那时大子年纪太小，下葬的仪式不完备，所以要改葬。
卫侯（卫桓公）来会葬，不见我们的“公”，所以《春秋经》也没写。
还在这年，我们的卿众父（公子益师）去世了，我们的“公”没参与“小敛”，所以《春秋经》就没写上日期。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曰：
祭，音债，祭伯，王朝卿士，祭是其食邑，即今河南省-郑州市-祭城公社（东北有古祭亭）。伯，盖其行次，说本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杜《注》以为伯是爵位，盖由僖二十四年《传》“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之文，以为此六者皆国。《谷梁传》亦以为祭伯为“寰内诸侯”。《公羊传》云“奔也”，《汉书?刘向传》引向《封事》用《公羊》义。
杨伯峻先生注“有蜚”曰：
蜚音匪。《尔雅翼》云：“蜚者，似蟅而轻小，能飞，生草中，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早作掇拾至他所。至日出，则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气臭恶，能熯稻，使不穑。《春秋》书之，当由此尔。今人谓之蜚盘虫，亦曰香娘子。”
杨伯峻先生于“不为災，亦不书”之后注云：
以上二章皆无《经》有《传》，《传》且释鲁史“不书”之故。以下同。
杨伯峻先生注“公弗临”曰：
临，临丧哭泣也。为丧主，则哭临，隐公摄位，不敢以丧主自居，故弗临。
杨伯峻先生注“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曰：
有宋师，服虔以为即上文所谓败宋师于黄之役，孔《疏》以为宋师报黄之败而来伐，服说近是。太子，桓公。由此可见惠公未死时，桓公已为太子。
杨伯峻先生注“不见公，亦不书”曰：
据昭十年《传》诸侯之大夫如晋会葬晋平公，欲见新君，而叔向辞之。不知隐公之不见卫侯，是否亦由此故。
桥案：此与晋平公不见诸侯之大夫的不同之处还有因鲁隐公“弗临”鲁惠公之“改葬”，则在丧礼上卫侯亦未能见到隐公。
杨伯峻先生注“公子益师卒”曰：
益师，鲁孝公之子，字众父，后为众氏。众仲之祖先。卒，大夫死曰卒。
杨伯峻先生注“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曰：
以衣衾加于死者之尸曰小敛，以死者之尸入棺曰大敛。襄公五年《传》云“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是卿大夫之丧，入敛公临之证。与，去声，音预，今言参加。
杨伯峻先生注“故不书日”曰：
《经》仅云“公子益师卒”，未书卒于何日，故《传》云云。大夫卒不书日，惟隐公《经》文三见，宣公四年一见，余皆书日。可见大夫卒而国君亲视小敛为当时之礼，春秋?鲁君率能行此礼。而隐公不行此礼者，或系自谓摄位，谦让不以国君自居。但文十四年《经》“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鲁文公不得与小敛，而书日，不审其故。说参孔广森《公羊通义》。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祭”（杨注：祭，音债，祭伯，王朝卿士，祭是其食邑，即今河南省-郑州市-祭城公社（东北有古祭亭）。伯，盖其行次，说本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杜《注》以为伯是爵位，盖由僖二十四年《传》“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之文，以为此六者皆国。《谷梁传》亦以为祭伯为“寰内诸侯”。《公羊传》云“奔也”，《汉书?刘向传》引向《封事》用《公羊》义。#祭仲，郑大夫，即隐公三年之祭足。祭为其食邑，祭邑当即今河南省-中牟县之祭亭，与祭伯之祭在郑州市者为两地。#祭，《广韵?以为周公第五子所封，余见隐元年《经》“祭伯来”《注》。祭伯（仲）之祭与郑国-祭仲食邑之祭盖为两地，此在今郑州市之东北，祭仲之祭在中牟县。#氾音凡，汜音祀，字本不同，以形近易讹。依杜《注》，字应作“汜”，与僖二十四年《传》之“氾”不同，即《水经》汜水，自《水经》以后，均从巳作汜，其地在今河南旧汜水县（县今已废，在今荥阳县之西北，巩县之东北（，即今汜水公社））。祭在今郑州市北，或云在今中牟县。汜、祭两邑相距较远，晋或先后取得之。《年表》与《晋世家》均只云“取氾”，不书取祭。），推测位置为：东经113.82，北纬34.79（郑东新区-祭城路南）。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隐三年传》：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p 0025）（01030101））（010、001）
《隐三年经》：
秋，武氏子来求赙。（（p 0024）（01030004））（001）
《隐三年传》：
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p 0028）（01030401））（001）
《隐六年传》：
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糴于宋、卫、齐、郑，礼也。（（p 0051）（01060601））（001）
《隐九年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p 0063）（01090001））（001）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隐公三年（公元前七二〇年，周平王五十一年，宋穆公九年，卫桓公十三年，齐僖公十一年，郑庄公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壬戌那天（杨注：壬戌，二十四日。），平王驾崩，但他们来我们这里报丧时给的日期是庚戌那天（杨注：十二日），所以《春秋经》上写的也是那天。
武家的儿子来求取助葬物品，而此时天王还没下葬。
到这年冬天，京师派人来通报他们遇到饥荒，我们“公”（鲁隐公）帮他们联系，向宋、卫、齐、郑四国买粮食，这是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赴以庚戌，故书之”曰：
赴，今作“讣”，告丧也。此谓周平王实以三月壬戌日死，而赴告却云庚戌日（十二日），故《春秋经》从讣告，亦书庚戌日。赴告何以将死日误提早十二日，杜《注》云“欲诸侯之速至，故远日以赴”，恐是臆测之辞。襄公二十八年《经》云：“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传》云：“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亦未书，礼也。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故书之，以徵过也。”与此可以互相发明。
杨伯峻先生注“秋，武氏子来求赙”曰：
《释文》：“赙音附。”武氏子意谓武氏之子，武氏乃周室之大夫，其人不来，而使其子来。其子犹为门子，无爵无官，故《经》书“武氏子”。说本孙诒让《周礼正义》。赙，助丧之财物。此乃周平王死，周室使人来求赙。杜《注》以为由于鲁不供奉王丧，致使王室来有求，《经》文直书以示不敬。而《公羊》以为“丧事无求，求赙非礼”，故书以讥之。《谷梁》则以为“周虽不求，鲁不可以不归；鲁虽不归，周不可求之”，故书以“交讥之”。考《周礼?宰夫》郑玄《注》云：“凡丧，始死，吊而含禭（送死者口中所含之珠玉及所著衣），葬而賵赠，其间加恩厚则有赙焉，《春秋》讥武氏子求赙。”推郑玄之意，则以为含禭賵赠是正礼，鲁已行之，赙以大量财币是加礼，鲁未如此，故使人求之，非礼。郑说可采。僖二十七年《传》云：“齐孝公卒，有齐怨，不废丧纪，礼也。”齐一再伐鲁，鲁于齐侯之丧，仍致吊赠，于周王之丧，似更宜然。杜《注》以为鲁不供奉王丧，不知何据。
杨伯峻先生注“九年春”曰：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乙巳冬至，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天王使南季来聘”曰：
无《传》。“天王”本作“天子”，今依《石经》、岳本、足利本、金泽文库本改。《公羊》、《谷梁》亦皆作“天王”。杜《注》：“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惠栋与孔广森等均以南季为文王子南季载之后，详《谷梁古义》与《公羊通义》。
桥案：鲁国和周王室关系特殊，来往也就比较密切，我估计《左传》作者采用此条《春秋经》也是为了和上面“秋，武氏子来求赙”那条《春秋经》对比吧。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齐”（杨注：齐，国名，姜姓，太公之后，国于营丘，在今山东省-临淄废县（今为临淄镇）稍北八里。临淄-齐城包括大城、小城二部分，总面积三十余平方公里（详《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僖公九年入春秋。春秋后，田氏夺其国，是为田齐。#马宗琏《补注》引《史记?田齐世家?正义》谓檀台在临淄东北一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京师”——“周”——“王城”——“周宗”——“郏”——“郏鄏”—— “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桥案：这里的“京师”可能还包括“成周”等周边城邑。
“成周”（杨注：成周，《尚书?洛诰?序》所谓“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者是也。其后迁殷之遗民于此。故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四十里，偃师县西约三十里。#杜《注》：“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狭小，故请城之。”），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8，北纬34.69（瀍河两岸）；东经112.62，北纬34.75（洛阳-孟津-平乐镇-金村与翟泉）。
桥：据徐昭峰先生（《东周王城：谁的王城？》）：“目前，考古发现与王城和成周有关的城址确定有三处。其一在涧河两岸原汉河南县城一带，发现有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城址一座；其二在瀍河两岸发现有始建于西周初年的城址一座；其三在汉魏洛阳故城原汉“雒阳”县一带，发现有始建于西周晚期的城址一座。”，第二和第三城址“存在一兴一废的关系，应是瀍河两岸的西周早中期成周城废弃后异地营建的新成周城，即敬王徙都之成周”。而杨伯峻先生上注引孔《疏》云“（狄泉），定元年城成周，乃遶之入城内”的成周，当为第三城址，始建于西周晚期，春秋大部分时间只是个小城，至定元年方扩建为新成周城。第二城址（老成周城）之废弃可能与周公家族的衰微有关。
下面是王城与成周三城址可能所在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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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二年经》：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p 0021）（01020008））（001）
《隐三年经》：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p 0024）（01030003））（001）
《隐三年传》：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p 0026）（01030201））（001）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君氏去世了，——就是“声子”。她的去世没向诸侯报丧，下葬后回来没在祖庙再哭一场，也没把她的牌位供奉到祖姑那里，所以《春秋经》上也就没用“薨”字。而且《春秋经》上既不称她为“夫人”，所以就没写她下葬的事，也没写上她所属的“姓”。不过为了我们的“公”（鲁隐公），《春秋经》上专门称她为“君氏”。
一些补充：
“声子”去世是在上年十有二月乙卯那天（杨注：乙卯，十五日。）。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曰：
无《传》。夫人子氏，杜预（探?左传?意，）以为即桓公之母仲子，是也。隐五年《经》云“九月考仲子之宫”，盖此时三年之丧已毕，故为仲子之庙而落成之。《谷梁传》以子氏为隐公之妻，《公羊传》以子氏为隐公之母，皆不可信。诸侯之死曰薨，诸侯之夫人或母夫人死亦曰薨。《春秋》记鲁公或鲁夫人之死，除隐三年“君氏卒”及哀十二年“孟子卒”等特殊情况外，皆用“薨”字；记其他诸侯之死，则用“卒”字。
杨伯峻先生注“君氏卒”曰：
“君氏”，《公羊》、《谷梁》皆作“尹氏”，谓尹氏为天子之大夫。“尹”盖“君”之残误字，《公》、《谷》盖因字残而误。昭二十年《传》“棠君尚”，《释文》云“君或作‘尹’”；《荀子?大略篇》“尧学于君畴”，《汉书?古今人表》作“尹畴”，皆“君”“尹”形近而误之证。《春秋》除周王及鲁侯外，列国诸侯以及卿大夫，其卒，常例皆书其名，而此尹氏若果为周大夫，竟不书名，则不可解，以是可知《公》、《谷》之误。吴伟业《梅村文集》谓此尹氏即十一年《传》郑大夫尹氏；毛奇龄《春秋传》、《春秋条贯篇》亦主之，非《左传》义。
杨伯峻先生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曰：
声子虽是隐公之母，但非惠公之正夫人；隐公虽当时为鲁国之君，却自谓代桓摄位，有让位桓公之志；故去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死，以夫人之礼为之葬，《春秋》亦书云“夫人子氏薨”。而距此不过四、五月。势不能再以夫人之礼为声子治丧。所谓以夫人之礼治丧者，当其初死，讣告于同盟诸侯，一也；既葬返哭于祖庙，虞于殡（虞为葬后迎死者之魂，祭而安乐之之礼）——此从沈钦韩说——二也；卒哭（虞后三月，卒无时之哭——意谓以后哭死者有时），以死者之主祔（以后死者祔于祖庙曰祔）于祖姑，三也。若三礼皆备，则书曰“夫人某氏薨”，又书曰“葬我小君某氏”。声子之死，既未向同盟诸侯讣告；葬后，隐公又未反哭于寝（祖庙）；卒哭后，亦未祔于祖姑，三者皆不具备，则是不以夫人看待声子，故?经?书其死用“卒”字，而不用“薨”字。只云“某氏”，而不云“夫人某氏”，又不书其葬。
杨伯峻先生注此处（为公故，曰“君氏”）云：
声子姓子，依惯例，宜曰“子氏卒”。但隐公当时正为鲁君，声子是其生母，如此对待声子，或者有伤隐公之心。据襄二十六年《传》，当时习惯有“君夫人氏”之称，此不便明言“夫人”，故省“夫人”两字，改称之曰“君氏”，故曰“为公故，曰君氏”。国君曰君，君夫人曰小君，“君氏”者，犹言“小君氏”，“氏”亦犹“母氏”“舅氏”之义例。
关于“氏”，我在别处有详细些的讨论，如有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氏-上》、《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氏-中》以及《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氏-下》。
《隐五年经》：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p 0040）（01050004））（001）
《隐五年传》：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萬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p 0046）（01050701））（001）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两年，我们隐公五年（公元前七一八年，周桓王二年，宋殇公二年，卫宣公元年，齐僖公十三年，郑庄公二十六年），九月，为惠公夫人、桓公母亲仲子的庙落成举行祭礼，准备呈献萬舞，我们的“公”（鲁隐公）向众仲询问该采用多少羽数（多大规模），众仲告诉他：“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天子应该用八羽，诸侯应该用六羽，大夫应该用四羽，士应该用二羽。舞，是要控制八音从而表现八风的，所以从八开始往下减。）”。
我们的“公”采纳了他的主张，于是在我们的祭礼上首次进献六羽，首次采用六佾的规格。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考仲子之宫”曰：
古时宗庙宫室或重要器物初成，必举行祭礼，或名曰考，此“考仲子之宫”及《诗?斯干?序》所云“宣王考室”是也。或名曰落，昭四年《传》“叔孙为孟钟，饗大夫以落之”是也。或名曰成，《礼记?檀弓》“晋-献文子成室”是也。或名曰衅，定四年《传》“祓社衅鼓”是也。考与衅对文则异。《礼记?杂记下》云：“成庙则衅之，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郑玄《注》云：“考之者，设盛食以落之尔。”但仲子之宫亦是宗庙，非生人居室，故知此考即衅。衅宗庙之礼详见《礼记?杂记下》。《春秋?经》例，周公之庙称大庙，群公之庙不称庙而称宫。故此仲子之宫，即仲子之庙。《左传》文例不如此，周公太庙亦或称宫，群公之宫亦或称庙。仲子，惠公夫人，桓公之母。隐公本代桓公执政，实奉桓公为君，故为桓公尊异其母，为别立一庙。
杨伯峻先生注“初献六羽”曰：
此与考仲子之宫虽相关，而是两事。考仲子之宫是为庙成而举行落成之祭，所祭为门、户、井、灶、中霤之神。考宫之礼不用乐舞，故知初献六羽与上句不相蒙。初献六羽者，仲子神主入庙，献六羽乐舞也。六羽即六佾。古代乐舞，以八人为一列，谓之一佾。舞时，文舞执翟，《诗?邶风?简兮》“右手秉翟”是也。翟是雉（野鸡）羽，树之于竿，执之而舞，故亦称为羽。古礼制，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鲁公为诸侯，但据《礼记?祭统》与《明堂位》，成王、康王命鲁公世世祭祀周公，特用天子之礼乐，因而相沿用八佾。而今独于祭仲子时，改用六佾，故云初献六羽。知他处仍用八佾者，昭二十五年《公羊传》述子家驹之言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论语?八佾篇》亦谓“季氏八佾舞于庭”，必鲁不废八佾，季氏始得而亦用八佾。俞樾《湖楼笔谈》谓初献六羽为始供雁、鹑、鷃、雉、鸠、鸽等六禽，曲说不可从。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考仲子之宫，将萬焉”曰：
萬，舞名，包括文舞与武舞。文舞执籥与翟，故亦名籥舞、羽舞，《诗?邶风?简兮》所谓“公庭萬舞，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者是也；武舞执干与戚，故亦名干舞，庄二十八年《传》，“为馆于其宫侧而振萬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者是也。萬舞亦用于宗庙之祭祀，《诗?商颂?那》“萬舞有奕”，用之于祀成汤也；《鲁颂?閟宫》“笾豆大房，萬舞洋洋”，用之于祀周公也；此则用之于祭祀仲子，盖考宫之后而后（？）拟用之。考宫，将萬为二事，详《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公问羽数于众仲”曰：
羽数，执羽之人数。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曰：
襄公十一年?传?“郑人赂晋以女乐二八”，“二八”即二佾。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八、六、四、二皆指佾数。佾，列也，每佾八人。所谓“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者也。故《白虎通?礼乐篇》云：“八佾者何谓也？佾，列也，以八人为行列。”《楚辞?招魂》“二八接舞”，王逸《注》云：“二八，二列也。”《国语》“女乐二八”，韦昭《注》亦云：“八人为佾，备八音也。”杜《注》谓“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误。俞樾《茶香室经说》谓“用八直是八人，用六直是六人，大夫四直是四人，士二直是二人”，尤为曲说，不可从。
杨伯峻先生注“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曰：
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同材料所制乐器之音。《周礼?大师职?注》云：“金，钟镈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鞉也；丝，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箫也。”八风，八方之风也。《吕氏春秋?有始览》：“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八风之名，亦见《淮南子?地形训》与《史记?律书》，大同小异。此谓舞所以随乐，乐则节以八音之器，而播八方之风者也。
杨伯峻先生注“故自八以下”曰：
此谓唯天子得用八佾，诸侯以下宜等而下之。
《隐元年经》：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p 0008）（01010005））（001）
《隐元年传》：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p 0018）（01010801））（001）
《隐四年经》：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p 0034）（01040003））（001）
《隐四年传》：
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p 0036）（01040201））（005、001）
《隐八年经》：
辛亥，宿男卒。（（p 0057）（01080004））（001）
我的粗译：
当初，惠公晚年时，曾在“黄”那里打败宋军，我们现在这位“公”（鲁隐公）即位后，马上寻求与宋国讲和。就在我们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宋穆公七年，卫桓公十三年），九月，我们和宋人在“宿”那里举行了盟誓，这是“公”即位以来首次与宋国的接触。
后来，到我们的隐公四年（公元前七一九年，周桓王元年，宋殇公元年，卫桓公十六年），我们“公”（鲁隐公）与宋公（宋殇公）又约定会面，准备重申宿之盟。但还没等到期，卫国来人通报他们发生动乱。于是“公”与宋公提前在“清”那里见面。
一些补充：
据上面那条《春秋经》，鲁-宋盟誓七年后，公元前七一五年（鲁隐公八年，周桓王五年），六月辛亥那天（杨注：辛亥，十四日。），盟会之地“宿”那里的国君“宿男”去世了。
杨伯峻先生注“始通也”曰：
隐公立，始与宋通好也。
杨伯峻先生注“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曰：
公，鲁隐公。宋公，宋殇公。《谷梁》八年《传》云：“不期遇会曰遇。”《曲礼下》云：“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杜预此注云：“遇者，草次（草次即造次，犹言仓卒）之期，二国各简其礼，若道路相逢遇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宿”（杨注：此谓鲁及宋人盟于宿。“及”上省“鲁”字。与盟者姓名未书。春秋初期，外大夫盟会侵伐，皆不书名。庄公二十二年《经》云“及齐-高傒盟于防”，此盟会外卿书名之始；文公八年《经》云“公子遂会晋（大夫）?赵盾盟于衡雍”，此盟会内外大夫书名之始。旧说谓若是命卿，则书名于《经》，否则书人。则岂庄公、文公以前代表列国参予盟会侵伐者，皆无一是命卿邪？恐未必然。宿，国名，风姓，地在今山东省-东平县稍东南二十里。与庄公十年“宋人迁宿”之“宿”为两地。此“宿”（庄公十年“宋人迁宿”，详彼《注》。）其后为齐邑，定十年《传》“驷赤先如宿”可证。#宿，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约二十里之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6.43，北纬35.92（东平县-宿城村及西）。
“黄”（杨注：黄，宋国之邑，故城当在今河南省-民权县东（西？）十五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98，北纬34.75（奉外黄故城遗址，或即“戴”）。
“清”（杨注：清，地名，据杜《注》是卫邑，当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南约三十里之地。#据《水经?济水注》，清在今长清县东，高士奇《地名考略》江永《考实》皆主此说。沈钦韩《地名考略》引《山东通志》，谓在今东阿县，大清河西。以下文季孙谓冉求语推之，沈说较合理。），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2，北纬36.2（今黄河时济水北岸）。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隐四年经》：
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p 0035）（01040005））（001）
《隐四年传》：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p 0037）（01040401））（009、001）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各家诸侯再次进攻郑国。宋公（宋殇公）又派人来请求我们出兵助战，我们的“公”拒绝了。但我们的卿羽父（翚，公子翚）提出由他率兵前往，“公”没答应。他反复要求，还是去了。所以《春秋经》上写“翚帅师”而没带上尊称称此人为“公子翚”，就是鄙弃这样的行为。
各家诸侯的部队打败郑国的徒兵，抢收了他们的谷子然后收兵。
一些补充：
这里在《春秋经》中开列了各家诸侯的名称，《左传》中就没有再罗列。
杨伯峻先生注“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曰：
翚，鲁大夫公子翚，字羽父。其不称公子者，史原有徒名之例，此与前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庄三年“溺会齐师伐卫”例同。说见毛奇龄《春秋传》。《汇纂》曰：“此大夫会伐之始。”
杨伯峻先生注“宋公使来乞师”曰：
考之《春秋经》，他国来鲁乞师，除晋国外，皆不书，故此宋来乞师，不见于《春秋》。
杨伯峻先生注此处（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云：
疾之者，恶其不听公命也。
杨伯峻先生注“诸侯之师败郑徒兵”曰：
古皆车战，此言仅败其徒兵，足见郑虽败，未受大创。说本沈钦韩《补注》。古者谓战器为兵，战必令人执兵，执兵之人亦曰兵。徒兵即步卒，在车下作战者。亦曰徒，如《诗?鲁颂?閟宫》“公徒三万”。禹鼎铭“遣禹率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则徒兵西周已有之。
杨伯峻先生注“取其禾而还”曰：
禾见三年《传》“取成周之禾”《注》。
杨伯峻先生注《隐三年传》“取成周之禾”云：
禾有两义，一为百谷之通名，一为稷类谷物之专名，此盖第二义。《诗?兔爰?疏》引此作“取成周之粟”，盖孔颖达以粟解禾，非所据本不同。粟亦有两义，凡谷实皆可曰“粟”，通名也。稷实曰“粟”，今曰“小米”，专名也。（（p 0026）（01030301））（010）
“陈”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8，北纬33.73（淮阳县城）。
“蔡”——“上蔡”推测位置为：东经114.25，北纬33.25（上蔡西南卢岗乡-翟村东二郎台周围。蔡国故城遗址，长方形城，东2490，西3187，南2700，北2113。西周至昭十三年（前529），蔡；昭十四年（前528）至战国，楚。昭十一年蔡灭，昭十三年复封于新蔡，哀元年因楚围请迁，哀二年迁于下蔡——州来）。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下面是诸侯复伐郑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隐六年经》：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p 0048）（01060002））（001）
《隐六年传》：
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p 0049）（01060301））（001）
《隐七年经》：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p 0053）（01070004））（001）
《隐七年传》：
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p 0054）（01070301））（001）
我的粗译：
三年后，到我们隐公七年（公元前七一六年，周桓王四年，齐僖公十五年，宋殇公四年，卫宣公三年），我们的“公”又和齐侯（齐僖公）在“艾”那里会面，夏五月辛酉那天（杨注：辛酉，十二日。），两人举行了盟誓。这是长期以来我们首次和齐国达成和约。
随后，齐侯又派他亲弟弟夷仲年来访问，重申了艾之盟的盟约。
一些补充：
杜《注》“始平于齐也”云：“春秋前，鲁与齐不平，今乃弃恶结好，故言始平于齐。”
杨伯峻先生注“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曰：
《春秋》所谓弟，皆同母弟。庄八年《传》云，“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本《传》亦云夷仲年，即是此人。凡天子于诸侯，诸侯于诸侯，使其卿大夫相访问，皆曰聘。《说文》云：“聘，访也。”隐公九年及宣公十年《谷梁传》并云：“聘，问也。”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云：“书诸侯来聘三十一，齐五，晋十一，宋、卫各四，陈、郑、秦、吴各一，楚三。”
杨伯峻先生注“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曰：
艾盟在六年。《经》书年而《传》曰夷仲年，年是其名，《经》只书其名而已；仲盖其排行，夷盖其谥，《传》则用其全称。《广雅》云：“结，续也。”《战国策?秦策?注》云：“结，固也。”于艾之盟续而固之，故曰结艾之盟。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艾”——“艾陵”（杨注：艾，疑地在齐、鲁之间，当在今山东省-新泰县西北（当为东北）约五十里。#艾陵，据江永《考实》，在今山东-泰安县南六十里；据沈钦韩《地名补注》引《山东通志》，即艾邑，在莱芜县东境，此说较确。），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96，北纬36.11（沂源县-徐家庄乡，上土城与下土城之间）。
《隐七年经》：
夏，城中丘。（（p 0052）（01070003））（001）
《隐七年传》：
夏，城中丘。书，不时也。（（p 0054）（01070201））（001）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我们加筑了“中丘”的城墙，《春秋经》记录此事，是因为这不合节令。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书，不时也”曰：
不时者，谓既非国防之所急，而又妨害农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中丘”——“邓”（杨注：中丘古城，当在今山东省-临沂县东北。#邓，鲁地。九年为防之会，郑伯未与，故重为此盟会。《经》仅书会而未书盟，杜《注》以为鲁公还国告祖庙时，告会而不告盟；刘师培《春秋左氏传答问》以为“盟邓之役《传》文为师期，下言羽父先会齐、郑，则出师之期不与盟符，《经》为内讳，故不书盟”，皆是臆测。《春秋》全《经》盟会异地而并书者，仅襄公二十五年夏会于夷仪，秋同盟于重丘一次。此是大会，且会在夏而盟在秋，相距两三月，其间又有郑师入陈一事，故不能不分别书之。其余则或以盟包会，如八年会于温盟于瓦屋，《经》只书盟；或以会包盟，如此《经》只书会于中丘，未必有深意。），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44，北纬35.20；或东经118.48，北纬35.35，我倾向后者（葛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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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九年传》：
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绝宋使。（（p 0065）（01090301））（009、001）
《隐九年经》：
冬，公会齐侯于防。（（p 0063）（01090006））（001）
《隐九年传》：
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p 0065）（01090501））（001）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隐公九年（公元前七一四年，周桓王六年，郑庄公三十年，齐僖公十七年，宋殇公六年），宋公（宋殇公）未能按时朝见天王，郑伯（郑庄公）此时正担任“王”的左卿士，就以“王”的名义前去问罪，进攻宋国。宋国却因为记恨我们“公”在“入郛之役”时不肯救援，这回就没通报我们。我们的“公”一生气，断绝了与宋国的特使往来。
这年冬天，我们“公”与齐侯在“防”会面，策划进攻宋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宋公不王”曰：
诸侯见于天子曰王。宋公不王，犹言宋公不朝。杜《注》谓不供王职，误。说详王引之《经义述闻》。然春秋之世，朝王者极少。以鲁而论，十二公二百四十余年，据《春秋》所载，惟僖公因晋文之霸，两朝王所；成公因伐秦之役，一至京师；隐、桓二十九年间，王使来者不绝，而两公未尝一朝王。则郑伯以宋之不王而讨宋者，亦犹齐桓伐楚，责其包茅不入，皆借辞而已。
杨伯峻先生注“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曰：
入郛之役在五年。公曾于七年为宋伐邾，欲以悦宋，而宋犹不释然，故虽见伐，而不来告。
杨伯峻先生注“公怒，绝宋使”曰：
绝宋使者，探后言之，谓此后隐公与宋殇公不复有使者来往。
杨伯峻先生注“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曰：
郑伯未与会者，或以其国有北戎之役故。是以十年又有中丘之会。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防”——“祊”（杨注：“祊”，音崩，《公羊》、《谷梁》及《汉书?五行志》引俱作“邴”。方与丙，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从方之祊与从丙之邴，可得通假。祊，郑祀泰山之邑，当今山东省-费县东约三十七里处。余详《传?注》。#郑桓公为周宣王母弟，因赐之以祊，使于天子祭泰山时，为助祭汤沐之邑。#“防”，《公羊》作“邴”，从方声之字与从丙声之字，古音多同（方、丙二字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防、邴得通假。鲁有二防，此时西防尚未为鲁所有，故知此是东防，当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北四十余里。世为臧氏食邑。石韫玉《读左卮言》谓“防”字或“祊”字之讹，祊为郑邑而新归于鲁，此时郑告伐宋，鲁会齐而谋之于祊也。姑录之以备参考。#鲁师自阳关出动迎接臧纥，至于旅松不进。阳关在今泰安县偏东而南约六十里，旅松则距防不远。），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18，北纬35.28（方城镇）。
《隐九年经》：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庚辰，大雨雪。（（p 0063）（01090002））（001）
《隐九年传》：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书，时失也。（（p 0064）（01090101））（001）
《隐九年传》：
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p 0064）（01090102））（001）
《隐九年经》：
挟卒。（（p 0063）（01090003））（001）
《隐九年经》：
夏，城郎。（（p 0063）（01090004））（001）
《隐九年传》：
夏，城郎。书，不时也。（（p 0065）（01090201））（001）
我的粗译：
还在这一年，从春王三月癸酉那天（杨注：癸酉，十日。）开始，我们这里连着下了好多天大雨，打雷闪电。《春秋经》写上此事，是记录本年第一次下雨的时间。到庚辰那天（杨注：庚辰，十七日。），又下了大雪。《春秋经》上写此事的原因是相同的。不过，《春秋经》记录这些事也都是因为与节令不合。
凡是下雨，达到三天的，《春秋经》中就称为“霖”，而平地积雪达到一尺，《春秋经》中就称为“大雪”。
这年夏天，我们加筑了“郎”的城墙。《春秋经》写上此事，也是因为这与节令不合。
一些补充：
《年表》于“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处云：“隐公九年三月，大雨，震电。”
杨伯峻先生注“庚辰，大雨雪”曰：
雨为动词，即下雪，《传》文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大雨霖以震”曰：
“大雨霖以震”为句。以，连词，与也。《商书?金縢》“天大雷電（电）以风”，与此句法同。臧琳《经义杂记》谓“大雨霖”为句，“以震书始也”为句，误。书始也者，依杜《注》义，谓癸酉日为开始霖雨之日。霖雨为久雨，当不止一日。《经》作“大雨震电”，《传》作“大雨霖以震”，文异而义同，所谓错综成辞。杜《注》、孔《疏》必谓《经》文脱“霖以”二字，“电”字乃后人妄加，考之《公》、《谷》与《汉书?五行志》，知《经》文本作“大雨震电”，并无误。说本臧琳《经义杂记》与洪颐煊《读书丛录》。
杨伯峻先生注“书，时失也”曰：
意谓《经》文所以书此者，当时误以王三月为夏正正月，不当有雷电；既有雷电，则不当有大雪。乃雷电之后八日复有大雪，皆节候不得其正，故言时失。《汉书?五行志》云“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既已发也，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故谓之异”，可以为证。
杨伯峻先生注“挟卒”曰：
无《传》。《公》、《谷》“挟”皆作“侠”，挟、侠字得通用。挟为鲁大夫之名。不书氏族者，杜《注》以为未赐族。元-齐履谦《春秋诸国统纪》云：“鲁卿之嗣不见于《经》者三人，然益师之后，《传》有众仲；无骇之后，《传》有展禽、展嘉、展瑕、展叔、展王父；惟挟之后无见。”至章炳麟《春秋左传读》以庄公二十四年之御孙当挟之后，则纯是臆测之辞。《谷梁传》云：“侠者，所侠也。”孔《疏》转引汉?尹更始说，谓“所者，侠之氏”，但《春秋》无所氏，说未必可信。
桥按：或者《左传》作者认为上面之“大雨，震电”乃“挟卒”之兆，而“挟卒”带来卿位空缺，也使有资格担任首席执政的人又少一个，“公子翚”因而野心膨胀，开始觊觎首席执政之位。
杨伯峻先生注“书，不时也”曰：
此年建丑，周正之夏，当夏正之春，正农忙季节，若非急难，不宜大兴土功，故云不时。
“郎”（杨注：元年春，费伯已城郎，而今年又城郎，盖鲁有两郎。费伯城者为旧鱼台县治东北八十里之郎，去鲁（曲阜）约二百里，为远。此年城者，盖鲁（曲阜）近郊之邑。说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又互详庄三十一年《经?注》。#鲁有两郎，一为隐元年“费伯帅师城郎”之郎，离曲阜约二百里。一为鲁近郊之郎，隐九年“夏城郎”，即此郎。《公羊传》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则三国之师已至曲阜近郊。#《檀弓下》亦载此事，云“战于郎”，郎当是鲁郊地名，但公为属右师，战场必不与左师同。），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5，北纬35.0（鱼台县-前-后-郁郎村周围）。
《隐十一年经》：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p 0071）（01110004））（001）
《隐十一年传》：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p 0079）（01110801））（014、001）
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钟巫，齊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p 0079）（01110802））（014、001）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两年，我们隐公的十一年（公元前七一二年，周桓王八年，郑庄公三十二年），羽父（翚，公子翚）向我们“公”（鲁隐公）提议杀掉桓公，换取自己当“大宰”。“公”告诉他：“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我现在占着这个位子，是因为他还年轻，我很快就会把君位传给他了。我已经让人去整治“菟裘”那个地方，准备去那里养老。）”。
羽父一听这话，害怕了，于是反过来去向桓公说现在这位“公”（鲁隐公）的坏话，提议把现在这位“公”弑杀掉。
前些年，现在这位“公”还是公子时，曾与郑人在“狐壤”作战，被人家抓住。郑人把他关在尹家。我们收买了尹家的人，向他们家的主神钟巫献祭求告，这样，公子（后来成为鲁隐公）就带着尹家族长逃了回来。此后，我们这里也立了他们家的那个主神。
到这年十一月，现在这位“公”要向那位主神钟巫献祭，先在“社圃”那里斋戒，于是住到了寪家。壬辰那天（杨注：壬辰，十五日。），羽父指使贼人在寪家弑杀了我们的“公”，拥立桓公，反过来追究寪家的责任，有人为此而死。
《春秋经》上没记录我们“公”的葬礼，是因为没按“公”的规格治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曰：
鲁公被杀而死者三，隐公、桓公、闵公。而桓公被杀于齐人，唯隐、闵被杀于国内。桓公之死，书公薨于齐，又书葬；而隐、闵二公只书“公薨”，不言薨于何处，亦不书葬。
杨伯峻先生注“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曰：
大同太，大宰亦作太宰。大宰之名见于诸经传记者，以侯国言之，其义有二。一为一般官职名，一为冢宰、执政、卿相之义。以《左传》考之，宋之大宰其位实在卿相下，华父督以大宰杀殇公而相庄公可证。然《韩非子?说林下》云“宋大宰贵而主断”，考以《内储说上》“叔孙相鲁，贵而主断”之文，则大宰又指卿相言，则是第二义。郑之大宰石 为良霄之副手使于楚，见襄十一年《传》，则职位不高。然晋-赵武又称郑执政子皮为冢宰，见昭元年《传》，则为后一义。楚以令尹执政，然其下有大宰子商、大宰伯州犁。然蔿敖为令尹，晋-随会称之为宰，见宣十二年《传》。宰即大宰，则大宰又为执政之通称。鲁本无大宰之官，此云将以求大宰者，谓欲以杀桓公求为执政之卿。故《十二诸侯年表》述此事云：“大夫翚请杀桓公，求为相。”《鲁世家》亦云：“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皆以相释大宰，得其义矣。
杨伯峻先生注“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曰：
为其少故也，史文有省略。《史记?鲁世家》所述较全。授之，谓授之以君位。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
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于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十一月，隐公祭钟巫，齊于社圃，馆于蒍氏。挥使人杀隐公于蒍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
杨伯峻先生注“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曰：
营，读如《诗?大雅?灵台》“经之营之”之营，亦即营造之营，犹今言建筑。菟音徒。《史记?秦本纪》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菟裘氏。”《潜夫论?志氏姓》亦云：“钟离、运掩、菟裘，皆嬴姓也。”则菟裘古为嬴姓之国，其后土地并于鲁。梁履绳《左通补释》引张云璈之言云：“山东省-泰安县东南九十里近梁父有菟裘城。”老谓终老。
杨伯峻先生注“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曰：
谮，音怎，去声，以言语毁人也。
杨伯峻先生注“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曰：
钟巫，神名，尹氏之家立以为祭主。说详焦循《左传补疏》。
杨伯峻先生注“公祭钟巫，齊于社圃”曰：
公祭钟巫，公将祭钟巫也。古人有时省略将字。齊同齋（斋）。古人祭祀前，先齋戒。社圃，园名。
杨伯峻先生注“馆于寪氏”曰：
馆，住宿也。寪音委。寪氏，鲁大夫。
杨伯峻先生注“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曰：
陈澧《东塾读书记》云：“云讨寪氏有死者，言其冤也。”寪氏不书名，顾炎武云：“言非有名位之人。”
于“不书葬，不成丧也”处陈澧又云：“言桓不以人君之礼葬隐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菟裘”（杨注：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菟裘氏。”《潜夫论?志氏姓》亦云：“钟离、运掩、菟裘，皆嬴姓也。”则菟裘古为嬴姓之国，其后土地并于鲁。梁履绳《左通补释》引张云璈之言云：“山东省-泰安县东南九十里近梁父有菟裘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7.31，北纬35.87（新泰市-楼德镇）。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狐壤”（杨注：狐壤，郑国地名，当在今河南省-许昌市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9，北纬34.2（许昌市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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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隐公这个摄政的差事不好干，最终还是为此丧命，可惜了。要是以篡位为目的，反而容易了。当然，鲁隐公不是这种人，只是不由自主被卷了进来。于是非其人而在其位，悲剧难免，欲“隐”而不能。
《隐元年传》：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p 0010）（01010301））（001、003）
《隐二年经》：
无骇帅师入极。（（p 0020）（01020003））（003）
《隐二年传》：
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p 0022）（01020301））（003）
我的粗译：
我们的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夏四月，费伯（费庈父）率部队加筑了“郎”的城墙。《春秋经》上没写此事，是因为这个行动并不是奉我们“公”（鲁隐公）命令进行的。
下一年，司空无骇（无骇）率兵攻入极国，之前，我们已经由费庈父（费伯）领兵打败了他们的部队。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不书，非公命也”曰：
《经》不书，《传》记此事者，由于城郎意出费伯本人，非奉隐公命。
杨伯峻先生注“无骇帅师入极”曰：
无骇，鲁国之卿，公子展之孙，展禽（柳下惠）父。
杨伯峻先生注“司空无骇入极”曰：
鲁有司空之官，为卿，昭四年《传》“孟孙为司空以书勋”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费庈父胜之”曰：
庈音琴，父音甫。文十五年《传》云：“凡胜国曰灭之”，则灭国亦可曰“胜”。说本俞樾《茶香室经说》。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费”——“比蒲”——“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5，北纬34.9（鱼台县西南，“比蒲”与“毗”或亦在此处）。
“郎”（杨注：费庈父即元年《传》“费伯帅师城郎”之费伯。王厚之《钟鼎款识》有????[广/金]父鼎，阮元引吴侃叔云：“????[广/金]父即庈父。”据《读史方舆纪要》废鱼台县西南有费亭，费与极均在今金乡县南而稍东，郎与极亦在废鱼台县附近。无骇入极，费庈父因城郎而灭极，胜极即灭极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3，北纬35.13（鱼台县-旧城里村西）。
“极”（杨注：极，鲁附庸国。当在今山东省-金乡县南而稍东三十五里。考极以后不再见，可能自此后遂为鲁所有。金文无极氏，有遽氏，其人有遽父己、遽白还、遽中、遽叔买等。吴其昌《金文氏族谱》以为即此极氏。#据《读史方舆纪要》废鱼台县西南有费亭，费与极均在今金乡县南而稍东，郎与极亦在废鱼台县附近。无骇入极，费庈父因城郎而灭极，胜极即灭极也。文十五年《传》云：“凡胜国曰灭之”，则灭国亦可曰“胜”。说本俞樾《茶香室经说》。），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4，北纬34.9（金乡县南而稍东）。
《隐八年经》：
螟。（（p 0057）（01080008））（003）
冬十有二月，无骇卒。（（p 0057）（01080009））（003）
《隐八年传》：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p 0060）（01080901））（003）
我的粗译：
六年后，我们隐公八年（公元前七一五年，周桓王五年），冬十有二月，无骇（司空无骇）去世了。羽父（公子翚）向我们“公”请求赐予无骇谥号和族号，于是我们“公”向卿众仲咨询如何确定族号，众仲告诉他：“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天子封立有“德”之人，建立独立的家族，会根据他们出生的族群赐给他们“姓”，还会赐给他们田地，为他的家族命名。那些诸侯以字为谥，就会用这个“字”为他后裔的族群命名。那些职官累世建功，就会有职官的家族。城邑也类似。）”。
于是我们的“公”指示以无骇的“字”给他家族赐以“展”这个“氏”。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螟”曰：
无《传》。成災，故书。
桥案：也许这条只有一个字的《春秋经》被《左传》作者当成了“无骇卒”的预兆。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有二月，无骇卒”曰：
杜?注?云：“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卒而后赐族，故不书氏。”“无骇”，《谷梁》作“无侅”，骇、侅同从亥声，得通假。
杨伯峻先生注“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曰：
谥，死后依其人之行事而赐名。此礼盖起于宗周-共王、懿王诸王之后（据王国维《遹敦跋》所作结论）。族与姓氏之氏同义。毛奇龄《经问》云：“氏与族原无分别。襄仲以‘仲’为氏，以‘东门’为族，而《春秋》呼襄仲之子为东门氏，则族亦称氏。晋-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夫叔向以‘叔’为族，以‘羊舌’为氏，今并‘羊舌’而族之，则氏亦称族。无骇已是公孙之子，生前未尝赐氏，故于其死，羽父为之请氏。”顾炎武《日知录》云：“春秋-隐、桓之时，卿大夫赐氏者尚少，故无骇卒而羽父为之请族。庄、闵以下，其时无不赐氏者矣。”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建德”曰：
据杜《注》，建德者，建立有德之人而以为诸侯也。
杨伯峻先生注“因生以赐姓”曰：
因生以赐姓，前人异说颇多。依王充《论衡?诘术篇》，譬如夏禹祖先因其母吞薏苡而生，故夏姓苡（《史记》作姒）；商朝祖先契，其母为简狄，吞燕子（卵）而生契，故商姓子；周朝祖先弃，其母曰姜原，践踏大人脚迹，怀孕以生弃，故周姓姬。此谓因其祖先所由孕而得姓。依杜《注》、孔《疏》及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譬如舜生于妫汭，其后胡公满有德，周朝故赐姓曰妫；姜之得姓，居于姜水故也。此谓因其祖所生之地而得姓。此又一说。于鬯《香草校书》则以生读为性，性即德也。因生以赐姓，即以其德行而赐之姓。此又一说。上古姓氏起源具体情况已难推断，不但以上各种解释皆属臆测，即众仲天子赐姓之说亦是据当时传说与典礼而为之辞，恐亦未必合于太古情况。
杨伯峻先生注“胙之土而命之氏”曰：
《国语?齐语》韦《注》云：“胙，赐也。”《韵会》云：“建置社稷曰胙。”依杜《注》意，此谓天子封诸侯，既因其所由以赐之姓，又封以土地而命之氏。如周封舜后于陈，赐姓曰妫，命氏曰陈。《国语?周语下》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祚）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可与此文互相印证。刘师培《左盦集》卷二有《释氏》，可参看。
杨伯峻先生注“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曰：
诸侯以字为谥，六字为句，郑玄如此读。杜预读“诸侯以字”为句，非。详阮元《校勘记》。此谓诸侯于大夫，以其字为其谥。而其后人因之以为族姓。以字为族者，多用于公族。当时之制，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可再称公孙，乃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郑公子去疾，郑穆公之子，字子良，其子为公孙辄，其孙良霄即以良为氏，良霄之子为良止是也。又有以父之字为族者，如卫之子叔、公孟，宋之石氏是也。谥法之起，既在周-共王、懿王之后，最初惟天子诸侯有之，卿大夫尚无用此典礼者。至东周以后，卿大夫始渐有之。崔述尝考之《春秋传》，晋自文公以前，惟栾共叔有谥，狐偃、先轸有佐霸之功，而谥皆无闻。至襄公世，赵衰、栾枝始有谥，而先且居、胥臣之属仍以字称。成、景以后，卿始以谥为常；先縠、三郤以罪诛，乃无谥。降于平、顷，则虽栾盈之以作乱死，荀寅、士吉射之失位出奔，而无不谥矣。鲁国大夫有谥者，较他国为独多，然桓、庄以前，卿尚多无谥者。昭、定之间，则荣驾鵞、南宫说、子服公父之伦，下大夫无不谥者。郑国大夫初皆无谥，至春秋之末，子思、子賸亦有谥。惟宋国大夫始终无谥。据此，春秋初年（此时），大夫并无赐名之谥，故众仲云以字为谥。古人多不知此义。张文檒《螺江日记》虽知此义，而论证不明，故略言之。于鬯不解此义，谓“以字为谥”之“为”当读“与”，果如此，“诸侯以字与谥因以为族”，句不可通矣。顾炎武《杜解补正》据陆粲《左传附注》，谓郑玄驳《五经异义》引此《传》文作“诸侯以字为氏”，因谓“今作谥者，传写误也”。朱熹以至石韫玉《读左卮言》，张聪咸《左传杜解辨证》悉主此说。但以字为氏，因以为族，两句不嫌重复乎？故不取。
桥案：
我感觉此处之“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所言，乃春秋时期一种特殊的“族”，即以某一位诸侯的谥号（或死后之名号）命名的“族”，这样的“族”所包含的是这位诸侯除继位国君及其子孙之外其他的子孙，下面是些例子：
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庄十二年传》（p 0191）（03120102））（031）
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庄二十三年传》（p 0225）（03230201））（036）
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僖五年传》（p 0307）（05050801））（032）
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文七年传》（p 0556）（06070302））（047）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卬，皆昭公之党也。（《文八年传》（p 0567）（06080601））（047）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十二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遂出武、穆之族。（《文十八年传》（p 0643）（06180801））（047）
宋文公即位三年，杀母弟须及昭公子，武氏之谋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尽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师伐宋。秋，宋师围曹，报武氏之乱也。（《宣三年传》（p 0672）（07030501））（047）
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鱼石将止华元。鱼府曰：“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鱼石曰：“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不敢。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右师讨，犹有戌在。桓氏虽亡，必偏。”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请讨，许之，乃反。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书曰“宋杀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成十五年传》（p 0874）（08150402））（073）
单献公弃亲用羁。冬十月辛酉，襄、顷之族杀献公而立成公。（《昭七年传》（p 1296）（10071301））（114）
甘简公无子，立其弟过。过将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赂刘献公，丙申，杀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孙鰌。（《昭十二年传》（p 1334）（10120901））（125）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昭二十二年传》（p 1435）（10220501））（125）
及宋-平、元之族自萧奔郑，郑人为之城嵒、戈、鍚。九月，宋-向巢伐郑，取鍚，杀元公之孙，遂围嵒。（《哀十二年传》（p 1673）（12120601））（139）
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 （《宣四年传》（p 0679）（07040301））（060）。
子越又恶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宣四年传》（p 0680）（07040302））（060）。
是必灭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文九年传》（p 0573）（06090901））（060）。
右师将不利戴氏。（《定九年传》（p 1571）（11090101））（133）。
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卫庄公复之，使处巢，死焉。（《哀十一年传》（p 1665）（12110601））（134）。
司马请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臣之罪大，尽灭桓氏可也。（《哀十四年传》（p 1686）（12140401））（139）。
麇将纳桓氏。（《哀十七年传》（p 1712）（12170701））（139）。
戴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戴氏、皇氏欲伐公，乐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则甚焉。”（《哀二十六年传》（p 1731）（12260204））（139）。
諸侯之從者，叛者半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楚語上》4）
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楚語下》3）
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晰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楚語下》9）
以上这些“族”——“氏”与普通的“氏”族并不是一回事，他们没有独立的宗族系统，也就不会传承下去（“族”中另外建立了独立“氏”族的人不算），而会“五世而斩”。但在没“斩”之前，他们是公族的一部分，构成诸侯的直属武力，当然也会“聚族而居”。因此这些“族”的所谓“族”只是从“聚族而居”这一含义来的。
另外，既云“诸侯以字为谥”，则可能反映当时有些“诸侯”的“谥”也许生前就有，是他平时的一种称呼，也就是“字”。
杨伯峻先生注“官有世功，则有官族”曰：
谓以先世有功之官名为族姓，如司马氏、司空氏、司徒氏，宋之司城氏，晋之士氏、中行氏之类。
杨伯峻先生注“邑亦如之”曰：
谓以先世所食之采邑以为族姓，如晋-韩氏、赵氏、魏氏之属。
杨伯峻先生注“公命以字为展氏”曰：
杜《注》云：“公孙之子以王父（祖父）字为氏，无骇，公子展之孙也，故为展氏。”杜云以王父字为氏，盖本《公羊传》之说。明-傅逊则以“展”为无骇本人之字（桥：以字为谥）。以文义观之，傅逊之说较可信。自杜《注》而后，孔《疏》、郑樵《氏族略》、《唐书?宰相世系表》，均从杜氏误说矣。
桥案：无骇虽为司空，但从《左传》中的记载看，似乎同时是鲁国的首席执政大臣，他一死，就因权位争夺引发了鲁国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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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左传》我体会作者主要是要借“无骇”事讲解“命氏”规则。
《隐五年经》：
五年春，公矢鱼于棠。（（p 0039）（01050001））（004）
《隐五年传》：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皁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p 0041）（01050101））（004）
我的粗译：
我们的隐公五年（公元前七一八年，周桓王二年），春天，“公”（鲁隐公）打算去“棠”那里看捕鱼人作业，“公”的叔父臧僖伯（公子彄）进谏说：“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皁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凡是和大事没关系、品质又不足以制造彝器的物品，主上都不该沾边。作为主上，是要用“轨”和“物”来规范“民”的。“轨”是指演练大事以展示规则，“物”是指选择合适的东西作为标识。如果“不轨”、“不物”，就叫做“乱政”。“乱政”多了，就会垮台。所以才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都是在农事空闲时演练大事。每三年要操练部队，回“国”时还得整队进入。回来以后则要举行饮至礼，清点兵员和军用物资。让“民”搞懂各种标志，分清各色人等，明确上下级关系，了解年龄的排序，就是要使他们知道服从。而且，如果鸟兽之肉不能用于献祭，如果那些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能制成彝器，我们的“公”都不会亲自射猎，这是古之制。至于那些山林、川泽产出的各种物产，制作一般器物的材料，该让下面的人去弄，让职能部门处理，不是主上该管的。）”。
“公”告诉他：“吾将略地焉。（我去那里是要巡视田地。）”，于是出发。到那里以后，就召集捕鱼者观看了一番。僖伯（公子彄）据说是生病，没跟着前往。
《春秋经》上写“公矢鱼于棠”，是因为这不合规矩，而且离我们鲁国的都城太远。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五年春，公矢鱼于棠”曰：
“矢”，《谷梁》作“观”，《公羊》（各本）或作“矢”，或作“观”。矢，陈也。孔《疏》云：“陈鱼者，兽猎之类，谓使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观其取鱼以为戏乐（，非谓既取得鱼而陈列之也）。”朱熹《语类》、俞成《萤雪丛说》、邢凯《坦齐通编》、黄仲炎《春秋通说》、叶梦得《春秋考》、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上以及毛奇龄《简书刊误》、赵翼《陔余丛考》卷二据《传》“则公不射”之文，又据他书（古本有）射鱼之事，因谓矢鱼为射鱼，静簋云“射于大池”尤可（为确）证。但《传》文明云“陈鱼而观之”，则矢仍当训陈。周祖谟《问学集?审母古读考》亦谓“矢，古与陈声相近”。《传》云“则公不射”，只属上文“鸟兽之肉”而言，与矢鱼无关（，不得并为一谈）。《公羊》、《谷梁》“矢鱼”作“观鱼”。臧寿恭《左传古义》云：“陈鱼、观鱼事本相因，故《经》文虽异，而《传》说则同。”《史记?鲁世家》作“观渔于棠”，“鱼”作“渔”，盖以渔解鱼，鱼为动词。《诗?小雅?采绿》“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亦可见古（本）有观鱼（之）事。
杨伯峻先生注“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曰：
鱼者意即捕鱼者，与《孟子》“芻荛者”“雉兔者”语法相同。
杨伯峻先生注“臧僖伯谏曰”曰：
臧僖伯即公子彄（kōu），字子臧，本孝公之子，臧是其后代之姓氏。孔《疏》云：“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得祖诸侯，乃以王父之字为氏。计僖伯之孙始得以臧为氏，今于僖伯之上已加“臧”者，盖以僖伯是臧氏之祖，传家追言之也。”僖是其谥。
杨伯峻先生注“凡物不足以讲大事”曰：
讲谓讲习、简习。大事指祭祀与兵戎。
杨伯峻先生注“其材不足以备器用”曰：
此器用非一般之器用，独指用于大事之器用而言，观下文可知。
杨伯峻先生注“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曰：
此解释轨字。度轨量，度，动词，旧读入声，音铎，正也；轨量为其宾语。度轨量犹言揆正法度。
杨伯峻先生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曰：
此释物字。章，明也。物之本义为杂色牛（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物》及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释物》），引申之，凡杂色亦可曰物，此物采之物字即是其义。物采为同义连绵词，犹上文轨量为同义连绵词，故亦可倒言为“采物”，文六年《传》“分之采物”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不轨不物，谓之乱政”曰：
不轨谓举事不合礼制法度，不物谓不关大事器用之物采而君主浪用之，如庄公二十三年“丹桓公楹”。
杨伯峻先生注“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曰：
亟，去声，屡也。此谓乱政亟行为败亡之原因。所以，古为表原因之词，与今之用为表结果者不同。
杨伯峻先生注“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曰：
此春、夏、秋、冬皆是夏正。《左传》全书凡引古典标时而不揭月者，皆是夏正。蒐、苗、狝、狩皆田猎名，亦以之习武，因四时而异。《尔雅?释天》、《周礼?大司马》与《左传》同。《公羊》谓春苗、秋蒐、冬狩（夏不田，其意盖以为夏非农隙，一年之田猎惟三时行之。《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是也），《谷梁》谓春田、夏苗、秋蒐、冬狩，与此异。蒐音搜，狝音癣。
杨伯峻先生注“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曰：
农隙为农功空隙，即农闲之时。《周语》：“蒐于农隙，狝于既烝，狩于毕时。”农隙谓既耕之后；既烝之烝读如《论语?阳货》“新谷既升”之升，登场也，即已经收割之后；毕时，谓当时农务完毕之时。讲事，讲习武事，所谓教民战也。
杨伯峻先生注“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曰：
平年于四时小习武，三年又大演习。入谓入国都，演习在郊外，入国而后振旅。振，杜《注》云，整也。旅，众也。振旅意即整军。此习武之振旅。作战凯旋亦曰振旅，详僖二十八年《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归而饮至”曰：
桓公二年《传》：“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襄公十三年《传》：“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桓公十六年《经》：“公至自伐郑。”《传》：“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综合观之，凡国君出外，行时必告于宗庙，还时亦必告于宗庙。还时之告，于从者有（所）慰劳，谓之饮至。其有功劳者（且）书之于策，谓之策勋或书劳。
杨伯峻先生注“以数军实”曰：
数，计算也。军实之实与庭实、内实、官实诸实字同义。《左传》凡四用军实，或指士卒言，宣公十二年之“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及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军实”是也；或指囚俘言，僖公三十三年《传》“堕军实而长寇雠”是也。此军实则兼指其他俘获，依《周礼?天官?兽人》郑司农《注》引此文，亦以军实为俘获。（孙诒让?正义?云：“引之者，证田猎数所获禽，亦为数军实之事。”）
杨伯峻先生注“昭文章”曰：
昭，明也。文章犹言文彩，此指车服旌旗而言。
杨伯峻先生注“辨等列”曰：
辨，别也。等列，等级也。
杨伯峻先生注“顺少长”曰：
《尔雅?释天》：“出为治兵，尚威武也；入为振旅，反尊卑也。”孙炎《注》：“出则幼贱在前，贵勇力也；入则尊老在前，复常法也。”
杨伯峻先生注“习威仪也”曰：
以上就讲事而言，（正面言之。）以下就取材而言（，反面言之）。
杨伯峻先生注“鸟兽之肉不登于俎”曰：
俎，祭器，肉可以为俎实。
杨伯峻先生注“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曰：
有毛曰皮，去毛曰革；皮为茵鞬（茵，车中垫褥；鞬，皮制箭袋），革为甲胄。牙，壮齿也，所以为弭（弭，弓末也。《诗?采薇》云“象弭鱼服”，则是以象牙为弭）。骨所以饰弓两头，角所以为弓弩。毛，牦牛尾，所以注竿首；羽，鸟羽，所以为旌。不登于器，犹言不用于制成军国之重要器物。
杨伯峻先生注“则公不射”曰：
僖伯谓鸟兽固田猎所射，然若不用于祭祀与军备车服，即不用之于大事，则公不射。惠栋以祭祀射牲为说亦有据（，恐失之凿）。《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九之二云：“其射二牢叀伊。”则殷礼祭祀射牲。《楚语》亦云：“观射父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云云尤可证。但此仅谓国君一举一动，必与国家大事有关，（而非盘游戏乐，）而观鱼者乃戏乐之事。
杨伯峻先生注“若夫山林、川泽之实”曰：
山林、川泽之实，不仅指材木、樵薪、芡、鱼蟹之属，实包括一切不登于俎、不登于器而产于山川者。（山林川泽之产品，是贵族之专有物。）
杨伯峻先生注“器用之资”曰：
此器用是一般器用。
杨伯峻先生注“皁隶之事”曰：
皁隶，古之贱役。昭公七年《传》云：“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
杨伯峻先生于“非君所及也”之后注云：
《谷梁传》谓“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观之，非正也”，与此意相同。意谓至于山川产物，一般器用之物资，乃皁隶贱者之所为，有关官吏管守之事，而非君主所应涉及者。
杨伯峻先生注“吾将略地焉”曰：
巡行视察边境曰略。棠为鲁、宋两国交界之地，故隐公以略地为名。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棠”（杨注：棠，地名，今山东省-鱼台新县治西南有观鱼台址（云）。），推测位置为：东经116.57，北纬35.06（鱼台县-张黄镇-武台村西）。
《隐五年经》：
螟。（（p 0041）（01050006））（004）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kōu)卒。（（p 0041）（01050007））（004）
《隐五年传》：
冬十二月辛已，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p 0047）（01050901））（004）
我的粗译：
这年冬十二月辛已那天（杨注：辛巳，廿九日。），臧僖伯去世了，我们的“公”说：“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叔父对寡人的那些意见，寡人不敢忘记。）”，于是将他下葬的规格提高一等。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螟”曰：
无《传》。螟，蛾属，昆虫类鳞翅目，幼虫曰螟，棲稻之叶腋或茎中，蛀食稻茎之髓部，《尔雅?释虫》所谓“食苗心，螟”是也。螟害成災，故书。
桥案：也许本章《左传》作者认为这条《春秋经》是“公子彄卒”的预兆。
杨伯峻先生注“叔父有憾于寡人”曰：
臧僖伯为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于隐公为亲叔父。有憾于寡人者，谓谏往观鱼者而不从之。
杜《注》“葬之加一等”云：“加命服之等。”
杨伯峻先生注《桓二年传》“臧孙达（哀伯，臧僖伯之子）其有后于鲁乎！”云：
以鲁大夫言，臧氏享世禄为最久，哀二十四年犹有鲁（晋？）侯伐齐，乞灵于臧氏，臧石帅师会之，取廩丘之记载。（（p 0090））（02020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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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左传》的核心是“臧僖伯”（公子彄）“谏观鱼”的那段长篇大论。
《隐二年经》：
夏五月，莒人入向。（（p 0020）（01020002））（006）
《隐二年传》：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p 0022）（01020201））（006）
《隐四年经》：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p 0033）（01040001））（006）
我的粗译：
在我们的隐公二年（公元前七二一年，周平王五十年，杞武公三十年），莒子（莒国国君）从向国娶了老婆，但那位向姜在莒国呆不住，自己跑回向国。这年夏五月，莒人打进向国，又把姜氏（向姜）抢了回去。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曰：
入者，以兵深造其国邑之名。然有二义：有入而取其地者，有入而不取其地者。取其地，与灭同，闵二年“狄入卫”，哀八年春“宋公入曹”是也。不取其地，隐十年“宋人、卫人入郑”，桓二年“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与否。据《传》云云，是称兵夺妇而入其国邑，未尝取地，故《公》、《谷》亦曰“得而不居”。然僖二十六年公会莒兹 [不/十]公、宁庄子盟于向，宣四年鲁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向皆莒地，则又似灭其国而取其地。说本毛奇龄《春秋传》。
杨伯峻先生注“四年春王二月”曰：
冬至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己卯，此年实建丑，二月则建寅之月。
“莒人伐杞。取牟娄”杨伯峻先生虽云“无《传》。”，且云“外诸侯取邑，全部《春秋》唯此年及六年两见。或以后疆埸之争，此取彼夺，数见不鲜，故皆略之乎。”，但这正是莒人灭掉向国之后膨胀的体现，也引起了后面他们与杞国的冲突，需要鲁桓公来调停。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莒”——“介根”（杨注：莒，国名，《郑语》“曹姓邹、莒”，以莒为曹姓，恐另一莒。此莒国，春秋后五十年为楚所灭，见《楚世家》。传世彝器有中子化盘，记楚简王伐莒，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据文八年《传》及《世本》，当为己姓，旧都介根，在今山东省-胶县西南；后迁莒，今山东省-莒县。据《鲁语下》“晋信蛮夷”之语，则当时人以蛮夷视之。#介根本莒旧都，在今山东-高密县东南四十里，即胶县西南七里，并参隐二年《经?注》。），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9.9，北纬37.1（胶州西南）。
“莒”——“莒父”（杨注：莒，国名，《郑语》“曹姓邹、莒”，以莒为曹姓，恐另一莒。此莒国，春秋后五十年为楚所灭，见《楚世家》。传世彝器有中子化盘，记楚简王伐莒，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据文八年《传》及《世本》，当为己姓，旧都介根，在今山东省-胶县西南；后迁莒，今山东省-莒县。据《鲁语下》“晋信蛮夷”之语，则当时人以蛮夷视之。#据《山东通志》，今莒县即莒国，一云，即鲁之莒父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向”（杨注：向，国名，姜姓。据《太平寰宇记》，莒县南七十里有向城，当即此向。杜《注》谓“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则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四十里，距莒甚远，非也。怀远之向当是襄十四年“会吴”之向。说详江永《春秋地理考实》、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并黄汝成《集释》。顾栋高《大事表?春秋入国灭国论》云：“莒人入向，而宣四年伐莒取向，则向已为莒邑，而隐二年向为莒灭明矣。”#向，莒地，在今山东省-莒县南七十里，又见隐二年《经》并《注》。#向即隐二年“莒人入向”之向，在今山东省-莒县南七十里。本为国，莒人取之。今鲁又取之于莒。然襄二十年《经》云“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杜《注》云：“向，莒邑。”似向仍属于莒，或此年鲁虽取之，而其后莒又有之。杜《注》谓“东海-承县东南有向城，远，疑也”，则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之东南。杜预自疑其远，他人自不信之矣。说详《汇纂》及江永《考实》。），推测位置为：东经118.74，北纬35.32（莒南县-大店镇西南部，有遗址，南北约2500，东西约3000）。
“牟娄”（杨注：据《清一统志》，牟、娄为两邑，牟城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二十里，娄乡城在诸城县西南四十里。杜预《注》以牟娄为一邑，即诸城县西之娄乡。昭五年《经》及《传》“莒-牟夷以牟娄与防、兹来奔”。如此，牟娄实为一地，杜说可信。宣十五年《经》之“无娄”，《公羊》虽作“牟娄”，实另一地。外诸侯取邑，全部《春秋》唯此年及六年两见。或以后疆埸之争，此取彼夺，数见不鲜，故皆略之乎。），推测位置为：东经119.18，北纬35.84（程戈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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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二年经》：
秋七月，杞侯来朝。（（p 0084）（02020005））（006）
《桓二年传》：
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p 0090）（02020301））（006）
《桓二年经》：
九月，入杞。（（p 0084）（02020007））（006）
《桓二年传》：
九月，入杞，讨不敬也。（（p 0091）（02020501））（006）
《桓三年经》：
六月，公会杞侯于郕。（（p 0096）（02030003））（006）
《桓三年传》：
公会杞侯于郕，杞求成也。（（p 0098）（02030401））（006）
我的粗译：
十一年后，到我们的桓公二年（公元前七一〇年，周桓王十年，杞武公四十一年），秋七月，杞侯（杞武公）来朝见我们的主上（鲁桓公），不敬。等这位杞侯走了，我们就开始策划进攻杞国。
这年九月，我们打进杞国，这是要惩罚他们的不敬。
下年六月，我们的“公”在“郕”那里会见杞侯，这是因为杞国向我们求和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入杞”曰：
不称主帅，帅兵之人非卿也。入，入其国而不有其地。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入杞，讨不敬也”曰：
僖二十七年《传》云：“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又云：“秋，入杞，责无礼也。”与此《传》事同而文异。
杨伯峻先生注“六月，公会杞侯于郕”曰：
《公羊》作“公会纪候于盛”。杞、纪易误，郕、盛可通。杜预无《注》，则以此“郕”即隐公五年之“郕”。《谷梁》范宁《注》云，“郕，鲁地”，与杜异。鲁地之郕，《左传》作“成”，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
“公会杞侯于郕，杞求成也”杜《注》云：“二年入杞，故今来求成。”
“杞”——“淳于”（杨注：杞，国名，姒姓。杞本旧国，汤封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曾言之，证以卜辞中有杞侯（《殷虚书契后编下》三七?五），良信。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是为重封，故亦称夏（见《逸周书?王会解》），犹宋之称殷、称商。国都初于今河南?杞县，春秋前即已东迁。清-光绪间，山东-新泰县出土杞伯器多种，许瀚以为新泰即杞都所在，详见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卷二。其后又迁淳于，即今山东-安丘县东北三十里之杞城。据顾栋高《大事表》，杞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春秋后三十六年，即杞简公元年，楚惠王灭之。《史记》有《杞世家》，传世有杞伯鼎、杞伯豆等。一九六六年，山东-滕县-木石公社-南台大队又发见杞伯-每比所作邾曹鼎，定为西周-厉王时物。），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4，北纬36.07（僖十四年前襄二十九年后杞都，泰安县-淳于村）。
“郕”——“成”（杨注：《公羊》作“公会纪候于盛”。杞、纪易误，郕、盛可通。杜预无《注》，则以此“郕”即隐公五年之“郕”。《谷梁》范宁《注》云，“郕，鲁地”，与杜异。鲁地之郕，《左传》作“成”，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成”，《谷梁传》作“郕”，成、郕字通。古成邑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北。后为孟氏采邑。定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成，公敛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云云；哀十五年成叛入齐，既而齐归成，是成为鲁北境近齐之邑。#成，据《山东通志》，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九十里，亦作“郕”。#“成”各本俱作“郕”，其实成、郕一地，今从监本，以求一律。#成即郕，本杞田，后为孟氏邑。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成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九里，在鲁都稍西而北五十余里，鲁北境。），推测位置为：东经117.18，北纬35.86（田家林，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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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十二年经》：
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p 0133）（02120002））（006）
《桓十二年传》：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p 0134）（02120101））（006）
我的粗译：
又过了十年，到我们的桓公十二年（公元前七〇〇年，周桓王二十年，杞靖公四年），夏六月壬寅那天（杨注：壬寅，初二日。），我们的“公”和杞侯（杞靖公）、莒子在“曲池”盟会，我们让杞、莒两国达成了和约。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曰：
隐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和，鲁与两国相邻，因而和之。
“曲池”（杨注：“曲池”，《公羊传》作“毆蛇”，《纪年》作“區蛇”。區、毆与曲为平入对转，蛇与池古音亦同。曲池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94，北纬35.94（蒋集镇-黄庵村）。
下面是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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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十六年经》：
冬，城向。（（p 0145）（02160004））（006）
《桓十六年传》：
冬，城向。书，时也。（（p 0145）（02160401））（006）
我的粗译：
四年后的我们桓公十六年（公元前六九六年，周桓王二十四年，杞靖公八年），冬天，我们加筑了“向”的城墙。《春秋经》上之所以写这一笔，是因为这次行动是按节令来的。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冬，城向”曰：
向已见隐二年《经?注》，则此时向已由莒改属鲁。
杨伯峻先生注“冬，城向。书，时也”曰：
《春秋经》凡冬城者，《传》皆曰时，书时者凡七次。庄二十九年城诸及防，文十二年城诸及鄆，并在十二月下；宣八年城平阳，在十月下；成九年城中城，在十一月下；唯襄十三年之城防，昭九年之筑郎囿，以及此《经》，有冬而难推其月。但襄十三年《传》云：“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则所谓时者，农事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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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开玩笑的话，鲁国之“平杞、莒”，就像是小熊分饼，作为饼的“向”终入于鲁人之口。
《隐二年经》：
二年春，公会戎于潛。（（p 0020）（01020001））（007）
《隐二年传》：
二年春，公会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p 0022）（01020101））（007）
《隐二年经》：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p 0020）（01020004））（007）
《隐二年传》：
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p 0023）（01020401））（007）
我的粗译：
在我们隐公二年（公元前七二一年，周平王五十年，齐僖公十年）春天，我们“公”（鲁隐公）在“潛”与戎人会面，重申惠公与他们的友好关系，戎人提出要举行盟誓，我们“公”没答应。
后来戎人又一次提出要举行盟誓，结果在这年秋八月庚辰那天（杨注：以《长历》及今法推之，八月不应有庚辰之日，疑《经》有误字。），我们“公”和戎人在“唐”盟誓，恢复和他们的友好关系。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二年春”曰：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戊辰冬至，实建丑。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注“二年春，公会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曰：
戎与惠公，本有友好；今日又相会见，寻温旧好，故曰修好。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戎”（杨注：春秋时，华、戎犹杂处。哀十七年《传》叙卫庄公登城见戎州，可以为证。《水经?济水注》：“济渎自济阳县故城南，东迳戎城北，《春秋》‘公会戎于潛’是。”据《清一统志》，山东省-曹县西北有戎城。#此戎即己氏之戎，隐二年公会戎于潜，七年“戎伐凡伯”，皆此戎也。今曹县西南乃其故城所在。#《吕氏春秋?慎小篇》亦载此事，作“登台以望，见戎州”，高诱《注》谓“戎州，戎之邑也。”杜《注》同。下文且云“见己氏之妻发美”，不论登城或登台，皆不得见他邑人之发，故江永《考实》谓“卫之城外有己氏人居之，谓之戎州”；沈钦韩《地名补注》又谓“州者，是其州党之名”，皆合情理。），推测位置为：东经115.22，北纬35.05（曹县-常岗庙村西北100米常岗庙遗址，新石器时期至东周）。
“潛”（杨注：潛，以《管子?小匡篇》返鲁侵地常与潛证之，潛为鲁地，当在今济宁市西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4，北纬35.2（济宁市西南）
“唐”（杨注：唐，据顾栋高《大事表》，在今山东省-曹县东南四十里。春秋时，以唐为地名者有五处，此是鲁国之唐。据《读史方舆纪要》，今山东省-鱼台县旧治（今治已移驻谷亭）东北十二里有武唐亭，当即此地。与《大事表》说不同，似以此说为长。），推测位置为：东经116.57，北纬35.06（张黄镇-武台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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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七年经》：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p 0053）（01070006））（007）
《隐七年传》：
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p 0054）（01070501））（007）
我的粗译：
早先，戎人朝见周王室，给各位公和卿都送去礼物，但凡伯没把他们当客人那样尊重。到我们的隐公七年（公元前七一六年，周桓王四年，齐僖公十五年），冬天，天王派凡伯出访我们这里，返程在“楚丘”遭遇戎人袭击，被戎人抓住带回了他们那里。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曰：
定公四年《传》云“君行，师从；卿行，旅从”，则凡伯之出使，必非少数人，戎欲拦截而击之，亦必用相当兵力，故曰伐。
桥案：这里凡伯被俘，尤可见当时戎人势力高涨，华夏族之城邑只是一座座孤岛而已。
杨伯峻先生注“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曰：
初，不知何年，当在此以前而已。发币犹致币也。详王引之《经义述闻》。据《仪礼?聘礼》，贵宾于朝君以后，又访问公卿，公卿接待之于祖庙，复又私相见面，两次皆有财礼，则所谓致币也。《说文》：“币，帛也。”《仪礼?士相见礼》“凡执币者”，《疏》云：“玉、马、皮、圭、璧、帛，皆称币。”此引申义。发币之币即引申义。戎朝周王，于周室公卿亦致送财币。公卿受币后，据《仪礼?聘礼?注》及《诗?大东》郑《笺》，应设宴招待，并回致财币。凡伯为周室世卿，戎致送礼物，而竟不回报，是不以贵宾之礼待戎，故曰弗宾。弗宾者，不以贵宾之礼待之也。
杨伯峻先生注“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曰：
王使凡伯聘鲁，凡伯回返周室，道经楚丘，楚丘为戎所据之邑，戎故得拦截而击之。执之而归。
“凡”（杨注：凡，本国名，周公之后，僖二十四年《传》“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是也。凡伯盖世为周王室卿士而食邑于凡。《诗?大雅?板?序》云，“《板》，凡伯刺厉王也”，此为厉王时之凡伯；《诗?大雅?瞻卬》与《召旻?序》俱云，“凡伯刺幽王大坏也”，此为幽王时之凡伯。此凡伯当系此二人之后代。据《方舆纪要》及《春秋大事表》，凡城在今河南省-辉县西南二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3，北纬35.40（輝縣市-北雲門鎮-後凡城村東南（西北？姬家寨村正南）地，城牆爲土築，今遺址猶存）。
“楚丘”（杨注：楚丘当为戎州-己氏之邑，地界曹国与宋国之间。据《一统志》，楚丘城在今山东省-成武县西南、曹县东南三十里。杜《注》以为卫地，误。详《春秋大事表》。以归者，戎胁迫凡伯与之同归。实执之也。《春秋》以及三《传》凡伯不再见，盖为此欤？《淮南子?泰族训》云“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即用此文。#楚丘在今商丘市东北，山东-曹县东南，余详隐七年《经?注》。#卫自成公已迁都帝丘，即今濮阳县西南二十许里之颛顼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5.71，北纬34.70（曹县-安蔡楼乡-楚天集村——旧称楚丘集）。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下面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春秋时期据说一度“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也是反映这种情形的重要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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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二年经》：
公及戎盟于唐。（（p 0084）（02020008））（007）
《桓二年传》：
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p 0091）（02020601））（007）
《桓二年经》：
冬，公至自唐。（（p 0084）（02020009））（007）
《桓二年传》：
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p 0091）（02020701））（007）
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p 0091）（02020702））（007）
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p 0091））（02020703））（007）
我的粗译：
又过了六年，在我们的桓公二年（公元前七一〇年，周桓王十年，齐僖公二十一年），我们“公”（鲁桓公）再度在“唐”那里与戎人举行了盟誓，这是要重申过去的友好关系。
这年冬天，我们“公”从“唐”那里回来，《春秋经》上这么写，意思是我们“公”向祖庙进行了祭告。
凡是我们的“公”出行，都要告于宗庙；回来后，则要喝庆功酒、大家按顺序向祖先敬酒、正式记录下各人的功劳，这是规矩。
《春秋经》在记录的时候，如果与一位国君会见，则去与回都只载明会面的地点，因为这种见面会互相谦让，不知谁为主，如果是三位以上的国君会见，则去的时候载明会面地点，回的时候则按顺序开列会面人员，因为必定要排出先后才能完成会面。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曰：
隐公于其二年尝与戎盟，今又盟，即修旧好。
杨伯峻先生注“冬，公至自唐”曰：
孔《疏》引《释例》云，全《经》“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书至者八十二。其不书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庙也”，然则书至者，皆归而告于庙者也。
杨伯峻先生注“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曰：
此第一次书“至”，故说明其缘由。十六年又第一次书“至自伐郑”，故申之曰“以饮至之礼也”。
杨伯峻先生注“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曰：
据《左传》及《礼记?曾子问》，诸侯凡朝天子，朝诸侯，或与诸侯盟会，或出师攻伐，行前应亲自祭告祢庙，或者并祭告祖庙，又遣祝史祭告其余宗庙。返，又应亲自祭告祖庙，并遣祝史祭告其余宗庙。祭告后，合群臣饮酒，谓之饮至。舍，去声，音赦，置也。爵，古代酒杯，其形似雀，故谓之爵。爵，古雀字。设置酒杯，犹言饮酒。策，此作动词用，意即书写于简策。勋，勋劳。策勋亦可谓之书劳，襄十三年《传》“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曰：
特，独也。特相会者，鲁公与另一国相会也。相会必有主人，单独二人相会，则莫肯为主，两人相让，故云让事。让事之会，无论公往，或者他国来，皆称举所会之地。
杨伯峻先生注“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曰：
参同三，会者三国以上，必有一国担任主人，成有当、任之义，此与让事之让相对成文。说详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凡三国以上之盟会，公往，则称举所会之地；他国来，则称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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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十八年经》：
夏，公追戎于济西。（（p 0206）（03180002））（007）
《庄十八年传》：
夏，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p 0208）（03180301））（007）
《庄二十年经》：
冬，齐人伐戎。（（p 0214）（03200004））（007）
《庄二十六年经》：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p 0233）（03260001））（007）
夏，公至自伐戎。（（p 0233）（03260002））（007）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三十四年，在我们的庄公十八年（公元前六七六年，周惠王元年，齐桓公十年），夏天，我们的“公”（鲁庄公）在济西驱逐戎人。《春秋经》上没写戎人是怎么来的，那是因为要避讳。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公追戎于济西”曰：
《周礼?小司徒》郑《注》云：“追，逐寇也。”此盖追字本义。说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甲文说?释追逐》。
杨伯峻先生注“不言其来，讳之也”曰：
《经》文只书追戎，不书戎来，故《传》释为讳之。何为讳之，杜《注》以为戎来而鲁不知，沈钦韩以为戎狄为中国之患，故讳言其来；喜其捍禦有术，故书追之。说详《左传补注》，近是。
杨伯峻先生注“冬，齐人伐戎”曰：
无《传》。《谷梁》“戎”作“我”，字之误也，详钟文烝《谷梁补注》。此为《经》书伐戎之始。
桥案：这一条《春秋经》表明齐桓公已经介入伐戎之事。这是在公元前六七四年（鲁庄公二十年，周惠王三年，齐桓公十二年）。六年后《春秋经》中又记载了一次鲁庄公与戎人的战事。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有六年春”曰：
冬至在正月初九丙午，（此年）建子，有闰。
“济西”（杨注：僖三十一年《传》云：“取济西田，分曹地也。”故《正义》以“济西”为济水之西，服虔以“济西”为曹地。#济水为古四渎之一，所谓江、河、淮、济是也。源出河南省-济源县-王屋山。春秋时济水经曹、卫、齐、鲁之界。以僖三十一年《传》证之，济西为曹地，曹?鲁分境之济，当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寿张县、东平县之间。济水今惟存发源处。#僖三十一年《传》云：“取济西田，分曹地也。自洮以南，东傅于济。”盖济西之田，本得之于晋，今则用以赂齐。《年表》云：“齐惠公元年，取鲁-济西之田。”），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7，北纬35.4（自洮以南，东傅于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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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左传》反映庄公之前（也是齐桓、管仲之前）的鲁人与戎人关系暧昧，“披发左衽”有由来矣。
凡伯伐戎，可能不是戎的势力增长，而是周分封诸侯侵入到戎的势力范围。周的分封，多是同姓同族同盟，更象是派出的殖民团，以国（城市）为据点，郊外就是“野人”，也就是原生部落。
鲁与齐，都是武王契入到东夷的据点，次第吞灭周边的小部落，比如茱子、莱子之流。齐太公入营丘，就是与本地的“侯”争夺战略要地。这里的客主之势是十分明显的。
比较特殊的就是秦、楚，与周室关系疏远，更象是本地蹶起的。楚就是直截了当地说：“我蛮夷也！”他们都是自外于华夏的。
当然，也有可能戎是游牧民族，那么才有可能游动于各国（城市）之间，突然袭击国。
春秋时的各国，其实更象一个孤零零的点，在点之间则是荒野和不知名的落后氏族。
入侵者是周人，我这里所说，是戎狄的反扑，本已被周人占据的一些地方又被他们一时之间夺了回去，后来最终还是入侵者成功了。
《隐八年经》：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bēng)。庚寅，我入祊。（（p 0056）（01080002））（011）
《隐八年传》：
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bēng)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p 0058）（01080201））（011）
我的粗译：
在我们的隐公八年（公元前七一五年，周桓王五年，郑庄公二十九年），郑伯（郑庄公）向我们提议：他们把泰山之祀的责任转给我们，而由他们去祀周公，这样一来就可以用泰山之祊交换我们的许田。这年三月，郑伯派大夫“宛”来把“祊”送给我们，他们就不祀泰山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曰：
“祊”，音崩，《公羊》、《谷梁》及《汉书?五行志》引俱作“邴”。方与丙，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从方之祊与从丙之邴，可得通假。宛，郑大夫。
杨伯峻先生注“庚寅，我入祊”曰：
鲁虽入祊，然犹未完全固定，桓公元年卒易祊田，祊始肯定归鲁。
杨伯峻先生注“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曰：
郑桓公为周宣王母弟，因赐之以祊，使于天子祭泰山时，为助祭汤沐之邑。周成王营王城（在今洛阳市），有迁都之意，故赐周公-许田，以为鲁君朝见周王时朝宿之邑。《诗?鲁颂?閟宫》“居常与许”是也。或据此以周公-姬旦或伯禽本封在今许昌或今鲁山县者，误。郑庄公或者见周王-泰山之祀废弃已久，助祭汤沐之邑无所用之，祊又远隔，而许则近，因欲以祊易许。许有周公之别庙，恐鲁以废祀周公为辞拒之，故以舍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为辞。释，舍弃也。易，交易，互换也。许田据《太平寰宇记》，今河南省-许昌市南有鲁城，即此许田。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曰：
郑先归祊，鲁此时尚未以许田与郑。至桓元年，郑始以璧假许田，《史记?年表》云：“隐公八年易许田，君子讥之。”盖用《谷梁》义。
《桓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p 0081）（02010001））（011）
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p 0081）（02010002））（011）
《桓元年传》：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许之。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p 0082）（02010101））（011）
《桓元年经》：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p 0082）（02010003））（011）
《桓元年传》：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结祊成也。盟曰：“渝盟，无享国！”（（p 0082）（02010201））（011）
《桓元年经》：
秋，大水。（（p 0082）（02010004））（011）
《桓元年传》：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p 0082）（02010301））（011）
冬，郑伯拜盟。（（p 0082）（02010401））（011）
我的粗译：
四年后，我们的桓公元年（公元前七一一年，周桓王九年，郑庄公三十三年），春天，我们的“公”（鲁桓公）即位后，马上向郑人示好。“公”和郑伯在“垂”会见，郑人于是提出把祀周公的责任交给他们，同时完成交换祊田的交易，我们“公”答应了。这年三月，郑伯（郑庄公）用玉璧把许田借回去，由他们来祀周公，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把祊田给了我们。
这年夏四月丁未那天（杨注：丁未，二日。），我们的“公”和郑伯在“越”那里举行了盟誓，这是为了确认关于“祊”的交易。盟辞是：“渝盟，无享国！（谁要违反这个盟约，就不能继续领有自己的“国”！）”。
这年秋天，我们这里发了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
这年冬天，郑伯又来我们这里感谢我们与他们达成盟约。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曰：
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辛酉冬至，此年仍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公即位”曰：
“位”，《古文经》作“立”。金文无位字，位皆作“立”。《汉书?刘歆传》谓《左氏传》多古字，然今本绝少古字，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答问四》谓盖魏、晋以后经师所改。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曰：
垂见隐八年《经?注》。此事亦见于隐八年《经》与《传》。《史记?鲁世家》云：“桓公元年，郑伯以璧易天子之许田。”《集解》云：“郑以祊不足当许田，故复加璧。”郑伯以祊加璧与鲁易许田，此实交换，而《经》、《传》以假借言之者，盖袭用当时辞令。《谷梁传》则云：“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春秋繁露?王道篇》亦云，盖《公》、《谷》义。
杨伯峻先生注“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曰：
隐公八年《传》只云“使宛来归祊”，“我入祊”，而未言以许田致郑，故郑复以再祀周公终此交易为请。鲁初受祊而不致许者，或以祊小许大，不足抵偿之故，郑故加以璧。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曰：
为周公、祊故也，犹言为郑请祀周公且以祊归我故也。周公与祊为两事，观上文自明，故此文有省略。于鬯不解此，谓“为周公-祊”不辞，当作为周公祀，无据。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正义》注云：“成会礼于垂，既易许田，然后盟以结之。”
杨伯峻先生注“冬，郑伯拜盟”曰：
诸侯来鲁，鲁史应书，而?经?无之，毛奇龄?经问?云：“鲁史于桓年独多阙文，不知旧史故阙而夫子仍之，又不知夫子本完书而其后又从而阙之，皆不可考矣。”夫子即孔丘。孔丘与?春秋?之关系，?前言?已详之。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垂”——“犬丘”（杨注：垂，卫地，即今山东省-曹县北之句阳店。或以为在今鄄城县东南十五里。#犬丘即垂，一地两名。互参《经?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5，北纬35.53（鄄城东南十里）。
“许田”（杨注：周成王营王城（在今洛阳市），有迁都之意，故赐周公-许田，以为鲁君朝见周王时朝宿之邑。《诗?鲁颂?閟宫》“居常与许”是也。或据此以周公-姬旦或伯禽本封在今许昌或今鲁山县者，误。郑庄公或者见周王-泰山之祀废弃已久，助祭汤沐之邑无所用之，祊又远隔，而许则近，因欲以祊易许。许有周公之别庙，恐鲁以废祀周公为辞拒之，故以舍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为辞。释，舍弃也。易，交易，互换也。许田据《太平寰宇记》，今河南省-许昌市南有鲁城，即此许田。），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9，北纬33.9（许田据《太平寰宇记》，今河南省-许昌市南有鲁城，即此许田。）。
“泰山”（杨注：东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县北，高一千五百二十四公尺。），推测位置为：东经117.10，北纬36.26。
“祊”——“防”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18，北纬35.28（方城镇）。
“越”（杨注：越当在今山东省-曹县附近。），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6，北纬34.9（曹县附近）。
下面是以泰山之祊易许田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此事完全是郑庄公主动推动的，从上面“郑伯以璧假许田”之“假”（借）看，交换在名义上仍未“完全固定”，或者与当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制度有关。另外，容许鲁人先“入祊”，郑庄公确实大气，眼光也够深远，可惜没有太大的舞台让他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