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9：鲁息姑——吾将授之 -- 桥上

《隐七年经》：

滕侯卒。（（p 0052）（01070002））（012）

《隐七年传》：

七年春，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p 0053）（01070101））（012）

我的粗译：

我们的隐公七年（公元前七一六年，周桓王四年），春天，一位滕侯去世了，《春秋经》没写上他的“名”，是因为他们和我们没有同盟。凡诸侯同盟，国君就会互相“称名”，同盟诸侯要是“薨”了，他们会用国君的“名”来告丧，同时通报上一朝结束，嗣君上位，以此延续友好关系，让“民”休养生息，这就是“礼”的主干。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故薨则赴以名”曰：

盟时以名告神，故其卒亦以名讣告同盟诸侯。成十三年滕公会鲁公及诸侯同伐秦，不知是同盟之国否，而十六年滕子卒亦不名。

桥：七十五年后《春秋经》曾为一位滕侯“书名”，相应的那条《左传》则提到了此人的“谥”，这大概就是“诸侯同盟”的写法了：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僖十九年经》（p 0379）（05190001））（043）

宋人执滕宣公。（《僖十九年传》（p 0381）（05190201））（043）

杨伯峻先生注“告终、称嗣也”曰：

本脱“称”字，今依《石经》、宋本、岳本、足利本、金泽文库本补。告终，谓告亡者之卒，称嗣，谓告嗣位者为何人。

杨伯峻先生注“以继好息民”曰：

继同盟之旧好，取得各国承认，而安息人民。

杨伯峻先生注“谓之礼经”曰：

礼经犹言礼之大法。隐十一年《传》云：“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襄二十一年《传》云：“会朝，礼之经也。”《乐记》云：“著诚去伪，礼之经也。”此“礼经”即“礼之经也”之意。杜《注》谓周公所制礼经（《礼经》）。误。

《隐十一年经》：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p 0070）（01110001））（012）

《隐十一年传》：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p 0071）（01110101））（012）

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p 0071）（01110102））（012）

薛侯许之，乃长滕侯。（（p 0072）（01110103））（012）

《桓二年经》：

滕子来朝。（（p 0083）（02020002））（012）

《庄三十一年经》：

夏四月，薛伯卒。（（p 0248）（03310002））（012）

我的粗译：

四年后，我们的隐公十一年（公元前七一二年，周桓王八年），春天，滕侯和薛侯一起来朝见我们主上，结果他们两个争执起谁先谁后的问题。薛侯说：“我先封。（我们家是先受封的。）”，滕侯却说：“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我们家祖上，是周家的卜正，而你们薛家，是庶姓，所以我不能在你后面。）”。

于是我们的“公”派了羽父（公子翚）向薛侯捎话求情：“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主上与滕君光临寡人这里，委屈您了，可周家有谚语说：“山上有木材，木匠看过才拿来；宾客守规矩，主人看了会有数。”。我们周家的盟会，一向是异姓在后的。就算是寡人前去朝见你们薛家，也不敢和那些“任”姓的人争先。主上要是还愿意给寡人面子，我就希望为滕君求个情。）”。

薛侯答应了，于是让滕侯在先。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一年春”曰：

冬至在去年十二月初二乙卯，（仍）建丑。有读为又，甲骨文、金文多作“又”。《春秋》《经》文凡整数与零数之间悉加“有”字，《传》文则否。

杨伯峻先生注“滕侯、薛侯来朝”曰：

朝有数义，臣下见君上曰朝，“孟子将朝王”是也，此日常之朝。诸侯朝见天子亦曰朝，此觐见之朝，《仪礼》有《觐礼》载其仪节。诸侯相见亦曰朝，其朝见之仪，《大戴礼记?朝事》有“诸侯相朝之礼”（载之）。薛国朝鲁仅此一见。此后小国于大国，尤于霸主，非朝不可。

杨伯峻先生注“争长”曰：

长，上声。争长，争行礼先后。

杨伯峻先生注“我先封”曰：

薛之祖先奚仲居薛，为夏朝车正之官，是薛封于夏代。

杨伯峻先生注“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曰：

卜正，官名，为卜官之长。《周礼?春官》有太卜，当即此。

杨伯峻先生注“薛，庶姓也”曰：

庶姓，非周之同姓也，详后。

杨伯峻先生注“君与滕君辱在寡人”曰：

辱为表敬副词。在，存问也。说详王引之《经义述闻》。

杨伯峻先生注“山有木，工则度之”曰：

度音踱（入声），《尔雅?释器》郭璞《注》引作“剫”，治木谓之剫。（《诗?鲁颂?閟宫》云，“徂徕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正此度字之义。）又可解为丈量长短。《汉书?律历志》所谓“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

杨伯峻先生于“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之后注云：

度、择为韵，古音元音相同。

杨伯峻先生注“周之宗盟”曰：

宗盟为并列结构。《周礼?大宗伯》：“以宾礼亲邦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是宗亦会同之名。《尚书?禹贡》“江-汉朝宗于海”，朝、宗亦以同义词并列为一词。则宗盟者，犹言会盟也。前人皆未得其义。

杨伯峻先生注“异姓为后”曰：

陶鸿庆《左传别疏》云：“《周礼?秋官?司仪职》云：‘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郑《注》云：‘庶姓，无亲者也；异姓，昏姻也。’贾《疏》云：‘土揖庶姓以下，先疏后亲为次。’哀二十四年《传》，周公及武公娶于薛，薛于鲁固昏姻也，故滕侯言‘庶姓’，公言‘异姓’，庶有卑称，而异存敌体。滕侯意主指斥，公意主平亭。一语之殊，辞气宛然。左氏修词精当如此。”

杨伯峻先生注“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曰：

诸任，谓任姓诸国。《正义》引《世本?姓氏篇》，?任姓之国有十，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齿，列也。不敢与齿，谓不敢与并列。

杨伯峻先生注“君若辱贶寡人”曰：

贶，加惠也。

杨伯峻先生注“薛侯许之，乃长滕侯”曰：

长，仍读上声，动词使动用法。长滕侯，使滕侯先于薛侯。

杨伯峻先生注“滕子来朝”曰：

无《传》。滕子即隐公十一年之滕侯，公、侯、伯、子、男皆古国君之通称，故或称“滕侯”，或称“滕子”，亦犹僖公二十七年《经》云“杞子来朝”，而文公十二年《经》云“杞伯来朝”。或书“杞子”，或书“杞伯”，其实一也。

桥案：此“滕子来朝”是在公元前七一〇年（鲁桓公二年，周桓王十年），上面《春秋经》和《左传》记载的“滕侯、薛侯来朝”两年后。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薛伯卒”曰：

无《传》。

桥案：此“薛伯卒”乃在公元前六六三年（鲁庄公三十一年，周惠王十四年），在上面“滕侯、薛侯来朝”四十九年后，不知还是同一“薛伯”否。不过这是《春秋经》和《左传》在那之后头一次提及“薛”。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滕”（杨注：滕，国名，周文王子错叔-绣，武王封之，居滕，今山东省-滕县西南十四里有古滕城，即滕国也。此滕侯不知其名与谥。自叔绣至滕宣公十七世，乃见于《春秋》；滕隐公卒于鲁哀公之十一年，滕隐公以后，尚有六世为君，孟轲犹得见滕文公。《战国策?宋策》谓宋康王灭滕。孔《疏》引《世族谱》谓齐灭滕。金正炜《战国策补释》主宋灭滕说。彝器有滕侯????[魚木]簋、滕虎簋。“滕”字并从舟从火作“[腾-月+舟-马+火]”。《魏三体石经左传残石》则作“縢”。一九八〇年于滕县-庄里西村发现一套青铜乐器。），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8，北纬35.04（滕，滕州-东滕城村周围，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内城？：东555，西590，南850，北800。周-汉）。

下面是滕国故城的天地图卫星影像，图中城墙遗迹隐约可见：

“薛”——“邳”——“上邳”（杨注：薛，任姓国，杜《注》谓小国无传记，其君之世不可知。定元年《传》谓奚仲居薛；《国语?晋语四》谓黄帝之子十二姓，任为其一，则薛亦黄帝之后也。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十八曾比辑薛史事而论之。盖薛本居薛城，今山东-滕县南四十里；后迁邳，亦曰下邳，在今江苏?邳县东北；旋又迁上邳，即仲虺城，在薛城之西。春秋以后又迁下邳。阎若璩《四书释地》谓齐湣王三年，封田文于薛，即薛亡之岁。传世器有薛侯匜、薛侯鼎，一九七三年山东-滕县-官桥公社-狄庄大队在薛城遗址又发现薛仲铜簠四件。#邳亦古国，据杜《注》，即今江苏之邳县旧治邳城镇。今本《竹书纪年》“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盖袭取《左传》此文为之。#邳，今江苏-邳县东北邳城镇，即邳县旧治。），推测位置为：东经117.20，北纬34.90（薛国，张旺镇-皇殿岗村周围，有遗址，大城东南角隔出小城，均为不规则长方形，小城内有宫城及其东小城均为方形。春秋时只有小城和宫城。大城：3300╳2300，736万平方米；小城：913╳700，60万平方米；宫城：170╳150，2.5万平方米；宫东城：190╳190。大城：战国至汉；小城：晚商至汉；宫城，宫东城：西周至汉？）。

下面再贴一遍薛国故城GoogleEarth卫星影像，图中城墙遗迹亦是隐约可见：

“周”——“镐”推测位置为：东经108.74，北纬34.24（沣河东岸斗门镇一带）。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下面是滕侯、薛侯来朝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我意这一章《左传》是要讲解当时核心的姬姓诸侯与其他异姓诸侯的关系及相处之道。

《隐八年经》：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bēng)。庚寅，我入祊。（（p 0056）（01080002））（011）

《隐八年传》：

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bēng)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p 0058）（01080201））（011）

我的粗译：

在我们的隐公八年（公元前七一五年，周桓王五年，郑庄公二十九年），郑伯（郑庄公）向我们提议：他们把泰山之祀的责任转给我们，而由他们去祀周公，这样一来就可以用泰山之祊交换我们的许田。这年三月，郑伯派大夫“宛”来把“祊”送给我们，他们就不祀泰山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曰：

“祊”，音崩，《公羊》、《谷梁》及《汉书?五行志》引俱作“邴”。方与丙，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从方之祊与从丙之邴，可得通假。宛，郑大夫。

杨伯峻先生注“庚寅，我入祊”曰：

鲁虽入祊，然犹未完全固定，桓公元年卒易祊田，祊始肯定归鲁。

杨伯峻先生注“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曰：

郑桓公为周宣王母弟，因赐之以祊，使于天子祭泰山时，为助祭汤沐之邑。周成王营王城（在今洛阳市），有迁都之意，故赐周公-许田，以为鲁君朝见周王时朝宿之邑。《诗?鲁颂?閟宫》“居常与许”是也。或据此以周公-姬旦或伯禽本封在今许昌或今鲁山县者，误。郑庄公或者见周王-泰山之祀废弃已久，助祭汤沐之邑无所用之，祊又远隔，而许则近，因欲以祊易许。许有周公之别庙，恐鲁以废祀周公为辞拒之，故以舍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为辞。释，舍弃也。易，交易，互换也。许田据《太平寰宇记》，今河南省-许昌市南有鲁城，即此许田。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曰：

郑先归祊，鲁此时尚未以许田与郑。至桓元年，郑始以璧假许田，《史记?年表》云：“隐公八年易许田，君子讥之。”盖用《谷梁》义。

《桓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p 0081）（02010001））（011）

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p 0081）（02010002））（011）

《桓元年传》：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许之。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p 0082）（02010101））（011）

《桓元年经》：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p 0082）（02010003））（011）

《桓元年传》：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结祊成也。盟曰：“渝盟，无享国！”（（p 0082）（02010201））（011）

《桓元年经》：

秋，大水。（（p 0082）（02010004））（011）

《桓元年传》：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p 0082）（02010301））（011）

冬，郑伯拜盟。（（p 0082）（02010401））（011）

我的粗译：

四年后，我们的桓公元年（公元前七一一年，周桓王九年，郑庄公三十三年），春天，我们的“公”（鲁桓公）即位后，马上向郑人示好。“公”和郑伯在“垂”会见，郑人于是提出把祀周公的责任交给他们，同时完成交换祊田的交易，我们“公”答应了。这年三月，郑伯（郑庄公）用玉璧把许田借回去，由他们来祀周公，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把祊田给了我们。

这年夏四月丁未那天（杨注：丁未，二日。），我们的“公”和郑伯在“越”那里举行了盟誓，这是为了确认关于“祊”的交易。盟辞是：“渝盟，无享国！（谁要违反这个盟约，就不能继续领有自己的“国”！）”。

这年秋天，我们这里发了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

这年冬天，郑伯又来我们这里感谢我们与他们达成盟约。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曰：

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辛酉冬至，此年仍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公即位”曰：

“位”，《古文经》作“立”。金文无位字，位皆作“立”。《汉书?刘歆传》谓《左氏传》多古字，然今本绝少古字，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答问四》谓盖魏、晋以后经师所改。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曰：

垂见隐八年《经?注》。此事亦见于隐八年《经》与《传》。《史记?鲁世家》云：“桓公元年，郑伯以璧易天子之许田。”《集解》云：“郑以祊不足当许田，故复加璧。”郑伯以祊加璧与鲁易许田，此实交换，而《经》、《传》以假借言之者，盖袭用当时辞令。《谷梁传》则云：“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春秋繁露?王道篇》亦云，盖《公》、《谷》义。

杨伯峻先生注“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曰：

隐公八年《传》只云“使宛来归祊”，“我入祊”，而未言以许田致郑，故郑复以再祀周公终此交易为请。鲁初受祊而不致许者，或以祊小许大，不足抵偿之故，郑故加以璧。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曰：

为周公、祊故也，犹言为郑请祀周公且以祊归我故也。周公与祊为两事，观上文自明，故此文有省略。于鬯不解此，谓“为周公-祊”不辞，当作为周公祀，无据。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正义》注云：“成会礼于垂，既易许田，然后盟以结之。”

杨伯峻先生注“冬，郑伯拜盟”曰：

诸侯来鲁，鲁史应书，而?经?无之，毛奇龄?经问?云：“鲁史于桓年独多阙文，不知旧史故阙而夫子仍之，又不知夫子本完书而其后又从而阙之，皆不可考矣。”夫子即孔丘。孔丘与?春秋?之关系，?前言?已详之。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垂”——“犬丘”（杨注：垂，卫地，即今山东省-曹县北之句阳店。或以为在今鄄城县东南十五里。#犬丘即垂，一地两名。互参《经?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5，北纬35.53（鄄城东南十里）。

“许田”（杨注：周成王营王城（在今洛阳市），有迁都之意，故赐周公-许田，以为鲁君朝见周王时朝宿之邑。《诗?鲁颂?閟宫》“居常与许”是也。或据此以周公-姬旦或伯禽本封在今许昌或今鲁山县者，误。郑庄公或者见周王-泰山之祀废弃已久，助祭汤沐之邑无所用之，祊又远隔，而许则近，因欲以祊易许。许有周公之别庙，恐鲁以废祀周公为辞拒之，故以舍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为辞。释，舍弃也。易，交易，互换也。许田据《太平寰宇记》，今河南省-许昌市南有鲁城，即此许田。），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9，北纬33.9（许田据《太平寰宇记》，今河南省-许昌市南有鲁城，即此许田。）。

“泰山”（杨注：东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县北，高一千五百二十四公尺。），推测位置为：东经117.10，北纬36.26。

“祊”——“防”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18，北纬35.28（方城镇）。

“越”（杨注：越当在今山东省-曹县附近。），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6，北纬34.9（曹县附近）。

下面是以泰山之祊易许田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此事完全是郑庄公主动推动的，从上面“郑伯以璧假许田”之“假”（借）看，交换在名义上仍未“完全固定”，或者与当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制度有关。另外，容许鲁人先“入祊”，郑庄公确实大气，眼光也够深远，可惜没有太大的舞台让他施展。

《隐二年经》：

二年春，公会戎于潛。（（p 0020）（01020001））（007）

《隐二年传》：

二年春，公会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p 0022）（01020101））（007）

《隐二年经》：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p 0020）（01020004））（007）

《隐二年传》：

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p 0023）（01020401））（007）

我的粗译：

在我们隐公二年（公元前七二一年，周平王五十年，齐僖公十年）春天，我们“公”（鲁隐公）在“潛”与戎人会面，重申惠公与他们的友好关系，戎人提出要举行盟誓，我们“公”没答应。

后来戎人又一次提出要举行盟誓，结果在这年秋八月庚辰那天（杨注：以《长历》及今法推之，八月不应有庚辰之日，疑《经》有误字。），我们“公”和戎人在“唐”盟誓，恢复和他们的友好关系。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二年春”曰：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戊辰冬至，实建丑。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注“二年春，公会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曰：

戎与惠公，本有友好；今日又相会见，寻温旧好，故曰修好。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戎”（杨注：春秋时，华、戎犹杂处。哀十七年《传》叙卫庄公登城见戎州，可以为证。《水经?济水注》：“济渎自济阳县故城南，东迳戎城北，《春秋》‘公会戎于潛’是。”据《清一统志》，山东省-曹县西北有戎城。#此戎即己氏之戎，隐二年公会戎于潜，七年“戎伐凡伯”，皆此戎也。今曹县西南乃其故城所在。#《吕氏春秋?慎小篇》亦载此事，作“登台以望，见戎州”，高诱《注》谓“戎州，戎之邑也。”杜《注》同。下文且云“见己氏之妻发美”，不论登城或登台，皆不得见他邑人之发，故江永《考实》谓“卫之城外有己氏人居之，谓之戎州”；沈钦韩《地名补注》又谓“州者，是其州党之名”，皆合情理。），推测位置为：东经115.22，北纬35.05（曹县-常岗庙村西北100米常岗庙遗址，新石器时期至东周）。

“潛”（杨注：潛，以《管子?小匡篇》返鲁侵地常与潛证之，潛为鲁地，当在今济宁市西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4，北纬35.2（济宁市西南）

“唐”（杨注：唐，据顾栋高《大事表》，在今山东省-曹县东南四十里。春秋时，以唐为地名者有五处，此是鲁国之唐。据《读史方舆纪要》，今山东省-鱼台县旧治（今治已移驻谷亭）东北十二里有武唐亭，当即此地。与《大事表》说不同，似以此说为长。），推测位置为：东经116.57，北纬35.06（张黄镇-武台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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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七年经》：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p 0053）（01070006））（007）

《隐七年传》：

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p 0054）（01070501））（007）

我的粗译：

早先，戎人朝见周王室，给各位公和卿都送去礼物，但凡伯没把他们当客人那样尊重。到我们的隐公七年（公元前七一六年，周桓王四年，齐僖公十五年），冬天，天王派凡伯出访我们这里，返程在“楚丘”遭遇戎人袭击，被戎人抓住带回了他们那里。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曰：

定公四年《传》云“君行，师从；卿行，旅从”，则凡伯之出使，必非少数人，戎欲拦截而击之，亦必用相当兵力，故曰伐。

桥案：这里凡伯被俘，尤可见当时戎人势力高涨，华夏族之城邑只是一座座孤岛而已。

杨伯峻先生注“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曰：

初，不知何年，当在此以前而已。发币犹致币也。详王引之《经义述闻》。据《仪礼?聘礼》，贵宾于朝君以后，又访问公卿，公卿接待之于祖庙，复又私相见面，两次皆有财礼，则所谓致币也。《说文》：“币，帛也。”《仪礼?士相见礼》“凡执币者”，《疏》云：“玉、马、皮、圭、璧、帛，皆称币。”此引申义。发币之币即引申义。戎朝周王，于周室公卿亦致送财币。公卿受币后，据《仪礼?聘礼?注》及《诗?大东》郑《笺》，应设宴招待，并回致财币。凡伯为周室世卿，戎致送礼物，而竟不回报，是不以贵宾之礼待戎，故曰弗宾。弗宾者，不以贵宾之礼待之也。

杨伯峻先生注“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曰：

王使凡伯聘鲁，凡伯回返周室，道经楚丘，楚丘为戎所据之邑，戎故得拦截而击之。执之而归。

“凡”（杨注：凡，本国名，周公之后，僖二十四年《传》“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是也。凡伯盖世为周王室卿士而食邑于凡。《诗?大雅?板?序》云，“《板》，凡伯刺厉王也”，此为厉王时之凡伯；《诗?大雅?瞻卬》与《召旻?序》俱云，“凡伯刺幽王大坏也”，此为幽王时之凡伯。此凡伯当系此二人之后代。据《方舆纪要》及《春秋大事表》，凡城在今河南省-辉县西南二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3，北纬35.40（輝縣市-北雲門鎮-後凡城村東南（西北？姬家寨村正南）地，城牆爲土築，今遺址猶存）。

“楚丘”（杨注：楚丘当为戎州-己氏之邑，地界曹国与宋国之间。据《一统志》，楚丘城在今山东省-成武县西南、曹县东南三十里。杜《注》以为卫地，误。详《春秋大事表》。以归者，戎胁迫凡伯与之同归。实执之也。《春秋》以及三《传》凡伯不再见，盖为此欤？《淮南子?泰族训》云“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即用此文。#楚丘在今商丘市东北，山东-曹县东南，余详隐七年《经?注》。#卫自成公已迁都帝丘，即今濮阳县西南二十许里之颛顼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5.71，北纬34.70（曹县-安蔡楼乡-楚天集村——旧称楚丘集）。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下面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春秋时期据说一度“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也是反映这种情形的重要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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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二年经》：

公及戎盟于唐。（（p 0084）（02020008））（007）

《桓二年传》：

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p 0091）（02020601））（007）

《桓二年经》：

冬，公至自唐。（（p 0084）（02020009））（007）

《桓二年传》：

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p 0091）（02020701））（007）

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p 0091）（02020702））（007）

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p 0091））（02020703））（007）

我的粗译：

又过了六年，在我们的桓公二年（公元前七一〇年，周桓王十年，齐僖公二十一年），我们“公”（鲁桓公）再度在“唐”那里与戎人举行了盟誓，这是要重申过去的友好关系。

这年冬天，我们“公”从“唐”那里回来，《春秋经》上这么写，意思是我们“公”向祖庙进行了祭告。

凡是我们的“公”出行，都要告于宗庙；回来后，则要喝庆功酒、大家按顺序向祖先敬酒、正式记录下各人的功劳，这是规矩。

《春秋经》在记录的时候，如果与一位国君会见，则去与回都只载明会面的地点，因为这种见面会互相谦让，不知谁为主，如果是三位以上的国君会见，则去的时候载明会面地点，回的时候则按顺序开列会面人员，因为必定要排出先后才能完成会面。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曰：

隐公于其二年尝与戎盟，今又盟，即修旧好。

杨伯峻先生注“冬，公至自唐”曰：

孔《疏》引《释例》云，全《经》“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书至者八十二。其不书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庙也”，然则书至者，皆归而告于庙者也。

杨伯峻先生注“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曰：

此第一次书“至”，故说明其缘由。十六年又第一次书“至自伐郑”，故申之曰“以饮至之礼也”。

杨伯峻先生注“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曰：

据《左传》及《礼记?曾子问》，诸侯凡朝天子，朝诸侯，或与诸侯盟会，或出师攻伐，行前应亲自祭告祢庙，或者并祭告祖庙，又遣祝史祭告其余宗庙。返，又应亲自祭告祖庙，并遣祝史祭告其余宗庙。祭告后，合群臣饮酒，谓之饮至。舍，去声，音赦，置也。爵，古代酒杯，其形似雀，故谓之爵。爵，古雀字。设置酒杯，犹言饮酒。策，此作动词用，意即书写于简策。勋，勋劳。策勋亦可谓之书劳，襄十三年《传》“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曰：

特，独也。特相会者，鲁公与另一国相会也。相会必有主人，单独二人相会，则莫肯为主，两人相让，故云让事。让事之会，无论公往，或者他国来，皆称举所会之地。

杨伯峻先生注“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曰：

参同三，会者三国以上，必有一国担任主人，成有当、任之义，此与让事之让相对成文。说详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凡三国以上之盟会，公往，则称举所会之地；他国来，则称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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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十八年经》：

夏，公追戎于济西。（（p 0206）（03180002））（007）

《庄十八年传》：

夏，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p 0208）（03180301））（007）

《庄二十年经》：

冬，齐人伐戎。（（p 0214）（03200004））（007）

《庄二十六年经》：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p 0233）（03260001））（007）

夏，公至自伐戎。（（p 0233）（03260002））（007）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三十四年，在我们的庄公十八年（公元前六七六年，周惠王元年，齐桓公十年），夏天，我们的“公”（鲁庄公）在济西驱逐戎人。《春秋经》上没写戎人是怎么来的，那是因为要避讳。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公追戎于济西”曰：

《周礼?小司徒》郑《注》云：“追，逐寇也。”此盖追字本义。说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甲文说?释追逐》。

杨伯峻先生注“不言其来，讳之也”曰：

《经》文只书追戎，不书戎来，故《传》释为讳之。何为讳之，杜《注》以为戎来而鲁不知，沈钦韩以为戎狄为中国之患，故讳言其来；喜其捍禦有术，故书追之。说详《左传补注》，近是。

杨伯峻先生注“冬，齐人伐戎”曰：

无《传》。《谷梁》“戎”作“我”，字之误也，详钟文烝《谷梁补注》。此为《经》书伐戎之始。

桥案：这一条《春秋经》表明齐桓公已经介入伐戎之事。这是在公元前六七四年（鲁庄公二十年，周惠王三年，齐桓公十二年）。六年后《春秋经》中又记载了一次鲁庄公与戎人的战事。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有六年春”曰：

冬至在正月初九丙午，（此年）建子，有闰。

“济西”（杨注：僖三十一年《传》云：“取济西田，分曹地也。”故《正义》以“济西”为济水之西，服虔以“济西”为曹地。#济水为古四渎之一，所谓江、河、淮、济是也。源出河南省-济源县-王屋山。春秋时济水经曹、卫、齐、鲁之界。以僖三十一年《传》证之，济西为曹地，曹?鲁分境之济，当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寿张县、东平县之间。济水今惟存发源处。#僖三十一年《传》云：“取济西田，分曹地也。自洮以南，东傅于济。”盖济西之田，本得之于晋，今则用以赂齐。《年表》云：“齐惠公元年，取鲁-济西之田。”），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7，北纬35.4（自洮以南，东傅于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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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左传》反映庄公之前（也是齐桓、管仲之前）的鲁人与戎人关系暧昧，“披发左衽”有由来矣。

《隐二年经》：

夏五月，莒人入向。（（p 0020）（01020002））（006）

《隐二年传》：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p 0022）（01020201））（006）

《隐四年经》：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p 0033）（01040001））（006）

我的粗译：

在我们的隐公二年（公元前七二一年，周平王五十年，杞武公三十年），莒子（莒国国君）从向国娶了老婆，但那位向姜在莒国呆不住，自己跑回向国。这年夏五月，莒人打进向国，又把姜氏（向姜）抢了回去。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曰：

入者，以兵深造其国邑之名。然有二义：有入而取其地者，有入而不取其地者。取其地，与灭同，闵二年“狄入卫”，哀八年春“宋公入曹”是也。不取其地，隐十年“宋人、卫人入郑”，桓二年“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与否。据《传》云云，是称兵夺妇而入其国邑，未尝取地，故《公》、《谷》亦曰“得而不居”。然僖二十六年公会莒兹 [不/十]公、宁庄子盟于向，宣四年鲁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向皆莒地，则又似灭其国而取其地。说本毛奇龄《春秋传》。

杨伯峻先生注“四年春王二月”曰：

冬至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己卯，此年实建丑，二月则建寅之月。

“莒人伐杞。取牟娄”杨伯峻先生虽云“无《传》。”，且云“外诸侯取邑，全部《春秋》唯此年及六年两见。或以后疆埸之争，此取彼夺，数见不鲜，故皆略之乎。”，但这正是莒人灭掉向国之后膨胀的体现，也引起了后面他们与杞国的冲突，需要鲁桓公来调停。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莒”——“介根”（杨注：莒，国名，《郑语》“曹姓邹、莒”，以莒为曹姓，恐另一莒。此莒国，春秋后五十年为楚所灭，见《楚世家》。传世彝器有中子化盘，记楚简王伐莒，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据文八年《传》及《世本》，当为己姓，旧都介根，在今山东省-胶县西南；后迁莒，今山东省-莒县。据《鲁语下》“晋信蛮夷”之语，则当时人以蛮夷视之。#介根本莒旧都，在今山东-高密县东南四十里，即胶县西南七里，并参隐二年《经?注》。），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9.9，北纬37.1（胶州西南）。

“莒”——“莒父”（杨注：莒，国名，《郑语》“曹姓邹、莒”，以莒为曹姓，恐另一莒。此莒国，春秋后五十年为楚所灭，见《楚世家》。传世彝器有中子化盘，记楚简王伐莒，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据文八年《传》及《世本》，当为己姓，旧都介根，在今山东省-胶县西南；后迁莒，今山东省-莒县。据《鲁语下》“晋信蛮夷”之语，则当时人以蛮夷视之。#据《山东通志》，今莒县即莒国，一云，即鲁之莒父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向”（杨注：向，国名，姜姓。据《太平寰宇记》，莒县南七十里有向城，当即此向。杜《注》谓“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则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四十里，距莒甚远，非也。怀远之向当是襄十四年“会吴”之向。说详江永《春秋地理考实》、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并黄汝成《集释》。顾栋高《大事表?春秋入国灭国论》云：“莒人入向，而宣四年伐莒取向，则向已为莒邑，而隐二年向为莒灭明矣。”#向，莒地，在今山东省-莒县南七十里，又见隐二年《经》并《注》。#向即隐二年“莒人入向”之向，在今山东省-莒县南七十里。本为国，莒人取之。今鲁又取之于莒。然襄二十年《经》云“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杜《注》云：“向，莒邑。”似向仍属于莒，或此年鲁虽取之，而其后莒又有之。杜《注》谓“东海-承县东南有向城，远，疑也”，则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之东南。杜预自疑其远，他人自不信之矣。说详《汇纂》及江永《考实》。），推测位置为：东经118.74，北纬35.32（莒南县-大店镇西南部，有遗址，南北约2500，东西约3000）。

“牟娄”（杨注：据《清一统志》，牟、娄为两邑，牟城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二十里，娄乡城在诸城县西南四十里。杜预《注》以牟娄为一邑，即诸城县西之娄乡。昭五年《经》及《传》“莒-牟夷以牟娄与防、兹来奔”。如此，牟娄实为一地，杜说可信。宣十五年《经》之“无娄”，《公羊》虽作“牟娄”，实另一地。外诸侯取邑，全部《春秋》唯此年及六年两见。或以后疆埸之争，此取彼夺，数见不鲜，故皆略之乎。），推测位置为：东经119.18，北纬35.84（程戈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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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二年经》：

秋七月，杞侯来朝。（（p 0084）（02020005））（006）

《桓二年传》：

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p 0090）（02020301））（006）

《桓二年经》：

九月，入杞。（（p 0084）（02020007））（006）

《桓二年传》：

九月，入杞，讨不敬也。（（p 0091）（02020501））（006）

《桓三年经》：

六月，公会杞侯于郕。（（p 0096）（02030003））（006）

《桓三年传》：

公会杞侯于郕，杞求成也。（（p 0098）（02030401））（006）

我的粗译：

十一年后，到我们的桓公二年（公元前七一〇年，周桓王十年，杞武公四十一年），秋七月，杞侯（杞武公）来朝见我们的主上（鲁桓公），不敬。等这位杞侯走了，我们就开始策划进攻杞国。

这年九月，我们打进杞国，这是要惩罚他们的不敬。

下年六月，我们的“公”在“郕”那里会见杞侯，这是因为杞国向我们求和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入杞”曰：

不称主帅，帅兵之人非卿也。入，入其国而不有其地。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入杞，讨不敬也”曰：

僖二十七年《传》云：“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又云：“秋，入杞，责无礼也。”与此《传》事同而文异。

杨伯峻先生注“六月，公会杞侯于郕”曰：

《公羊》作“公会纪候于盛”。杞、纪易误，郕、盛可通。杜预无《注》，则以此“郕”即隐公五年之“郕”。《谷梁》范宁《注》云，“郕，鲁地”，与杜异。鲁地之郕，《左传》作“成”，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

“公会杞侯于郕，杞求成也”杜《注》云：“二年入杞，故今来求成。”

“杞”——“淳于”（杨注：杞，国名，姒姓。杞本旧国，汤封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曾言之，证以卜辞中有杞侯（《殷虚书契后编下》三七?五），良信。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是为重封，故亦称夏（见《逸周书?王会解》），犹宋之称殷、称商。国都初于今河南?杞县，春秋前即已东迁。清-光绪间，山东-新泰县出土杞伯器多种，许瀚以为新泰即杞都所在，详见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卷二。其后又迁淳于，即今山东-安丘县东北三十里之杞城。据顾栋高《大事表》，杞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春秋后三十六年，即杞简公元年，楚惠王灭之。《史记》有《杞世家》，传世有杞伯鼎、杞伯豆等。一九六六年，山东-滕县-木石公社-南台大队又发见杞伯-每比所作邾曹鼎，定为西周-厉王时物。），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4，北纬36.07（僖十四年前襄二十九年后杞都，泰安县-淳于村）。

“郕”——“成”（杨注：《公羊》作“公会纪候于盛”。杞、纪易误，郕、盛可通。杜预无《注》，则以此“郕”即隐公五年之“郕”。《谷梁》范宁《注》云，“郕，鲁地”，与杜异。鲁地之郕，《左传》作“成”，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成”，《谷梁传》作“郕”，成、郕字通。古成邑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北。后为孟氏采邑。定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成，公敛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云云；哀十五年成叛入齐，既而齐归成，是成为鲁北境近齐之邑。#成，据《山东通志》，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九十里，亦作“郕”。#“成”各本俱作“郕”，其实成、郕一地，今从监本，以求一律。#成即郕，本杞田，后为孟氏邑。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成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九里，在鲁都稍西而北五十余里，鲁北境。），推测位置为：东经117.18，北纬35.86（田家林，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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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十二年经》：

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p 0133）（02120002））（006）

《桓十二年传》：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p 0134）（02120101））（006）

我的粗译：

又过了十年，到我们的桓公十二年（公元前七〇〇年，周桓王二十年，杞靖公四年），夏六月壬寅那天（杨注：壬寅，初二日。），我们的“公”和杞侯（杞靖公）、莒子在“曲池”盟会，我们让杞、莒两国达成了和约。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曰：

隐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和，鲁与两国相邻，因而和之。

“曲池”（杨注：“曲池”，《公羊传》作“毆蛇”，《纪年》作“區蛇”。區、毆与曲为平入对转，蛇与池古音亦同。曲池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94，北纬35.94（蒋集镇-黄庵村）。

下面是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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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十六年经》：

冬，城向。（（p 0145）（02160004））（006）

《桓十六年传》：

冬，城向。书，时也。（（p 0145）（02160401））（006）

我的粗译：

四年后的我们桓公十六年（公元前六九六年，周桓王二十四年，杞靖公八年），冬天，我们加筑了“向”的城墙。《春秋经》上之所以写这一笔，是因为这次行动是按节令来的。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冬，城向”曰：

向已见隐二年《经?注》，则此时向已由莒改属鲁。

杨伯峻先生注“冬，城向。书，时也”曰：

《春秋经》凡冬城者，《传》皆曰时，书时者凡七次。庄二十九年城诸及防，文十二年城诸及鄆，并在十二月下；宣八年城平阳，在十月下；成九年城中城，在十一月下；唯襄十三年之城防，昭九年之筑郎囿，以及此《经》，有冬而难推其月。但襄十三年《传》云：“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则所谓时者，农事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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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开玩笑的话，鲁国之“平杞、莒”，就像是小熊分饼，作为饼的“向”终入于鲁人之口。

《隐五年经》：

五年春，公矢鱼于棠。（（p 0039）（01050001））（004）

《隐五年传》：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皁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p 0041）（01050101））（004）

我的粗译：

我们的隐公五年（公元前七一八年，周桓王二年），春天，“公”（鲁隐公）打算去“棠”那里看捕鱼人作业，“公”的叔父臧僖伯（公子彄）进谏说：“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皁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凡是和大事没关系、品质又不足以制造彝器的物品，主上都不该沾边。作为主上，是要用“轨”和“物”来规范“民”的。“轨”是指演练大事以展示规则，“物”是指选择合适的东西作为标识。如果“不轨”、“不物”，就叫做“乱政”。“乱政”多了，就会垮台。所以才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都是在农事空闲时演练大事。每三年要操练部队，回“国”时还得整队进入。回来以后则要举行饮至礼，清点兵员和军用物资。让“民”搞懂各种标志，分清各色人等，明确上下级关系，了解年龄的排序，就是要使他们知道服从。而且，如果鸟兽之肉不能用于献祭，如果那些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能制成彝器，我们的“公”都不会亲自射猎，这是古之制。至于那些山林、川泽产出的各种物产，制作一般器物的材料，该让下面的人去弄，让职能部门处理，不是主上该管的。）”。

“公”告诉他：“吾将略地焉。（我去那里是要巡视田地。）”，于是出发。到那里以后，就召集捕鱼者观看了一番。僖伯（公子彄）据说是生病，没跟着前往。

《春秋经》上写“公矢鱼于棠”，是因为这不合规矩，而且离我们鲁国的都城太远。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五年春，公矢鱼于棠”曰：

“矢”，《谷梁》作“观”，《公羊》（各本）或作“矢”，或作“观”。矢，陈也。孔《疏》云：“陈鱼者，兽猎之类，谓使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观其取鱼以为戏乐（，非谓既取得鱼而陈列之也）。”朱熹《语类》、俞成《萤雪丛说》、邢凯《坦齐通编》、黄仲炎《春秋通说》、叶梦得《春秋考》、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上以及毛奇龄《简书刊误》、赵翼《陔余丛考》卷二据《传》“则公不射”之文，又据他书（古本有）射鱼之事，因谓矢鱼为射鱼，静簋云“射于大池”尤可（为确）证。但《传》文明云“陈鱼而观之”，则矢仍当训陈。周祖谟《问学集?审母古读考》亦谓“矢，古与陈声相近”。《传》云“则公不射”，只属上文“鸟兽之肉”而言，与矢鱼无关（，不得并为一谈）。《公羊》、《谷梁》“矢鱼”作“观鱼”。臧寿恭《左传古义》云：“陈鱼、观鱼事本相因，故《经》文虽异，而《传》说则同。”《史记?鲁世家》作“观渔于棠”，“鱼”作“渔”，盖以渔解鱼，鱼为动词。《诗?小雅?采绿》“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亦可见古（本）有观鱼（之）事。

杨伯峻先生注“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曰：

鱼者意即捕鱼者，与《孟子》“芻荛者”“雉兔者”语法相同。

杨伯峻先生注“臧僖伯谏曰”曰：

臧僖伯即公子彄（kōu），字子臧，本孝公之子，臧是其后代之姓氏。孔《疏》云：“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得祖诸侯，乃以王父之字为氏。计僖伯之孙始得以臧为氏，今于僖伯之上已加“臧”者，盖以僖伯是臧氏之祖，传家追言之也。”僖是其谥。

杨伯峻先生注“凡物不足以讲大事”曰：

讲谓讲习、简习。大事指祭祀与兵戎。

杨伯峻先生注“其材不足以备器用”曰：

此器用非一般之器用，独指用于大事之器用而言，观下文可知。

杨伯峻先生注“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曰：

此解释轨字。度轨量，度，动词，旧读入声，音铎，正也；轨量为其宾语。度轨量犹言揆正法度。

杨伯峻先生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曰：

此释物字。章，明也。物之本义为杂色牛（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物》及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释物》），引申之，凡杂色亦可曰物，此物采之物字即是其义。物采为同义连绵词，犹上文轨量为同义连绵词，故亦可倒言为“采物”，文六年《传》“分之采物”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不轨不物，谓之乱政”曰：

不轨谓举事不合礼制法度，不物谓不关大事器用之物采而君主浪用之，如庄公二十三年“丹桓公楹”。

杨伯峻先生注“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曰：

亟，去声，屡也。此谓乱政亟行为败亡之原因。所以，古为表原因之词，与今之用为表结果者不同。

杨伯峻先生注“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曰：

此春、夏、秋、冬皆是夏正。《左传》全书凡引古典标时而不揭月者，皆是夏正。蒐、苗、狝、狩皆田猎名，亦以之习武，因四时而异。《尔雅?释天》、《周礼?大司马》与《左传》同。《公羊》谓春苗、秋蒐、冬狩（夏不田，其意盖以为夏非农隙，一年之田猎惟三时行之。《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是也），《谷梁》谓春田、夏苗、秋蒐、冬狩，与此异。蒐音搜，狝音癣。

杨伯峻先生注“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曰：

农隙为农功空隙，即农闲之时。《周语》：“蒐于农隙，狝于既烝，狩于毕时。”农隙谓既耕之后；既烝之烝读如《论语?阳货》“新谷既升”之升，登场也，即已经收割之后；毕时，谓当时农务完毕之时。讲事，讲习武事，所谓教民战也。

杨伯峻先生注“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曰：

平年于四时小习武，三年又大演习。入谓入国都，演习在郊外，入国而后振旅。振，杜《注》云，整也。旅，众也。振旅意即整军。此习武之振旅。作战凯旋亦曰振旅，详僖二十八年《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归而饮至”曰：

桓公二年《传》：“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襄公十三年《传》：“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桓公十六年《经》：“公至自伐郑。”《传》：“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综合观之，凡国君出外，行时必告于宗庙，还时亦必告于宗庙。还时之告，于从者有（所）慰劳，谓之饮至。其有功劳者（且）书之于策，谓之策勋或书劳。

杨伯峻先生注“以数军实”曰：

数，计算也。军实之实与庭实、内实、官实诸实字同义。《左传》凡四用军实，或指士卒言，宣公十二年之“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及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军实”是也；或指囚俘言，僖公三十三年《传》“堕军实而长寇雠”是也。此军实则兼指其他俘获，依《周礼?天官?兽人》郑司农《注》引此文，亦以军实为俘获。（孙诒让?正义?云：“引之者，证田猎数所获禽，亦为数军实之事。”）

杨伯峻先生注“昭文章”曰：

昭，明也。文章犹言文彩，此指车服旌旗而言。

杨伯峻先生注“辨等列”曰：

辨，别也。等列，等级也。

杨伯峻先生注“顺少长”曰：

《尔雅?释天》：“出为治兵，尚威武也；入为振旅，反尊卑也。”孙炎《注》：“出则幼贱在前，贵勇力也；入则尊老在前，复常法也。”

杨伯峻先生注“习威仪也”曰：

以上就讲事而言，（正面言之。）以下就取材而言（，反面言之）。

杨伯峻先生注“鸟兽之肉不登于俎”曰：

俎，祭器，肉可以为俎实。

杨伯峻先生注“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曰：

有毛曰皮，去毛曰革；皮为茵鞬（茵，车中垫褥；鞬，皮制箭袋），革为甲胄。牙，壮齿也，所以为弭（弭，弓末也。《诗?采薇》云“象弭鱼服”，则是以象牙为弭）。骨所以饰弓两头，角所以为弓弩。毛，牦牛尾，所以注竿首；羽，鸟羽，所以为旌。不登于器，犹言不用于制成军国之重要器物。

杨伯峻先生注“则公不射”曰：

僖伯谓鸟兽固田猎所射，然若不用于祭祀与军备车服，即不用之于大事，则公不射。惠栋以祭祀射牲为说亦有据（，恐失之凿）。《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九之二云：“其射二牢叀伊。”则殷礼祭祀射牲。《楚语》亦云：“观射父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云云尤可证。但此仅谓国君一举一动，必与国家大事有关，（而非盘游戏乐，）而观鱼者乃戏乐之事。

杨伯峻先生注“若夫山林、川泽之实”曰：

山林、川泽之实，不仅指材木、樵薪、芡、鱼蟹之属，实包括一切不登于俎、不登于器而产于山川者。（山林川泽之产品，是贵族之专有物。）

杨伯峻先生注“器用之资”曰：

此器用是一般器用。

杨伯峻先生注“皁隶之事”曰：

皁隶，古之贱役。昭公七年《传》云：“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

杨伯峻先生于“非君所及也”之后注云：

《谷梁传》谓“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观之，非正也”，与此意相同。意谓至于山川产物，一般器用之物资，乃皁隶贱者之所为，有关官吏管守之事，而非君主所应涉及者。

杨伯峻先生注“吾将略地焉”曰：

巡行视察边境曰略。棠为鲁、宋两国交界之地，故隐公以略地为名。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棠”（杨注：棠，地名，今山东省-鱼台新县治西南有观鱼台址（云）。），推测位置为：东经116.57，北纬35.06（鱼台县-张黄镇-武台村西）。

《隐五年经》：

螟。（（p 0041）（01050006））（004）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kōu)卒。（（p 0041）（01050007））（004）

《隐五年传》：

冬十二月辛已，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p 0047）（01050901））（004）

我的粗译：

这年冬十二月辛已那天（杨注：辛巳，廿九日。），臧僖伯去世了，我们的“公”说：“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叔父对寡人的那些意见，寡人不敢忘记。）”，于是将他下葬的规格提高一等。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螟”曰：

无《传》。螟，蛾属，昆虫类鳞翅目，幼虫曰螟，棲稻之叶腋或茎中，蛀食稻茎之髓部，《尔雅?释虫》所谓“食苗心，螟”是也。螟害成災，故书。

桥案：也许本章《左传》作者认为这条《春秋经》是“公子彄卒”的预兆。

杨伯峻先生注“叔父有憾于寡人”曰：

臧僖伯为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于隐公为亲叔父。有憾于寡人者，谓谏往观鱼者而不从之。

杜《注》“葬之加一等”云：“加命服之等。”

杨伯峻先生注《桓二年传》“臧孙达（哀伯，臧僖伯之子）其有后于鲁乎！”云：

以鲁大夫言，臧氏享世禄为最久，哀二十四年犹有鲁（晋？）侯伐齐，乞灵于臧氏，臧石帅师会之，取廩丘之记载。（（p 0090））（02020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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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左传》的核心是“臧僖伯”（公子彄）“谏观鱼”的那段长篇大论。

《隐元年传》：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p 0010）（01010301））（001、003）

《隐二年经》：

无骇帅师入极。（（p 0020）（01020003））（003）

《隐二年传》：

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p 0022）（01020301））（003）

我的粗译：

我们的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夏四月，费伯（费庈父）率部队加筑了“郎”的城墙。《春秋经》上没写此事，是因为这个行动并不是奉我们“公”（鲁隐公）命令进行的。

下一年，司空无骇（无骇）率兵攻入极国，之前，我们已经由费庈父（费伯）领兵打败了他们的部队。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不书，非公命也”曰：

《经》不书，《传》记此事者，由于城郎意出费伯本人，非奉隐公命。

杨伯峻先生注“无骇帅师入极”曰：

无骇，鲁国之卿，公子展之孙，展禽（柳下惠）父。

杨伯峻先生注“司空无骇入极”曰：

鲁有司空之官，为卿，昭四年《传》“孟孙为司空以书勋”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费庈父胜之”曰：

庈音琴，父音甫。文十五年《传》云：“凡胜国曰灭之”，则灭国亦可曰“胜”。说本俞樾《茶香室经说》。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费”——“比蒲”——“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5，北纬34.9（鱼台县西南，“比蒲”与“毗”或亦在此处）。

“郎”（杨注：费庈父即元年《传》“费伯帅师城郎”之费伯。王厚之《钟鼎款识》有????[广/金]父鼎，阮元引吴侃叔云：“????[广/金]父即庈父。”据《读史方舆纪要》废鱼台县西南有费亭，费与极均在今金乡县南而稍东，郎与极亦在废鱼台县附近。无骇入极，费庈父因城郎而灭极，胜极即灭极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3，北纬35.13（鱼台县-旧城里村西）。

“极”（杨注：极，鲁附庸国。当在今山东省-金乡县南而稍东三十五里。考极以后不再见，可能自此后遂为鲁所有。金文无极氏，有遽氏，其人有遽父己、遽白还、遽中、遽叔买等。吴其昌《金文氏族谱》以为即此极氏。#据《读史方舆纪要》废鱼台县西南有费亭，费与极均在今金乡县南而稍东，郎与极亦在废鱼台县附近。无骇入极，费庈父因城郎而灭极，胜极即灭极也。文十五年《传》云：“凡胜国曰灭之”，则灭国亦可曰“胜”。说本俞樾《茶香室经说》。），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4，北纬34.9（金乡县南而稍东）。

《隐八年经》：

螟。（（p 0057）（01080008））（003）

冬十有二月，无骇卒。（（p 0057）（01080009））（003）

《隐八年传》：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p 0060）（01080901））（003）

我的粗译：

六年后，我们隐公八年（公元前七一五年，周桓王五年），冬十有二月，无骇（司空无骇）去世了。羽父（公子翚）向我们“公”请求赐予无骇谥号和族号，于是我们“公”向卿众仲咨询如何确定族号，众仲告诉他：“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天子封立有“德”之人，建立独立的家族，会根据他们出生的族群赐给他们“姓”，还会赐给他们田地，为他的家族命名。那些诸侯以字为谥，就会用这个“字”为他后裔的族群命名。那些职官累世建功，就会有职官的家族。城邑也类似。）”。

于是我们的“公”指示以无骇的“字”给他家族赐以“展”这个“氏”。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螟”曰：

无《传》。成災，故书。

桥案：也许这条只有一个字的《春秋经》被《左传》作者当成了“无骇卒”的预兆。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有二月，无骇卒”曰：

杜?注?云：“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卒而后赐族，故不书氏。”“无骇”，《谷梁》作“无侅”，骇、侅同从亥声，得通假。

杨伯峻先生注“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曰：

谥，死后依其人之行事而赐名。此礼盖起于宗周-共王、懿王诸王之后（据王国维《遹敦跋》所作结论）。族与姓氏之氏同义。毛奇龄《经问》云：“氏与族原无分别。襄仲以‘仲’为氏，以‘东门’为族，而《春秋》呼襄仲之子为东门氏，则族亦称氏。晋-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夫叔向以‘叔’为族，以‘羊舌’为氏，今并‘羊舌’而族之，则氏亦称族。无骇已是公孙之子，生前未尝赐氏，故于其死，羽父为之请氏。”顾炎武《日知录》云：“春秋-隐、桓之时，卿大夫赐氏者尚少，故无骇卒而羽父为之请族。庄、闵以下，其时无不赐氏者矣。”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建德”曰：

据杜《注》，建德者，建立有德之人而以为诸侯也。

杨伯峻先生注“因生以赐姓”曰：

因生以赐姓，前人异说颇多。依王充《论衡?诘术篇》，譬如夏禹祖先因其母吞薏苡而生，故夏姓苡（《史记》作姒）；商朝祖先契，其母为简狄，吞燕子（卵）而生契，故商姓子；周朝祖先弃，其母曰姜原，践踏大人脚迹，怀孕以生弃，故周姓姬。此谓因其祖先所由孕而得姓。依杜《注》、孔《疏》及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譬如舜生于妫汭，其后胡公满有德，周朝故赐姓曰妫；姜之得姓，居于姜水故也。此谓因其祖所生之地而得姓。此又一说。于鬯《香草校书》则以生读为性，性即德也。因生以赐姓，即以其德行而赐之姓。此又一说。上古姓氏起源具体情况已难推断，不但以上各种解释皆属臆测，即众仲天子赐姓之说亦是据当时传说与典礼而为之辞，恐亦未必合于太古情况。

杨伯峻先生注“胙之土而命之氏”曰：

《国语?齐语》韦《注》云：“胙，赐也。”《韵会》云：“建置社稷曰胙。”依杜《注》意，此谓天子封诸侯，既因其所由以赐之姓，又封以土地而命之氏。如周封舜后于陈，赐姓曰妫，命氏曰陈。《国语?周语下》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祚）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可与此文互相印证。刘师培《左盦集》卷二有《释氏》，可参看。

杨伯峻先生注“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曰：

诸侯以字为谥，六字为句，郑玄如此读。杜预读“诸侯以字”为句，非。详阮元《校勘记》。此谓诸侯于大夫，以其字为其谥。而其后人因之以为族姓。以字为族者，多用于公族。当时之制，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可再称公孙，乃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郑公子去疾，郑穆公之子，字子良，其子为公孙辄，其孙良霄即以良为氏，良霄之子为良止是也。又有以父之字为族者，如卫之子叔、公孟，宋之石氏是也。谥法之起，既在周-共王、懿王之后，最初惟天子诸侯有之，卿大夫尚无用此典礼者。至东周以后，卿大夫始渐有之。崔述尝考之《春秋传》，晋自文公以前，惟栾共叔有谥，狐偃、先轸有佐霸之功，而谥皆无闻。至襄公世，赵衰、栾枝始有谥，而先且居、胥臣之属仍以字称。成、景以后，卿始以谥为常；先縠、三郤以罪诛，乃无谥。降于平、顷，则虽栾盈之以作乱死，荀寅、士吉射之失位出奔，而无不谥矣。鲁国大夫有谥者，较他国为独多，然桓、庄以前，卿尚多无谥者。昭、定之间，则荣驾鵞、南宫说、子服公父之伦，下大夫无不谥者。郑国大夫初皆无谥，至春秋之末，子思、子賸亦有谥。惟宋国大夫始终无谥。据此，春秋初年（此时），大夫并无赐名之谥，故众仲云以字为谥。古人多不知此义。张文檒《螺江日记》虽知此义，而论证不明，故略言之。于鬯不解此义，谓“以字为谥”之“为”当读“与”，果如此，“诸侯以字与谥因以为族”，句不可通矣。顾炎武《杜解补正》据陆粲《左传附注》，谓郑玄驳《五经异义》引此《传》文作“诸侯以字为氏”，因谓“今作谥者，传写误也”。朱熹以至石韫玉《读左卮言》，张聪咸《左传杜解辨证》悉主此说。但以字为氏，因以为族，两句不嫌重复乎？故不取。

桥案：

我感觉此处之“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所言，乃春秋时期一种特殊的“族”，即以某一位诸侯的谥号（或死后之名号）命名的“族”，这样的“族”所包含的是这位诸侯除继位国君及其子孙之外其他的子孙，下面是些例子：

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庄十二年传》（p 0191）（03120102））（031）

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庄二十三年传》（p 0225）（03230201））（036）

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僖五年传》（p 0307）（05050801））（032）

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文七年传》（p 0556）（06070302））（047）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卬，皆昭公之党也。（《文八年传》（p 0567）（06080601））（047）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十二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遂出武、穆之族。（《文十八年传》（p 0643）（06180801））（047）

宋文公即位三年，杀母弟须及昭公子，武氏之谋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尽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师伐宋。秋，宋师围曹，报武氏之乱也。（《宣三年传》（p 0672）（07030501））（047）

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鱼石将止华元。鱼府曰：“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鱼石曰：“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不敢。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右师讨，犹有戌在。桓氏虽亡，必偏。”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请讨，许之，乃反。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书曰“宋杀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成十五年传》（p 0874）（08150402））（073）

单献公弃亲用羁。冬十月辛酉，襄、顷之族杀献公而立成公。（《昭七年传》（p 1296）（10071301））（114）

甘简公无子，立其弟过。过将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赂刘献公，丙申，杀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孙鰌。（《昭十二年传》（p 1334）（10120901））（125）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昭二十二年传》（p 1435）（10220501））（125）

及宋-平、元之族自萧奔郑，郑人为之城嵒、戈、鍚。九月，宋-向巢伐郑，取鍚，杀元公之孙，遂围嵒。（《哀十二年传》（p 1673）（12120601））（139）

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 （《宣四年传》（p 0679）（07040301））（060）。

子越又恶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宣四年传》（p 0680）（07040302））（060）。

是必灭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文九年传》（p 0573）（06090901））（060）。

右师将不利戴氏。（《定九年传》（p 1571）（11090101））（133）。

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卫庄公复之，使处巢，死焉。（《哀十一年传》（p 1665）（12110601））（134）。

司马请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臣之罪大，尽灭桓氏可也。（《哀十四年传》（p 1686）（12140401））（139）。

麇将纳桓氏。（《哀十七年传》（p 1712）（12170701））（139）。

戴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戴氏、皇氏欲伐公，乐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则甚焉。”（《哀二十六年传》（p 1731）（12260204））（139）。

諸侯之從者，叛者半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楚語上》4）

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楚語下》3）

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晰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楚語下》9）

以上这些“族”——“氏”与普通的“氏”族并不是一回事，他们没有独立的宗族系统，也就不会传承下去（“族”中另外建立了独立“氏”族的人不算），而会“五世而斩”。但在没“斩”之前，他们是公族的一部分，构成诸侯的直属武力，当然也会“聚族而居”。因此这些“族”的所谓“族”只是从“聚族而居”这一含义来的。

另外，既云“诸侯以字为谥”，则可能反映当时有些“诸侯”的“谥”也许生前就有，是他平时的一种称呼，也就是“字”。

杨伯峻先生注“官有世功，则有官族”曰：

谓以先世有功之官名为族姓，如司马氏、司空氏、司徒氏，宋之司城氏，晋之士氏、中行氏之类。

杨伯峻先生注“邑亦如之”曰：

谓以先世所食之采邑以为族姓，如晋-韩氏、赵氏、魏氏之属。

杨伯峻先生注“公命以字为展氏”曰：

杜《注》云：“公孙之子以王父（祖父）字为氏，无骇，公子展之孙也，故为展氏。”杜云以王父字为氏，盖本《公羊传》之说。明-傅逊则以“展”为无骇本人之字（桥：以字为谥）。以文义观之，傅逊之说较可信。自杜《注》而后，孔《疏》、郑樵《氏族略》、《唐书?宰相世系表》，均从杜氏误说矣。

桥案：无骇虽为司空，但从《左传》中的记载看，似乎同时是鲁国的首席执政大臣，他一死，就因权位争夺引发了鲁国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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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左传》我体会作者主要是要借“无骇”事讲解“命氏”规则。

《隐十一年经》：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p 0071）（01110004））（001）

《隐十一年传》：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p 0079）（01110801））（014、001）

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钟巫，齊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p 0079）（01110802））（014、001）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两年，我们隐公的十一年（公元前七一二年，周桓王八年，郑庄公三十二年），羽父（翚，公子翚）向我们“公”（鲁隐公）提议杀掉桓公，换取自己当“大宰”。“公”告诉他：“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我现在占着这个位子，是因为他还年轻，我很快就会把君位传给他了。我已经让人去整治“菟裘”那个地方，准备去那里养老。）”。

羽父一听这话，害怕了，于是反过来去向桓公说现在这位“公”（鲁隐公）的坏话，提议把现在这位“公”弑杀掉。

前些年，现在这位“公”还是公子时，曾与郑人在“狐壤”作战，被人家抓住。郑人把他关在尹家。我们收买了尹家的人，向他们家的主神钟巫献祭求告，这样，公子（后来成为鲁隐公）就带着尹家族长逃了回来。此后，我们这里也立了他们家的那个主神。

到这年十一月，现在这位“公”要向那位主神钟巫献祭，先在“社圃”那里斋戒，于是住到了寪家。壬辰那天（杨注：壬辰，十五日。），羽父指使贼人在寪家弑杀了我们的“公”，拥立桓公，反过来追究寪家的责任，有人为此而死。

《春秋经》上没记录我们“公”的葬礼，是因为没按“公”的规格治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曰：

鲁公被杀而死者三，隐公、桓公、闵公。而桓公被杀于齐人，唯隐、闵被杀于国内。桓公之死，书公薨于齐，又书葬；而隐、闵二公只书“公薨”，不言薨于何处，亦不书葬。

杨伯峻先生注“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曰：

大同太，大宰亦作太宰。大宰之名见于诸经传记者，以侯国言之，其义有二。一为一般官职名，一为冢宰、执政、卿相之义。以《左传》考之，宋之大宰其位实在卿相下，华父督以大宰杀殇公而相庄公可证。然《韩非子?说林下》云“宋大宰贵而主断”，考以《内储说上》“叔孙相鲁，贵而主断”之文，则大宰又指卿相言，则是第二义。郑之大宰石 为良霄之副手使于楚，见襄十一年《传》，则职位不高。然晋-赵武又称郑执政子皮为冢宰，见昭元年《传》，则为后一义。楚以令尹执政，然其下有大宰子商、大宰伯州犁。然蔿敖为令尹，晋-随会称之为宰，见宣十二年《传》。宰即大宰，则大宰又为执政之通称。鲁本无大宰之官，此云将以求大宰者，谓欲以杀桓公求为执政之卿。故《十二诸侯年表》述此事云：“大夫翚请杀桓公，求为相。”《鲁世家》亦云：“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皆以相释大宰，得其义矣。

杨伯峻先生注“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曰：

为其少故也，史文有省略。《史记?鲁世家》所述较全。授之，谓授之以君位。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

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于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十一月，隐公祭钟巫，齊于社圃，馆于蒍氏。挥使人杀隐公于蒍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

杨伯峻先生注“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曰：

营，读如《诗?大雅?灵台》“经之营之”之营，亦即营造之营，犹今言建筑。菟音徒。《史记?秦本纪》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菟裘氏。”《潜夫论?志氏姓》亦云：“钟离、运掩、菟裘，皆嬴姓也。”则菟裘古为嬴姓之国，其后土地并于鲁。梁履绳《左通补释》引张云璈之言云：“山东省-泰安县东南九十里近梁父有菟裘城。”老谓终老。

杨伯峻先生注“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曰：

谮，音怎，去声，以言语毁人也。

杨伯峻先生注“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曰：

钟巫，神名，尹氏之家立以为祭主。说详焦循《左传补疏》。

杨伯峻先生注“公祭钟巫，齊于社圃”曰：

公祭钟巫，公将祭钟巫也。古人有时省略将字。齊同齋（斋）。古人祭祀前，先齋戒。社圃，园名。

杨伯峻先生注“馆于寪氏”曰：

馆，住宿也。寪音委。寪氏，鲁大夫。

杨伯峻先生注“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曰：

陈澧《东塾读书记》云：“云讨寪氏有死者，言其冤也。”寪氏不书名，顾炎武云：“言非有名位之人。”

于“不书葬，不成丧也”处陈澧又云：“言桓不以人君之礼葬隐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菟裘”（杨注：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菟裘氏。”《潜夫论?志氏姓》亦云：“钟离、运掩、菟裘，皆嬴姓也。”则菟裘古为嬴姓之国，其后土地并于鲁。梁履绳《左通补释》引张云璈之言云：“山东省-泰安县东南九十里近梁父有菟裘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7.31，北纬35.87（新泰市-楼德镇）。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狐壤”（杨注：狐壤，郑国地名，当在今河南省-许昌市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9，北纬34.2（许昌市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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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隐公这个摄政的差事不好干，最终还是为此丧命，可惜了。要是以篡位为目的，反而容易了。当然，鲁隐公不是这种人，只是不由自主被卷了进来。于是非其人而在其位，悲剧难免，欲“隐”而不能。

《隐七年经》：

夏，城中丘。（（p 0052）（01070003））（001）

《隐七年传》：

夏，城中丘。书，不时也。（（p 0054）（01070201））（001）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我们加筑了“中丘”的城墙，《春秋经》记录此事，是因为这不合节令。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书，不时也”曰：

不时者，谓既非国防之所急，而又妨害农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中丘”——“邓”（杨注：中丘古城，当在今山东省-临沂县东北。#邓，鲁地。九年为防之会，郑伯未与，故重为此盟会。《经》仅书会而未书盟，杜《注》以为鲁公还国告祖庙时，告会而不告盟；刘师培《春秋左氏传答问》以为“盟邓之役《传》文为师期，下言羽父先会齐、郑，则出师之期不与盟符，《经》为内讳，故不书盟”，皆是臆测。《春秋》全《经》盟会异地而并书者，仅襄公二十五年夏会于夷仪，秋同盟于重丘一次。此是大会，且会在夏而盟在秋，相距两三月，其间又有郑师入陈一事，故不能不分别书之。其余则或以盟包会，如八年会于温盟于瓦屋，《经》只书盟；或以会包盟，如此《经》只书会于中丘，未必有深意。），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44，北纬35.20；或东经118.48，北纬35.35，我倾向后者（葛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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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九年传》：

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绝宋使。（（p 0065）（01090301））（009、001）

《隐九年经》：

冬，公会齐侯于防。（（p 0063）（01090006））（001）

《隐九年传》：

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p 0065）（01090501））（001）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隐公九年（公元前七一四年，周桓王六年，郑庄公三十年，齐僖公十七年，宋殇公六年），宋公（宋殇公）未能按时朝见天王，郑伯（郑庄公）此时正担任“王”的左卿士，就以“王”的名义前去问罪，进攻宋国。宋国却因为记恨我们“公”在“入郛之役”时不肯救援，这回就没通报我们。我们的“公”一生气，断绝了与宋国的特使往来。

这年冬天，我们“公”与齐侯在“防”会面，策划进攻宋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宋公不王”曰：

诸侯见于天子曰王。宋公不王，犹言宋公不朝。杜《注》谓不供王职，误。说详王引之《经义述闻》。然春秋之世，朝王者极少。以鲁而论，十二公二百四十余年，据《春秋》所载，惟僖公因晋文之霸，两朝王所；成公因伐秦之役，一至京师；隐、桓二十九年间，王使来者不绝，而两公未尝一朝王。则郑伯以宋之不王而讨宋者，亦犹齐桓伐楚，责其包茅不入，皆借辞而已。

杨伯峻先生注“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曰：

入郛之役在五年。公曾于七年为宋伐邾，欲以悦宋，而宋犹不释然，故虽见伐，而不来告。

杨伯峻先生注“公怒，绝宋使”曰：

绝宋使者，探后言之，谓此后隐公与宋殇公不复有使者来往。

杨伯峻先生注“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曰：

郑伯未与会者，或以其国有北戎之役故。是以十年又有中丘之会。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防”——“祊”（杨注：“祊”，音崩，《公羊》、《谷梁》及《汉书?五行志》引俱作“邴”。方与丙，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从方之祊与从丙之邴，可得通假。祊，郑祀泰山之邑，当今山东省-费县东约三十七里处。余详《传?注》。#郑桓公为周宣王母弟，因赐之以祊，使于天子祭泰山时，为助祭汤沐之邑。#“防”，《公羊》作“邴”，从方声之字与从丙声之字，古音多同（方、丙二字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防、邴得通假。鲁有二防，此时西防尚未为鲁所有，故知此是东防，当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北四十余里。世为臧氏食邑。石韫玉《读左卮言》谓“防”字或“祊”字之讹，祊为郑邑而新归于鲁，此时郑告伐宋，鲁会齐而谋之于祊也。姑录之以备参考。#鲁师自阳关出动迎接臧纥，至于旅松不进。阳关在今泰安县偏东而南约六十里，旅松则距防不远。），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18，北纬35.28（方城镇）。

《隐九年经》：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庚辰，大雨雪。（（p 0063）（01090002））（001）

《隐九年传》：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书，时失也。（（p 0064）（01090101））（001）

《隐九年传》：

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p 0064）（01090102））（001）

《隐九年经》：

挟卒。（（p 0063）（01090003））（001）

《隐九年经》：

夏，城郎。（（p 0063）（01090004））（001）

《隐九年传》：

夏，城郎。书，不时也。（（p 0065）（01090201））（001）

我的粗译：

还在这一年，从春王三月癸酉那天（杨注：癸酉，十日。）开始，我们这里连着下了好多天大雨，打雷闪电。《春秋经》写上此事，是记录本年第一次下雨的时间。到庚辰那天（杨注：庚辰，十七日。），又下了大雪。《春秋经》上写此事的原因是相同的。不过，《春秋经》记录这些事也都是因为与节令不合。

凡是下雨，达到三天的，《春秋经》中就称为“霖”，而平地积雪达到一尺，《春秋经》中就称为“大雪”。

这年夏天，我们加筑了“郎”的城墙。《春秋经》写上此事，也是因为这与节令不合。

一些补充：

《年表》于“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处云：“隐公九年三月，大雨，震电。”

杨伯峻先生注“庚辰，大雨雪”曰：

雨为动词，即下雪，《传》文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大雨霖以震”曰：

“大雨霖以震”为句。以，连词，与也。《商书?金縢》“天大雷電（电）以风”，与此句法同。臧琳《经义杂记》谓“大雨霖”为句，“以震书始也”为句，误。书始也者，依杜《注》义，谓癸酉日为开始霖雨之日。霖雨为久雨，当不止一日。《经》作“大雨震电”，《传》作“大雨霖以震”，文异而义同，所谓错综成辞。杜《注》、孔《疏》必谓《经》文脱“霖以”二字，“电”字乃后人妄加，考之《公》、《谷》与《汉书?五行志》，知《经》文本作“大雨震电”，并无误。说本臧琳《经义杂记》与洪颐煊《读书丛录》。

杨伯峻先生注“书，时失也”曰：

意谓《经》文所以书此者，当时误以王三月为夏正正月，不当有雷电；既有雷电，则不当有大雪。乃雷电之后八日复有大雪，皆节候不得其正，故言时失。《汉书?五行志》云“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既已发也，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故谓之异”，可以为证。

杨伯峻先生注“挟卒”曰：

无《传》。《公》、《谷》“挟”皆作“侠”，挟、侠字得通用。挟为鲁大夫之名。不书氏族者，杜《注》以为未赐族。元-齐履谦《春秋诸国统纪》云：“鲁卿之嗣不见于《经》者三人，然益师之后，《传》有众仲；无骇之后，《传》有展禽、展嘉、展瑕、展叔、展王父；惟挟之后无见。”至章炳麟《春秋左传读》以庄公二十四年之御孙当挟之后，则纯是臆测之辞。《谷梁传》云：“侠者，所侠也。”孔《疏》转引汉?尹更始说，谓“所者，侠之氏”，但《春秋》无所氏，说未必可信。

桥按：或者《左传》作者认为上面之“大雨，震电”乃“挟卒”之兆，而“挟卒”带来卿位空缺，也使有资格担任首席执政的人又少一个，“公子翚”因而野心膨胀，开始觊觎首席执政之位。

杨伯峻先生注“书，不时也”曰：

此年建丑，周正之夏，当夏正之春，正农忙季节，若非急难，不宜大兴土功，故云不时。

“郎”（杨注：元年春，费伯已城郎，而今年又城郎，盖鲁有两郎。费伯城者为旧鱼台县治东北八十里之郎，去鲁（曲阜）约二百里，为远。此年城者，盖鲁（曲阜）近郊之邑。说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又互详庄三十一年《经?注》。#鲁有两郎，一为隐元年“费伯帅师城郎”之郎，离曲阜约二百里。一为鲁近郊之郎，隐九年“夏城郎”，即此郎。《公羊传》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则三国之师已至曲阜近郊。#《檀弓下》亦载此事，云“战于郎”，郎当是鲁郊地名，但公为属右师，战场必不与左师同。），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5，北纬35.0（鱼台县-前-后-郁郎村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