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4断章取义 一 -- 桥上

孔老先生有言：“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第二》），但是他虽然自己是殷人后裔，却极度推崇周礼，宣布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第三》），还极力夸奖周人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第八》）。那么，周人与殷人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在我看来，周人与殷人至少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他们尊奉的祖宗不一样。周人尊奉的祖宗是后稷，是农业的创始人，是农神；而殷人尊奉的祖宗是王亥，是畜牧业的创始人，是牧神。

后稷是农神，大家都很熟悉；而关于王亥是牧神，在胡厚宣、胡振宇两先生所著《殷商史》中有很清楚地说明：

在古代的传说里，王亥是一个畜牧业的创始人。《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胲或作核、骸、 [左角右亥]，核、骸、 [左角右亥]都是王亥的亥的通假字，或引作鮌，则又由胲字形近而误。《吕氏春秋勿躬篇》也说：“王氷作服牛。”氷字亦由亥字形近而误，王氷即王亥。说俱见前。作的意思，是发明创作。服牛即仆牛、朴牛，亦即牧牛。亥作服牛，或王亥作服牛，意思即是说，王亥是发明牧牛的人。王国维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又《古史新证》，1925年。）（胡厚宣、胡振宇 《殷商史第二章 殷商世系》 p 031）。

无论是后稷还是王亥，都是传说中人物，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已经很难搞清楚。但是，姑不论历史真相为何，可以认为在殷代和周代当时，殷人是以自己擅长畜牧业而自豪，而周人则是以自己擅长农业而自傲的。因此，至少从族群心理上来看，殷人和周人对于农业、牧业与本族群关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并且这个心理应该有其对应的实际情势，反映了这两个族群各自所擅长的本事。尤其是“周”人，在殷代，“周”这个字本身就是田地之象，也就反映了当时周人的特征是拥有经过整修、疆界清晰的一块块农田。

不过从考古所见，包括很多先生对殷商甲骨文字研读后所见，殷商之时农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很多农具也已经出现了，那么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周人对于殷人是否有优势，如果有，是什么样的优势，当然值得探究一下。

据我所见，殷与周到底有多大差异是有争议的，有大师认为，殷商与西周没太大差别，西周在很大程度上是承袭了殷商的做法，殷商与西周一脉相承，而且还有人认为，证明殷商西周一脉相承是将中华民族的源头大大向前延伸了。

不过我觉得，虽然殷商之时已经有农业的开展，也已经有“封建（指“封邦建国”）”的雏形，但将商人的“封建”与周人的“封建”相比，其性质与目的并不完全一样，还是周人真正把“封建”、把农业、尤其是把二者的结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改变了古代中国的面貌。

其实周人在青铜文明方面是落后于殷商的，但为什么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为什么能一举推翻殷商，自有其道理，估计就是在殷商之世他们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能够通过各种方式，用农耕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改造今陕西、山西、河南部分黄土地带的畜牧族，使这些从事畜牧的族群转而从事农业，并站到了自己一边。这是周人相对于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殷人的最大优势，也为周人后来的“封建”摸索了经验。

搞考古的牛世山先生有言：

从考古学文化看，在商代的关中地区西部，这里与商文化相邻的考古学文化，除了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周人的考古学文化——先周文化，只剩下以扶风刘家墓葬为代表的刘家文化一支了。尤其是在殷墟一、二期即殷墟卜辞的一至三期，刘家文化分布于关中西部的扶风、眉县南北一线以西和岐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商文化呈直接对峙态势。处于扶风、眉县南北一线的岐山王家咀、贺家、扶风壹家堡、白家窑显示，在殷墟一期前后，这些遗址是商人僻处西疆的据点；殷墟三期偏早之时，这里又成为刘家文化的势力范围。可见，这一带是商王朝与刘家文化族群争夺的战场。在这个阶段，相对于地域上远比刘家文化小的先周文化，刘家文化族群才是与商王朝角逐关中地区的本土主导力量。直到殷墟三期以后，先周文化的地位才日渐显现，向东扩展到原商文化分布区，向西、向北扩展到原刘家文化分布区，而刘家文化则逐渐融合于先周文化之中。（牛世山 《商代的羌方》）。

牛先生还提到，“姜即羌，羌方应是羌人的族的共同体，其考古学文化可能是刘家文化。”“就迄今所知的信息看，羌方的社会并非处于游牧状态，而是处于定居生活状态。其经济活动主要有畜牧、农业等，似乎又以畜牧经济的成分更为浓厚一些。”（牛世山 《商代的羌方》）。牛先生文章里提到的信息，在我看来，应该是反映了当时周人用他们的农耕文化融合了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刘家文化（当时羌人的文化）。

刘家文化的那种虽有农业但仍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情形，我觉得正是殷商经济的一般状况，殷商人祭祀时动不动就使用上百头牛，正是他们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反映。周人要改变这些畜牧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更好的农业生产技术是不可能的。

陈文华先生和李根蟠先生是专门搞农业考古的大家，陈文华先生作了《农业考古》，李根蟠先生作了《中国农业史》，在这两本书中他们对于商周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有如下论述：

商周时期的播种方法还是以撒播为主。但《诗经大雅生民》已有“禾役穟穟”诗句，役即列，就是行列之意，穟穟是形容行列整齐通达之词。联系西周时期田中已有“亩”(垄)，推测当时可能已出现条播的萌芽。不过真正推行条播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已认识到撒播的缺点：“既种而无行，茎生而不长，则苗相窃也。”而条播则“茎生有行，故遬(速)长；弱不相害，故遬(速)大”（《吕氏春秋辩土》）。因而垄作法在战国得到推广，在汉代得到普及。（陈文华 《农业考古二 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五）农耕技术的创造2．播种技术》 p 120）。

中耕是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国外有的农学家曾把我国的传统农业称之为中耕农业。中耕主要是除草、松土，改善作物的生长环境。原始农业在播种后“听其自生自实”，自然没有中耕这一环节。后期可能有除草等作业，主要是靠手工或是一些简单的竹木工具来操作。到了商周时期，中耕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据胡厚宣先生的考证，甲骨文中一些字像是双手在壅土或者是用工具锄地除草，看来商代已有除草和培土技术。《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毛传》：“耘，除草也。籽，壅本也。”说明至迟在西周时期，人们已认识到除草培土(耘、籽)对作物生长的促进作用，中耕技术确已产生无疑。……可见到了西周时期，不但强调中耕除草，而且已经利用野草来肥田了，这也是一个进步。商周时期出现的钱镈之类的锄草农具就是为这一中耕技术服务的。（陈文华 《农业考古二 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五）农耕技术的创造3．中耕技术》 p 125）。（桥注：我感觉恐怕是先有除草后有条播，有了除草的要求才会产生条播的需要，甚至垄的广泛采用可能也与此有关。）

总的看来，青铜的出现揭开了金属农具代替石、骨、蚌农具这一长剧的序幕。虞夏时青铜农具还是凤毛麟角。但青铜器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从青铜器被应用于治水[18]和木农具制作中反映出来。到了商代，青铜镢已大量生产和使用，使垦荒和翻耕获得前所未有的锐利工具，人们又可以用青铜器加工出量多质好的耒耜，可以说，从这时起，青铜工具已在农业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了。西周春秋青铜农具进一步发展，在中耕领域占居优势。不过，青铜农具始终未能完全代替木石农具；这一任务只能由铁器来完成。春秋时代，我国铁农具已经出现。为了行文方便，归在下章一并叙述。（李根蟠 《中国农业史第二章 悠悠千古话沟洫——虞、夏、商、西周、春秋农业第一节 青铜农具与耒耜一、青铜农具的出现及其使用领域的逐步扩展》 p 033）。（桥注：这里“西周春秋青铜农具进一步发展，在中耕领域占居优势”的背景是西周处于青铜文化发展的低谷。）

由于中耕在当时农业中所占重要地位，人们往往以耕耨或耕耘并提以代表全部农事。高度重视中耕作业是我国古代农业的突出特点，以至有些日本学者称我国古代农业为“中耕农业”；这一特点至迟西周时代已经形成了。而它的形成显然是与农田沟洫制度有关的。中耕要求条播，条播为中耕提供了方便；而条播和中耕都是在畎亩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沟洫制下，通过开挖排水沟洫，形成长条型垄台，结合条播、合理密植，间苗除草等措施，建立起行列整齐、通风透光的作物群体结构，不仅改变了涝渍返碱的土壤环境，而且创造了良好的农田小气候，这已经包含了后世精耕细作农业的一些重要因素了。（李根蟠 《中国农业史第二章 悠悠千古话沟洫——虞、夏、商、西周、春秋农业第二节 以农田沟洫为特征的农业体系二、沟洫制对农业生产与技术的影响》 p 046）

细读以上两位先生的大作，我感觉，在商周之间农业生产还是发生了一点重要的变化的，这就是中耕技术的出现，而中耕技术的系统运用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推测，起垄、条播、加上中耕，也许就是周人的秘密武器，是周人在农业生产方面高于殷人的关键技术。

同时，周人不但掌握了这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愿意把这种技术传授给与自己有婚姻关系的异族外“姓”，让他们也来从事农业生产，孔老夫子说：“故远人不服，则脩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第十六》），这里“来之”的“远人”，应该就是周人部族周边主要从事畜牧业的异族外“姓”，这些异族外“姓”初期很可能与周人有婚姻关系。而把这些人“来之”以后之所以能“安之”，应该就是因为“来之”了以后，由于周人传授给他们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这些人的生产技能提高了，生活改善了。

孟老先生后来说：“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也许就是当初周人“来”了从事畜牧业的异族外“姓”之后向他们教授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这种情形的反映。或者说这个“教民稼穑”可能正是周人在“来之”、“安之”的过程中派给自己的角色：当召来了各种外族异“姓”之后，周人会教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让他们在周人控制的区域内安定下来，从而扩大了周人自己的实力。“三分天下有其二”说不定就是这么来的。

后来周人开创了藉田礼，应该就是把这种“教民稼穑”的行为仪式化了。《诗经》里有一首诗《臣工》，就是说的藉田礼，其中有一句是“来咨来茹”，高亨先生在此注曰：“咨，询问。茹，商度。此句言你们遇到问题，要来请示。”（《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86）《周颂臣工之什臣工》）。此处要询问、商度和请示的，当然是与耕种有关的问题，这应该就是反映了藉田礼“教民稼穑”的一面。

但是“教民稼穑”并非只有“来之”一种形式，甚至“来之”不一定是主要的形式，主要的形式可能还是周人自己走出去“封建”。后来，周人就是通过“封建”的方式，在各处肥沃的黄土地上“教民稼穑”，征服、改造了当地的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让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扩散到整个中原黄土地带，并且就此打破了当时各族群聚族而居的格局，让整个华夏地区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第一次真正有了中国的雏形。

当然所谓“封建”并不单纯是经济活动，而是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就是要把与周人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而且语言文化也有很大差异的游牧族（戎狄）融合进来（或者挤走），但“教民稼穑”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按高亨先生的说法，《烈文》“是周王在举行封建诸侯的仪式时所唱的乐歌”，其中就提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78）《周颂清庙之什烈文》），其中“训”是以之为榜样的意思，反映走出去“封建”的诸侯都负有“教民稼穑”、让所有周边的族群向自己学习的职责。

但是，周人与“封建”类似的行动并非自克商始，早在周人的“先公”——“公刘”和“公亶父（周太王）”的时候，周人就已经有过两次举族长途跋涉，迁徙到全新地方的大行动。当初周人人数很少，孤零零的深入异族环伺的蛮荒之地，建立城邑，开垦田地，凭借他们掌握的先进农业生产方式，召徕各种异“姓”外族，扩充自己的实力，终于站住了脚跟，打出了一片天地。这两次行动还成为周人后世向远方“封建”的样板。

• 《左传》人物事略12：管夷吾——民受其赐
• 谢谢您的帖子，读了您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