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9：鲁息姑——吾将授之 -- 桥上

《隐元年经》：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p 0008）（01010005））（001）

《隐元年传》：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p 0018）（01010801））（001）

《隐四年经》：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p 0034）（01040003））（001）

《隐四年传》：

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p 0036）（01040201））（005、001）

《隐八年经》：

辛亥，宿男卒。（（p 0057）（01080004））（001）

我的粗译：

当初，惠公晚年时，曾在“黄”那里打败宋军，我们现在这位“公”（鲁隐公）即位后，马上寻求与宋国讲和。就在我们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宋穆公七年，卫桓公十三年），九月，我们和宋人在“宿”那里举行了盟誓，这是“公”即位以来首次与宋国的接触。

后来，到我们的隐公四年（公元前七一九年，周桓王元年，宋殇公元年，卫桓公十六年），我们“公”（鲁隐公）与宋公（宋殇公）又约定会面，准备重申宿之盟。但还没等到期，卫国来人通报他们发生动乱。于是“公”与宋公提前在“清”那里见面。

一些补充：

据上面那条《春秋经》，鲁-宋盟誓七年后，公元前七一五年（鲁隐公八年，周桓王五年），六月辛亥那天（杨注：辛亥，十四日。），盟会之地“宿”那里的国君“宿男”去世了。

杨伯峻先生注“始通也”曰：

隐公立，始与宋通好也。

杨伯峻先生注“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曰：

公，鲁隐公。宋公，宋殇公。《谷梁》八年《传》云：“不期遇会曰遇。”《曲礼下》云：“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杜预此注云：“遇者，草次（草次即造次，犹言仓卒）之期，二国各简其礼，若道路相逢遇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宿”（杨注：此谓鲁及宋人盟于宿。“及”上省“鲁”字。与盟者姓名未书。春秋初期，外大夫盟会侵伐，皆不书名。庄公二十二年《经》云“及齐-高傒盟于防”，此盟会外卿书名之始；文公八年《经》云“公子遂会晋（大夫）?赵盾盟于衡雍”，此盟会内外大夫书名之始。旧说谓若是命卿，则书名于《经》，否则书人。则岂庄公、文公以前代表列国参予盟会侵伐者，皆无一是命卿邪？恐未必然。宿，国名，风姓，地在今山东省-东平县稍东南二十里。与庄公十年“宋人迁宿”之“宿”为两地。此“宿”（庄公十年“宋人迁宿”，详彼《注》。）其后为齐邑，定十年《传》“驷赤先如宿”可证。#宿，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约二十里之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6.43，北纬35.92（东平县-宿城村及西）。

“黄”（杨注：黄，宋国之邑，故城当在今河南省-民权县东（西？）十五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98，北纬34.75（奉外黄故城遗址，或即“戴”）。

“清”（杨注：清，地名，据杜《注》是卫邑，当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南约三十里之地。#据《水经?济水注》，清在今长清县东，高士奇《地名考略》江永《考实》皆主此说。沈钦韩《地名考略》引《山东通志》，谓在今东阿县，大清河西。以下文季孙谓冉求语推之，沈说较合理。），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2，北纬36.2（今黄河时济水北岸）。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隐四年经》：

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p 0035）（01040005））（001）

《隐四年传》：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p 0037）（01040401））（009、001）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各家诸侯再次进攻郑国。宋公（宋殇公）又派人来请求我们出兵助战，我们的“公”拒绝了。但我们的卿羽父（翚，公子翚）提出由他率兵前往，“公”没答应。他反复要求，还是去了。所以《春秋经》上写“翚帅师”而没带上尊称称此人为“公子翚”，就是鄙弃这样的行为。

各家诸侯的部队打败郑国的徒兵，抢收了他们的谷子然后收兵。

一些补充：

这里在《春秋经》中开列了各家诸侯的名称，《左传》中就没有再罗列。

杨伯峻先生注“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曰：

翚，鲁大夫公子翚，字羽父。其不称公子者，史原有徒名之例，此与前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庄三年“溺会齐师伐卫”例同。说见毛奇龄《春秋传》。《汇纂》曰：“此大夫会伐之始。”

杨伯峻先生注“宋公使来乞师”曰：

考之《春秋经》，他国来鲁乞师，除晋国外，皆不书，故此宋来乞师，不见于《春秋》。

杨伯峻先生注此处（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云：

疾之者，恶其不听公命也。

杨伯峻先生注“诸侯之师败郑徒兵”曰：

古皆车战，此言仅败其徒兵，足见郑虽败，未受大创。说本沈钦韩《补注》。古者谓战器为兵，战必令人执兵，执兵之人亦曰兵。徒兵即步卒，在车下作战者。亦曰徒，如《诗?鲁颂?閟宫》“公徒三万”。禹鼎铭“遣禹率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则徒兵西周已有之。

杨伯峻先生注“取其禾而还”曰：

禾见三年《传》“取成周之禾”《注》。

杨伯峻先生注《隐三年传》“取成周之禾”云：

禾有两义，一为百谷之通名，一为稷类谷物之专名，此盖第二义。《诗?兔爰?疏》引此作“取成周之粟”，盖孔颖达以粟解禾，非所据本不同。粟亦有两义，凡谷实皆可曰“粟”，通名也。稷实曰“粟”，今曰“小米”，专名也。（（p 0026）（01030301））（010）

“陈”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8，北纬33.73（淮阳县城）。

“蔡”——“上蔡”推测位置为：东经114.25，北纬33.25（上蔡西南卢岗乡-翟村东二郎台周围。蔡国故城遗址，长方形城，东2490，西3187，南2700，北2113。西周至昭十三年（前529），蔡；昭十四年（前528）至战国，楚。昭十一年蔡灭，昭十三年复封于新蔡，哀元年因楚围请迁，哀二年迁于下蔡——州来）。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下面是诸侯复伐郑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隐六年经》：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p 0048）（01060002））（001）

《隐六年传》：

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p 0049）（01060301））（001）

《隐七年经》：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p 0053）（01070004））（001）

《隐七年传》：

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p 0054）（01070301））（001）

我的粗译：

三年后，到我们隐公七年（公元前七一六年，周桓王四年，齐僖公十五年，宋殇公四年，卫宣公三年），我们的“公”又和齐侯（齐僖公）在“艾”那里会面，夏五月辛酉那天（杨注：辛酉，十二日。），两人举行了盟誓。这是长期以来我们首次和齐国达成和约。

随后，齐侯又派他亲弟弟夷仲年来访问，重申了艾之盟的盟约。

一些补充：

杜《注》“始平于齐也”云：“春秋前，鲁与齐不平，今乃弃恶结好，故言始平于齐。”

杨伯峻先生注“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曰：

《春秋》所谓弟，皆同母弟。庄八年《传》云，“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本《传》亦云夷仲年，即是此人。凡天子于诸侯，诸侯于诸侯，使其卿大夫相访问，皆曰聘。《说文》云：“聘，访也。”隐公九年及宣公十年《谷梁传》并云：“聘，问也。”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云：“书诸侯来聘三十一，齐五，晋十一，宋、卫各四，陈、郑、秦、吴各一，楚三。”

杨伯峻先生注“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曰：

艾盟在六年。《经》书年而《传》曰夷仲年，年是其名，《经》只书其名而已；仲盖其排行，夷盖其谥，《传》则用其全称。《广雅》云：“结，续也。”《战国策?秦策?注》云：“结，固也。”于艾之盟续而固之，故曰结艾之盟。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艾”——“艾陵”（杨注：艾，疑地在齐、鲁之间，当在今山东省-新泰县西北（当为东北）约五十里。#艾陵，据江永《考实》，在今山东-泰安县南六十里；据沈钦韩《地名补注》引《山东通志》，即艾邑，在莱芜县东境，此说较确。），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96，北纬36.11（沂源县-徐家庄乡，上土城与下土城之间）。

《隐三年传》：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p 0025）（01030101））（010、001）

《隐三年经》：

秋，武氏子来求赙。（（p 0024）（01030004））（001）

《隐三年传》：

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p 0028）（01030401））（001）

《隐六年传》：

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糴于宋、卫、齐、郑，礼也。（（p 0051）（01060601））（001）

《隐九年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p 0063）（01090001））（001）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隐公三年（公元前七二〇年，周平王五十一年，宋穆公九年，卫桓公十三年，齐僖公十一年，郑庄公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壬戌那天（杨注：壬戌，二十四日。），平王驾崩，但他们来我们这里报丧时给的日期是庚戌那天（杨注：十二日），所以《春秋经》上写的也是那天。

武家的儿子来求取助葬物品，而此时天王还没下葬。

到这年冬天，京师派人来通报他们遇到饥荒，我们“公”（鲁隐公）帮他们联系，向宋、卫、齐、郑四国买粮食，这是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赴以庚戌，故书之”曰：

赴，今作“讣”，告丧也。此谓周平王实以三月壬戌日死，而赴告却云庚戌日（十二日），故《春秋经》从讣告，亦书庚戌日。赴告何以将死日误提早十二日，杜《注》云“欲诸侯之速至，故远日以赴”，恐是臆测之辞。襄公二十八年《经》云：“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传》云：“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亦未书，礼也。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故书之，以徵过也。”与此可以互相发明。

杨伯峻先生注“秋，武氏子来求赙”曰：

《释文》：“赙音附。”武氏子意谓武氏之子，武氏乃周室之大夫，其人不来，而使其子来。其子犹为门子，无爵无官，故《经》书“武氏子”。说本孙诒让《周礼正义》。赙，助丧之财物。此乃周平王死，周室使人来求赙。杜《注》以为由于鲁不供奉王丧，致使王室来有求，《经》文直书以示不敬。而《公羊》以为“丧事无求，求赙非礼”，故书以讥之。《谷梁》则以为“周虽不求，鲁不可以不归；鲁虽不归，周不可求之”，故书以“交讥之”。考《周礼?宰夫》郑玄《注》云：“凡丧，始死，吊而含禭（送死者口中所含之珠玉及所著衣），葬而賵赠，其间加恩厚则有赙焉，《春秋》讥武氏子求赙。”推郑玄之意，则以为含禭賵赠是正礼，鲁已行之，赙以大量财币是加礼，鲁未如此，故使人求之，非礼。郑说可采。僖二十七年《传》云：“齐孝公卒，有齐怨，不废丧纪，礼也。”齐一再伐鲁，鲁于齐侯之丧，仍致吊赠，于周王之丧，似更宜然。杜《注》以为鲁不供奉王丧，不知何据。

杨伯峻先生注“九年春”曰：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乙巳冬至，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天王使南季来聘”曰：

无《传》。“天王”本作“天子”，今依《石经》、岳本、足利本、金泽文库本改。《公羊》、《谷梁》亦皆作“天王”。杜《注》：“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惠栋与孔广森等均以南季为文王子南季载之后，详《谷梁古义》与《公羊通义》。

桥案：鲁国和周王室关系特殊，来往也就比较密切，我估计《左传》作者采用此条《春秋经》也是为了和上面“秋，武氏子来求赙”那条《春秋经》对比吧。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齐”（杨注：齐，国名，姜姓，太公之后，国于营丘，在今山东省-临淄废县（今为临淄镇）稍北八里。临淄-齐城包括大城、小城二部分，总面积三十余平方公里（详《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僖公九年入春秋。春秋后，田氏夺其国，是为田齐。#马宗琏《补注》引《史记?田齐世家?正义》谓檀台在临淄东北一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京师”——“周”——“王城”——“周宗”——“郏”——“郏鄏”—— “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桥案：这里的“京师”可能还包括“成周”等周边城邑。

“成周”（杨注：成周，《尚书?洛诰?序》所谓“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者是也。其后迁殷之遗民于此。故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四十里，偃师县西约三十里。#杜《注》：“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狭小，故请城之。”），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8，北纬34.69（瀍河两岸）；东经112.62，北纬34.75（洛阳-孟津-平乐镇-金村与翟泉）。

桥：据徐昭峰先生（《东周王城：谁的王城？》）：“目前，考古发现与王城和成周有关的城址确定有三处。其一在涧河两岸原汉河南县城一带，发现有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城址一座；其二在瀍河两岸发现有始建于西周初年的城址一座；其三在汉魏洛阳故城原汉“雒阳”县一带，发现有始建于西周晚期的城址一座。”，第二和第三城址“存在一兴一废的关系，应是瀍河两岸的西周早中期成周城废弃后异地营建的新成周城，即敬王徙都之成周”。而杨伯峻先生上注引孔《疏》云“（狄泉），定元年城成周，乃遶之入城内”的成周，当为第三城址，始建于西周晚期，春秋大部分时间只是个小城，至定元年方扩建为新成周城。第二城址（老成周城）之废弃可能与周公家族的衰微有关。

下面是王城与成周三城址可能所在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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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二年经》：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p 0021）（01020008））（001）

《隐三年经》：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p 0024）（01030003））（001）

《隐三年传》：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p 0026）（01030201））（001）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君氏去世了，——就是“声子”。她的去世没向诸侯报丧，下葬后回来没在祖庙再哭一场，也没把她的牌位供奉到祖姑那里，所以《春秋经》上也就没用“薨”字。而且《春秋经》上既不称她为“夫人”，所以就没写她下葬的事，也没写上她所属的“姓”。不过为了我们的“公”（鲁隐公），《春秋经》上专门称她为“君氏”。

一些补充：

“声子”去世是在上年十有二月乙卯那天（杨注：乙卯，十五日。）。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曰：

无《传》。夫人子氏，杜预（探?左传?意，）以为即桓公之母仲子，是也。隐五年《经》云“九月考仲子之宫”，盖此时三年之丧已毕，故为仲子之庙而落成之。《谷梁传》以子氏为隐公之妻，《公羊传》以子氏为隐公之母，皆不可信。诸侯之死曰薨，诸侯之夫人或母夫人死亦曰薨。《春秋》记鲁公或鲁夫人之死，除隐三年“君氏卒”及哀十二年“孟子卒”等特殊情况外，皆用“薨”字；记其他诸侯之死，则用“卒”字。

杨伯峻先生注“君氏卒”曰：

“君氏”，《公羊》、《谷梁》皆作“尹氏”，谓尹氏为天子之大夫。“尹”盖“君”之残误字，《公》、《谷》盖因字残而误。昭二十年《传》“棠君尚”，《释文》云“君或作‘尹’”；《荀子?大略篇》“尧学于君畴”，《汉书?古今人表》作“尹畴”，皆“君”“尹”形近而误之证。《春秋》除周王及鲁侯外，列国诸侯以及卿大夫，其卒，常例皆书其名，而此尹氏若果为周大夫，竟不书名，则不可解，以是可知《公》、《谷》之误。吴伟业《梅村文集》谓此尹氏即十一年《传》郑大夫尹氏；毛奇龄《春秋传》、《春秋条贯篇》亦主之，非《左传》义。

杨伯峻先生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曰：

声子虽是隐公之母，但非惠公之正夫人；隐公虽当时为鲁国之君，却自谓代桓摄位，有让位桓公之志；故去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死，以夫人之礼为之葬，《春秋》亦书云“夫人子氏薨”。而距此不过四、五月。势不能再以夫人之礼为声子治丧。所谓以夫人之礼治丧者，当其初死，讣告于同盟诸侯，一也；既葬返哭于祖庙，虞于殡（虞为葬后迎死者之魂，祭而安乐之之礼）——此从沈钦韩说——二也；卒哭（虞后三月，卒无时之哭——意谓以后哭死者有时），以死者之主祔（以后死者祔于祖庙曰祔）于祖姑，三也。若三礼皆备，则书曰“夫人某氏薨”，又书曰“葬我小君某氏”。声子之死，既未向同盟诸侯讣告；葬后，隐公又未反哭于寝（祖庙）；卒哭后，亦未祔于祖姑，三者皆不具备，则是不以夫人看待声子，故?经?书其死用“卒”字，而不用“薨”字。只云“某氏”，而不云“夫人某氏”，又不书其葬。

杨伯峻先生注此处（为公故，曰“君氏”）云：

声子姓子，依惯例，宜曰“子氏卒”。但隐公当时正为鲁君，声子是其生母，如此对待声子，或者有伤隐公之心。据襄二十六年《传》，当时习惯有“君夫人氏”之称，此不便明言“夫人”，故省“夫人”两字，改称之曰“君氏”，故曰“为公故，曰君氏”。国君曰君，君夫人曰小君，“君氏”者，犹言“小君氏”，“氏”亦犹“母氏”“舅氏”之义例。

关于“氏”，我在别处有详细些的讨论，如有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氏-上》、《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氏-中》以及《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氏-下》。

《隐五年经》：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p 0040）（01050004））（001）

《隐五年传》：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萬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p 0046）（01050701））（001）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两年，我们隐公五年（公元前七一八年，周桓王二年，宋殇公二年，卫宣公元年，齐僖公十三年，郑庄公二十六年），九月，为惠公夫人、桓公母亲仲子的庙落成举行祭礼，准备呈献萬舞，我们的“公”（鲁隐公）向众仲询问该采用多少羽数（多大规模），众仲告诉他：“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天子应该用八羽，诸侯应该用六羽，大夫应该用四羽，士应该用二羽。舞，是要控制八音从而表现八风的，所以从八开始往下减。）”。

我们的“公”采纳了他的主张，于是在我们的祭礼上首次进献六羽，首次采用六佾的规格。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考仲子之宫”曰：

古时宗庙宫室或重要器物初成，必举行祭礼，或名曰考，此“考仲子之宫”及《诗?斯干?序》所云“宣王考室”是也。或名曰落，昭四年《传》“叔孙为孟钟，饗大夫以落之”是也。或名曰成，《礼记?檀弓》“晋-献文子成室”是也。或名曰衅，定四年《传》“祓社衅鼓”是也。考与衅对文则异。《礼记?杂记下》云：“成庙则衅之，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郑玄《注》云：“考之者，设盛食以落之尔。”但仲子之宫亦是宗庙，非生人居室，故知此考即衅。衅宗庙之礼详见《礼记?杂记下》。《春秋?经》例，周公之庙称大庙，群公之庙不称庙而称宫。故此仲子之宫，即仲子之庙。《左传》文例不如此，周公太庙亦或称宫，群公之宫亦或称庙。仲子，惠公夫人，桓公之母。隐公本代桓公执政，实奉桓公为君，故为桓公尊异其母，为别立一庙。

杨伯峻先生注“初献六羽”曰：

此与考仲子之宫虽相关，而是两事。考仲子之宫是为庙成而举行落成之祭，所祭为门、户、井、灶、中霤之神。考宫之礼不用乐舞，故知初献六羽与上句不相蒙。初献六羽者，仲子神主入庙，献六羽乐舞也。六羽即六佾。古代乐舞，以八人为一列，谓之一佾。舞时，文舞执翟，《诗?邶风?简兮》“右手秉翟”是也。翟是雉（野鸡）羽，树之于竿，执之而舞，故亦称为羽。古礼制，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鲁公为诸侯，但据《礼记?祭统》与《明堂位》，成王、康王命鲁公世世祭祀周公，特用天子之礼乐，因而相沿用八佾。而今独于祭仲子时，改用六佾，故云初献六羽。知他处仍用八佾者，昭二十五年《公羊传》述子家驹之言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论语?八佾篇》亦谓“季氏八佾舞于庭”，必鲁不废八佾，季氏始得而亦用八佾。俞樾《湖楼笔谈》谓初献六羽为始供雁、鹑、鷃、雉、鸠、鸽等六禽，曲说不可从。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考仲子之宫，将萬焉”曰：

萬，舞名，包括文舞与武舞。文舞执籥与翟，故亦名籥舞、羽舞，《诗?邶风?简兮》所谓“公庭萬舞，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者是也；武舞执干与戚，故亦名干舞，庄二十八年《传》，“为馆于其宫侧而振萬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者是也。萬舞亦用于宗庙之祭祀，《诗?商颂?那》“萬舞有奕”，用之于祀成汤也；《鲁颂?閟宫》“笾豆大房，萬舞洋洋”，用之于祀周公也；此则用之于祭祀仲子，盖考宫之后而后（？）拟用之。考宫，将萬为二事，详《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公问羽数于众仲”曰：

羽数，执羽之人数。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曰：

襄公十一年?传?“郑人赂晋以女乐二八”，“二八”即二佾。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八、六、四、二皆指佾数。佾，列也，每佾八人。所谓“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者也。故《白虎通?礼乐篇》云：“八佾者何谓也？佾，列也，以八人为行列。”《楚辞?招魂》“二八接舞”，王逸《注》云：“二八，二列也。”《国语》“女乐二八”，韦昭《注》亦云：“八人为佾，备八音也。”杜《注》谓“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误。俞樾《茶香室经说》谓“用八直是八人，用六直是六人，大夫四直是四人，士二直是二人”，尤为曲说，不可从。

杨伯峻先生注“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曰：

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同材料所制乐器之音。《周礼?大师职?注》云：“金，钟镈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鞉也；丝，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箫也。”八风，八方之风也。《吕氏春秋?有始览》：“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八风之名，亦见《淮南子?地形训》与《史记?律书》，大同小异。此谓舞所以随乐，乐则节以八音之器，而播八方之风者也。

杨伯峻先生注“故自八以下”曰：

此谓唯天子得用八佾，诸侯以下宜等而下之。

《隐元年经》：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p 0008）（01010004））（001）

《隐元年传》：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p 0016）（01010501））（001）

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p 0016）（01010502））（001）

我的粗译：

这年秋七月，天王派了宰咺来致送为我们惠公和仲子助葬的物品，但他来得晚了，而且我们的子氏（仲子）还没去世，所以作为贬斥，《春秋经》提到他时就直称了他的“名”。

周天子是在去世第七个月下葬，所有轨距相同的诸侯都会来；诸侯在第五个月，与之同盟的诸侯会来；大夫在第三个月，与之地位相当者会来；士则在下个月，他的姻亲会来。致送助葬物品没赶上下葬、慰问生者过了丧期、提前预备凶事，这都不合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曰：

天王，周平王。周王，《经》文或称“天子”，如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或称“王”，如文公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赗”；或称“天王”。统计称“天子使”者一，“王使”者三，“天王使”者十二，其实一也。宰咺，宰，官名。《周礼》有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此宰不知是何宰。孔颖达《正义》以为宰夫，章炳麟《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四》以《周礼?天官》宰夫之职论证之，其说可信。咺，音宣。归，同馈，赠送之意。惠公，鲁惠公，此时已死。仲子，惠公夫人，此时尚未死。《谷梁传》谓惠公仲子为一人，乃惠公之母、孝公之妾。陈立《公羊义疏》驳之云：“然惠公既为君矣，自必尊其母为夫人，如成风之例，何以仍称仲子？”足见?谷梁?之说不可信。赗，音凤，助丧之物，用车马束帛。《既夕礼》“公賵玄纁束马两”是也。依《说苑?修文篇》，賵，天子乘马六匹，乘车；诸侯四匹，乘舆；大夫三匹，参舆；元士二匹，下士一匹，不用舆。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诸侯玄二纁二，各卅尺；大夫玄一纁二，各卅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缦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曰：

缓者，言惠公死已逾年（惠公之死不知何月。春秋时，旧君死，新君逾年始称元年，此时隐公元年七月，则已逾年矣），始来馈赠助丧之物，太迟缓矣。

杨伯峻先生注“且子氏未薨”曰：

子氏即仲子。仲子此时犹在，未死而助其丧，尤不合理。

杨伯峻先生注“故名”曰：

依《春秋》体例，天子之卿大夫不宜书名，而此称宰咺者（咺是其名），即由此之故。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曰：

七月而葬，自死之月数至葬之月，经历七个月份而已，非实七个月也。如文公八年八月天王（周襄王）崩，九年二月葬。五月、三月同。《礼记?礼器》及《杂记下》并云“诸侯五月而葬”，然考《春秋》，三月而葬者多，亦有迟至六月始葬者，参昭二十八年《经》并《注》。踰月者，历二月也。《说苑?修文篇》云“大夫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殡，二月而葬”是也。此乃刘向《左氏》义。《王制》谓“士庶人三月而葬”，《杂记》亦云：“士三月而葬”，则非《左传》义。《王制?疏》本郑玄义谓大夫除死月为三月，士则数死月为三月，《左传》除死月言之，故云踰月，《王制》并死月言之，故云三月，《左传》之踰月，《王制》之三月，其实相同，以为调和之论，恐非《传》旨。同轨，指诸侯。轨谓辙广，轨同则辙迹亦同，后人因谓车迹为轨。舆广六尺六寸（周尺较今尺小），两轮离车厢各七寸，故辙以八尺为度。天下车同轨，先秦早有此思想。毕至者，言无不至者。昭三十年《传》游吉之言曰：“灵王之丧，我先君简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实往，敝邑之少卿也。”孔《疏》引郑玄云：“简公若在，君当自行。”但杜预谓“天王丧葬，诸侯例皆不往”，以《春秋》证之亦可信。同盟至，宜是同盟诸侯遣使会葬。同位，同为大夫者。外姻，与结婚姻之亲戚。

桥案：这里杨先生已指出：“天下车同轨，先秦早有此思想。”则始皇帝之“车同轨”并非发明，只是推行，当然推行亦自不可轻忽。

杨伯峻先生注“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曰：

《荀子?大略篇》云：“送（《说苑?修文篇》作“赠”）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正用此语。杨倞《注》云“皆谓葬时”，是也。尸本为未葬之通称，荀卿故加“柩”字以明之。自始死及殡（将葬停棺），自启（将葬举棺）及反哭（古礼，葬后返庙而哭），皆主人所至哀，此所谓哀者，指自始死至返哭时。参沈彤《春秋左传小疏》。

杨伯峻先生注“豫凶事”曰：

此释“子氏未薨”。仲子未死，而赠以助丧之车马，豫赠以凶事之物也。隐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或此时已病重，周室闻之，故于賵惠公之便，而兼赗之。

《隐元年经》：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p 0008）（01010006））（001）

《隐元年传》：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p 0019）（01011301））（001）

有蜚。不为災，亦不书。（（p 0017）（01010701））（001）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p 0018）（01010901））（001）

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p 0018）（01010902））（001）

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p 0018）（01011001））（001）

《隐元年经》：

公子益师卒。（（p 0009）（01010007））（001）

《隐元年传》：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p 0019）（01011401））（001）

我的粗译：

这年十二月，周王室那里的祭伯来了我们这里，但他并非奉天王的指示而来。

这年发生了飞蝗，但没成灾，所以《春秋经》就没写。

这年冬十月庚申那天（杨注：庚申，十四日。），我们为惠公改葬。但我们的“公”（鲁隐公）并未出席，而是由大子（鲁桓公）出席，所以《春秋经》就没写。

我们惠公去世的时候，正有宋国的部队来进攻，而且那时大子年纪太小，下葬的仪式不完备，所以要改葬。

卫侯（卫桓公）来会葬，不见我们的“公”，所以《春秋经》也没写。

还在这年，我们的卿众父（公子益师）去世了，我们的“公”没参与“小敛”，所以《春秋经》就没写上日期。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曰：

祭，音债，祭伯，王朝卿士，祭是其食邑，即今河南省-郑州市-祭城公社（东北有古祭亭）。伯，盖其行次，说本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杜《注》以为伯是爵位，盖由僖二十四年《传》“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之文，以为此六者皆国。《谷梁传》亦以为祭伯为“寰内诸侯”。《公羊传》云“奔也”，《汉书?刘向传》引向《封事》用《公羊》义。

杨伯峻先生注“有蜚”曰：

蜚音匪。《尔雅翼》云：“蜚者，似蟅而轻小，能飞，生草中，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早作掇拾至他所。至日出，则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气臭恶，能熯稻，使不穑。《春秋》书之，当由此尔。今人谓之蜚盘虫，亦曰香娘子。”

杨伯峻先生于“不为災，亦不书”之后注云：

以上二章皆无《经》有《传》，《传》且释鲁史“不书”之故。以下同。

杨伯峻先生注“公弗临”曰：

临，临丧哭泣也。为丧主，则哭临，隐公摄位，不敢以丧主自居，故弗临。

杨伯峻先生注“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曰：

有宋师，服虔以为即上文所谓败宋师于黄之役，孔《疏》以为宋师报黄之败而来伐，服说近是。太子，桓公。由此可见惠公未死时，桓公已为太子。

杨伯峻先生注“不见公，亦不书”曰：

据昭十年《传》诸侯之大夫如晋会葬晋平公，欲见新君，而叔向辞之。不知隐公之不见卫侯，是否亦由此故。

桥案：此与晋平公不见诸侯之大夫的不同之处还有因鲁隐公“弗临”鲁惠公之“改葬”，则在丧礼上卫侯亦未能见到隐公。

杨伯峻先生注“公子益师卒”曰：

益师，鲁孝公之子，字众父，后为众氏。众仲之祖先。卒，大夫死曰卒。

杨伯峻先生注“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曰：

以衣衾加于死者之尸曰小敛，以死者之尸入棺曰大敛。襄公五年《传》云“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是卿大夫之丧，入敛公临之证。与，去声，音预，今言参加。

杨伯峻先生注“故不书日”曰：

《经》仅云“公子益师卒”，未书卒于何日，故《传》云云。大夫卒不书日，惟隐公《经》文三见，宣公四年一见，余皆书日。可见大夫卒而国君亲视小敛为当时之礼，春秋?鲁君率能行此礼。而隐公不行此礼者，或系自谓摄位，谦让不以国君自居。但文十四年《经》“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鲁文公不得与小敛，而书日，不审其故。说参孔广森《公羊通义》。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祭”（杨注：祭，音债，祭伯，王朝卿士，祭是其食邑，即今河南省-郑州市-祭城公社（东北有古祭亭）。伯，盖其行次，说本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杜《注》以为伯是爵位，盖由僖二十四年《传》“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之文，以为此六者皆国。《谷梁传》亦以为祭伯为“寰内诸侯”。《公羊传》云“奔也”，《汉书?刘向传》引向《封事》用《公羊》义。#祭仲，郑大夫，即隐公三年之祭足。祭为其食邑，祭邑当即今河南省-中牟县之祭亭，与祭伯之祭在郑州市者为两地。#祭，《广韵?以为周公第五子所封，余见隐元年《经》“祭伯来”《注》。祭伯（仲）之祭与郑国-祭仲食邑之祭盖为两地，此在今郑州市之东北，祭仲之祭在中牟县。#氾音凡，汜音祀，字本不同，以形近易讹。依杜《注》，字应作“汜”，与僖二十四年《传》之“氾”不同，即《水经》汜水，自《水经》以后，均从巳作汜，其地在今河南旧汜水县（县今已废，在今荥阳县之西北，巩县之东北（，即今汜水公社））。祭在今郑州市北，或云在今中牟县。汜、祭两邑相距较远，晋或先后取得之。《年表》与《晋世家》均只云“取氾”，不书取祭。），推测位置为：东经113.82，北纬34.79（郑东新区-祭城路南）。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隐元年传》：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p 0010）（01010301））（003、001）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p 0019）（01011201））（001）

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p 0018）（01011101））（002、013、001）

我的粗译：

这年夏四月，费伯率部队为“郎”加筑城墙，《春秋经》上没写，是因为他没得到“公”的指示就出兵了。

新作了我们都城的南门，《春秋经》上也没写，也是因为没得到“公”的指示。

郑国的共叔之乱，他儿子公孙滑逃往卫国。卫人为此人进攻郑国，打下了廪延。郑人则指挥天王的部队和虢国的部队进攻了卫国的南部郊野。

郑人出兵前曾向邾国请求出兵助战，邾子（邾国国君）派人私下向我们的公子豫求助，“豫”（公子豫）请我们主上出兵，我们“公”（鲁隐公）不答应，但公子豫还是去了，而且还私自和邾人、郑人在“翼”那里盟誓。《春秋经》上同样没写，同样是因为没得到“公”的指示。

一些补充：

“南门”，据《曲阜鲁国故城》：

南东门：位于曲阜县城东南，兖岚公路的南侧，紧邻县五金交电公司的东院墙，东距东南城角1,280，西距南西门约1,500米，俗称“大豁”。此处豁口颇大，原有一条大排水沟穿越门道通向城南。城门两侧地面上仍保存有较好的夯土墙，东侧残高约7，西侧约2米。门道长36，宽10米，方向南偏西5度。紧靠城门南口的两侧各有长方形夯土台基建筑。台东西宽30，南北长约58，高1米。此门北对鲁城中部大型宫殿建筑群基址，两者之间有一条宽15米的第9号古道路相连接。路土厚达1米，其下即为姜石层。门道内的路土因被水沟所破坏，保存不好（图七，2；图版一；图版二，2）。（《曲阜鲁国故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p 009）《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二节、城门》）

下面是鲁故城南垣城门示意图，图片出自《曲阜鲁国故城》，右侧是南东门的示意图，图中南东门向南延伸的门阙基址当是后来加筑的：

另据《中国文化报》2013-08-08报道：

（据鲁国故城南东门考古队领队高明奎介绍，经他们解剖考察，“大豁”）这段夯土墙始建时间应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当时城墙底部仅七八米宽，残高2米多。春秋中、晚期又各加筑一次，前者向南加宽数米，同时加高。后者在此基础上又向南加宽数米，加高；到了战国中晚期，当时鲁故城的统治者又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加筑，主要对城墙进行加高，形成了目前人们看到的恢宏气势。（外链出处）。（桥：此时是春秋早期。）。

杨伯峻先生注“不书，非公命也”曰：

《经》不书，《传》记此事者，由于城郎意出费伯本人，非奉隐公命。

杨伯峻先生注“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曰：

郑人能用周王之师及虢师者，时郑庄公为王卿士，西虢公又与郑庄公同仕王朝也。僖二十六年《传》云：“凡师，能左右之曰以。”此用“以”，即谓郑能指挥王师、虢师。虢，西虢国，故城在今河南省-陕县境。上《传》“虢叔死焉”（东虢），孔《疏》：“案《传》，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此虢国有二，而《经》、《传》不言东、西者，于是东虢已灭，故西虢不称西。”

杨伯峻先生注“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曰：

邾子当即邾子-克。私于公子豫，谓向公子豫私人言之。公子豫，鲁大夫。

杨伯峻先生注“不书，非公命也”曰：

隐公既不允公子豫之请，则公子豫-翼之盟，必非公命，故《经》文不书。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费”——“比蒲”——“毗”（杨注：“费”，《释文》音“秘”。费伯，鲁大夫，费亭当在今山东省-鱼台县旧治西南。郎，地名，当在今鱼台县旧治东北十里。#据《读史方舆纪要》废鱼台县西南有费亭，费与极均在今金乡县南而稍东，郎与极亦在废鱼台县附近。#比蒲，杜无注，不知在今何地。定十三、十四年均大蒐于比蒲。李贻德《贾服注辑述》云：“以叔向论鲁事曰‘君有大丧（昭公生母死），国不废蒐。国不恤君，不忌君也。’云‘不忌君’，可见蒐事出于三家，明大众尽在三家。”#毗”，《公羊》作“比”，音同相通假，其地无考。），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5，北纬34.9（鱼台县西南，“比蒲”与“毗”或亦在此处）。

“郎”（杨注：郎，地名，当在今鱼台县旧治东北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3，北纬35.13（鱼台县-旧城里村西）。

“郑”（杨注：鄭（郑），国名，姬姓，周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卜辞常见奠（鄭）地，有“矦奠”“南奠”“北奠”“多奠”“奠臣”诸词。又有一片云“巳（祀）奠河邑”，则地当在今郑州市南、新郑县北。西周彝器又有奠虢仲鼎、奠虢仲簋等。是则郑地早已有之。桓公初封郑，在今陕西-华县东北。据《郑语》，寄帑于虢、郐之间。武公因取而都之，即今新郑县。春秋后又六世九十一年为韩所灭。近年出土之哀成叔鼎则铸于郑亡后。?史记?有世家。），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卫”——“殷虚”——“朝歌”（杨注：卫，国名，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传世有康叔丰鼎，丰即封。“卫”字卜辞多见，足见其地名早已有之，金文亦有，字形不一。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戴公庐曹，今河南旧滑县治（新治已移至道口镇）；文公迁楚丘，今滑县东六十余里；成公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于春秋后十三世二百五十八年，为秦二世所灭。#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邶、鄘、卫，本三国，所谓三监，三监叛周，周公平定之，后并入于卫，故季札只言卫。邶在今河南-汤阴县东南约三十里。鄘在今河南-新乡市西南约三十里。卫国都城即今河南-淇县，故朝歌。此三国之地本是殷纣王畿。其地域与分合可参陈启源《毛诗稽古篇》卷四及孙诒让《籀[亭-丁+冋]述林》卷一《邶鄘卫考》、卷九《康侯鼎拓本跋》。#朝歌，今河南-淇县。#杜《注》：“《康诰》，《周书》。殷虚，朝歌也。”今河南-淇县治。濬县出土沬司徒[匕/矢/辶]簋铭：“王来伐商邑，（诞）令康叔鄙于卫”，可证殷虚之封。），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廪延”（杨注：廪延，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据《水经注》以为即今滑县旧治（在今治之东）。若据杜《注》，则当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而稍东，杜说可信。），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3，北纬35.4（延津北而稍东）。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虢”——“上阳”——“焦”（杨注：虢，西虢国，故城在今河南省-陕县境。上《传》“虢叔死焉”（东虢），孔《疏》：“案《传》，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此虢国有二，而《经》、《传》不言东、西者，于是东虢已灭，故西虢不称西。”#虢仲、虢叔为王季（即季历）之子，季历为后稷第十三代孙，为昭，则虢仲、虢叔为穆，故云“王季之穆”。据隐元年《传》“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之语，则虢叔为东虢，此被伐之虢为西虢，盖虢仲之后代。一九五七年曾于河南省-陕县-上村岭发现虢国墓葬三，其中一大墓有铜器一百余件，盖皆东虢初期之物，详《上村岭虢国墓地》（《黄河水库报告之三》）。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谓“虢仲之虢乃东虢，其分枝为北虢。西虢，金文出土于凤翔可证。北虢，金文称虢季氏，如虢季子白盘，虢季子组壶，其证也。”若据《水经?河水注》四赵一清说，虢有四，东虢、西虢、南虢、北虢，则不止两虢矣。雷学淇《介菴经说》卷七且言有五虢。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虢叔簠释文》云：“仲后亦有虢叔，见《左》隐元年《传》及《郑语》。叔后又有虢叔，见庄公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又详刘体智《小校经阁金石文字》卷一。#上阳，南虢也，在今河南省-陕县南。），推测位置为：东经111.21，北纬34.76（李家窑-虢国故城遗址，虢城的东北隅即是焦城）。

“虢”——“下阳”（杨注：“下阳”，《公羊》、《谷梁》作“夏阳”，下、夏同音。下阳，杜《注》云“虢邑”。据《元和郡县志》，在当时陕州-平陆县东二十里。今平陆县县治又已西南移，则当今治东北三十五里。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云：“其实虢之宗庙社稷在下阳，不在上阳。《经》于此年书灭，即谓宗庙已覆，虽有孽余，不可谓国矣。”然此说只能以之解《纪年》，与《左传》所叙显然不合。《水经?河水注》、《路史?国名纪己?注》并引《纪年》云“十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公命瑕公吕甥邑于虢都。”《春秋后序》引仅作“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以“虢公-丑奔卫”（《传》作奔京师）在五年，即晋献公之二十二年也。#《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云：“十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公命瑕公吕甥邑于虢都。”与《左传》有异。王夫之《稗疏》曰：“灭者，必其国也。虢有三，荥泽之虢亭，东虢也；下阳在平陆县-大阳之南，滨河之北，北虢也；陕州之上阳，南虢也。东虢，虢叔所封。南、北二虢皆虢仲地。北虢为其故都，逼近于虞，后或渡河南迁，而宗庙社稷故在下阳。晋后再举伐虢，取南虢耳。”然据《竹书纪年》诸书，晋灭虢，似仅此一举，而《左传》则谓此后虢尚有败戎之役，僖五年晋再举而后全部吞并之。王夫之此说可与前引雷学淇说并观，而较圆通，其所谓“北虢”“南虢”即隐元年《传?注》之“西虢”。《年表》及《晋世家》俱用《左传》。），推测位置为：东经111.12，北纬34.79（平陆-张村镇-太阳渡村东南，下阳遗址）。

“邾”——“郰”——“訾娄”（杨注：郰，鲁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约四十余里。#邾，国名，曹姓。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邾公钟跋》。初都今曲阜县东稍南，盖鲁之附庸，后都今邹县东南，春秋后八世楚灭之。《礼记?檀弓》、《公羊》皆作“邾娄”， 《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邹”，盖邾娄速读而音变。传世彝器有邾公牼钟、邾公华钟（“邾”并作“鼄”）及邾公钟、邾公[釒乇]钟等。仪父，邾君之字，名克。另一曹姓邾，楚之与国，在湖北-黄冈（见陈直《金文拾遗》）。），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5，北纬35.56（近鲁地，后曾由孔子之父管理。文十二年前是邾都）。东经117.31，北纬35.37（大律村）。

“翼”（杨注：翼，邾国之地，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南九十里。#杜《注》：“翼，邾邑。”翼即隐元年?传?“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之翼，今山东-费县西南九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7.73，北纬35.07（费县-石井镇-城前村-城后村之间）。

《隐元年—十一年传》：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p 0002）（01000101））（001）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p 0003）（01000102））（014、001）

《隐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p 0005）（01010001））（001）

《隐元年传》：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p 0009）（01010101））（001）

我的粗译：

我们惠公的头一位正夫人是孟子。孟子死后，声子成了夫人，生下隐公。

宋武公生了个女儿仲子，仲子生下来手上就有“鲁夫人”三字，所以后来仲子也嫁到我们这里成了正夫人，她生下桓公后惠公即去世，所以我们立隐公摄政而奉桓公为国君。

我们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宋穆公七年，卫桓公十三年），春天，王周正月，这一条《春秋经》上没写即位，就因为隐公只是摄政。

一些补充：

上面本节最靠前的两段《左传》也是现存《左传》最靠前的段落，依《经》分《传》者未系于某一年，盖因所述之事都发生在鲁隐公元年前。现存《左传》之设定就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而且与现存《左传》相应的《春秋经》也是自这一年开始。杨伯峻先生在这两段之前有注云：

《春秋》以鲁国旧史为据，故以鲁君纪事。自《孟子?万章下》言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爵位，《礼记?王制》、《白虎通?爵篇》相继言之，然考之两周彝器铭文，知铭文国君之名称不但与《春秋》歧异，即在彝铭本身，虽同一国名，彼此互殊者仍甚多。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古爵名无定称说》言之凿凿有据。鲁有四器称鲁侯，一器称鲁公。《尚书?费誓》为鲁侯-伯禽誓师之辞，开首即云“公曰”。考之《春秋经》，于诸侯之葬皆称“公”，《左传》于诸候亦尝称“公”，则“公”为当时对诸侯之通称。（其别有它称者，当另论之。说详隐元年?传?注?。）鲁国-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周公辅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于曲阜，定四年《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盖在僖公时。详《澹静斋文钞?鲁都考》。一九七七年曾于鲁都进行勘探发掘，测得鲁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横（扁）长方形，城东西最长处三点七公里，南北最宽处二点七公里，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周围有城壕，西北两面城壕利用古洙水河道。（城周长二十三点七里，面积三十九点五平方里，）今日曲阜县县城仅占鲁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分。故城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门，南两座门。鲁宫殿在城中。在东北部城墙下与城内西北、西南部有鲁城以前之居民区，或即商奄遗址。依《史记?鲁世家》，伯禽至隐公凡十三君。隐公名息姑，《鲁世家》作“息”，然《诗?鲁颂?疏》，文十六年《左传?疏》及《释文》、《谷梁》首篇《疏?证》并引《鲁世家》俱作“息姑”，则唐时《史记?鲁世家》作“息姑”明甚，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亦作“息姑”，《年表》及《鲁世家?索隐》均引《世本》谓隐公名息姑，则今本《鲁世家》无“姑”字，盖唐以后《史记》或本脱“姑”字。隐公为伯禽七世孙，惠公-弗皇子，声子所生，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

据《曲阜鲁国故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鲁故城的城垣，不少地段至今仍耸立在地面上，尤其是城的东南角及其两侧，高度在10米上下，是全城保存最佳的部分。虽然有些地段城垣已湮没地下，少数地方已无痕迹可寻，但整个城圈仍能复原。因此，它是先秦故城中城垣保存较好的一座。鲁故城的城垣，四周不成直线，除南垣较直外，东、西、北三面均向外凸出，但没有急转弯，城垣四角成圆角。据钻探实测，城垣总周长11771米，其中东垣长2531，南垣长3250，西垣长2430，北垣长3560米。（p 004《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一节、城垣与城壕?一、城垣位置及保存情况》）

在钻探中共发现了十一座城门，其中东、西、北三面各三座，南面两座。南垣经过三次钻探，最后探孔的距离缩小到两米，但没有发现另外的城门。（p 007《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二节、城门》）

下面再贴一遍我利用《曲阜鲁国故城》附图为底图，根据我的理解和臆测，尽量涂去与春秋时代无关的痕迹，得到的春秋时代鲁国城内概况的示意图。很可能有应涂掉而未涂掉的，或者不应涂掉而涂掉了的，或者标注错误的。我的水平有限，只好请列位包涵了：

根据《曲阜鲁国故城》一书中的介绍，在上面的图中，我标识了一些居住遗址（右上向左下的斜条区域），居住遗址分为两类，一类是曲阜刚建城或建城不久就有的，标为“原”，一类是春秋时期才有的，标为“新”。图中我标的棕色的线是当时的道路。还有春秋时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冶铜遗址标为“铜”，制陶遗址标为“陶”，制骨遗址标为“骨”。当时鲁国城内有好几个墓地，分为“周人墓”和“殷人墓”，图左上部分标有“周墓”的左上向右下的斜条区域是“周人墓”的位置，另外标有“殷墓”的也是左上向右下的斜条区域是“殷人墓”的位置，当时城中人口不多，很多墓葬都在城中。另外，图中左下部分因曲阜市区占压，未能探查，故表现出是空白，但这一片实际上应至少有一居住遗址，乃当年孔子所居，在我标了“孔”字的地方。

关于当时“国君之名称”，我在前面曾有系统些的讨论，如您感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公侯伯子男-上》和《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公侯伯子男-下》。

杨伯峻先生注“惠公元妃”曰：

惠公，《史记?鲁世家》谓名弗湟，《索隐》引《世本》作“弗皇”，又引《年表》作“弗生”。隐公及桓公之父。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卒。据文二年《传》“凡君即位，娶元妃以奉粢盛”，宣三年《传》“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则元妃为第一次所娶正夫人。金文亦作“元配”，如陈逆簠铭（“陈逆作元配季姜簠”）云“ 擇（择）氒（厥）吉金，以乍（作）氒元配季姜之祥器”。

杨伯峻先生注“孟子卒，继室以声子”曰：

《左传》凡四用“继室”，皆作动词语，续娶之意。昭三年《传》载晋平公娶齐之少姜，少姜有宠而死，齐请继室于晋。少姜非晋平公嫡夫人，而所续娶者反是嫡夫人。《鲁世家》谓声子为贱妾，或有所据。哀二十四年《传》云：“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似鲁未曾以妾为妻者，则声子不能视为正室夫人矣。僖公九年《谷梁传》及《孟子?告子下》均载葵丘盟约，有云“毋以妾为妻”，是必先有以妾为妻者，然后载于盟约以禁止之。但《左传》无此言，或未必可信。

杨伯峻先生注“生隐公”曰：

隐公非太子，十一年《传》“公之为公子也”，不言“为太子”，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宋武公生仲子”曰：

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武公名司空，微仲九世孙。传世彝器有宋公 [音巠]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宋武公十八年生鲁桓公母。”

杨伯峻先生注“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曰：

文即字，而先秦书未有言字者。《周礼?外史》、《仪礼?聘礼》皆言名，《左传》、《论语》、《中庸》并言文。以字为文，始于《史记?秦始皇瑯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详顾炎武《日知录》及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手，手掌。《论衡?雷虚篇》、《纪妖篇》并改作“文在掌”可证。《自然篇》仍作“手”，则用《左传》原文。疑《左传》本作“曰鲁夫人”，与于成季“有文在其手曰友”（闵公二年、昭公三十二年《传》）、于唐叔“有文在其手曰虞”（昭元年《传》）同例。

杨伯峻先生注“故仲子归于我”曰：

杜《注》：“妇人谓嫁曰归。”孔颖达《疏》云：“《石经》古文虞作‘ [从/从]’，鲁作‘ [止/（衣-丶-一）]’，手文容或似之。”据孔说，不以其手掌真有文字为可信，盖手纹有似“鲁夫人”三字或似“虞”字者，当时人或后世人因而附会之。宋仲子之嫁于鲁，盖附会其手纹有似“鲁夫人”三字耳。据下《传》文，归于我即嫁于惠公为嫡妻。而《鲁世家》云：“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索隐》云：“不知太史公何据而为此说，谯周亦深不信。”

杨伯峻先生注“生桓公而惠公薨”曰：

杜《注》：“言归鲁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孔《疏》详申杜《注》，理由有三。一谓元年《传》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大子即桓公，言其少，则非初生之称。又谓本年冬十月改葬惠公，隐公弗临，则桓公为丧主。若其年不足二岁，不堪为丧主。且羽父杀隐公，与桓公同谋。若桓年仅十二，未堪定杀君之谋云云。孔《疏》此说，甚有理。再考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宋世家》，宋武公生仲子在其十八年，宋武公亦死于此年，此时尚未入春秋，周平王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七四八年。鲁隐公元年为周平王四十九年，此时仲子虚岁已二十七，其出嫁固早于此时，生子亦当早于此时。

杨伯峻先生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曰：

杜《注》：“隐公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然据下文《传》“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公立而求成焉”等句，是隐公行国君之政，而实奉桓公为君，非立之为太子。桓公之被立为太子，惠公未死时已如此，不待隐公再立之。桓公虽非初生婴儿，其年亦甚幼小，不能为君，故隐公摄政焉耳。孔《疏》极力申杜，驳郑众、贾逵二说。郑、贾之说亦谓立桓为太子，与杜则同一谬误。讫隐公之世，不称即位，惠公之葬弗临，于桓公母仲子之死则用夫人之礼，于己母则仅称“君氏卒”，是不用夫人礼，处处皆足以明之。摄位称公亦犹周公摄位称王，固周礼也。此与下《传》“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为一《传》，后人分《传》之年，必以“某年”另起，故将此段提前而与下文隔绝。杜《注》云“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则所见本已妄为分割矣。《左传》中此种例子不少，俞樾《左传古本分年考》与杨树达先生《读左传》、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均曾先后指出，本《注》亦将随时论证之。

桥：上面那段《春秋经》“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是现存《春秋经》的第一段，《公羊传》于此云：

元年者何？君之始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公羊传》这是微言大义派，与《左传》不同，也与杨先生不同。《左传》于此只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而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则曰：

《汉书?律历志》引《商书?伊训》有：“太甲元年”，则元年之称，起源甚早。舀鼎（吴闿生《吉金文录》称曶鼎）铭云“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大[室]”。此西周亦以第一年为元年之实证。刘师培《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元年例》自注云：“隐公以摄位称元年者，说详《隋书?李德林传?德林复魏收论齐书起元书》。又《汉书?律历志下》引刘歆《世经》有‘周公摄政五年’之文，则摄位得纪年，自系古文说，天子与诸侯一也。”《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虽此季度无事可载，亦书之。考之卜辞、西周及春秋彝器铭文与《尚书》，书四时者，彝铭无（仅）一例。然《诗?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则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相传有“三正”，夏以建寅之月（今农历正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今农历十二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今农历十一月）为正，而仍以正月为春，则殷、周之春皆今之冬。《汉书?五行志》亦云：“刘向以为周春，今冬也。”《论语?卫灵公》载孔丘之言，主“行夏之时”。以《诗经》考之，民间之四时，皆夏时也。以?传?文考之，晋即行夏时者。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考之两周彝铭，西周彝器大抵为王朝卿士所作，记月日多言隹（唯）王某月某日，如晋姜鼎铭云“隹王九月乙亥”，悉用王历。但东周彝器多为列国诸侯或巨族所作，则有用本国之历者，如鄀公簋铭云“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标明“鄀正”，以别于“王正”；邓国器有“邓八月”、“邓九月”。鄀、邓皆小国，俱不奉周历，或者以其国小而不颁历欤？抑或自行其是欤？鲁为周最亲近之国，奉周历唯谨。自隐公讫哀公历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皆用王正，甚至哀公十二年《经》仅云“春用田赋”，《传》必申明之曰“春王正月用田赋”。然当时修历者不密，观测亦难准确，虽曰“建子”，有时实非建子。本年实建丑，以冬至之日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也。大致春秋初期，误算者多，其后日益密确，误算者遂渐罕见矣。商鞅量云：“十八年，齐 [辶\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一）为升。”则秦孝公时纪事亦标四时。陈骍壶铭云：“隹王五年 [西/大]□? [陳/土] [目/攴]再立事岁孟冬戊辰”云云，孟冬，则十月也。越王钟铭云“隹正月孟春吉日丁亥”云云，既言正月，又言孟春。则战国时器，有不仅言四时，且分孟、仲、季，如《吕氏春秋》及《礼记?月令》所云矣。董作宾《殷厉谱》下编卷一云：“殷代之称正月，始自祖甲，则无可疑。本《谱》所举祖甲二年之历版，首称‘月一正’（《后编》下一?五），即在改制之初称正月，并列举一月之旧名（，以对证之也）。”《愙斋集古录》有叔皮 簋铭为“隹一月”。 [（曰/鼎）攴]鼎“正月”作“征月”，极罕见。

杨伯峻先生注《昭十七年传》“在此月也”云：“杜《注》：“正月谓建巳正阳之月也，于周为六月，于夏为四月。慝，阴气也。四月纯阳用事，阴气未动而侵阳，災重，故有伐鼓用币之礼也。平子以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以）在此月也。”古人迷信，常以天象与人事相连，以夏正四月为纯阳之月，谓之正月，亦见于《诗?小雅?正月》。《正月》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夏正四月不应繁霜，故繁霜则忧伤。若周正正月，即夏正十一月，本应繁霜，何必忧伤？”（（p 1384）（10170201））（091、116）。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曰：

依《春秋》书法，鲁国十二君，于其元年，应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惟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公之元年，只书“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公即位”，盖各有缘由，?传?文亦各有解释。定公元年甚至未书“王正月”，则由于定公之即位，在此年之六月。并详各公元年《经》、《传》及《注》。

杨伯峻先生注“摄也”曰：

摄，假代之义，下文“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可证。《鲁世家》亦云“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宋”——“商丘”（杨注：宋，国名，子姓，成汤之后裔。及周武王灭纣，封其子武庚。武庚企图恢复殷商王室，与管叔、蔡叔联络举兵，而为周公-旦所败，改封纣父帝乙之长子微子启为宋公。或称殷，或称商，皆仍其旧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传至穆公七年，即鲁隐公元年。昭公-得之元年，即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止于此年。自昭公传六世，一百七十年，据《史记?宋世家》及《汉书?地理志下》，为齐、魏、楚三国所灭。但吴师道注《战国策》曾疑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则直云“灭于齐”。#阏伯相传为高辛氏之苗裔，详昭元年《传》并《注》。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五有《商丘叔簠》，盖以地名为氏。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今河南-商丘市西南有商丘，周三百步，世称阏台。），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杨注：京師指洛邑，此时周室都洛邑。京本周祖公刘所居之地名，《诗?大雅?公刘》“笃公刘，于京斯依”是也。其后镐京、洛邑俱亦称京，亦犹绛本晋国所都，其后迁新田，新田亦称绛；王充《论衡?正说篇》所谓“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也。京复称京師者，周人于地名之下往往加師为称，亦犹《召诰》称洛，《洛诰》称洛師。師，金文作[帥-巾]。《小臣单觯》有成[帥-巾]，《小臣[言速]簋》有牧[帥-巾]，《左传》庄九年亦有堂阜，皆可证。《克钟》有京[帥-巾]，当即京師，故知经典古文字作“[帥-巾]”者，汉代经师或读之为師，故有洛師、京師之称。说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驳公羊传京師说》。#宣三年《传》王孙满之言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据《尚书》，武王亦无经营雒邑之事。成王之营雒邑，先卜其地，则迁鼎恐亦非武王事。一九六二年出土何尊为成王五年器，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云：“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帥-巾+立/（亏-二）]民。”似武王早有迁筑王城意，成王不过秉承父命而行。昭二十八年《传》言：“昔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古人常以成王事归武王。雒邑即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南。京相璠云：“郏，山名；鄏，地邑也。”《太平寰宇记》谓邙山即郏山之别名。#郏音夹，以郏山得名（郏山即北邙山），即郏鄏，又曰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今河南省-洛阳旧城西部即王城故址。自平王东迁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迁成周，王城废。至王赧复居之。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郏鄏即桓七年《传》之郏，周之王城，汉之河南，在今洛阳市。《楚世家?索隐》云：“按《周书》，郏，雒北山名，音甲。（鄏谓田厚鄏，故以名焉。）”#沈钦韩《补注》云：“《续志》：‘河南县东城门名鼎门。’《唐六典》：‘东都城南面三门，中曰定鼎。’韩愈《送郑十校理序》：‘席定鼎门门外。’是古人犹以成王定鼎之事名城门也。”#王城在今洛阳市西北隅。#沈钦韩《补注》云：“周宗言周室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下面是[帥-巾]甲骨文、金文、篆文字形，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五四〇、五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