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9：鲁息姑——吾将授之 -- 桥上

《隐元年—十一年传》：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p 0002）（01000101））（001）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p 0003）（01000102））（014、001）

《隐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p 0005）（01010001））（001）

《隐元年传》：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p 0009）（01010101））（001）

我的粗译：

我们惠公的头一位正夫人是孟子。孟子死后，声子成了夫人，生下隐公。

宋武公生了个女儿仲子，仲子生下来手上就有“鲁夫人”三字，所以后来仲子也嫁到我们这里成了正夫人，她生下桓公后惠公即去世，所以我们立隐公摄政而奉桓公为国君。

我们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宋穆公七年，卫桓公十三年），春天，王周正月，这一条《春秋经》上没写即位，就因为隐公只是摄政。

一些补充：

上面本节最靠前的两段《左传》也是现存《左传》最靠前的段落，依《经》分《传》者未系于某一年，盖因所述之事都发生在鲁隐公元年前。现存《左传》之设定就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而且与现存《左传》相应的《春秋经》也是自这一年开始。杨伯峻先生在这两段之前有注云：

《春秋》以鲁国旧史为据，故以鲁君纪事。自《孟子?万章下》言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爵位，《礼记?王制》、《白虎通?爵篇》相继言之，然考之两周彝器铭文，知铭文国君之名称不但与《春秋》歧异，即在彝铭本身，虽同一国名，彼此互殊者仍甚多。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古爵名无定称说》言之凿凿有据。鲁有四器称鲁侯，一器称鲁公。《尚书?费誓》为鲁侯-伯禽誓师之辞，开首即云“公曰”。考之《春秋经》，于诸侯之葬皆称“公”，《左传》于诸候亦尝称“公”，则“公”为当时对诸侯之通称。（其别有它称者，当另论之。说详隐元年?传?注?。）鲁国-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周公辅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于曲阜，定四年《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盖在僖公时。详《澹静斋文钞?鲁都考》。一九七七年曾于鲁都进行勘探发掘，测得鲁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横（扁）长方形，城东西最长处三点七公里，南北最宽处二点七公里，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周围有城壕，西北两面城壕利用古洙水河道。（城周长二十三点七里，面积三十九点五平方里，）今日曲阜县县城仅占鲁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分。故城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门，南两座门。鲁宫殿在城中。在东北部城墙下与城内西北、西南部有鲁城以前之居民区，或即商奄遗址。依《史记?鲁世家》，伯禽至隐公凡十三君。隐公名息姑，《鲁世家》作“息”，然《诗?鲁颂?疏》，文十六年《左传?疏》及《释文》、《谷梁》首篇《疏?证》并引《鲁世家》俱作“息姑”，则唐时《史记?鲁世家》作“息姑”明甚，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亦作“息姑”，《年表》及《鲁世家?索隐》均引《世本》谓隐公名息姑，则今本《鲁世家》无“姑”字，盖唐以后《史记》或本脱“姑”字。隐公为伯禽七世孙，惠公-弗皇子，声子所生，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

据《曲阜鲁国故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鲁故城的城垣，不少地段至今仍耸立在地面上，尤其是城的东南角及其两侧，高度在10米上下，是全城保存最佳的部分。虽然有些地段城垣已湮没地下，少数地方已无痕迹可寻，但整个城圈仍能复原。因此，它是先秦故城中城垣保存较好的一座。鲁故城的城垣，四周不成直线，除南垣较直外，东、西、北三面均向外凸出，但没有急转弯，城垣四角成圆角。据钻探实测，城垣总周长11771米，其中东垣长2531，南垣长3250，西垣长2430，北垣长3560米。（p 004《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一节、城垣与城壕?一、城垣位置及保存情况》）

在钻探中共发现了十一座城门，其中东、西、北三面各三座，南面两座。南垣经过三次钻探，最后探孔的距离缩小到两米，但没有发现另外的城门。（p 007《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二节、城门》）

下面再贴一遍我利用《曲阜鲁国故城》附图为底图，根据我的理解和臆测，尽量涂去与春秋时代无关的痕迹，得到的春秋时代鲁国城内概况的示意图。很可能有应涂掉而未涂掉的，或者不应涂掉而涂掉了的，或者标注错误的。我的水平有限，只好请列位包涵了：

根据《曲阜鲁国故城》一书中的介绍，在上面的图中，我标识了一些居住遗址（右上向左下的斜条区域），居住遗址分为两类，一类是曲阜刚建城或建城不久就有的，标为“原”，一类是春秋时期才有的，标为“新”。图中我标的棕色的线是当时的道路。还有春秋时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冶铜遗址标为“铜”，制陶遗址标为“陶”，制骨遗址标为“骨”。当时鲁国城内有好几个墓地，分为“周人墓”和“殷人墓”，图左上部分标有“周墓”的左上向右下的斜条区域是“周人墓”的位置，另外标有“殷墓”的也是左上向右下的斜条区域是“殷人墓”的位置，当时城中人口不多，很多墓葬都在城中。另外，图中左下部分因曲阜市区占压，未能探查，故表现出是空白，但这一片实际上应至少有一居住遗址，乃当年孔子所居，在我标了“孔”字的地方。

关于当时“国君之名称”，我在前面曾有系统些的讨论，如您感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公侯伯子男-上》和《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公侯伯子男-下》。

杨伯峻先生注“惠公元妃”曰：

惠公，《史记?鲁世家》谓名弗湟，《索隐》引《世本》作“弗皇”，又引《年表》作“弗生”。隐公及桓公之父。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卒。据文二年《传》“凡君即位，娶元妃以奉粢盛”，宣三年《传》“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则元妃为第一次所娶正夫人。金文亦作“元配”，如陈逆簠铭（“陈逆作元配季姜簠”）云“ 擇（择）氒（厥）吉金，以乍（作）氒元配季姜之祥器”。

杨伯峻先生注“孟子卒，继室以声子”曰：

《左传》凡四用“继室”，皆作动词语，续娶之意。昭三年《传》载晋平公娶齐之少姜，少姜有宠而死，齐请继室于晋。少姜非晋平公嫡夫人，而所续娶者反是嫡夫人。《鲁世家》谓声子为贱妾，或有所据。哀二十四年《传》云：“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似鲁未曾以妾为妻者，则声子不能视为正室夫人矣。僖公九年《谷梁传》及《孟子?告子下》均载葵丘盟约，有云“毋以妾为妻”，是必先有以妾为妻者，然后载于盟约以禁止之。但《左传》无此言，或未必可信。

杨伯峻先生注“生隐公”曰：

隐公非太子，十一年《传》“公之为公子也”，不言“为太子”，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宋武公生仲子”曰：

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武公名司空，微仲九世孙。传世彝器有宋公 [音巠]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宋武公十八年生鲁桓公母。”

杨伯峻先生注“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曰：

文即字，而先秦书未有言字者。《周礼?外史》、《仪礼?聘礼》皆言名，《左传》、《论语》、《中庸》并言文。以字为文，始于《史记?秦始皇瑯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详顾炎武《日知录》及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手，手掌。《论衡?雷虚篇》、《纪妖篇》并改作“文在掌”可证。《自然篇》仍作“手”，则用《左传》原文。疑《左传》本作“曰鲁夫人”，与于成季“有文在其手曰友”（闵公二年、昭公三十二年《传》）、于唐叔“有文在其手曰虞”（昭元年《传》）同例。

杨伯峻先生注“故仲子归于我”曰：

杜《注》：“妇人谓嫁曰归。”孔颖达《疏》云：“《石经》古文虞作‘ [从/从]’，鲁作‘ [止/（衣-丶-一）]’，手文容或似之。”据孔说，不以其手掌真有文字为可信，盖手纹有似“鲁夫人”三字或似“虞”字者，当时人或后世人因而附会之。宋仲子之嫁于鲁，盖附会其手纹有似“鲁夫人”三字耳。据下《传》文，归于我即嫁于惠公为嫡妻。而《鲁世家》云：“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索隐》云：“不知太史公何据而为此说，谯周亦深不信。”

杨伯峻先生注“生桓公而惠公薨”曰：

杜《注》：“言归鲁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孔《疏》详申杜《注》，理由有三。一谓元年《传》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大子即桓公，言其少，则非初生之称。又谓本年冬十月改葬惠公，隐公弗临，则桓公为丧主。若其年不足二岁，不堪为丧主。且羽父杀隐公，与桓公同谋。若桓年仅十二，未堪定杀君之谋云云。孔《疏》此说，甚有理。再考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宋世家》，宋武公生仲子在其十八年，宋武公亦死于此年，此时尚未入春秋，周平王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七四八年。鲁隐公元年为周平王四十九年，此时仲子虚岁已二十七，其出嫁固早于此时，生子亦当早于此时。

杨伯峻先生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曰：

杜《注》：“隐公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然据下文《传》“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公立而求成焉”等句，是隐公行国君之政，而实奉桓公为君，非立之为太子。桓公之被立为太子，惠公未死时已如此，不待隐公再立之。桓公虽非初生婴儿，其年亦甚幼小，不能为君，故隐公摄政焉耳。孔《疏》极力申杜，驳郑众、贾逵二说。郑、贾之说亦谓立桓为太子，与杜则同一谬误。讫隐公之世，不称即位，惠公之葬弗临，于桓公母仲子之死则用夫人之礼，于己母则仅称“君氏卒”，是不用夫人礼，处处皆足以明之。摄位称公亦犹周公摄位称王，固周礼也。此与下《传》“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为一《传》，后人分《传》之年，必以“某年”另起，故将此段提前而与下文隔绝。杜《注》云“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则所见本已妄为分割矣。《左传》中此种例子不少，俞樾《左传古本分年考》与杨树达先生《读左传》、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均曾先后指出，本《注》亦将随时论证之。

桥：上面那段《春秋经》“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是现存《春秋经》的第一段，《公羊传》于此云：

元年者何？君之始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公羊传》这是微言大义派，与《左传》不同，也与杨先生不同。《左传》于此只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而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则曰：

《汉书?律历志》引《商书?伊训》有：“太甲元年”，则元年之称，起源甚早。舀鼎（吴闿生《吉金文录》称曶鼎）铭云“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大[室]”。此西周亦以第一年为元年之实证。刘师培《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元年例》自注云：“隐公以摄位称元年者，说详《隋书?李德林传?德林复魏收论齐书起元书》。又《汉书?律历志下》引刘歆《世经》有‘周公摄政五年’之文，则摄位得纪年，自系古文说，天子与诸侯一也。”《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虽此季度无事可载，亦书之。考之卜辞、西周及春秋彝器铭文与《尚书》，书四时者，彝铭无（仅）一例。然《诗?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则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相传有“三正”，夏以建寅之月（今农历正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今农历十二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今农历十一月）为正，而仍以正月为春，则殷、周之春皆今之冬。《汉书?五行志》亦云：“刘向以为周春，今冬也。”《论语?卫灵公》载孔丘之言，主“行夏之时”。以《诗经》考之，民间之四时，皆夏时也。以?传?文考之，晋即行夏时者。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考之两周彝铭，西周彝器大抵为王朝卿士所作，记月日多言隹（唯）王某月某日，如晋姜鼎铭云“隹王九月乙亥”，悉用王历。但东周彝器多为列国诸侯或巨族所作，则有用本国之历者，如鄀公簋铭云“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标明“鄀正”，以别于“王正”；邓国器有“邓八月”、“邓九月”。鄀、邓皆小国，俱不奉周历，或者以其国小而不颁历欤？抑或自行其是欤？鲁为周最亲近之国，奉周历唯谨。自隐公讫哀公历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皆用王正，甚至哀公十二年《经》仅云“春用田赋”，《传》必申明之曰“春王正月用田赋”。然当时修历者不密，观测亦难准确，虽曰“建子”，有时实非建子。本年实建丑，以冬至之日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也。大致春秋初期，误算者多，其后日益密确，误算者遂渐罕见矣。商鞅量云：“十八年，齐 [辶\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一）为升。”则秦孝公时纪事亦标四时。陈骍壶铭云：“隹王五年 [西/大]□? [陳/土] [目/攴]再立事岁孟冬戊辰”云云，孟冬，则十月也。越王钟铭云“隹正月孟春吉日丁亥”云云，既言正月，又言孟春。则战国时器，有不仅言四时，且分孟、仲、季，如《吕氏春秋》及《礼记?月令》所云矣。董作宾《殷厉谱》下编卷一云：“殷代之称正月，始自祖甲，则无可疑。本《谱》所举祖甲二年之历版，首称‘月一正’（《后编》下一?五），即在改制之初称正月，并列举一月之旧名（，以对证之也）。”《愙斋集古录》有叔皮 簋铭为“隹一月”。 [（曰/鼎）攴]鼎“正月”作“征月”，极罕见。

杨伯峻先生注《昭十七年传》“在此月也”云：“杜《注》：“正月谓建巳正阳之月也，于周为六月，于夏为四月。慝，阴气也。四月纯阳用事，阴气未动而侵阳，災重，故有伐鼓用币之礼也。平子以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以）在此月也。”古人迷信，常以天象与人事相连，以夏正四月为纯阳之月，谓之正月，亦见于《诗?小雅?正月》。《正月》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夏正四月不应繁霜，故繁霜则忧伤。若周正正月，即夏正十一月，本应繁霜，何必忧伤？”（（p 1384）（10170201））（091、116）。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曰：

依《春秋》书法，鲁国十二君，于其元年，应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惟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公之元年，只书“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公即位”，盖各有缘由，?传?文亦各有解释。定公元年甚至未书“王正月”，则由于定公之即位，在此年之六月。并详各公元年《经》、《传》及《注》。

杨伯峻先生注“摄也”曰：

摄，假代之义，下文“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可证。《鲁世家》亦云“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宋”——“商丘”（杨注：宋，国名，子姓，成汤之后裔。及周武王灭纣，封其子武庚。武庚企图恢复殷商王室，与管叔、蔡叔联络举兵，而为周公-旦所败，改封纣父帝乙之长子微子启为宋公。或称殷，或称商，皆仍其旧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传至穆公七年，即鲁隐公元年。昭公-得之元年，即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止于此年。自昭公传六世，一百七十年，据《史记?宋世家》及《汉书?地理志下》，为齐、魏、楚三国所灭。但吴师道注《战国策》曾疑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则直云“灭于齐”。#阏伯相传为高辛氏之苗裔，详昭元年《传》并《注》。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五有《商丘叔簠》，盖以地名为氏。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今河南-商丘市西南有商丘，周三百步，世称阏台。），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杨注：京師指洛邑，此时周室都洛邑。京本周祖公刘所居之地名，《诗?大雅?公刘》“笃公刘，于京斯依”是也。其后镐京、洛邑俱亦称京，亦犹绛本晋国所都，其后迁新田，新田亦称绛；王充《论衡?正说篇》所谓“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也。京复称京師者，周人于地名之下往往加師为称，亦犹《召诰》称洛，《洛诰》称洛師。師，金文作[帥-巾]。《小臣单觯》有成[帥-巾]，《小臣[言速]簋》有牧[帥-巾]，《左传》庄九年亦有堂阜，皆可证。《克钟》有京[帥-巾]，当即京師，故知经典古文字作“[帥-巾]”者，汉代经师或读之为師，故有洛師、京師之称。说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驳公羊传京師说》。#宣三年《传》王孙满之言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据《尚书》，武王亦无经营雒邑之事。成王之营雒邑，先卜其地，则迁鼎恐亦非武王事。一九六二年出土何尊为成王五年器，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云：“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帥-巾+立/（亏-二）]民。”似武王早有迁筑王城意，成王不过秉承父命而行。昭二十八年《传》言：“昔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古人常以成王事归武王。雒邑即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南。京相璠云：“郏，山名；鄏，地邑也。”《太平寰宇记》谓邙山即郏山之别名。#郏音夹，以郏山得名（郏山即北邙山），即郏鄏，又曰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今河南省-洛阳旧城西部即王城故址。自平王东迁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迁成周，王城废。至王赧复居之。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郏鄏即桓七年《传》之郏，周之王城，汉之河南，在今洛阳市。《楚世家?索隐》云：“按《周书》，郏，雒北山名，音甲。（鄏谓田厚鄏，故以名焉。）”#沈钦韩《补注》云：“《续志》：‘河南县东城门名鼎门。’《唐六典》：‘东都城南面三门，中曰定鼎。’韩愈《送郑十校理序》：‘席定鼎门门外。’是古人犹以成王定鼎之事名城门也。”#王城在今洛阳市西北隅。#沈钦韩《补注》云：“周宗言周室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下面是[帥-巾]甲骨文、金文、篆文字形，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五四〇、五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