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9：鲁息姑——吾将授之 -- 桥上

《隐元年经》：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p 0008）（01010004））（001）

《隐元年传》：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p 0016）（01010501））（001）

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p 0016）（01010502））（001）

我的粗译：

这年秋七月，天王派了宰咺来致送为我们惠公和仲子助葬的物品，但他来得晚了，而且我们的子氏（仲子）还没去世，所以作为贬斥，《春秋经》提到他时就直称了他的“名”。

周天子是在去世第七个月下葬，所有轨距相同的诸侯都会来；诸侯在第五个月，与之同盟的诸侯会来；大夫在第三个月，与之地位相当者会来；士则在下个月，他的姻亲会来。致送助葬物品没赶上下葬、慰问生者过了丧期、提前预备凶事，这都不合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曰：

天王，周平王。周王，《经》文或称“天子”，如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或称“王”，如文公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赗”；或称“天王”。统计称“天子使”者一，“王使”者三，“天王使”者十二，其实一也。宰咺，宰，官名。《周礼》有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此宰不知是何宰。孔颖达《正义》以为宰夫，章炳麟《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四》以《周礼?天官》宰夫之职论证之，其说可信。咺，音宣。归，同馈，赠送之意。惠公，鲁惠公，此时已死。仲子，惠公夫人，此时尚未死。《谷梁传》谓惠公仲子为一人，乃惠公之母、孝公之妾。陈立《公羊义疏》驳之云：“然惠公既为君矣，自必尊其母为夫人，如成风之例，何以仍称仲子？”足见?谷梁?之说不可信。赗，音凤，助丧之物，用车马束帛。《既夕礼》“公賵玄纁束马两”是也。依《说苑?修文篇》，賵，天子乘马六匹，乘车；诸侯四匹，乘舆；大夫三匹，参舆；元士二匹，下士一匹，不用舆。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诸侯玄二纁二，各卅尺；大夫玄一纁二，各卅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缦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曰：

缓者，言惠公死已逾年（惠公之死不知何月。春秋时，旧君死，新君逾年始称元年，此时隐公元年七月，则已逾年矣），始来馈赠助丧之物，太迟缓矣。

杨伯峻先生注“且子氏未薨”曰：

子氏即仲子。仲子此时犹在，未死而助其丧，尤不合理。

杨伯峻先生注“故名”曰：

依《春秋》体例，天子之卿大夫不宜书名，而此称宰咺者（咺是其名），即由此之故。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曰：

七月而葬，自死之月数至葬之月，经历七个月份而已，非实七个月也。如文公八年八月天王（周襄王）崩，九年二月葬。五月、三月同。《礼记?礼器》及《杂记下》并云“诸侯五月而葬”，然考《春秋》，三月而葬者多，亦有迟至六月始葬者，参昭二十八年《经》并《注》。踰月者，历二月也。《说苑?修文篇》云“大夫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殡，二月而葬”是也。此乃刘向《左氏》义。《王制》谓“士庶人三月而葬”，《杂记》亦云：“士三月而葬”，则非《左传》义。《王制?疏》本郑玄义谓大夫除死月为三月，士则数死月为三月，《左传》除死月言之，故云踰月，《王制》并死月言之，故云三月，《左传》之踰月，《王制》之三月，其实相同，以为调和之论，恐非《传》旨。同轨，指诸侯。轨谓辙广，轨同则辙迹亦同，后人因谓车迹为轨。舆广六尺六寸（周尺较今尺小），两轮离车厢各七寸，故辙以八尺为度。天下车同轨，先秦早有此思想。毕至者，言无不至者。昭三十年《传》游吉之言曰：“灵王之丧，我先君简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实往，敝邑之少卿也。”孔《疏》引郑玄云：“简公若在，君当自行。”但杜预谓“天王丧葬，诸侯例皆不往”，以《春秋》证之亦可信。同盟至，宜是同盟诸侯遣使会葬。同位，同为大夫者。外姻，与结婚姻之亲戚。

桥案：这里杨先生已指出：“天下车同轨，先秦早有此思想。”则始皇帝之“车同轨”并非发明，只是推行，当然推行亦自不可轻忽。

杨伯峻先生注“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曰：

《荀子?大略篇》云：“送（《说苑?修文篇》作“赠”）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正用此语。杨倞《注》云“皆谓葬时”，是也。尸本为未葬之通称，荀卿故加“柩”字以明之。自始死及殡（将葬停棺），自启（将葬举棺）及反哭（古礼，葬后返庙而哭），皆主人所至哀，此所谓哀者，指自始死至返哭时。参沈彤《春秋左传小疏》。

杨伯峻先生注“豫凶事”曰：

此释“子氏未薨”。仲子未死，而赠以助丧之车马，豫赠以凶事之物也。隐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或此时已病重，周室闻之，故于賵惠公之便，而兼赗之。

《隐元年经》：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p 0008）（01010006））（001）

《隐元年传》：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p 0019）（01011301））（001）

有蜚。不为災，亦不书。（（p 0017）（01010701））（001）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p 0018）（01010901））（001）

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p 0018）（01010902））（001）

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p 0018）（01011001））（001）

《隐元年经》：

公子益师卒。（（p 0009）（01010007））（001）

《隐元年传》：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p 0019）（01011401））（001）

我的粗译：

这年十二月，周王室那里的祭伯来了我们这里，但他并非奉天王的指示而来。

这年发生了飞蝗，但没成灾，所以《春秋经》就没写。

这年冬十月庚申那天（杨注：庚申，十四日。），我们为惠公改葬。但我们的“公”（鲁隐公）并未出席，而是由大子（鲁桓公）出席，所以《春秋经》就没写。

我们惠公去世的时候，正有宋国的部队来进攻，而且那时大子年纪太小，下葬的仪式不完备，所以要改葬。

卫侯（卫桓公）来会葬，不见我们的“公”，所以《春秋经》也没写。

还在这年，我们的卿众父（公子益师）去世了，我们的“公”没参与“小敛”，所以《春秋经》就没写上日期。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曰：

祭，音债，祭伯，王朝卿士，祭是其食邑，即今河南省-郑州市-祭城公社（东北有古祭亭）。伯，盖其行次，说本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杜《注》以为伯是爵位，盖由僖二十四年《传》“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之文，以为此六者皆国。《谷梁传》亦以为祭伯为“寰内诸侯”。《公羊传》云“奔也”，《汉书?刘向传》引向《封事》用《公羊》义。

杨伯峻先生注“有蜚”曰：

蜚音匪。《尔雅翼》云：“蜚者，似蟅而轻小，能飞，生草中，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早作掇拾至他所。至日出，则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气臭恶，能熯稻，使不穑。《春秋》书之，当由此尔。今人谓之蜚盘虫，亦曰香娘子。”

杨伯峻先生于“不为災，亦不书”之后注云：

以上二章皆无《经》有《传》，《传》且释鲁史“不书”之故。以下同。

杨伯峻先生注“公弗临”曰：

临，临丧哭泣也。为丧主，则哭临，隐公摄位，不敢以丧主自居，故弗临。

杨伯峻先生注“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曰：

有宋师，服虔以为即上文所谓败宋师于黄之役，孔《疏》以为宋师报黄之败而来伐，服说近是。太子，桓公。由此可见惠公未死时，桓公已为太子。

杨伯峻先生注“不见公，亦不书”曰：

据昭十年《传》诸侯之大夫如晋会葬晋平公，欲见新君，而叔向辞之。不知隐公之不见卫侯，是否亦由此故。

桥案：此与晋平公不见诸侯之大夫的不同之处还有因鲁隐公“弗临”鲁惠公之“改葬”，则在丧礼上卫侯亦未能见到隐公。

杨伯峻先生注“公子益师卒”曰：

益师，鲁孝公之子，字众父，后为众氏。众仲之祖先。卒，大夫死曰卒。

杨伯峻先生注“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曰：

以衣衾加于死者之尸曰小敛，以死者之尸入棺曰大敛。襄公五年《传》云“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是卿大夫之丧，入敛公临之证。与，去声，音预，今言参加。

杨伯峻先生注“故不书日”曰：

《经》仅云“公子益师卒”，未书卒于何日，故《传》云云。大夫卒不书日，惟隐公《经》文三见，宣公四年一见，余皆书日。可见大夫卒而国君亲视小敛为当时之礼，春秋?鲁君率能行此礼。而隐公不行此礼者，或系自谓摄位，谦让不以国君自居。但文十四年《经》“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鲁文公不得与小敛，而书日，不审其故。说参孔广森《公羊通义》。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祭”（杨注：祭，音债，祭伯，王朝卿士，祭是其食邑，即今河南省-郑州市-祭城公社（东北有古祭亭）。伯，盖其行次，说本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杜《注》以为伯是爵位，盖由僖二十四年《传》“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之文，以为此六者皆国。《谷梁传》亦以为祭伯为“寰内诸侯”。《公羊传》云“奔也”，《汉书?刘向传》引向《封事》用《公羊》义。#祭仲，郑大夫，即隐公三年之祭足。祭为其食邑，祭邑当即今河南省-中牟县之祭亭，与祭伯之祭在郑州市者为两地。#祭，《广韵?以为周公第五子所封，余见隐元年《经》“祭伯来”《注》。祭伯（仲）之祭与郑国-祭仲食邑之祭盖为两地，此在今郑州市之东北，祭仲之祭在中牟县。#氾音凡，汜音祀，字本不同，以形近易讹。依杜《注》，字应作“汜”，与僖二十四年《传》之“氾”不同，即《水经》汜水，自《水经》以后，均从巳作汜，其地在今河南旧汜水县（县今已废，在今荥阳县之西北，巩县之东北（，即今汜水公社））。祭在今郑州市北，或云在今中牟县。汜、祭两邑相距较远，晋或先后取得之。《年表》与《晋世家》均只云“取氾”，不书取祭。），推测位置为：东经113.82，北纬34.79（郑东新区-祭城路南）。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