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9：鲁息姑——吾将授之 -- 桥上

《隐七年经》：

夏，城中丘。（（p 0052）（01070003））（001）

《隐七年传》：

夏，城中丘。书，不时也。（（p 0054）（01070201））（001）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我们加筑了“中丘”的城墙，《春秋经》记录此事，是因为这不合节令。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书，不时也”曰：

不时者，谓既非国防之所急，而又妨害农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中丘”——“邓”（杨注：中丘古城，当在今山东省-临沂县东北。#邓，鲁地。九年为防之会，郑伯未与，故重为此盟会。《经》仅书会而未书盟，杜《注》以为鲁公还国告祖庙时，告会而不告盟；刘师培《春秋左氏传答问》以为“盟邓之役《传》文为师期，下言羽父先会齐、郑，则出师之期不与盟符，《经》为内讳，故不书盟”，皆是臆测。《春秋》全《经》盟会异地而并书者，仅襄公二十五年夏会于夷仪，秋同盟于重丘一次。此是大会，且会在夏而盟在秋，相距两三月，其间又有郑师入陈一事，故不能不分别书之。其余则或以盟包会，如八年会于温盟于瓦屋，《经》只书盟；或以会包盟，如此《经》只书会于中丘，未必有深意。），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44，北纬35.20；或东经118.48，北纬35.35，我倾向后者（葛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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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九年传》：

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绝宋使。（（p 0065）（01090301））（009、001）

《隐九年经》：

冬，公会齐侯于防。（（p 0063）（01090006））（001）

《隐九年传》：

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p 0065）（01090501））（001）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隐公九年（公元前七一四年，周桓王六年，郑庄公三十年，齐僖公十七年，宋殇公六年），宋公（宋殇公）未能按时朝见天王，郑伯（郑庄公）此时正担任“王”的左卿士，就以“王”的名义前去问罪，进攻宋国。宋国却因为记恨我们“公”在“入郛之役”时不肯救援，这回就没通报我们。我们的“公”一生气，断绝了与宋国的特使往来。

这年冬天，我们“公”与齐侯在“防”会面，策划进攻宋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宋公不王”曰：

诸侯见于天子曰王。宋公不王，犹言宋公不朝。杜《注》谓不供王职，误。说详王引之《经义述闻》。然春秋之世，朝王者极少。以鲁而论，十二公二百四十余年，据《春秋》所载，惟僖公因晋文之霸，两朝王所；成公因伐秦之役，一至京师；隐、桓二十九年间，王使来者不绝，而两公未尝一朝王。则郑伯以宋之不王而讨宋者，亦犹齐桓伐楚，责其包茅不入，皆借辞而已。

杨伯峻先生注“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曰：

入郛之役在五年。公曾于七年为宋伐邾，欲以悦宋，而宋犹不释然，故虽见伐，而不来告。

杨伯峻先生注“公怒，绝宋使”曰：

绝宋使者，探后言之，谓此后隐公与宋殇公不复有使者来往。

杨伯峻先生注“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曰：

郑伯未与会者，或以其国有北戎之役故。是以十年又有中丘之会。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防”——“祊”（杨注：“祊”，音崩，《公羊》、《谷梁》及《汉书?五行志》引俱作“邴”。方与丙，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从方之祊与从丙之邴，可得通假。祊，郑祀泰山之邑，当今山东省-费县东约三十七里处。余详《传?注》。#郑桓公为周宣王母弟，因赐之以祊，使于天子祭泰山时，为助祭汤沐之邑。#“防”，《公羊》作“邴”，从方声之字与从丙声之字，古音多同（方、丙二字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防、邴得通假。鲁有二防，此时西防尚未为鲁所有，故知此是东防，当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北四十余里。世为臧氏食邑。石韫玉《读左卮言》谓“防”字或“祊”字之讹，祊为郑邑而新归于鲁，此时郑告伐宋，鲁会齐而谋之于祊也。姑录之以备参考。#鲁师自阳关出动迎接臧纥，至于旅松不进。阳关在今泰安县偏东而南约六十里，旅松则距防不远。），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18，北纬35.28（方城镇）。

《隐九年经》：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庚辰，大雨雪。（（p 0063）（01090002））（001）

《隐九年传》：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书，时失也。（（p 0064）（01090101））（001）

《隐九年传》：

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p 0064）（01090102））（001）

《隐九年经》：

挟卒。（（p 0063）（01090003））（001）

《隐九年经》：

夏，城郎。（（p 0063）（01090004））（001）

《隐九年传》：

夏，城郎。书，不时也。（（p 0065）（01090201））（001）

我的粗译：

还在这一年，从春王三月癸酉那天（杨注：癸酉，十日。）开始，我们这里连着下了好多天大雨，打雷闪电。《春秋经》写上此事，是记录本年第一次下雨的时间。到庚辰那天（杨注：庚辰，十七日。），又下了大雪。《春秋经》上写此事的原因是相同的。不过，《春秋经》记录这些事也都是因为与节令不合。

凡是下雨，达到三天的，《春秋经》中就称为“霖”，而平地积雪达到一尺，《春秋经》中就称为“大雪”。

这年夏天，我们加筑了“郎”的城墙。《春秋经》写上此事，也是因为这与节令不合。

一些补充：

《年表》于“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处云：“隐公九年三月，大雨，震电。”

杨伯峻先生注“庚辰，大雨雪”曰：

雨为动词，即下雪，《传》文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大雨霖以震”曰：

“大雨霖以震”为句。以，连词，与也。《商书?金縢》“天大雷電（电）以风”，与此句法同。臧琳《经义杂记》谓“大雨霖”为句，“以震书始也”为句，误。书始也者，依杜《注》义，谓癸酉日为开始霖雨之日。霖雨为久雨，当不止一日。《经》作“大雨震电”，《传》作“大雨霖以震”，文异而义同，所谓错综成辞。杜《注》、孔《疏》必谓《经》文脱“霖以”二字，“电”字乃后人妄加，考之《公》、《谷》与《汉书?五行志》，知《经》文本作“大雨震电”，并无误。说本臧琳《经义杂记》与洪颐煊《读书丛录》。

杨伯峻先生注“书，时失也”曰：

意谓《经》文所以书此者，当时误以王三月为夏正正月，不当有雷电；既有雷电，则不当有大雪。乃雷电之后八日复有大雪，皆节候不得其正，故言时失。《汉书?五行志》云“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既已发也，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故谓之异”，可以为证。

杨伯峻先生注“挟卒”曰：

无《传》。《公》、《谷》“挟”皆作“侠”，挟、侠字得通用。挟为鲁大夫之名。不书氏族者，杜《注》以为未赐族。元-齐履谦《春秋诸国统纪》云：“鲁卿之嗣不见于《经》者三人，然益师之后，《传》有众仲；无骇之后，《传》有展禽、展嘉、展瑕、展叔、展王父；惟挟之后无见。”至章炳麟《春秋左传读》以庄公二十四年之御孙当挟之后，则纯是臆测之辞。《谷梁传》云：“侠者，所侠也。”孔《疏》转引汉?尹更始说，谓“所者，侠之氏”，但《春秋》无所氏，说未必可信。

桥按：或者《左传》作者认为上面之“大雨，震电”乃“挟卒”之兆，而“挟卒”带来卿位空缺，也使有资格担任首席执政的人又少一个，“公子翚”因而野心膨胀，开始觊觎首席执政之位。

杨伯峻先生注“书，不时也”曰：

此年建丑，周正之夏，当夏正之春，正农忙季节，若非急难，不宜大兴土功，故云不时。

“郎”（杨注：元年春，费伯已城郎，而今年又城郎，盖鲁有两郎。费伯城者为旧鱼台县治东北八十里之郎，去鲁（曲阜）约二百里，为远。此年城者，盖鲁（曲阜）近郊之邑。说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又互详庄三十一年《经?注》。#鲁有两郎，一为隐元年“费伯帅师城郎”之郎，离曲阜约二百里。一为鲁近郊之郎，隐九年“夏城郎”，即此郎。《公羊传》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则三国之师已至曲阜近郊。#《檀弓下》亦载此事，云“战于郎”，郎当是鲁郊地名，但公为属右师，战场必不与左师同。），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5，北纬35.0（鱼台县-前-后-郁郎村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