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太祖逝世联合国降半旗说起 -- 天马行空

你是铁手派来的卧底吗？

而没有发动自己的嫡系部队反抗或者逼宫“换人”。 后来通过遵义会议，延安整风一步步拿回权力也是遵守当时TG的组织原则的。

看来对同一段历史， 我和你的解读不同。

不遵守TG决议的例子是张国焘，因为自己对中央决议有不同意见，并且人多枪多， 就拒绝执行决议，擅自决定掉头南下，后来索性另立中央。

KMT里面阳奉阴违或者公开抗命的例子就太多了。人自为政， 各个都有小算盘。 看看如今混到了什么地步。

实际上，“实质正义”根本就不存在。你有你的实质正义，我有我的实质正义，在经受检验之前，只能依靠程序正义。

如下面清流宰说的，毛在四次反围剿之后一直到遵义会议的表现，正是实践了党的组织原则。让靠边站就靠边站，重新获得权力，也是经过组织会议讨论决定的。如果祭起“实质正义”的诉求，那么你中央红军丢盔弃甲、损兵折将，四方面军张主席怎么看怎么更正义。

你提到的甘肃例子也并不是有效的反例。县党委作出了处罚决定，因为党委有这个组织权力，不仅有这个权力，而且有其自身依据，那就是下级党组织没有把工作做好，没有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当事人家中。这还不是照章办事吗？讽刺的是，我其实并不赞同这个处罚，依我的量刑标准，这是太苛刻基层领导干部了，这种家庭隐性矛盾，在孙女被逼死前，外人很难警觉。但是，既然县党委有这个权力，那就只能承认并接受领导。

在追求正义性上，没有必要区分中国人、西方人。谁都希望获得“实质正义”。诚然，程序正义这个词是个舶来品，但西方影视作品中，哪次会高呼“procedural justice”？每个人挂在嘴上的，不都是简单纯粹的“justice”吗？这种追求是每个个人的天然标准。

遗憾的是，简单纯粹的“justice”又是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实际上是一句空话——因为从来都不能保证事实会被知晓。这是对行政、司法等一切“判决”体系必须有的认识。即使在古往今来的判例中，可以通过细致的刑侦，通过缜密的推理，最大限度的还原事实，但只要有一次，事实上是永远无法杜绝的冤案，你就应该明白：没有一套办法可以保证实质正义。

但是正义依然必须被建立，而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程序正义。如果籍此建立的组织坍塌了，那么问题不是出在遵守程序上，而是出在程序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上。你不应该以破坏程序为手段，来反对程序奉行的政治路线。

（当然，事实上你可以选择“公民抗命”似的行为，来对组织“以死相谏”。其实，我很希望薄是这样一种绚烂之死，可惜掺杂进了刑事问题。）

所以，下面老老狐狸的例子同样不是有效反例。东北军致死不抵抗，这是执行了军纪。东北沦陷，不是贯彻纪律的错误，而是决策的错误，是东北军首脑奉行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如果东北军军部选择抵抗，那么训练有素的战士就成为巨大的优势。这个时候，让你去炸碉堡，难道你希望战士反问“要命也给吗？”

总之，“组织路线”和“政策路线”是两回事。共产党的一个“小幸运”，就是建立了极强的组织贯彻能力，如清流宰指出，先总理也曾对国民党有一堆正确决策和训示，但下面统统阳奉阴违，这种连行动都不能统一的组织，曾一度形式上统一中国也堪称奇（雄）。但必须指出的是，有力的组织路线只是一个“小幸运”，能做到绝大多数成员忠实执行核心机构命令的组织，不止中共一家。中共真正的“大幸运”，是在历次政治路线的斗争中，居然奇迹般的基本都走对了。而这些大幸运的决策者、实施者也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有此争论的前缘。

毋庸置疑，毛以后，党的政治路线被左翼党员（和群众）高度质疑。但质疑归质疑，党员总要做一个决定：还跟不跟党走？如果你觉得这个党还可以挽救，那就选择留在党内，通过符合党章的程序纠正党的错误。主席、稼祥、洛甫不就是这么做的么？普通党员给组织写思想汇报也是党内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

因为对党的政治路线不认可，一并连同组织原则也一起违反了。我认为，恐怕在诸位拯救党的政治路线之前，党组织本身已经被各抒己见，或左或右的党员扯碎了。

站在道德高度叉腰批评当地官员是容易的。

不是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而是---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是被革命的对象！

顺带借不厚三少说说猫腻：

事物有两面性；一方面，说他贪污受贿什么的；

他肯定不是贪污受贿最多的；因为他在这个党政治序列里的辈份，决定了他没这个资格；即便他想。

另一方面，挺bo的说调查组查了半年才不过一幢别墅几百万；在他这个级别的领导根本不叫事（网上我看到艾跃进这么说）-----

这也是幼稚。他需要自己贪吗？他的家族兄弟姐妹多人“经商”；甚至连不跟他姓的长子也是亿万富翁；他是整个bo家的保护伞；整个家族投资在他身上；如果这都保不住他“清廉”的形象；那这个家族的政治智慧；还是找根绳子挂上算了。

实质正义当然是存在的，即使它有时候有歧义，不容易确定。

试想，如果实质正义不存在，那程序正义的目的何在？如果程序没有了目标，那程序是个什么东西？写文章要传达一个思想，不能无目的，无目的是无法写文章的；写程序要设想一个应用场景或者解决一些问题，没有这些程序就会不知道怎么写；设定一些办事的程序和步骤是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快更好，啥也不为，那不就是神经病嘛！

关于程序正义的目的，有两个解释，我自己也没有说服自己哪个是正确的。但都可以用来回答你的发问。

一种解释是：程序正义的目的是尽可能接近实质正义。

“可以接近”并不代表“可以获得”。你可以认为有一个绝对的实质正义，但没有人可以宣称掌握了它。党纪国法要给人惩处的时候，要求证据确凿，就是在力图还原事实，避免冤假错案。

某人回家见到独自在家的妻子，再打开衣柜，发现隔壁老王躲在里面，你怎么知道老王不是在修理一扇“公共汽车一经过就自动打开的衣柜门”呢？这个时候宣称谁的判断是“实质正义”，有意义吗？

你可以规定一系列控辩步骤，到了某一个程度，你只能划一条线说：好了，就以这个为准了。这些必经的步骤就是程序，你停下来的地方，就是你这个版本的正义。

另一个解释是：程序正义是一种组织契约。

比如你和我要均分一块蛋糕，怎么能做到双方信服的正义呢？程序是一个人分割，另一个人挑选。按照这个程序进行的分割，参与者无法否定其正确性。这是从效果的角度理解程序正义。

共产党的组织条例写得清楚，规定了党员对组织决议的服从，同时又强调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组织生活，开民主生活会，定期写思想汇报。可以说是在党建上高度成熟的一个组织。你不能说把这些血与火检验的程序否定了，宣称自己掌握实质正义，并且据此破坏组织原则。

还是为了让蛋糕分得公平，程序仍然是为目的或者实质服务的。

你罗列的两种情况都说明了实质正义的存在，所以，我认为你之前对实质正义的否定不大妥当。

如果你不认同组织的决议，应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的看这个决议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决议违反组织的原则，宗旨和目的；再极端一点，这个决议是要解散这个组织，你认同不认同，遵守不遵守？

其次如果这个决议如果并不违反组织的宗旨，目的和原则，决议只是涉及具体的方式方法，如果不赞同，认为会发生错误，会产生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么可以先保留自己的意见，也可以靠边站，也可以执行时减小力度，留一些后备手段。老毛反围剿时反对李德博古周恩来的阵地战，消耗战，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因为忠实地执行决议，基本就等于红军的灭亡。

最后还要看决议的产生过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过程，才是保证组织既有活力，又有执行力的保证。脱离了这个前提，空谈决议必须执行，本身就是违反了组织的原则，也违反管理学的原则：不能理解的决议，执行也肯定会出偏差。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用了几乎一天的时间讲“民主集中制”，应当就是对刘确认接班人身份后，官僚体系更趋向集中，而不讲民主的不满。因为刘邓就是持“驯服工具”论，没有民主，只有集中的决议，不管你的主观愿望如何，都已经在执行上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老老狐狸的例子就是第一种情况：不反抗日本的侵略，不保卫人民，日本人要什么就给什么，那么建立军队的宗旨，目的，原则都已经违反了；这个时候不遵守命令才是真正遵守命令！不遵守命令，抵抗日本人侵略的是英雄；形式上遵守了命令，束手投降，那于己于国于人民都无益，那就是象张学良一样会后悔一辈子的懦夫!

我举例军统严明的纪律反驳，就在于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但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我也以己度人，认为不耻于中层干部的说教，大多不是要废止组织原则，而是早就看出他的“组织原则”不过是个由头，本质上是在否定毛主席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我认为以上争执的本质在这里，而不是你说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组织原则的重要性。

真写的滴水不漏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了。

还记得一些美国人非常关心中国党代会决议的贯彻情况的故事。看来有一些人巴不得中国人统统变成地图头统治下的顺民啊。

所谓的西方人的程序正义等于实质正义是那些统治者用来忽悠底层老百姓的。他们自己从来不遵守这一套。从古罗马开始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