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三章 被剥落的支撑 -- 史文恭
主要是不想花权延赤这段。太不可信。
总理何等人也,什么风浪困苦没有经历过,居然会为这事流泪?
民主人士关系再好,毕竟也是外人,即使翻脸,也不会像当年顾顺章叛变那样五雷轰顶,至于那么动感情吗?
就算TG和民主党派有君子协定,共同对付KMT,也不过是君子协定,不是生死契约,大家都有各自行动的自由,不是小孩子了,这点常识还没有?
梁提出的方案,只代表他和他的党的看法,又不是最后的定案,化解推托的方法多的是,干嘛犹如天塌地陷一般悲痛欲绝?
del。
第一是其必要性。可以参考甘阳的文章“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第二反右和反右扩大化是不同的,二者的主要负责人也不一样。
这是统战,不是意气用事,用严厉的、毫不留情的方式批判,只能把民主党派推向委员长。装小媳妇,跪舔民主党派,这些人以后居高临下方式对待土共,土共以后不跪舔,民主党派也会跑向委员长。所以,总理用悲愤的方式既是他内心的真实也是合理的方式,这样真正的朋友转向土共,临时的朋友转向委员长。
我引权延赤的书,不过是为了大家看着方便,事实上是校对和参看了其他的史料。
至于梁漱溟的做法是什么性质,如果您有商务谈判的经历,就明白了。这个需要人生的历练,确实很难从书里面读出来。。
纵然如此,整个的反右运动,却并非简单的因为执政党对一部分越线的民主党派人士的反击,实际上,这个当时狂飙一样席卷中国的运动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部分,是中央级别的,针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比较突出的一些以政治人物标准评定相当轻佻而且突出的右派,执政党展开了宣传上的严厉打击并做了相应的组织调整,但最后落地的处分其实相当和缓。“章罗同盟”里的章伯钧还保留了汽车,和相当的行政待遇(对此,罗隆基表示非常羡慕)。因为究其根本,此时的TG领导层保持着比他们对手清醒的多的政治头脑,知道从根本上,这些民主党派这此时的历史阶段,还有着其历史作用。----而且,毕竟大多数民主党派的领袖们还有几十年政治生涯留下的经验,并没有在1958年的风云变幻里,神魂颠倒,站稳了立场。---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在反右的过程里,轰击到章罗等大右派身上的炮火,大多数来自他们党派的同事,有些,比如像风流的罗隆基,还遭受了情人的揭发。
总之,在中央层面,大部分的反右更像是一种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并没有在肉体上和生活上对被定下的右派分子进行大规模严酷的摧残。----但是在地方和中层级别的各级机构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里面夹杂着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此时公务员队伍里,不同来源的干部之间的文化冲突。
第二部分的反右涉及到全国各地,在最初阶段,毛泽东估计右派分子全国也就4,5千人,到狂飙过后,有55万遍及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物被打成右派,并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家庭成员。这个百倍以上的增长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文化冲突。即很多从“农村包围城市”大战略下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一方面没有必要的专业技能来赢得所领导的知识分子们的尊敬,另一方面却有比知识分子们高深的多的“党内斗争经验”来整治他们。于是,他们”以长击短“,给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们“好好上了一课“。----如果从中国公务员队伍成长的角度观察,这种冲突就是历史的必经阶段,-----但从国家的发展来说,这种大规模的“因言获罪”的打击,使得全国的政治局面陷入了一种短期看来“耳根清净”,远期望去却是毛骨悚然的沉默。
第三部分是非常特别也是非常值得说一下的,那就是对于执政党而言,他们的反右不仅针对党外,也同时针对党内。比如浙江省长沙文汉,比如周总理的秘书杨刚,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的党内高级干部和年轻干部在这一轮的风暴中,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值得提及的一点是,被称为“引蛇出洞”的策略,不仅对民主党派的“右派”们用了一遍,对党内的同志,这个策略同样玩了一遍,实施的,就是后来新中国政坛的第八号人物,彭真同志。
而这一层面的反右,说明了一个本质的问题,那就是这次毛泽东主导的运动实质并非对民主党派的一次“剪草”,而是对整个政坛的一次手段严厉的“教育”,其初衷是为了铲除那些还梦想“议会制”的,“大民主”式的,西方式的所谓的“民主”制度,统一整个中国的思想,并向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地走过去。但从后来者的角度看去,当时毛泽东所坚持的思想,是否有能够实现的社会基础,是一个被一片红彤彤的热火朝天所掩盖的残酷问题,而问题的答案,将在几年后的狂热和饥饿的过程里,被人们痛苦地认识到。---不幸的是,到了那时,或者如果把历史的观察再拉长一些,比如到了文革之后,---当人们回望“反右”的那场风暴时,就忘了其初衷可能的一些必要性和合理性,凸显的只有运动中当政者那些压制反对意见的粗暴手段和惨痛后果,这是历史认知领域的一个令人悲伤却合理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眼中的“群众运动”后来变成“运动群众”的原因,文革结束、改开兴起的社会基础就是人民对于政治运动的厌倦。
你的文章我一直很喜欢的。但是这一篇,感觉不好。不是你不好,是权延赤。
你引这篇就是想佐证TG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所谓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可是,您真的相信周公会为了这事淌眼泪吗?
从TG草创开始,就磨难不断,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周公都不曾动摇过。抗战后TG的地盘实力和抗战前比,可谓是天壤之别,虽然和老蒋比还是有距离,但在江西,在延安都不曾惧怕过的,现在更不会怕。
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说是荣辱与共,其实是可有可无。本来这帮人就是革命的对象,分的就是他们的田地。抗战时期,TG成了合法政党,不得不西装马褂地和这帮人拉拉关系。以后翻脸开仗,最多指望他们扯扯老蒋后腿,可是以这帮人的力量,又能牵扯老蒋多少精力呢?
老梁提这个方案,不管他是想挖坑还是想筑墙,对TG来说,影响不大。如果他是挖坑,TG不跳就是了。如果他是好心筑墙,老蒋一心灭共,他能挡得住吗?
所以,对这样一份无关痛痒的方案,我是不信周公会动真感情。
题外话,说913时周公流泪,我信!
对TG来说,真的是天塌地陷啊。
“监督者”当然要直言犯谏。问题是民主人士为了夺权而罔顾事实,甚至辱骂、威胁(寄子弹)有不同意见的民主人士,这和直言犯谏是一回事吗?
让我们看看受到民主人士恐吓的民主人士卢郁文说了些什么:
......
他批评储安平的发言“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
......
卢郁文说......凡是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回忆起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时代的宗派主义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几乎被帝国主义瓜分。凡是三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回忆一下国民党时代的宗派主义,他们不许异党存在,他们内部有政学系、CC系、军统、中统等派系。在那个时候,换了一个校长就换一批教员,换了一个庶务科长就换一批工友,更不用说别的了。
卢郁文说,往事记忆犹新,难道我们七、八年就都忘记了吗?
卢郁文说,我正庆幸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历史上的宗派主义铲除干净,真不知道储安平先生的“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句话是从何说起?
卢郁文的话很好理解,“党天下不能避免宗派主义”,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府如此、国民党也是如此:
那么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为什么呢?自然是皇帝轮流做(否则就是党天下)。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和可能把国家管好。
我的话您只引用了一半:
关键是后半段:
打个比方:
贾母为了提高王夫人的管家能力,请赵姨娘和周姨娘给王夫人提意见。赵姨娘趁机无端、大肆攻击王夫人,提出轮流管家。周姨娘替王夫人说了两句话,结果收到了赵姨娘的谩骂甚至死亡威胁。
中国的文人,最爱干的就是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为自己的小集团谋取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还真不如变质的中层。变质的中层最起码还会干点人事,他们连点人事都不会干。
至于大跃进,板子打到民主党派身上了吗?
房地产大跃进,文人吹鼓手少吗?有人骂文人吹鼓手吗?我咋觉得挨骂的主要是政府和开发商呢?
房地产大跃进出了漏子,老百姓倒霉,政府挨骂,肯定没人去怪罪文人。
作为弱势的一方,土共必须取得尽可能多的支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道义上的制高点。这是土共以弱胜强的原因之一。蒋的精力则完全放在兵力对比上,一旦军队部署完成,立即开打。而忽略了在道义上取得广泛的支持,这是蒋的败因之一。
为了不在道义上承担发动内战的责任,土共做了很多牺牲。
河友mingxiaot在《父亲的革命》里说的很清楚:在关外大打、关内小打,国军在态势上已经包围了中原军区的情况下,晋冀鲁豫军区还在精简部队、动员军队复员、准假权下放到连一级,导致开战的时候很多连队缺员1/3。
晋冀鲁豫还不算惨的,最惨的是聂帅的晋察冀,野战军从21万5千人,精简到5万1千人。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堂堂最大的抗日根据地,49年整编的时候连个野战军番号都没落上。
付出这么多代价,不就是为了个道义上的制高点吗。
开打以后,毛的战略也很清楚:“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结果呢,这边厢地盘让给国军了,还没来得及消灭有生力量;那边厢梁漱溟提出个停火方案。而这个停火方案会让土共失去这个道义上的制高点。因为当时军调会还在、马歇尔还在,这个停火方案又是和土共一向关系良好的民主党派提出来的,如果国民党接受了(以马歇尔的眼光,肯定会劝国民党接受),而土共不接受,则在道义上,内战的责任就成了土共的了(不接受调停)。付出那么多代价获得的道义制高点,被这么轻易的葬送了,周能不气愤吗?
王外马甲的《蒲公英》里有这么一段话,
所以说,土共当时的处境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好。红军期间,全国有很多军阀。军阀混战是红军存在的前提条件。通过抗战,蒋吞并了大多数军阀,而剩下的大军阀在反共上,利益、立场完全一致。土共虽然强大了,但是外部条件也不一样了。
退一步说,就算TG磨难不断、不怕过苦日子,也不能随随便便付出不必要的牺牲啊。
从这件事上看,民主党派那帮文人,要么是极其愚蠢(这么简单的事情看不清楚)、要么是墙头草(看见土共在战场上不利,出卖盟友)。至于到底是那个原因,我想周是知道的。
有点像电影剧本,好似作者拿着摄影机对着在演戏的周总理和梁漱溟先生
不过,《走近周恩来》算是纪实文学,不虚构主体事实,却可以描绘。不然,干巴巴的陈述事实的文字谁爱看呢。
这种写法打破了领导人、名人的神秘感,亲近读者,通过秘闻趣事满足了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窥视感,书也好卖,皆大欢喜。
我爱看史教头帖子也是因为其中夹杂着很多这样那样的故事。这种夹叙夹议的方式有利于文章铺排、主旨播散。以前河里的萨大也很擅长这个,只是萨大的文章写得越好越气恼了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