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三章 被剥落的支撑 -- 史文恭
那时候真正的“民主党派”出了好几个烈士，如著名的闻一多和李公朴。。。和这些烈士相比，梁漱溟和罗隆基之流所为，就是政客二字，以周公为人的原则和对政治的洞察力，他对梁漱溟这种愚蠢和毫无廉耻的做法，自然会愤怒，以致流泪，不是悲伤，而是“气哭”了吧。
此外，周公本人其实感情丰富，在抗战重庆和谈期间，他为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被误伤而死也是流泪不已，并深切回忆廖仲恺被刺杀时的往事。（顺便八卦一下，为此，周公对柳亚子稍稍产生了隔阂。）
而是这段文艺没有根基，理由我前面的回复已经说明。
他们的身份其实没变，仍然是如夫人。
打脸啊，哈哈。
一个枪杆子里面打江山的政权，本来就是刘邦项羽一样的争夺，这些民主党派还真的以为是共和了，民主了，新中国了。全是TM的哄弄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文人”如夫人的。不是自己找死还能怪谁。
中国社会几千年都没变过的道理，居然被人拿去沾了点世界流行的新概念就轻易的哄弄了千万人级的人头落地，为刘邦项羽们当了一把炮灰。
新中国的历史就是其人民不甘心上这个当，倒逼tg认这个死理执行其早期的许诺的历史。文革也镇压不下去。
还看不透老蒋的那点心思？
主席去重庆，周公经营国统区，叶帅周旋军调会，从来都是做好两手准备的，怎么可能幼稚到依靠民主党派的调停案去追求和平？如果寄希望于和平，林帅去东北干什么？刘帅在上党狠敲阎锡山又是为了什么？
道德制高点？泥腿子出身的TG会把这个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吗？就算梁案让TG吃亏，据理力争就是了，揭露老梁的险恶用心就是了，周公会措手不及到流泪？
“为了争取道德制高点，精简部队，把准假权下放到连一级”，这么幼稚，TG还能活到今天？
如果真如你所说晋察冀的野战军精简掉了3/4，那聂帅早被枪毙了！能这么不拿革命当事业？！
从秋收起义开始，TG从来没有想过放下武器！夺取政权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老邓顶着骂名也要拿住军委主席，为什么？不放心！
以前有一部电影《停战之后》，讲的就是在军调会里的周旋。解放区从来就没有松懈过警惕。
中原突围，李先念没有等国军让开大路，而是主动出击。皮定钧带的7千人，本来是准备扔进狼群里的肉，结果还带回来5千。看起来倒像是国军准备不足。
再去看看党史吧，TG半年打了多少胜仗，“全面进攻”维持了几天？
在这么充分准备下，民主党派的那些小帮忙，或者小花招，能值周公一哂？
切，我不相信！
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才有多少万？所以我说反右让中上层看透了。
而文革更彻底，上山下乡影响到几乎所有城市家庭，所以让下层也看透了。
中原突围，皮旅之所以能整建制突围，英勇善战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国军发现上当后，扔下皮旅不管，一窝蜂奔中原主力去了。中原突围发展到最后，成了中原军区主力掩护皮旅突围。皮旅是中原军区唯一成建制突围的部队。
中原主力：李先念的新四军5师+王树声的8个八路主力团+王震的359旅，基本完菜。
中原军区裁军也很厉害。新四军5师曾经号称5万雄师(3个主力旅+4个军分区+师直)，王树声部是八路主力组成的5个旅级支队(皮旅是1支队)，加上359旅、水东8团，就算地方部队不升级，也是10个主力旅的本钱。结果裁军裁到突围前，剩下6个主力旅+3个军分区兼独立旅。
除皮旅突围外：359旅+中原军区警卫团一共突出去1860人，路上还把护送的地方干部旅(3000多人)给扔了；其余残部万余人编成2个独立旅，再也没有进入野战军的序列。地方武装全被消灭、地方干部基本没剩、高级军官牺牲重大，说基本完菜并不过分。
王树声部是国军豫湘桂大溃败后，毛亲手组建去河南填补真空的，除皮旅两个团外，还有7个主力团，其中包括770团、太行13团、太岳18团、延安警4团这样的八路头牌主力团，再加上后来加入的水东8团。这是10个八路主力团，比陈赓还阔气(太岳纵队当时只有6个团)。最后只剩下皮旅两个团还留在野战军序列。
河友mingxiaot的父亲是太行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后来的3兵团宣传部长)，他的文章清楚的记叙了停战协议签订后，共军高级将领(司令陈锡联、政委彭涛)的麻痹心里。聂帅裁撤晋察冀野战军，是历史事实。晋察冀有些高级将领有不同意见，其中的代表就是郭天民、刘道生：
46年10月的涞源会议上，郭天民猛烈开火，指责军区领导人犯了重大错误，被蒋介石政府的“和平建国”蒙骗，将部队大幅度精简复员，对备战缺乏准备，以至于部队战斗力被大大削弱，无力抵抗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郭天民会后当即被撤销一切职务，直到刘少奇、朱德带领中央工委离开延安到达晋察冀，才咸鱼翻身，在朱老总的帮助下，于47年8月调到刘伯承手下任副参谋长。刘道生则跳槽到了林彪麾下。
至于仁兄说的：
请记住一点：当时的国民党是正统，土共是“匪”。土共要想让别人相信自己代表“人民”、代表大多数，只有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如果今天揭露这个民主党派、明天批评那个盟友，还要声称自己代表“人民”，只能让自己变成一个笑话，陷入孤立，坐实“匪”号。
战场之上，唯有实力是可以凭借的依据。同意你的分析，土共自从老毛主政开始就牢牢把控主要矛盾。
历史也许有些杂音，有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史料即便是真实的，你也不能用一片叶子去解读整个秋天。
以老哥我在行业多年的观察体验，越是老大，心中越是要“执大义，行大道”，高度纯粹，极度聪明智慧。
兄弟你一口一个“土共自称代表“人民”、代表大多数，这就是土共需要的道德制高点，只有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才能占据这个制高点。”，一派洞悉透查的语气，其实只会贻笑大方。好似老毛这群人不过是自己不信，想要让别人相信——忽悠，而已。
非也！
这群人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华民族绝地反击触底反弹中兴，他们的追求理想之高，思维之纯，绝非你我俗人所能理解。
东哥是带一群极聪明的人冒着九死一生的巨大风险去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但凡是心存杂念的人（比如国焘兄）过程中早就三振出局了，仅仅只是聪明的人是不会玩这种真玩命的游戏的。他们之所以最后能够登上天安门（很多人没有活到那一天），一路上无怨无悔，一路PDCA，一路反思成长，一路舔着自己身上的刀口不舍昼夜前行，这些都是些类似“阿甘”这样的人——我认为是“圣人”。
美国人说“一个东西走路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它就是一只鸭子”。不管参与革命的动机如何，过程中如何反腐，如何挣扎，如何动摇，但东哥一群带领一群中国农民走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里程碑，就是圣人。耶稣也曾感化妓女成圣人。
我初中时候极度喜欢考试作弊，后来成为一方知名大学霸。咋的啦！你还能不承认
以你我的智商与追求水平，对这些开国元勋只有仰视的资格。
TG 坚决斗争，周公大智大勇。但也不是每时每刻都羽扇纶巾，谈笑用兵，胜券稳操的。也有紧张焦虑烦躁的时刻。
梁这个方案并非多么厉害。如果时蒋介石提出更狠辣的条件，周公也会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只是周对于这个时候自己认为是朋友的人从背后戳刀感到很意外。
建国后梁因为顶撞毛主席受到批判，周还提到当年的这个提案。在梁倒霉时翻旧帐， 有落井下石之嫌。可见当年这桩事周公是伤心了，记仇了，再不把梁当朋友看。
毛当然相信自己代表人民，但是他相信不代表别人会自动相信。当时的正统是国民党。国统区、日战区、包括东北人民最开始是认中央军的。解放区的很多人、包括很多抗战后参军的军人，最初对蒋也不反感(参见王外马甲的《骑兵》)。因为别人不一定信，所以要宣传自己的主张。难道宣传自己的主张，就一定是忽悠？作为后来人，我们有上帝视角，知道历史的来龙去脉，和“洞悉透查”有什么关系。
毛周是圣人，但是，您说整个团体都是心无杂念的圣人？
以上边谈到的中原突围为例，中原局5位常委、9位委员，在突围失败后全部回到后方，没有一位是和部队一起坚持的。往前一点，西路军兵败，军政首长同时离队；他俩走后，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带着好马、好枪、经费(金银)扔下队伍自己跑路，留下妇女团打阻击。再往前一点，百色起义失败，总前委书记邓政委先跑路。像毛周任那样，坚持留在陕北的，并不多见。往后说，建国后换老婆、强奸秘书、小护士、下属老婆、甚至强奸亲侄女的上将、中将不要太多。即便在元帅级别，以好色而广为人知的就不止一个(高岗、花帅)。这些人算不算您说的“一群心无杂念的人”？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没有毛，很多人大概率啥都不是。因为跟对了老大就成了圣人，而且成圣人后，还能强奸女秘书、小护士、下属老婆、甚至强奸亲侄女，这圣人也太奇葩了。
以你我的智商与追求水平，对亚里士多德只有仰视的资格。既然如此，我们还学牛顿定律干什么？
反右之后，中国政坛的力量构成和运作流程都有了根本的改变。从此，作为“如夫人”的民主党派更进一步地沦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点缀。---诚然，其中的少数几个人，比如陈叔通，黄炎培，或是和毛泽东有特殊渊源的章士钊，在后来历史的进程里，还有进言的机会，但从总体上，历史已经翻过了这一页。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反右”运动视为古老中国的最后一点政治遗产的结束。----在科举制度为根本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事实上是一个实体，但反右之后，他们彻底地随着家族的传承告别了政坛。----复古地说，他们的政治地位穿越回了元朝。
以后，将有一大群以“我是贫农的后代”的年轻人昂首挺胸地成为中国政坛的接班人，这个转变，----如果那些叶公好龙式的“民主爱好者”们足够诚实的话，他们应该欢呼，这些从田埂和机床边走来的新的当政者意味着“（最底层也是最广泛）人民当家作主”这一通常在世界历史范围内都是空洞口号的理想在新中国成为了现实，------但这种转变或许开始令人鼓舞，其效果却未必同样如此。
总之，此刻，我们还是回到反右之后的那个中国，当所有独立的批评者沉寂之时，执政党成为主席台上唯一拿话筒的那位。这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包装下岌岌可危的内核，----庞大、古老、亟亟追赶世界的中国，需要一个谨慎、理性和均衡的发展之路，但没有一个集思广益的基础，没有一个从善如流的领导，是无法实现这样一条稳妥的发展道路的。
有一个不那么著名的故事可以做过不那么响亮，然而有力的证据，
“......1955年，广西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许多地方几乎是颗粒无收。但当时的省委书记陈漫远同志，却不顾这一严重现实，仍好大喜功，坚持要农民如数缴纳公粮，造成一些地方强迫农民缴粮的恶性事件。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同志也表现得相当“激进”，逼缴问题十分突出。我在一四五师政治部时的一个警卫班长包德君(50年转业地方前是师警卫营排长) ，当时在平乐贺县当县长，为了完成缴粮任务，竟然在一个晚上吊打捆绑七百二十个农民。这种做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象的：广西当时饿死的人达XX万，一个一百六十多万的平乐地区，竟然就饿死了X万多人。这就是后来许多人都知道的“平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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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而来的，便是大批农民逃荒要饭，平乐接近湖南，灾荒使这个地区两万多农民涌入湖南，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应。不得已之下，当年6月，地委建立了一个由农业、监察、民政等几个部门组成的五人工作小组，由农村部长晨光同志带队，骑上自行车，昼夜兼程，从湘桂边界进入湖南。我们一路走一路做说服动员工作，向逃荒的灾民解释政策。经过耐心工作，大约有一万多灾民返回了平乐.......面对这一严重事件，我身为地区监察处长，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上级反映情况，就以个人名义个省民政厅写了一封信（为此，杨林同志还在地区三级干部会上批评过我）。虽然后来中央严肃处理了广西的问题，对陈漫远、杨林等同志进行了严厉处分，降职使用，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却吃了比他们还要大的苦头（1957年一调往汕头地委的何志范被开除党籍，行政降级）。” (平乐事件，当事人何志范的回忆）
这个发生在1955年的饿死人事件后来被严肃处理（当时负责处理的就是总书记邓小平）的重要因素就是原来广西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了解了此事，并向中央提出意见。这使得整个事件解决的比较快，处理的比较好。（虽然，在后来的反右扩大化中，黄很快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独立的批评可能是一个健康的政治体制所必须的支柱。-----至少，它能防止住平乐事件成为一场遍布全国三年的惨痛经历，而后者，正是诱发文革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但在我们展开对大灾荒的追溯时，必须知道，这样的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庞大灾害，是如何能持续三年之久的，为此，必须从陈云挑起的两包火药说起。
以后，将有一大群以“我是贫农的后代”的年轻人昂首挺胸地成为中国政坛的接班人，这个转变，----如果那些叶公好龙式的“民主爱好者”们足够诚实的话，他们应该欢呼，这些从田埂和机床边走来的新的当政者意味着“（最底层也是最广泛）人民当家作主”这一通常在世界历史范围内都是空洞口号的理想在新中国成为了现实，------但这种转变或许开始令人鼓舞，其效果却未必同样如此。”
改开后旧知识分子或剥削家庭传人又死灰复燃了，“南巡”后又与海峡对岸的势力沆瀣一气，媒体和学校里到处放毒
“以后，将有一大群以“我是贫农的后代”的年轻人昂首挺胸地成为中国政坛的接班人”，如果官场新的上中层真正平民的子弟能占到1/3以上比例再庆幸不迟，个别的多半是背叛了自己原先阶级的花瓶或资本代言人
据1992年编辑的《平乐县民政志》记载：
1955年，存在旱、虫灾，但粮食仅减产9.12%，而县委主要领导“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为达到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计划指标，把农民的豆角、南瓜、板栗、柿饼等列计入主粮总产，向广西省委假报增产21.06%。同时按粮食三定任务向农民征购粮食，把主粮购去，造成1956年春夏的严重缺粮灾荒。加上1956年春连续干旱4个月，接着夏涝秋旱。当时，县委领导对灾荒估计不足，思想上麻痹大意，没有全面地掌握灾情，发放救济款不及时，因而在全县范围内出现了饿死人、拍卖家具、买粮，逃荒湖南，患缺乏营养性水肿等严重现象。
强行征收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