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蒙哥马利的诽谤罪审判就像亚特兰大针对金的交通违规罪审判一样沿着民主党内部政治的隐秘地质断层逐步推进。民主党是一个全国党派，但是南方势力在党内从来都不容小觑。在种族问题上，民主党的整体立场与南方派系的地方立场完全无法统一。换句话说，发生在受控范围之内的种族矛盾完全有可能让断层两边同时得利。在1940年的民主党大会上，全国派系民主党人邀请一位黑人教士主持了会前祷告，从而为富兰克林.罗斯福赢得了史上第一次数量可观的黑人选票。与此同时，“棉花艾德”史密斯参议员则在祷告期间拂袖而去，直接回到南卡罗来纳州并且受到了英雄凯旋一般的欢迎。他在欢迎现场发表了一番轻松写意的种族仇恨演说，谴责北方人居然邀请了一个“厚嘴唇、蓝牙龈、一头卷毛的塞内冈比亚人”为约翰.卡尔霍恩的民主党主持祷告。二十年后，民主党全国派系希望肯尼迪兄弟在金案件当中的两通电话可以换来北方的黑人选票。与此同时范迪瓦州长与帕特森州长则采取了坚决反对黑人的行动。吊诡的是，这样做不仅提高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声望，而且还说服了南方白人在总统选举当中继续投票支持传统的民主党。

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组合极其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造成致命后果。尼克松和肯尼迪都没有公开提到金的被捕、苏利文审判或者其他相关情节。这次竞选将会是二十世纪胜负差距最接近的美国总统竞选。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天里，两位候选人都越发远离了比如种族问题这样的敏感事宜。相反，尼克松祭出了他的秘密武器艾森豪威尔总统代表他继续进行巡回竞选。艾森豪威尔在广大公众面前极力宣扬共和党——或者说他本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取得的成就：九百万所新住宅已经建成，高校招生增幅达到75%，经济增幅达到45%，和平终于降临了美国。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一起攻击肯尼迪只会“哀叹美国实力衰弱”，“夸夸其谈地鼓吹相对军事力量”，当美国的国际威望日渐受损之际，他却在一旁“束手无策”。竞选活动的最后一天，尼克松飞行了七千多英里，当他走进洛杉矶大使酒店的总统套房时已经筋疲力尽，甚至站都站不稳了。

肯尼迪在最后一天的竞选路线则从加州出发向东挺进。他在加州透露了一个计划：在全球贫穷国家建立一支非武装的美国志愿者维和部队。他警告说：“敌人正在通过非军事手段步步紧逼。”在抵达康涅狄格州时他说：“我参加总统竞选的立场是这样的：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它必须变得更加伟大。”对于即将来临的风暴，他反复引用了林肯的名句：“我知道上帝确实存在，我也知道祂痛恨不义。”然后他就飞到了波士顿。最终当他到达位于海恩尼斯港的自家大院时也已经筋疲力尽了。

在远离这两场争夺政治关注的孪生风暴的边缘地带，在专业助选人员的眼皮底下，肯尼迪阵营的“蓝色炸弹”正在黑人文化圈内部迅速扩散，扩散渠道则是自从地下铁路以来黑人群体当中最有效的私密传播媒介——也就是教会。近二百万份小册子通过公共汽车、火车和飞机运送到教堂，历经了复印、捆扎、接收与拆包，接受了上万座布道坛的祝福，发放到了千百万信众的手中。种族的界限使得民权办公室很容易在组织内部进行保密运作，但就算是保密者本人也不知道让这场物流奇迹成为可能的所有秘密。比方说沃福德和施莱弗都不知道——就连路易斯.马丁一开始也只是隐约知道——他们主要的发放网络几乎完全依赖于全国浸信会大会当中的加德纳.泰勒派系，此时这个派系仍在与J.H.杰克逊进行着争夺全国浸信会大会控制权的殊死争斗。肯尼迪的“障眼委员会”位于费城——之前9月份全国浸信会大会正是在这里闹得四分五裂。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正是三年前被J．H．杰克逊驱逐出全国浸信会大会并且送进监狱的布道人之一*。“蓝色炸弹”的封面代言则引用了一段加德纳.泰勒本人的言论。泰勒名下遍布全国的电话统统被激活，专门用来应付这一起肯尼迪-金突发事件。

并非所有泰勒派布道人都曾支持肯尼迪，也并非所有杰克逊派牧师都曾倾向尼克松。但是在金因为里奇商场案被捕之后不久，杰克逊曾经公开谴责静坐运动，认为有些黑人“种族整合谈得太多，而种族提升却谈得太少”，这番论调引起了所有人的特别关注*。紧接着又传来了披枷带锁的金被拖到里兹维尔监狱以及肯尼迪对金家人表示同情的消息。这些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斩断了金老爹的共和党情结，还切断了黑人浸信会牧师群体内部的大量交叉结盟关系。黑人浸信会内部的裂隙与美国政治深处的种族断层指向了同一个方向，触发了只有在地震前夕才能听到的隆隆轰鸣声。

11月6日星期天，也就是“蓝色炸弹”大量分发的那一天，萨金特.施莱弗与路易斯.马丁终于初次感受到了这场地震的威力。两人都待在芝加哥的家里，在竞选的最后两天疯狂工作。此时马丁已经告诉了施莱弗黑人教会争斗如何影响到了他们的工作。那天早上两人冒险走进了橄榄山浸信会教堂的大门，想了解一下信众们都在做什么。橄榄山浸信会是J.H.杰克逊本人的教会，也是芝加哥规模最大的教会。施莱弗带着自家孩子们站在教堂正门对面的路边，不可思议地看到每一位信众手里都拿着一份蓝色小册子。与预期不同，他们并非从教堂里领到了小册子，而是不知通过什么办法事先就自行拿到了小册子，并且连同《圣经》一起带进了教堂。他们拿着赞颂J.H.杰克逊死敌的册子走进了杰克逊的教堂。鉴予目前全国浸信会大会内部的派系敌对程度还相当严重，眼前这一幕简直就好像拿着《权利法案》走进克里姆林宫或者拿着路德会论文进入梵蒂冈枢密院一样。

几乎所有经过施莱弗身边的人们好像都在谈论金的遭遇以及肯尼迪的慰问。施莱弗突然意识到这本小册子触及了某种超然于派系争斗之上的事物，超越了竞选谋划与最激烈的教会政治。这些民众来自与他自己有别的另一种文化，而他们展现的无声震颤让他由衷感到敬畏。似乎有些非常贴近他本人以及肯尼迪竞选活动的事物刚刚遭到了眼前这一幕的撼动。

此人是马歇尔.L.谢泼德牧师（ Rev. Marshall L. Shepherd）。另一位联席主席是威廉.A.格雷博士 （Dr. William A. Gray），此人的儿子是日后的众议员兼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小威廉.格雷。

金后来接受黑人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在富尔顿监狱监禁期间从报纸上读到了杰克逊的言论，“感觉很不好。”

金对于竞选的参与并不积极。周一选举日当天，他安适地待在自己的世界里，在奥本大街的布朗纳兄弟秋季美容诊所面对一千五百名美容师发表了演说。这一天的《亚特兰大世界日报》最后一次敦促黑人投票给共和党。弗农.约翰斯的老朋友约翰.卫斯理.多布斯（John Wesley Dobbs）在头版声称，肯尼迪的老家波士顿与施行种族隔离的亚特兰大相比黑人警察数量更少——他把这个不足归咎于天主教。多布斯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任何一位自重的黑人居然打算投票支持民主党。别忘了在民主党执政的各州，任何黑人都不得成为政府成员，“即使是沃尔顿先生或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人都不例外。”

那天金本人未能获准投票。佐治亚州官员之所以如此裁定是因为他在亚特兰大住的时间不够长。阿拉巴马州的官员则表示在外地参加蒙哥马利的投票需要支付1.5美元的人头税，不过现在已经晚了。就像两位候选人以及上百万昏昏沉沉的电视观众一样，金没有等到结果揭晓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拂晓时，选票统计还在进行中。根据已经清点出来的三分之一选票，肯尼迪和尼克松各自的支持率都徘徊在48%和52%之间。当肯尼迪参议员上午9点从卧室走出来的时候，他的助手泰德.索伦森给他带来了好消息：他赢得了加利福尼亚，也因此赢得了总统选举。实际上索伦森说错了加利福尼亚的选情，但他说对了选举结果。在全国范围内，肯尼迪得到了34221463票，尼克松得到34108582票，肯尼迪以0.2%的优势胜出。哪怕仅仅发生极小的改变——只要在伊利诺伊州有五千人改变主意，在得克萨斯有两万八千人改变主意——就能让白宫大门为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而敞开。

沮丧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这个结果是对他八年执政成果的否定。深受打击的艾森豪威尔首先指责亨利.卡伯特.洛奇不该对外承诺将会提拔黑人内阁成员。艾森豪威尔在私下里因为洛奇“肆意干涉内阁组成”的行为气得七窍生烟，他相信此人的画蛇添足之举“让我们在南方——也许就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得克萨斯州——付出了成千上万张选票的代价”。不过很快总统就改换了口径，批评尼克松竞选阵营不够关注而不是过分关注黑人选票。最后他把失败归咎于肯尼迪兄弟在金案件当中打的“几个电话”。

艾森豪威尔首先做出了本能反应，一番思考之后又做出了进一步反应。在此期间全国上下都开始寻找1960年大选究竟有什么秘密。对于决定胜负的因素，似乎每个人都有一套私人理论——其中比较出格的理论包括芝加哥存在偷票现象，或者尼克松参加第一场电视辩论时的化妆师故意丑化了他。随着众多分析师对结果进行复盘，他们很快就发现促使肯尼迪获胜的最惊人因素之一就是他在黑人选民当中享有40%的领先优势。1956年选举期间大约六成黑人选择了共和党，1960年选举期间却有大约七成黑人选择了民主党。在若干个关键州——包括密歇根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以及南北卡罗来纳州——这30%转换立场的黑人选民投下的选票数量都超过了肯尼迪在这些州的现有优势。大选之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思拉斯顿.B.莫尔顿表示，他的党派对待黑人选票的态度过于想当然了。

发现如此关键的立场偏转还算容易，要想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立场偏转可就难了。选举年刚开始的时候，肯尼迪还被人们视为最不受黑人欢迎的民主党候选人——至少他的受欢迎程度肯定不如共和党对手尼克松，因为尼克松在民权方面的正面记录总体而言还算可信。在夏天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尼克松在最惹人注目的争议当中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强硬民权纲领；而肯尼迪则因为选择林登.约翰逊作为竞选搭档而激怒了很多黑人。在竞选期间，两位候选人都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民权的过激言论。分析人员推测肯尼迪很可能凭借其外表以及优雅的举止拉近了自己与尼克松的差距，但要想彻底击溃尼克松，肯定少不了一个耀眼而又神奇的原因。

在事后复盘当中，金案件作为一直遭到忽视的重要线索一跃成为了全国的关注焦点。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个传奇故事：经过浓缩的肯尼迪电话内容得到了口口相传，从而确立了两位候选人在民权领域的不同态度——肯尼迪对金的困境表现了同情，尼克松则没有。有些记者挖出了肯尼迪宣传册的基本事实。其他记者则发现了肯尼迪兄弟各自打了一通电话——肯尼迪参议员打给柯瑞塔.金，罗伯特.肯尼迪打给了米切尔法官。《纽约时报》在竞选之后的一个月依然还在正反两面跟踪报道这则新闻，并公开了一份艾森豪威尔政府曾经起草但从未发表的声明，其中声称金的里兹维尔判决结果“根本不公正”。

尼克松竞选团队当中曾有很多人——比如总检察长罗杰斯、E.弗里德里克.莫罗以及佐治亚州的众多黑人共和党成员——恳求尼克松为金说两句公道话，但是尼克松拒绝了。金的里兹维尔审判登上新闻报道时，尼克松正在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竞选，希望能在当地以及南方腹地搞出点动静来。尼克松对金这件事的反应是三缄其口，并且将罗杰斯藏匿在了随行人员队伍当中，因为南方白人肯定不会欢迎司法部投票权诉讼的负责人。不幸的是，煞费苦心的尼克松不仅仍然没能拿下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或亚拉巴马州，而且还在选举人票较多的北方各州失去了太多黑人选票。在选举之后的声明中，尼克松暗示艾森豪威尔的白宫要对司法部声明未能得到发布而负责任。尼克松声称，像这样富有权威却又避其锋芒的回应本应抵消肯尼迪电话的效果，而且不会危及南方的白人选票。然而他的解释却站不住脚，因为他提到的声明起草于金从里兹维尔释放后的第四天，到了这时候再放马后炮已经没用了*。撇开政治与个人信仰，位于华盛顿的尼克松竞选团队身还遭到了艾森豪威尔现政府官僚主义的致命紧缚。他们的行动依靠备忘录、信件与通行证的驱动，而肯尼迪的人只靠电话行事。

随着金的被捕在美国政治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一笔，骄傲与其他人性因素开始促使各位当事人纷纷抛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解释。肯尼迪的核心顾问都是一帮现实主义者，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一切介入此案的建议，事先他们全都不知道肯尼迪的电话，也不知道“蓝色炸弹”的存在。因此为了自找台阶，他们刻意淡化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打死他们也不愿承认民权办公室里那帮整天揣着一颗圣母心、只知道到处惹事的呆子们居然把他们给耍了。于是他们不管不顾地坚称，即使没有金案肯尼迪也会在黑人选民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因为这是由经济问题决定的”；与此同时，以便以谢教会当中坚定的共和党成员与《亚特兰大世界日报》的经营者们则快乐地宣布尼克松赢得了亚特兰大黑人群体的支持，尽管在这里上演过肯尼迪与金的戏码。有理论认为对于金案件最知根知底的黑人全都被肯尼迪热潮争取了过去，报社编辑们之所以大力宣传亚特兰大当地选举结果正是为了反驳这一理论。但是这些结果实际上更有可能表明金在家乡的声望赶不上在外地，而且共和党在亚特兰大黑人当中的支持度足够强大，足以挺过最后一场选举。

莫里斯.亚伯兰与金老爹都对一个技术细节很感兴趣，除了金以外在美国并没有多少其他人会关心这一点：小金正式拒绝支持肯尼迪，老金则正式表态支持肯尼迪。不论是策划这次背书的亚伯兰还是公开表态的老金都想到了一点：金并没有指示他的追随者如何投票，所以无论淡化还是强调他的受苦经历都不可能独自影响黑人选票。直到临终之际金老爹都将肯尼迪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手提箱声明。

在华盛顿，关于金的事后关注也让当选总统颇为烦心。他担心公众会认为自己接受了黑人选民的恩惠，从而削弱他管理这个陷入分裂的国家的能力。选举刚结束还没几天，肯尼迪就开始调整自己的个人形象。他宣称本届政府不考虑寻求新版《民权法案》，也不考虑在参议院支持挑战阻挠议事规则。这套做法稳住了他的南方支持者，却打击了罗伊.威尔金斯的热情，后者立即批评肯尼迪还没上任就放弃了民主党政纲。

对于金案曾怎样影响了他的胜选，当选总统在公开场合始终不置一词。至于罗伯特.肯尼迪——他就像兄长一样争强好胜，但同时又具有某种告白与自嘲风格的幽默，并且缺乏兄长那种兵来将挡的讽刺精神——则在几年后大笑着表示，当初他致电米切尔法官是受到佐治亚州州长厄内斯特.范迪瓦的建议，而当时的范迪瓦还是金的最强势政敌。无论是从权谋政治还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他这通电话似乎都与这种说法相抵触，除非范迪瓦不敢兑现将金弄出里兹维尔的承诺，而是说服了罗伯特.肯尼迪承担政治风险。罗伯特的动机始终是一个谜，也许连他自已都不甚清楚。选举结束后他对此事的公开评论反映了显而易见了模棱两可心态，就好像金案件的离奇后果致使赢取胜利与维持正派之间的关系也遭到了质疑一样。有记者问他给米切尔法官打电话是否开心，罗伯特令人费解地答道：“我当然很高兴，不过我也希望我并不是为了你所认为的原因而高兴。”

在选举过后的兴奋期，《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开始动笔撰写《缔造总统，1960》（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0）一书，本书销量将会超过四百万册。如果说这本书没能改变人们对于美国总统这一概念的理解，那么至少也导致了今后总统竞选新闻报道的根本性变革。怀特的中心论点认为美国总统这个职位已经套上了一圈神圣浪漫的光环，这一点又与二战之后美国国民信心膨胀密不可分。在革命性的现当代时期，这个职位所承担的惊人责任已经压倒了建国以来美国人对于权力与皇室传统的固有怀疑。“寂静，完全个人化的寂静，围绕这一类权力，而寂静的最深处则是白宫西翼的椭圆办公室。身为总统就必须孤身落座，不论有多少顾问供他驱策。”怀特在拼写“椭圆办公室”一词时独具匠心地采用了首字母大写，这个词很快就成了多种语言当中的标准用法以及当代美国最高权力的象征。

“六十年代的总统职位——也就是约翰.F.肯尼迪的职位——首先是一种智力训练。”怀特写道。他比大多数人更科学地将黑人选票与肯尼迪-金通电当成了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怀特站在历史的大门口，确定了开创性历史事件的关键。不过接下来他就几乎不由自主地进一步放飞了自己的立论，并且全然漠视了有悖于这一立论的所有事实。怀特的文字是对于权力的礼赞，因此根本容不下充斥着偏执失策与种族纠葛的混乱无序，尽管这样的混乱无序贯穿了金案件的始终。他舍弃了大部分来自施莱佛、沃福德以及其他人的证据，把肯尼迪向金表示同情的决策描述成了“神来之笔”。罗伯特.肯尼迪的电话则成为了肯尼迪集团为了谋求黑人选票而执行的“指挥决策”。至于肯尼迪团队对于金案件的借题发挥更是被怀特描写成了1960年竞选活动中“最精确的战略反应结果。”怀特对于肯尼迪-金通电的欢快总结干脆彻底摆脱了一切事实的约束：“这套决策不仅得到了顺次简洁而又坚决彻底的贯彻，而且决策指到哪里，肯尼迪集团就打到了哪里——这个集团宛如一台由人类组成的机器，各个组成部分早已通过了磨合期，经受了实地测试，部件之间的完美啮合发出了悦耳的嗡嗡声。至于集团的办事效力则无懈可击，让人宽慰地回忆起了驶离提尼安岛与塞班岛的美国轰炸机机组。”

许多阴云都扭曲或模糊了人们对于这场关键选举的解释。1960年美国大选也被后人们当成了象征美国正式成为超级大国的神秘成年礼。但是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却无处不在：关于一位黑人布道人的个人福祉的两通问询电话成为了获胜一方拿下这场胜利的必要原因之一。这个事实深切影响了每一个人：共和党县长、民主党市长、政治学生以及民权斗争的对立双方。如此小事却能悄无声息地扫过整个黑人世界并且造成事关成败的影响，这一点证明了相互隔离的黑人与白人文化究竟怎样密不可分，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究竟怎样火花四射。这一现象的核心并不是随便哪个布道人，而是马丁.路德.金。金的名字从此成为了众人瞩目的象征，传扬到了狭小的民权领域之外。对于更广大世界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名字从前确实惹人好奇，或许还具有悸动且原始的意义，但却像公交车的最后一排或者城市的另一边那样遥远。现在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史书上的星号与决定总统选举结果的催化剂，这个名字的主人也成为了一名或许能影响到黑白双方共同国家历史的角色。

这份未曾面世的声明由当时的代理总检察长劳伦斯.E.沃什（Lawrence E. Walsh），日后他将会成为1987年伊朗门事件调查组的特别顾问之一。

选举次日，无数记者都在海厄尼斯港安营扎寨进行报道。正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橄榄球的当选总统肯尼迪收到了一封来自大英帝国老牌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的电报：“在您当选之际谨此致贺。”各路贺词随后也纷至沓来。肯尼迪在应接不暇之际召集了一次家庭餐会，餐会来宾都在设想肯尼迪家族会对整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新任总统会免除阿伦.杜勒斯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以及J.埃德加.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职务，因为这两位树大根深的元老级官僚与肯尼迪的变革精神格格不入。当选总统对于餐桌上的戏言颇为认同，不过第二天一早他就表示将会继续任命杜勒斯和胡佛。随后他就在特勤局特工的护卫下飞往棕榈滩度假去了。

在肯尼迪南飞之时，约翰.刘易斯及其两名同伴正在纳什维尔的水晶餐馆吃饭——这是一家刚刚创立字号的快餐连锁店。当他们正吃着十美分一个的汉堡包时，一名情绪非常不稳的女服务员将清洁粉和水倒在了约翰.刘易斯等人的背上和食物上，但三名黑人仍然不为所动地吃着东西。两小时后，刘易斯带着他的朋友、纳什维尔学生运动的新领袖詹姆斯.贝弗尔回到了水晶餐馆。他们要求与餐馆经理对话，让对方给个说法。但是餐厅方面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理由是餐馆正在进行紧急熏蒸清洁。然后经理锁上前门，打开熏蒸机，接着就从后门离开了。这样一来贝弗尔和刘易斯就被困在了餐馆的熏蒸雾气当中。两人在烟雾当中坚持了好一阵，贝弗尔还平静地宣讲了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从尼布甲尼撒王的熔炉中得救的故事。餐厅里的异动与飘出来的烟雾很快招来了一辆消防车。一位黑人牧师恳求消防员破门救人，还有一名新闻摄影师抓拍到了两人在室内不断喘息的情况。紧张的餐馆经理也拿着钥匙赶回来试图大事化小，但是他视黑人如害虫的态度已经在熏蒸黑人的行为当中表露无遗了。对于贝弗尔和刘易斯来说，这场劫难不过是身为见证人的寻常遭遇而已。

肯尼迪令人激动的胜利令金心有戚戚，贝弗尔和刘易斯经受的莫大羞辱也让他感同身受。这两个世界的滋味他都有所了解，对于这两类人他也颇有洞察。在政府交接之际，金代表莫里斯.亚伯兰出面，强烈呼吁约翰.肯尼迪与罗伯特.肯尼迪任命亚伯兰担任副检察长。此外他还请求肯尼迪任命本杰明.梅斯出任民权委员会负责人或者驻外大使。听说佐治亚州参议员阻挠上述任命后，他还撰写了数封私人抗议函。金的请求并未产生效果，但是他有资格参与政府人事任命协商这件事本身就是前进了一大步。他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从未扮演过达到如此高度的角色。

大选结束后金再次横渡大西洋，这一次是作为尼日利亚政府的嘉宾参加尼日利亚脱离英国统治的独立仪式。此后他回到纽约参加了一次面向全国播出的电视辩论，就静坐示威的正当性问题与《里士满新闻》主编詹姆斯.J.基尔帕特里克（James J. Kilpatrick）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较量。金有些焦虑地说道：“整个美国今天都在关注这场命运的交锋。我认为这些学生通过非暴力、直截了当且充满勇气的行动，以不失尊严的方式迎接了来自命运时刻的挑战。”自从布朗裁决后，弗吉尼亚州一直在利用州主权来“压制”联邦政府的种族融合命令，基尔帕特里克则因为拥护弗吉尼亚州的做法而声名鹊起*。他坚称静坐示威的潜藏目标是生殖问题——即全面人种通婚。基尔帕特里克面对全国广播公司的听众说们说道：“我们认为保留过去两千年来促进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压倒性种族特性绝对有益无害，而推动种族通婚绝非保留种族特性的可行之策，这样只会致使这些原则与特性不可避免地受到摧毁。”除了生殖问题和文明问题以外，基尔帕特里克还引用了大量过往针对静坐示威的法律禁令并且谴责静坐示威是“不良行为”的“粗野表现”。他采用的辩论花招之一是坚持以第三人称称呼金，似乎金根本就不在场一样。金离开直播间的时候十分丧气，觉得自己没能招架基尔帕特里克的全套明枪暗箭。

不过回到亚特兰大之后金却遇到了一个小小的惊喜：父亲居然亲自参加了亚特兰大市中心百货商场门外的示威游行。在大选前，哈茨菲尔德市长曾商定过停战时限，现在时限已经到期了。此时金老爹与其他黑人长辈们都感到不得不承认学生们的主张：如果不通过示威施压，谈判就不可能取得进展。更加令金感到意外的是，金老爹不仅在胸前挂着“吉姆克劳必须滚蛋”的标语牌，而且他身边的示威同伴居然是摇滚歌手克莱德.麦克菲特，尽管这两人站在一起怎么看怎么不搭调。很快，亚特兰大黑人社区的几乎所有成员——性急的年轻人，大学教师，甚至还有共和党中坚分子约翰.卫斯理.多布斯——全都加入了抗议队伍。

基尔帕特里克主张的“州权压制论”其实就是约翰.C.卡尔霍恩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联邦权力无效论的现当代版本。

在政权交接时期，金的人马与肯尼迪的人马完全没有过面对面接触，哪怕在私下也没有。金并未受邀参加就职典礼，而且他和罗伊.威尔金斯一样没能获得当选总统的私下邀请，因而失去了向当选总统当面提出民权纲领的机会。毕竟，金的名字在当时依然非常敏感，而且眼下正在让南方政客大伤脑筋的示威活动也和他关系密切。不过围绕着投票权与资金这两大尖锐政治诉求，金和肯尼迪的各自阵营确实不约而同地凑到了一起。

怀亚特.沃克注意到，在不少激进的县市， 自由派慈善家正在扩大他们在民权领域的慈善投入，这一现象已经被人当成了某种体制危机。眼看着获得大量资助的前景即将成真，沃克与金都采取了积极迫切的应对态度。他们很快学到了几个全新的词汇：拨款提案、筹资渠道、提前预算、项目评估，等等。在斯坦利.利维森的促成之下，他们在纽约面见了好几位潜在金主，包括泰克尼克和菲尔德基金会负责人，他们还与多位学院院长讨论了为那些遭到开除的静坐学生们设立奖学金的事宜。在高地人学校的迈尔斯.霍顿则提议，希望领导大会能接管赛提玛.克拉克手下蓬勃发展的民权学校，他不希望这座学校在克拉克手下关门。

金和沃克都很希望能在同一个目标城市针对种族隔离展开多方面攻击——克拉克负责培训选民登记辅助员与老师，非学委的学生们负责组织静坐示威，金负责高台布道，沃克负责统筹规划。就眼下而言，许多富有影响力的基金会高管都很看好克拉克，这一点令金与沃克都很欣慰。如果这些高管通过领导大会来资助克拉克，那么他们也有可能资助领导大会的其他项目，例如极其缺乏资金的选民登记运动。到了1961年1月份时，沃克已经成为了好几个奖学金基金会的总负责人， 领导大会通过这些基金会为大量被捕学生提供了教育支持*。各种设施配置从赛提玛.克拉克的公民学校转移到了领导大会，两份为选民登记运动集资的主要提案也提交给了各家基金会。

与此同时，通过罗伯特.肯尼迪的选情总结，肯尼迪阵营也正在自上而下地寻求一套选民登记策略。以民权为主要诉求的选民群体投票倾向往往摇摆不定，拉拢这批人所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相对较低，而且他们往往具有决定选战胜负的潜力。这就是肯尼迪阵营从肯尼迪-金通电事件当中总结的经验。此外肯尼迪的顾问们还非常敏锐地在本次大选结果当中发现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艾森豪威尔司法部的约翰.杜尔为了保护田纳西州黑人投票权而针对两个县提起了诉讼，其中之一是费耶特县。在这个县里，一千二百张新增黑人选票帮助该县共和党赢得了南北战争战后重建以来的第一次竞选。顾问们认为，共和党在这个县以压倒性优势击败肯尼迪的事实意味着南方黑人很乐意回报那些帮助他们获得投票权的人们。

对于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政治助手们来说，当前形势决定了他们要有意识地采取“委派再委派，选举再选举”的策略——这套措辞最早出现在哈里斯.沃福德的一份政治备忘录当中。 措辞的重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当时的想法是坚持指派黑人担任各个岗位，帮助足够多的黑人进行选民登记，从而促使南方官员更加同情他们的立法提案。这项政策走的是渐进蚕食路线，单独的每一步都不会造成过于广泛或者重大的影响，从而能够避免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反弹。无论是选民登记还是在学校里废除种族隔离，肯尼迪兄弟都打算通过一事一议的法律诉讼与步步为营的登记运动“一个黑人接着一个黑人”地解决问题。这套持久战术令一位倾向民权阵营的记者不禁感叹道：“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但除此以外也不可能有其他策略了。”

哈里斯.沃福德依然还是肯尼迪圈子的内部人士。尽管他没有得到部长任命，而且身份背景多少不太清白，但他却拥有一套独一无二的人脉组合，因此既能帮助金，又能为肯尼迪的司法部出力。在政府交接期间，他从金那里得知了领导大会想获得基金会拨款的打算，并向其推荐了好几位他认为能帮上忙的基金会高管；接着他又告知他在各家基金会里的朋友们，肯尼迪政府当中最聪明的政治专家已经决定推进要黑人选民登记；最后他告诉自己在肯尼迪身边的联系人，金正在为同样的目标寻求基金会的资助。一手托三家的沃福德意识到三路人马当中的每一方都乐于听到另外两方的热情。金的人都很高兴，因为神经敏感的肯尼迪阵营终于决定要在选民登记方面“办点实事”了；基金会一方也很兴奋，因为他们以后帮助新边疆与南方黑人的时候将很有可能得到联邦政府的隐性保护；而肯尼迪阵营同样很中意这条得到充分资金保障的潜移默化之计。三方都知道，一旦肯尼迪的党派倾向引起公众关注，三方都将蒙受重大损失。新政府在投票权这个敏感领域肩负着秉公行事的责任。万一机事不密被人抓住把柄，基金会很可能失去税收减免的特权，肯尼迪政府与民权阵营的政治声誉也会受到重创。因此三方人马的碰头会始终保持着秘不示人的气氛。

蒙哥马利静坐的参与者伯纳德.李就是领导大会奖学金的受益者之一。另一位受益者则是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新生、日后的“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发起人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

而不是什么在电视上看起来不好看。

肯尼迪山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实在是厉害。

世人瞩目的总统就职仪式当天天气干冷，遍地积雪。约翰.F.肯尼迪在就职演讲一开始就明确表态：“我们今天这场仪式的目的并非庆祝党派的胜利，而是为了颂扬自由”。定下基调之后，这场演讲通过内省来定义美国人的身份，在对抗共产主义的冷战斗争当中发出了一声全新的战斗呼叫——而这一切的背景则是一个如履薄冰的时代，因为现如今“人类的脆弱双手里捧着伟大且可怕的力量，既能终结一切形式的人类贫困，也能终结一切形式的人类生命。”身为自由派的肯尼迪在咄咄逼人的词锋上面包裹了一层杂糅着实用主义的道德情感——“一个自由社会如果无法帮助多数穷人，那么少数富人也终将陷入绝境。”——此外他甚至还梦想着共产主义阵营兴许能与自由世界一道“探索群星，征服荒漠，根除病痛。”从没有过哪位美国总统曾经在就职仪式上本着如此迫切的使命感谈到过范围如此广泛的问题。肯尼迪言之凿凿地宣称：“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只有寥寥几代人有幸承担过在极度危险的时刻捍卫自由的任务。”

肯尼迪的演讲如同一道蕴含着无穷能量的霹雳，洞穿了美国人的心房，顺便将他自己塑造成了一名无惧惊涛骇浪的水手。他的激动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金的同工们，伯明翰的弗雷德.夏特沃斯就是个好例子。尽管针对静坐运动的刑事审判致使当地黑人陷入了的持续不断的危机，夏特沃斯在圣詹姆斯浸信会教堂的每周弥撒大会现场依然情绪饱满。他在讲坛上热情赞扬了肯尼迪并且感叹道：“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多么棒的总统啊！”他的感叹提醒着人们，正是他与自由运动把肯尼迪送进了白宫。接下来意犹未尽的夏特沃斯干脆走下布道坛，来到会众席位当中，一屁股坐在了两位特别显眼的白人男子身旁。这位矮小好斗的布道人咋咋呼呼地握着他们的手，来了一番大惊小怪的欢迎。然后他就饶有趣味地向会众们介绍了这两位特别嘉宾的真实身份：他们是公牛康纳警务专员的手下。只要黑人一举行弥撒大会，公牛康纳的警务情报中队成员肯定会前来捧场。“这位是琼斯警探，”他大声说道，“他和其他白人都把选票投给了尼克松。”夏特沃斯接下来的演讲彻底粉碎了自己曾经忠于共和党的立场：“艾克当了八年总统却从来没有为黑人做过什么，也从来没有哪个黑人与艾克打过高尔夫球。”然后夏特沃斯又将弥撒大会交给了另一位教士，此人狂热地宣讲了以西结书当中关于无信之人骨骸枯干的意象，以至于十几位信众都因为过于激动而全身抽搐起来，不得不被其他人抬出去。最后执事们拿来一件大衣与好几条围巾，全都裹在了这位教士的身上，这才让他冷静下来。像这样的宗教狂热仪式在黑人文化当中由来已久，白人青少年在近几年里也开始通过摇滚明星——最出名的一位当属詹姆斯.布朗——的表演体会到了类似的感受。

对于金自己来说，肯尼迪的自由理念与他本人的对应理念有多大交集此时仍是未知之数。肯尼迪在就职演讲当中完全回避了种族隔离、民权或者种族之类的字眼。在一定程度上，这位新总统正在利用他的政治天赋同时向黑人与南方白人民主党员示好，希望这一曲自由颂歌能让两个团体都听得如痴如醉。不过话又说回来，肯尼迪偶尔确实会谴责种族偏见是“非理性的行为”，而且与艾森豪威尔相比肯尼迪在黑人面前的行为举止也要自然得多，金认为这些迹象确实值得肯定。肯尼迪在就职当晚与好几位黑人女性翩然起舞，还在就职晚会的舞台上将路易斯.马丁夫妇算进了他自己的政治“家族”当中。

这些积极信号自然都很值得注意。除此之外肯尼迪与金在明星圈子里的交集尤其广泛。总体来说，支持肯尼迪的明星都支持金，反之亦然。负责主办总统就职庆祝晚会的弗兰克.辛纳屈不仅亲自登台献声，还拉来了一套混合各个种族的演出阵容，其中包括纳京高、杰米.杜兰特、马哈丽雅.杰克逊、西德尼.波蒂埃、伦纳德.伯恩斯坦、艾拉.费兹洁拉、彼得.劳福德以及哈里.贝拉方特。劳福德是新总统的妹夫，也是辛纳屈的“鼠帮乐队”成员，平时流连于赌场与电影制片厂之间。此人的出位行径经常经常登上小报和粉丝杂志。唯一没有出现在晚会上的鼠帮成员是小萨米.戴维斯。他近来与一名瑞士演员的跨种族婚姻使他和金一样成为了争议焦点，因此不太方便在主流政治集会上抛头露面。

就职典礼一周后，辛纳屈又拉着同一套班子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献上了一场全场五小时的演出，这一次演出的致敬对象换成了金。小萨米.戴维斯、迪恩.马丁、贝西伯爵、托尼.班尼特、尼普西.拉塞尔以及其他众多一线艺人这次也都加入了辛纳特拉的演出阵容。尽管这场演出没有引起国际关注，却为领导大会筹集了五万美元，并且使人相信金在明星圈子里一呼百应，任何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的政客都不能忽视这种能力。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们建立了厚厚的一沓备忘录，用于讨论洛克菲勒参与义演的注意事项。有人担心洛克菲勒的名声会因为与放浪不羁且黑帮气息浓厚的辛纳屈鼠帮扯上关系而遭受玷污，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鼠帮乐队“在大众眼中已经深深与杰克.肯尼迪密不可分了。”顾问们认定洛克菲勒只要花四百美元买一张包厢票就可以过关，除非本次义演会将捐献者的姓名与捐献方式开列出来。倘若当真如此，洛克菲勒就需要购买最昂贵的八百美元包厢票才不至于在政治方面失分。最终为了保险起见，洛克菲勒还是花了八百美元。他还给卡内基音乐厅拍发了一封亲切的电报，肯尼迪总统也是这样做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金从纽约飞到芝加哥、费城和盐湖城接连演讲。在芝加哥他照例投宿在了马哈丽亚.杰克逊家里，后者正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次欧洲之旅，这次她要为约翰二十三世教皇献唱。身为东道主的杰克逊为金摆下了一桌丰盛的筵席，宾主二人正在大快朵颐之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原来柯瑞塔已经开始分娩第三个孩子了。“你最好给小家伙起名叫马哈丽雅，”杰克逊笑道。金在餐桌与电话之间来回穿梭，接收着来自亚特兰大医院的消息，杰克逊则不住嘴地撩拨金，最后金不得不举手投降：如果这次生的是女孩，那就让杰克逊或者她的某位闺蜜给孩子起名；如果是男孩，那么金就要用自己踏上事工道路之后接手的第一家教会给孩子命名。又接听了几通电话之后，他高兴地回到餐厅大声宣布：“这孩子名叫德克斯特。”

1月28日，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新总统召开了一场不寻常的周六会议，内容是审议秘密入侵古巴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计划。这项计划是最高机密，禁止所有随从参谋知悉。五角大楼高层迫切要求总统采用更强的武力从而确保军事行动的成功，而国务卿迪安.拉斯克（Dean Rusk）同样迫切要求总统放弃这次行动，至少也要将调门尽可能压低，从而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地位，免得落下个非法入侵的罪名。肯尼迪总统不断表示他既希望取得军事成果，又希望能够撇清关系。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提议采取放胆一搏与瞒天过海的手段。在4月的猪湾入侵事件之前，白宫一共召开了十场相关会议，1月28日的会议是第一场。尽管古巴一直公开声称由美国资助的入侵迫在眉睫，而且联合国已经针对古巴的指控进行了讨论和投票，但是美国政府却始终不肯透露口风，所以美国公众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政府正在备战。

就好像肯尼迪决心向公众隐瞒自己的军事计划一样，在金的世界里，散布全国的民权活动家们同样决心让他们的自由计划赢得公众的认同。 2月1日，也就是首次格林斯博罗静坐的周年纪念日，詹姆斯.贝弗尔和他领导下的学生群体宣布了下一项非暴力运动计划：在纳什维尔的电影院废除种族隔离。南方各地的其他学生群体正在准备“进监狱不保释”示威。根据《纽约时报》的回顾，这一年里充满了“剧院里的站立示威，教堂里的跪祷示威以及公共海滩上的涉水示威”，黑人示威呈现出了“席卷全国的势头。”在伯明翰，弗雷德.夏特沃斯一直面临六十到九十天苦役的判决结果，此前他曾多次上诉，终审判决马上就要发布了。眼下法院批准阿拉巴马州政府当局扣押了他的汽车，以此部分抵偿苏利文诽谤案件的赔偿金，尽管此案尚未最终宣判。此外阿拉巴马州政府还以涉及苏利文案件为由扣押了其他三名黑人被告入的私人财产，包括阿博纳西的汽车和他继承的几块土地——汽车拍卖了四百美元，土地则拍卖了四千三百五十美元。金针对阿拉巴马州政府官员的行为提出了严正抗议，将其斥之为无耻迫害。但是除了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外，他并没能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根据公众情绪的反应，回避种族问题总体上来说依然很可行。在肯尼迪总统的首次电视转播记者会上，记者们并没有向他提到这方面的问题。

肯尼迪就职后第二天还有一件更加不为时人所知的事情。密西西比州有一位名叫J.H.莫瑞德斯（J. H. Meredith）的空军老兵，此人在听了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后深受鼓舞，认为自己对于民主权利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是设法入读密西西比大学。于是他写了申请信，然后迅速找到协进会密西西比分会秘书梅加.埃弗斯（Medgar Evers）寻求帮助。此前已经有两名黑人尝试入读密西西比的白人大学并且惨遭迫害，这两人的悲惨命运让埃弗斯心痛不已，因此他并不太乐意支持莫瑞德斯的抱负。但他也意识到军旅生涯让莫瑞德斯养成了百折不回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于是他就为莫瑞德斯联系了瑟古德.马歇尔在协进会的律师。

总统坚持委任他的弟弟罗伯特担任司法部部长。这样一来罗伯特需要操心的事情就更多了。现在他不仅是一名政治活动主管，还是最直接负责民权事务的内阁官员。新官上任的罗伯特向包括民权司在内的司法部各个部门发出了一条简短的指令：“告诉我你在做什么。”此时约翰.多尔的上司已经辞职，身为共和党的他目前的身份仅仅是一名高阶留用人员，而且他在民权司总共只有七个月的工作经验，但他还是代表民权司做出了答复。多尔刚刚打赢了好几场官司，例如在田纳西州驱逐黑人佃农案中说服法官相信参与登记投票的黑人遭到了非法报复。代表美国政府出庭的多尔为三百多名佃农赢得了撤销驱逐令的法庭命令。至于那些已经遭到驱逐的佃农则栖息在名为“自由村”的帐篷营地里，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各家黑人报纸将他们的苦境传遍了全国各地。在一场支持失地佃农的集合大会上，未能亲自到场的马哈丽雅.杰克逊通过电话高歌了一曲。佃农们则将营地里的一条泥路命名为“马哈丽雅.杰克逊大道”作为回报。

多尔在自由村居民眼中的英雄地位只不过比杰克逊稍逊一筹而已。根据1960年新民权法令所获得的南方各县投票记录装在手推车上运到了他的办公室，在墙边堆得高高的。多尔和同事们一边翻看记录一边用别针在地图上标识民权重灾区，也就是那些针对黑人选民采取了最过分、最系统且最有效的压制行为的南方县市。民权司已经提起了好几起诉讼，还有许多其他诉讼正在筹备阶段。在多尔给罗伯特.肯尼迪的报告中，关于这方面的概述是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就像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前任一样，罗伯特.肯尼迪迅速断定投票权是司法部门推进民权领域的最佳政治与道德机会。于是罗伯特将多尔塞进了他的计划会议，并且轻快地表示：“我想推进投票方面的工作。”他让多尔继续留任管理岗位，尽管多尔是一名共和党人。

不过现任政府依然需要寻找一位民主党人来担任多尔的上司。罗伯特将这项猎头任务交给了萨金特.施赖弗，而哈里斯.沃福德的任务则是对各位候选人进行甄别，尽管他才是最想担任这个岗位的民主党人。其实施赖弗一直觉得沃福德才是最有资格统领民权司的可用之才，因为他既有法律教育背景与执业经验，又在肯尼迪大选期间做出过贡献，而且对于民权活动家以及民权问题本身都具有丰富的个人知识。然而对于沃福德来说很不幸的是，尽管他得到了施赖弗的引荐，可是还有一个说话更有分量的人跟施赖弗作对。此人就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素有“奇才”之称的的拜伦.R.怀特（Byron R. "Whizzer' White），曾经的美式橄榄球员，罗德学者，以及肯尼迪公民协会全国主席。虽然沃福德认为怀特的为人固执且缺乏幽默感，但是罗伯特.肯尼迪仍任命怀特担任了司法部副部长。上任之后的怀特对于沃福德的低下评价毫不客气地还以颜色。他说服罗伯特相信沃福德是个不会伪装的人，心怀敌意的南方议员们一眼就能看穿他对于甘地、金以及非暴力不合作信条的长期同情。

颇具心思的怀特向罗伯特推荐了一名中立候选人来掌管民权司，此人正是沃福德的朋友与执业合伙人伯克.马歇尔（Burke Marshall）。怀特早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就认识了马歇尔。马歇尔是一位深受尊敬的公司律师，曾经在过去十年里参与过好几起美国最大的反托拉斯案件，他的客户包括标准石油、杜邦公司以及好几家大公司。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只有两项经历——都能追溯到沃福德刚刚入职的时候——与一般人心目中身穿灰绒西装的律师形象略有偏离。首先，他曾在以黑人学生为主的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执教过公司法课程。其次，他还曾在哲学家斯科特.布坎南领导的一个行政阅读小组中读过阿诺德.汤因比的著作。马歇尔不认识任何一位民权领导者，没有参与过任何民权组织，此前也从未表现过对于种族问题的兴趣。怀特之所以引荐马歇尔领导民权司，正是由于他在民权问题方面缺乏专业才能。在任何其他法律领域，两眼一抹黑都算不上从业资质。但是种族问题的争议性如此之强，以至于任何一位民权司一把手的候选人只要曾经流露过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就无异于做出了选边站的政治声明，因此两眼一抹黑反而成了优势。沃福德本人也勉强同意了怀特的考量。尽管他很反感怀特，但是依然将马歇尔的名字添加进了推荐名单。

于是罗伯特.肯尼迪邀请伯克.马歇尔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谈一谈。这场“无声面试”很快就成为了司法部的传奇。就像罗伯特一样，马歇尔的身材也有些瘦削，说话的声线有点呢喃，尽管他的发型要比时年三十五岁的司法部部长整齐得多。此外他也像罗伯特一样是个极其寡言少语的人。两人见面时马歇尔知道对方打算将一个职位交给自己，但他并不清楚是哪个职位。他推测罗伯特大概想让他接手反垄断司，而他并不打算接受这项任命。在谈话中他们顺带提到了民权司，但两人均没有对此发表太多意见，只是一致同意现行法律必须得到执行。两人面面相觑的时间比交谈的时间更多，事实上在一小时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两人都没怎么说话，只有偶尔几句轻声客套打破了沉默当谈话结束时马歇尔原本以为他在司法部门就职的机会已经告吹了。但是令各位助手们大出所料的是，罗伯特却认为马歇尔正是民权司职位的最合适人选。在他看来，马歇尔是一个绝顶聪明不易犯错的精英律师，平时总能保持镇静，不会出于冲动而一头冲进争议事务当中，而且还会非常诚实地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金本人此时也处于过渡期，正在勉力应付许多职位与任命。他身处于政治和宗教的结合点上，因此相当倚重加德纳.泰勒。泰勒与哈里.贝拉方特一道帮助金设计了一套绕开基金与其他大型经费来源的选民登记计划，直接向黑人信众们发出“每人一美元”的呼吁。正当阿拉巴马州政府官员继续没收金的同工们的财产时，泰勒以个人身份筹集了五千美元送到亚特兰大，充当《纽约时报》诽谤案的辩护经费。此外泰勒还告诉金，如果阿博纳西与夏特沃斯觉得阿拉巴马的压迫太重，以至于必须放弃南方北上寻求更安全的讲经布道环境，金必须为他们的离去献上祝福。1961年年初，泰勒还曾经赞助阿博纳西在布鲁克林黎巴嫩山浸信会教堂进行过试讲。

在浸信会全国大会分裂期间，金和阿博纳西都是“泰勒派”的成员。这场分裂的结果也将会决定他们在全国浸信会神职人员当中的地位。1961年1月，泰勒要求法庭承认费城选举结果的最后一次上诉也失败了。J.H.杰克逊随即要求国家教会理事会宣布泰勒一派为非法的分离主义团伙。泰勒裂开还以颜色，公开抨击这份决议是刺向教会民主的“暗剑”，并且发誓要在9月份堪萨斯城举行的下一次大会上推出一套覆盖全国的“真理饱和计划”从而维护自己的主张。友情会的托马斯.基尔戈与其他几个人都离开了教会职位，花了足足十三周在全国巡游，为泰勒拉票筹款。忙着巡回演讲的金也在途经的好几家教堂里不动声色地号召信众们支持泰勒。

作为种族平等大会全国行动委员会的成员，泰勒正在寻找一名新的全国总管。他的选举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眼看着学生们正在通过静坐示威引起全国关注，平等大会这个寻求种族融合的甘地主义直接行动先锋实在不应该寂寂无闻。 于是平等大会领导层就委派了一名使者到来到亚特兰大想要招募金。金表示自己现在已经忙不过来了，除非他能将平等大会与领导大会合并成一家团体，否则他不会考虑这项提议。鉴于平等大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北方白人知识分子，而领导大会的成员则以黑人教士为主，两家团体的合并显然不切实际。于是金几乎立即就拒绝了这一邀请。

既然金已经不在考察范围之内了，平等大会转而将考察重点放在了一位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身上。时年四十一岁的法默比金大九岁，肩宽背厚，身材魁梧。他是1942年平等大会草创时期的创始会员，他的父亲是得克萨斯州首位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法默从小就有神童的美誉，少年时期就凭着良好的人脉获得了觐见罗斯福总统的机会。他最早期的记忆就是他那位博学的父亲坐在田间树下朗读拉丁文、希腊文、德文和亚拉姆文的场景。法默曾在四十年代中期从平等大会当中脱离过一段时间，部分原因是与贝亚德.拉斯廷与A.J.马斯特之间的官僚冲突。自那以后，法默作为一名甘地主义隐士在哈莱姆区定居过一段时间，期间在好几家工会来回奔从事组织工作，最后才在协进会安顿下来。他过去的个人生活堪称悲剧——他的第一任妻子在怀有身孕时发现了白人情妇写给他的情书，不久后她就流产了并且与他离了婚。这位白人情妇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不过他最为人所知的特点还是不加掩饰的抱负，而且这份抱负在古板的协进会里面可谓格格不入。法默一直觉得协进会的等级制度约束了自己的发展，因此一直在迫切地谋求老朋友们的协助，从而在金拒绝平等大会的邀请后获得这个工作机会。他最终成为了加德纳.泰勒的正式人选。

罗伊.威尔金斯向来是个消息灵通之人，自己的手下想要跳槽这种事自然瞒不过他。还没等法默鼓起勇气提出辞职，他就主动将法默叫到了自己面前。最让法默感到欣慰的是，威尔金斯好像并没有因为他选择另谋高就而怪罪他。法默起初认为威尔金斯一定认为办公环境脏乱且人手稀少的平等大会不值一提，根本不会对协进会构成威胁。但越是听着威尔金斯充满感伤地谈到崭新开始与小规模团体的妙处，法默就越相信就连威尔金斯这样习惯了舒适安逸的人都认为成立三十多年的协进会已经裹足不前了。威尔金斯劝告法默上任伊始就要下狠手。“我应该听米妮的，”威尔金斯说道*。“她说过：‘罗伊，先把房间打扫干净再说。他们都是沃尔特.怀特的人，只忠心于他。把他们请出去，再把你自己的人安排进来。” 威尔金斯告诉法默，他后悔当时心慈手软，不然现在就不至于被一帮他也不敢开除的家伙们架空起来了。 “还有第二点，”威尔金斯带着疲惫的笑容说道，“你将骑上一匹活蹦乱跳的野马驹，而我骑的却是一头迟缓的恐龙。”

威尔金斯的预言很快就成为了现实。在法默接手平等大会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员工会议上，戈登.凯里认为平等大会应该启动第二次和解之旅，效仿1947年贝亚德.拉斯廷等人组织的公交车和解之旅。凯里的打算并不仅仅在于纪念历史。当年举行第一次和解之旅的时候，最高法院刚刚裁定禁止在州际长途车上实行种族隔离，而且这个裁决结果刚刚被应用在了一个新案例当中。根据这个案例，服务州际长途车乘客的候车室和餐馆同样禁止实行种族隔离。第一次和解之旅就是为了以非暴力方式来检测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然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未能在南方得到广泛实施。在凯里看来，尽管平等大会从人员规模上无法与声势浩大的静坐示威学生相比，但却可以把一支训练有素的“非暴力”跨种族干部队伍派到整个南方的长途车上，一方面检验长途车以及配套设施的种族融合情况，另一方面展现他们应对种族隔离暴力的勇气，从而在多方面推广平等大会的理念。法默赞同凯里的提议，并将自己上任之后经手的第一个项目的名称从和解之旅改成了自由之行。

即罗伊.威尔金斯的妻子，米妮.贝德克斯.威尔金斯（Minnie Badeaux Wilk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