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閑聊外匯政策 -- MRandson
一种股票究竟值多少钱?如何确定一只股票的内在价值?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有人可能说了,股票的价格就是股票的内在价值。但是股票价格由供需决定是波动的,难道股票的内在价值也是这么波动的吗?
经济学认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智的投资者,能充分掌握足够的信息,选择投资方向。当投资者掌握信息越多的时候,心理价值的空间就越小,股票的价格就越接近于内在价值。但是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没有可能有足够的信息去分析自己的投资,许多时候,都是盲从,心理因素的成分很大。
按照索罗斯的看法,股票的价格应该包括两个部分,股票的内在价值和股票心理价值,两部分相加得到股票的价格。股票的心理价值是不稳定的,可正可负。所以股票的价格应该在股票的内在价值附近波动。而股票的价格反过来也能影响股票的内在价值。所以股票的内在价值,股票心理价值,股票价格应该是互相影响的。
简单举例来说,一个公司的股票内在价值也许是50元,心理价值是0到30元,那么股票的价格就可能在20元到80元之间波动。此外,如果当股价突破70元或者跌破30元的时候,由於商誉等问题,股票的内在价值就可能变化,达到60元或者40元。
所以当股票的心理价值急剧拉大后,就可能因为某些人为或偶然的风吹草动,造成股票价格的突然下滑,然后是投资者纷纷企图脱手手中的股票,类似银行业中的挤兑,结果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雪崩。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外汇市场。
搞金融危机,一般需要两步:一要先拉大被攻击方金融产品的心理价值,造成价格虚高;二是砸踏投资者的心理防线,引起心理雪崩,然后就可以坐收其成。
97年的金融危机是典型的例子。
日圆升值后,日本把大量的加工业向外转移,於是东南亚出现若干小虎。当年曾经有人形容亚洲经济是雁阵模式,东南亚生产初级产品后,出口到日本,由日本生产高端。日本是东南亚主要出口对象。而这些国家由于本国货币缺乏信用,所以多数跟美元挂钩,借美元保持本币的信用。
90年代中期以后,美元持续走高。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出口下降,但是为了维护本币的信用,这些国家并没有立即放开与美元的挂钩,於是这些国家的货币出现了价格虚高。
剩下的就是怎么砸塌心理防线,造成心理雪崩了。
索罗斯的做法很简单,先从泰国银行贷到巨额的泰铢,接着抛售这些泰铢,造成泰铢贬值压力,然后是心理雪崩,泰铢狂贬,最后从市场上低价买进泰铢还贷款。
由于已经引起了心理的恐慌,袭击其他国家就容易得多了。随着心理恐慌的传播,东南亚一国接一国,纷纷陷入本币贬值,外资撤离,银行倒闭的困境。这股风暴由泰国而东南亚,然后北上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经济复苏的希望也在这场危机中化为泡影。
袭击发生以后,印尼总统曾经要求美国管好索罗斯。作为回复美国副国务卿艾森施塔根本不认帐,说索罗斯没这么大本事。当时,92年索罗斯袭击英镑,94年袭击墨西哥比索的事情,大家都记忆犹新,美国副国务卿的话明显是在睁眼说瞎话。摩根公司主管亚洲的首席经济学家埃施魏勒更是把责任推给受害的东南亚国家,批评这些国家金融政策有问题。
美国的说法气得印尼的总统要联合其他受害国家,以颠覆罪起诉索罗斯。可惜小国就是小国,不能象美国派军队去阿富汗一样,派特工去美国抓索罗斯。所以这个动议不过是说说而已,最后是无疾而终。
有人认为索罗斯是苍蝇,东南亚是有缝的鸡蛋。但是有经济学家发现,每次世界上金融危机前夕,都伴随着美元的升息。世界上众多小国为了维持本币的稳定,维持贸易的稳定,不得不采取盯住美元的政策。美元升息的时候,这些小国往往出现出口下降,国内利息上升,造成萧条。所以这些小国的货币,这个时候,就成了有缝的鸡蛋。理论上讲,每次美国升息以后,索罗斯这只苍蝇,都可以出去叮蛋。索罗斯叮与不叮,取决于每次鸡蛋缝是否足够大,是否值得这只苍蝇去叮。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是否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东南亚金融危机与英国的金融危机都非常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放下英镑危机先不谈(这个问题将来在欧元里谈),先看金融危机发生前,东南亚的形势。苏联解体前,作为冷战的前沿,美国扶植了日本,韩国和台湾。虽然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得到美国的大量支持,但是在力度上远远不及前三个地区,毕竟不是战争的前沿嘛。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亚洲的潜在对手变成了日本和中国。而日本也意识到要扩大经济规模必须有足够的势力范围。东南亚资源丰富,战略重要,经济相对落后,很难产生强权,於是成为日本的首选。日本企图用经济完成当年没有实现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在东南亚国家本来得到美国的支持,现在又得到日本的支持,有两个大强国支持,崛起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些国家忘了一点,企图在两个主子之间找平衡的奴才从来没有好下场。
东南亚国家不识时务,被美国教训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有人认为,只要这些国家整顿本国金融市场就能避免金融危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美国掌握世界上最多的经济学者,最强的宣传工具,最有信用,数量最大,主导世界贸易的货币,完全可以轻易操纵小国货币和股市房产的心理价值,也可以轻易摧毁投资者对小国货币的信心。小国只要放开资本市场,只要被美国盯上,没有幸免的可能。号称有健全金融体系的新加坡也没能幸免于难,就很说明问题。须知,篱牢犬不入,但是篱笆再牢,也挡不住坦克。
经过一场金融危机,日本的基地在经济上被彻底摧毁了。
金融危机之初,日本曾经试图通过给危机中的国家外汇支持的方式,维持这些国家的货币信用。但是当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各个国家货币纷纷贬值的时候,日元也采取贬值措施。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是用增加外债外代价换取对日本的出口增长的做法,是不得已的做法。日本为了维护自己的贸易顺差,也让日圆贬值,使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的货币贬值,除了增加外债以外一无所获,雪上加霜。日本的做法简直是背后捅刀,不但捅了别人一刀,从长远看也捅了自己一刀。经济上的创伤好弥补,感情上的伤害可就不那么好弥补了。
这次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是个教训,也是一个信号。美国不会再把发展中国家中扶植进发达国家俱乐部了。至少在美国一家独大的环境下,是不会了。毕竟,奴隶比朋友更听话。
可悲的是,这些国家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陆续又回到了紧盯美元的老路上来。不是不知道资本开放下,紧盯美元的危险,而是没有更好的路可以走。
中国侥幸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幸存,原因完全是中国还没有放开资本市场。动作慢了一步,却侥幸逃过一场浩劫。危机前,李登辉曾经鼓励南下,反对西进。没想到一场金融危机,南下兵团全军覆没,西进兵团毫发未损。许多在东南亚吃亏的公司,纷纷移资中国。中国侥幸逃过这场浩劫,却意外地因祸得福。
花是你送的吗?
大家对经济的基础知识太少,我对经济的理解也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如何写得更简单一点,更通俗一些,很让我挠头。
花。
对大家高标准严要求是对的....
我不胡说了,这儿可是严肃的地方,等下四一会骂我的....
毛泽东的文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让大多数人都能看得懂得文章才是好文章。
只有自己看的懂得是日记。只有少数人看得懂的是论文。都不适合发表在河里。
另外,你是魔法师,谁敢骂你
经济学认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智的投资者,能充分掌握足够的信息,选择投资方向。
这个可以讨论一下。首先,近来的行为金融学就认为有很多投资者不是理性的,他们的行为会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这是行为金融学与传统金融学最重要的分野。其次,即使传统金融学也不认为所有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但非理性的投资者的行为对市场不起决定作用(do not matter),聪明的投资者会通过套利行为抵消非理性投资者的作用,并将非理性投资者赶出市场。
只好多看看,先学习学习了.
这个系列太经典了,用简短易懂的文字把国际外汇情况描述的很清晰,读起来很受用。强烈建议Mr. Andson继续坚持下去。这里顺便说一下东南亚,也许正是这次金融危机,促进了亚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也促进了中国领跑亚洲经济的可能,那次危机让东盟国家认识到了美国的真正用心,也导致日本的信用低下,其实个人感觉日本比较冤,被美国摆了一道,又不想放弃东南亚,可是不放弃自己的经济影响更大,所以实在是没办法,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啊,而且美国出于自己利益是不会轻易让别人来分一杯羹的。所以说中国这几年真的是战略机遇期,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人口都具备大国的基础,唯独欠缺的就是经济和科技,也可以看出中国现在也在抓紧在这些方面迎头赶上。国家富了,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什么民主人权,只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后盾,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人权。
所有的投资者掌握的材料都无法和兰德相比,也就都成了非理性的投资者。有经济学家认为索罗斯的成功完全靠的是内部信息,这种看法有些主观,但是有些道理。
索罗斯是美国政府利益的一个化身,毕竟这种缺德的事情,政府是不方便直接动手的。
其实美国的策略很简单,先让一种货币涨停,然后再跌停,如此而已。
许多国家的法律限制股市卖空操作,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货币市场总是很难限制的。所以在理论上,即使这些国家实行浮动汇率,也难逃一劫。
文摘
你也许是一个爱抽烟的人。 在你家附近有卖烟的小贩。你明明知道小贩卖的烟的价钱比繁华区、或 " 大地方 " 的国营商店中的价格高,比如一盒云烟高出 5 毛到一块, 但你有时还在小贩这里买烟。如果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佯做,你实际上就懂得什么叫作交易费用。到小贩那里,只需走几步路;而要到市中心或繁华区,则要坐车或骑车去;且不说要花车钱,就是时间也不愿搭。
你觉得,多花上 5 毛到一块钱,节约时间和精力是值得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说,到小贩那里买烟,交易费用要低一些;而到市中心的大商店,交易费用要高一些。交易费用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所必需的费用。如果你不从你家走到卖烟者(小贩或大商店)那里,你是买不到烟的。究竟到哪去卖烟,取决于交易费用和价格的高低。因此,从每个人的经验来看,交易费用也是进有经济决策时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交易费用不仅指实现交易所要走的路程,还包括更多的内容,如:搜寻交易对象和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交易中发生纠纷和解决纠纷的费用等等。更广义地说,交易费用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费用。 交易的英文原文 transaction 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人类社会的存在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实现的。在分工和专业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生活中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要通过同别人打交道(即交易)获得,因为一个人可以专业化地生产皮鞋,却不能只专业化地消费皮鞋。是交易把整个社会联结了起来。所以也可以说、交易费用是社会赖以运行的费用。只不过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人们的交易方式不同,所耗费的资源数量也不同。
比如,同样要进行一项投资,在市场经济中要依赖证券市场,在计划经济中要得到计委批准。如果人与人之间办同佯一件事情的费用较高,就说明运行的效率放低。在中国, " 办事难 " 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理解 " 交易费用 " 这个经济学术语也就没有什么困难。当你想作一件事,但又预见到要和各个部门打交道、 困难重重时, 你可以说一句: " 交易费用太高了 " 。
但是在以往正统的经济学?D?D新古典经济学中,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 " 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类似于牛顿物理学中的绝对时空的世界,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进展, 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D?D缺少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在现实世界中,市场只是人们赖以进行经济活动的一种制度形式,在市场之外,企业、政府和家庭等也都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有效形式。然而,一走出市场,新古典经济学就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分析有一个前提,即它的分析对象必须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事情。即使是在市场领域中,新古典经济学也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它无法明确地解释不同市场交易
形式的区别,如物物交换和借助于货币的交换的区别,拍卖形式和双边讨价还价的形式的区别,等等。 早在三十年代,那时科斯刚二十多岁,他就对这样的问题产生了疑惑:既然市场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进行合作的最有效的形式, 为什么还会有企业存在?
在企业中进行分工合作的人,为什么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这样的合作?亚当 ? 斩密曾经描述过一个生产别针的工场,在这个工场中有十八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一个工人来做。问题是,如果市场非常有效,每道工序的工人也可以独立生产,然后再到市场中将半成品卖给生产下一道工序的工人。但是为什么这些工人不这样作呢?为什么非要结合成一个企业呢?
这在新古典经济学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在那里,企业是市场中的最小单位,并且被视为是一个生产函数。科斯想,如果将一个产品从上一道工序转移到下一道工序视为一次交易,在企业内转移和通过市场转移只不过是交易形式的不同。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来说,究竟采取哪种方式,取决于哪种方式费用较低。
科斯发现,市场中的交易其实是要耗费大量成本的。从搜寻交易对象,讨价还价,订立契约,监督契约执行,维护交易秩序,解决交易纠纷以及对违约加以惩罚,等等;在一定范围内,企业内的交易要简单得多:工人之间的固定分工节约了寻找交易对象的费用,经理对工人的指挥代替了讨价还价,工人和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同减少了在市场中多次反复地订立契约的麻烦,因而人们很自然地要选择企业的形式。也可以说,企业的存在节约了交易费用。
当然,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企业的管理难度会增加,对工人的监督会愈发困难,企业官僚机构的弊端会越来越严重,企业内的交易费用会非线性地增长。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边际交易费用在递增。 当企业内交易费用(边际)增长到和市场交易费用(边际)相等时,企业规模就不再增大,这也就决定了企业的边界。这样,科斯就完满地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和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他把这个发现写进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论文 " 企业的性质 " 中,并于 1937 年发表在美国的《经济学》杂志上。
但是 " 企业的性质 " 在发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直到 1960 年科斯教授的另一篇著名论文 " 社会成本问题 " 向世以后, 引起了经济学界的轰动,人们才又回过头来挖掘 " 企业的性质 " 的价值。 所以说, " 社会成本问题 " 的成功不仅是其理论上的推进,而且是其表达上的效应。从此以后,追随科斯教授的理论家越来越多,以至在经济学和法学领域分别形成了两个新的流派?D?D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法学。这篇论文究竟讲了当什么呢?
它主要讲的是如何解决在人与人的利益边界上的利益冲突问题。其中所举的例子,在一片相连的土地上,放牛者的牛闯进农夫的麦田里吃了麦苗的故事,后来成了这类问题的典型事例。和传统的观念不同,科斩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禁止牛吃麦苗。如果牛吃了麦苗所增加的肉的价值大于麦苗损失的价值,从整个社会者, 这是对资源的更分的配置。
他假设,如果农夫和放牛者之间的交易费用为零,无论在法律上放牛者应该赔偿、还是无须赔偿农夫的损失,他们之间都会通过自愿交易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假若应该赔偿,放牛者还是会放纵他的牛去吃麦苗,直到他应赔偿的损失等于他的牛因此所增加的价值时为止(由于收益是递减的);假若无须赔偿,农夫会告诉他,如果他约束自己的牛少吃一单位麦苗,将会得到相当于一单位麦苗价值的补偿,放牛者仍会使自己的牛在麦苗损失等于牛肉增值时,停止继续吃麦苗。
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为 " 科斯定理 " 。关于 " 科斯定理 " 有过不少争论。不过按照科斯教授自己的看法, " 科斯定理 " 并不是 " 社会成本问题 " 的主要的理论价值。因为 " 零交易费用 " 只是一个假设,在现实世界中,交易费用是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农夫和放牛人之间也许达不成协议,从而不可能实现上面所说的资源最优配宜。
科斯教授在这篇论文中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指出,如果交易费用为正, 不同的法律规定,或者更宽泛地说,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的结果。也就是说,制度安排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率。反过来,在解决一经济问题时,采取哪种制度安排又取决于哪种形式的交易费用最低。这个结论后来被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诺斯教授概括为: " 当存在交易费用对,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
强调制度( institutions )的重要性,是制度经济学的一贯立场,但直到交易费用的概念出现,这一立场才有了真正经济学的含义。
在传统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多少还是一个外在变量,一个相对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在科斯这里,制度已成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内在变量。它像其它一切经济物品一样,既有其效用,又有其费用。正如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可互相替代的产品之间进行选择,在不同的可互相替代的生产技术之间进行选择一样,人们也可以在不同的可互相替代的制度安排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效用相同,人们将会选择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
历史地看,经济制度的进步就体现为费用更低、更有效率的制度不断地替代费用较高、效率较低的制度。而制度的变革则又进一步导致了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的变革,例如,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导致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也就是说,当人与人打交道的费用下降了,人与自然打交道的费用也会大幅度的下降,反过来就是人类财富的增长。
可见,交易费用的存在决不仅仅是增加了人们支出的资源,它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决定了人们采取何种制度来实现他们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合作,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边界,它们共同构成的制度结构,以及经济史的主要线索?D?D制度变革史。威廉森教授曾将交易费用比作物理学中的 " 摩擦力 " , 在我看来,更准确的比喻应该是 " 嫡 " 。假如交易费用无限大,就根本不会存在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人类社会就会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交易费用的下降,相当于社会中 " 负嫡 " 的增加,社会的有序度就会增加,经济制度的复杂度和效率就会提高。
可见,尽管交易费用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概念,但它的发现改变了经济学。交易费用使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它使人们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实现后者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从一个较为虚幻的世界走向了现实世界,从市场的狭窄领域向社会的一切领域进军。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企业、家庭、政府以至宗教、道德和政治制度的论文,在研究经济史、制度变革和环境问题的论著中,也经常可以发现对 " 科斯定理 " 的讨论。
当然,科斯并没有穷尽问题。恰恰相反,科斯的风格是,与其给出结论,不如提出启发人们思考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科斯并没有直接谈过什么,但是人们很容易从科斯的理论中联想到,在 " 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 " 的传统体制中,交易费用过高是它的各种弊端的主要原因之一;交易费用的存在同样是导致企业选择 " 小而全、大而全 " 生产方式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等等。 国营企业各部门之间的互相 " 扯皮 " 和 " 踢皮球 " ,审批投资项目时出现的 " 公章旅行 " ,公司注册时繁杂程序,以及前几年还存在的为买便宜几分钱的大白莱而不惜排几天几夜的队的现象,都证明了交易费用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因而也是解释、进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的重要因素。
?D?D摘自:
盛洪, 1996 ,《经济学精神》,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四川文艺出版社
摘自 Stevenx 的主页:制度主义时代 http://www.zhanjiang.gd.cn/personal/steve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