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改革”与“开放”的断想 -- 老老狐狸

历史使命，国共两党都宣称了：反帝反封建！

老百姓能理解的话就是：

1，反帝好理解。

2，反封建有点费解。其实就是一点，让通过君权、族权、夫权等三权结构化的传统地主阶级社会结构砸碎，格式化，建立新的适应于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

由此，就引出了第2个问题：为什么要革命？

原因很简单，旧中国这个三权合一的地主阶级社会结构是经过2000多年演变固化下来的强大利益集团，底层人毫无希望，苦闷，无力改变社会，上层人不管人民、国家、民族的死活。

历史给了中国改良的机会，失败了。结论就是：不消灭旧有的社会结构，中国无法涅槃重生。

因此，一部分中国的先知和先贤基于对中国重新强大的憧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生活，当然可以把这种描绘形容为一种精神鸦片，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种鸦片是有益的，他有助于凝聚起那些已经失去希望，苦闷，无力改变社会的所有中国人的人心，也许成功的希望只是万分之一，但这种改变的信念将4亿中国人的一部分人凝聚起来了，汇成了一滴水。

对中国的幸运在于，这滴水最后汇成了一条河，一片海。

这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

这里就是国共的重要分水岭，当时中国的精英分子都知识出路在哪里，但能身体力行者，却是少之又少。很多人根本是将“反帝反封建”当成了生意在投资，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当成了忽悠人的手段，等他们拿到权力之后，甚至没拿到权力，就退化变质，失去了救中国的功能。

不错，这个描述过程就是说的KMT。这也是KMT失败的原因，不把理想和自己宣称的政治理念当一回事，真当擦屁股纸了。你自己当擦屁股纸，那人民也就当你是擦屁股纸了！TG的理想虽然也给中国带来伤害，但正因为他心口一致，坚持自己的理想，才能显人与禽兽的区别，证明了人的伟大。

TG可贵和令人尊敬的地方就在于，在当时，的确有相当一部分精英分子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建设成功，他们身上的这种理想主义光辉感染了追随者，大家在理想主义的照耀下，凝聚起来了，一起起改变现实的世界，砸碎旧社会，奔向新中国。

这就是大家看到的积极性的提高，火热的生产场面……

这种短期的积极性的增长是对旧中国的现实中巨大压力的反弹，他的成立是有条件的，一旦这个压力消失，靠理想主义光辉激励人心就显得无力而苍白。

这种精神面貌的改变对于中国人是深刻的，我们今天仍然受惠于这一改变。这一点，《西行漫记》通过对旧中国和共产区的对比，描述的很具体了。

这就是今天的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区别，台湾目前的社会和精神面貌就是旧中国的缩影。区别就是大陆人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走向幸福的未来，虽然前后30年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已经完全不同。

当然，TG在凝聚人心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包容并蓄，毕竟大家的中短期目标是一致：救 中国，夺取政权。至于夺取政权之后的建设问题，可以从长计议嘛。

1949年，TG成功了，成功地砸碎了旧世界，以土改为标志，中国完成了社会革命。

这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是：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推理得证，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理想主义的历史使命结束了。

它要走向自己的反动了。

TG的成功中，相当大一部分原因如前所述，在于有人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既然如此，革命理想的火焰就会在夺取政权之后继续燃烧，除非证明革命理想在现实中行不通，撞的粉身碎骨，否则，无论是TG中的理想 主义者，还是中国人民，是不会允许这束耀眼的理想 主义光芒暗淡下去的。

这或许就是路径依赖，或者叫成功者陷阱。

理想主义终于走到了他的反面，大大地违背了救中国的初衷，他的人民也吃尽了苦头，以913事件为标志，大家的革命热情退烧了，冷却了，大家（连普通百姓，远在天边的狂热知青）都知道革命之火不能继续烧下去，再烧下去，中国就成灰烬了，拨乱反正的时代来临了。1971-1978年之后的中国，就在等待拨乱反正中渡过。

建设的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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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革命之火点燃的理想主义激情，即使到整个80年代还有余焰燃烧，不少人也很怀念80年代那种激情四射的思想碰撞，昂扬向上的集体主义，但是，1989年 中国革命之火的最后一哆嗦彻底终结了理想主义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表演，中国革命终于彻底结束了。

告别革命的时代来临。

之后就轮到世界人民欣赏中国人是如何极尽所能展示人类的弱肉强食和丛林法则，全社会沉浸在另一种激情四射、热火朝天地疯狂之中。这种疯狂走到今天，也已经难已为继。这不，河里很多人在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些有的没的！

我怎么记得 马克思说的大概意思是：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造 “吏” 的反。

陈永贵也是有了地方经验，才提拔起来的，也不是全职副总理，你拿他跟孙正才比比，差了？

毛的造反，就是造当权派的反。具体的事务官，并不是造反的对象，在现实中也不大受冲击，因为没权。

这引导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就是：人，到底要什么。

如果说解决政治问题的钥匙在经济上，那这就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钥匙。西方经济课本，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是人人要追求钱（代表的物质）。但是至少在今天看来，这不是对的，或者不是全面的。

如果把这个问题答好，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经济学，各种政治问题也可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要大力加强农业和轻工业，逐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

1957年5月，英国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随后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大部分西方国家纷纷效仿。

1958年9月，美国宣布在战略物资的国际货单方面再做放宽。

1960年代初，中法关系改善。后来毛泽东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使两国间在商业上、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

61年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同西方贸易接触增多不少。西方国家有大量商品和资本急需出口，中国工业化需要成套技术设备，双方互补性很强。这些就给中国引进西方国家成套技术设备提供了一定条件。

中央专门成立了“成套设备进口五人小组”，由方毅（外办兼计委，组长）、李强（外贸部）、张有萱（科委）、叶林（经委）、柴树藩（计委，副组长）组成。小组的任务是在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的谈判和进口过程中，就各部门提出为外贸部和其他部门所不能解决的有关政策和工作问题提出意见，向总理和外贸三人小组作报告，并处理总理交办的其他工作。

1962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国家计委和化工部提出购买生产维尼龙和合成氨先进成套设备，是六十年代初的这次引进的开篇。日本生产维尼龙装置（日产30吨、50吨的各一套）两套需用汇6400万美元。毛泽东、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随后在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先后与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成套设备进口合同，总金额达13127万美元：

（1）日本供应的五项：年产11000吨第一套维尼龙成套设备，年产18000吨第二套维尼龙成套设备，每小时产乙炔1100立方米的干式乙炔设备，气动与电动量仪工厂成套设备；

（2）荷兰供应的年产16万吨的尿素工厂；

（3）英国供应的三项：年产10万吨合成氨厂，年产5000吨的聚丙烯成套设备，年产28000吨的高压聚乙烯成套设备；

（4）法国供应的二项：年产7500吨的丁醇、辛醇成套设备，磁带地震仪勘探设备；

（5）意大利供应的三项：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转口阿尔巴尼亚），年产5万吨合成氨所需的重油气化装置，年处理10万吨原料油的铂重整联合装置；

（6）联邦德国供应的年产36000吨乙烯、22000吨丙烯石油裂解及烃烯分离装置设备。

除了成套设备，1963年11月，国家计委、科委联合向中央提出从西方国家进口一批精密仪器仪表：在1964～1967年内从西方国家进口仪器仪表共需外汇10795万美元。其中1963年订购的6000多台仪器仪表，包括无线电测量仪2100台、射线仪器250台、光学仪器1000台、机械量仪300多台、热工仪器450多台、电工仪器仪表约350台、分析仪器350多台、气象仪器40台、计时仪器110多台、材料试验机250多台、实验室设备1100多台、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36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开始洽谈和进口。

1963年9月，国家科委提出了冶金、机械、电子工业设备和引进新技术的66个项目，周恩来总理批准后，向国外派出考察组进行考察和相机询价，此后周总理又陆续批准了7个项目。

1964年，中央各部门先后提出170多个进口设备的项目，500多个购买技术资料的项目，国家计委结合工业、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长期规划，会同有关部委对这些项目进行综合研究，于9月份对个别项目作了调整，最后提出：成套设备项目63项，单项设备项目50项和购买技术资料项目70项，共183项，作为1964～1965年向国外询价和相机签订合同的项目，这些项目共需外汇3.3亿美元。

这批项目涉及领域除了石油化工以外，扩大到轻工业、重工业、交通、农业各个行业，重点则逐渐转到冶金、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电子工业等基础工业方面新技术的进口。进口的国家，除了日、荷、英、意、法、联邦德国之外，增加了瑞典、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等十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批项目主要包括：在冶金工业方面，进口氧气顶吹转炉、大型炼钢电炉、特殊钢厂的关键设备、冷轧带钢、冷轧矽钢片、合金钢挤压机、大口径钢管扩管机、硅的冶炼及提纯、稀有金属的冶炼及加工、法国的电解铝、瑞典的铁矿开采和铜矿开采等先进的设备工艺，金额约1.1亿美元。在机械、仪器仪表工业方面，进口生产仪器仪表材料和元件、液压机械、精密测试仪器、精密轴承、重型汽车、大功率内燃机车和燃气轮发电机、真空设备、大型空气分离机等的设备和工艺，金额5100多万美元。在电子工业方面，进口制造硅、锗半导体器件，以及为制造远程雷达、导弹、飞机、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和控制设备所需的各种新型电子器材和元件的设备和工艺，金额约3000万美元。在石油工业方面，进口新型深井钻机、新型测井仪和地震仪，一种新型炼油方法（如氢异构裂解），制造一些新型油品的添加剂、溶剂、催化剂的设备和工艺，金额约3000万美元。在化学、轻工、纺织和非金属材料工业方面，进口生产尿素、高能燃料、化学纤维浆粕等的设备和工艺，以及一些轻工、纺织工业的样机和小型样板厂，金额约6000万美元。在国防工业方面，引进直升飞机金属机翼的设备和制造技术、制造导弹精密部件的防尘厂房、装甲车辆发动机的制造设备和工艺，以及胶质炸药原料的喷射法硝化甘油设备。

从1963年6月，利用延期付款的方式，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打开了西方国家从技术上封锁中国的缺口。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9个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共84项。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

就那么个意思。

但他的意思比我说的那个更广大，还含有克制私欲的成分在。

下面真会扯，还什么老百姓能理解的两个“为什么要革命”理由。看上去没读过中国的初中啊？凡是具有中国初中水平的，哪个不知道“三座大山”四个字？他这只知道“1反帝2反封建”，还能搞出这么一大篇。

人云亦云，或者是浑水摸鱼，就因为把阶级斗争当成渔网的拉绳，所有灯改的人和组织就看不到这根绳下面没在水里的还有一大片用于网鱼的丝网了。真是好眼力。到了今天，还是这种论调，也不怕难为情。

先说说改革，改革是在改谁，也就是说改革的对象是谁？毫无疑问，改革的对象就是斯大林模式。

这个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日中天，短时间内使得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比较落后的国家，快速超越英国法国德国，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辉煌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这一模式的特点就是中央集权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围绕这一经济模式产生的政治，文化组织模式。1949建国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模仿苏联，马列主义政党加中苏友好，天经地义。

一直到1956年，以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出笼为标志，开始对这一模式进行改革，也就是在十大关系提出的同时，毛主席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著名的双百方针，这一方针就是鼓励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为改革苏联模式找理论找根据找队友。不过由于中国旧知识界的幼稚和狂妄，借双百方针搞出了什么轮流坐庄，而新政党形成的官僚阶层则毫不犹豫的抓住知识界的这一幼稚，推动了57年反右和反右扩大化。反右从本质上说是毛主席改革苏联模式的第一次失败。

随后1958年毛主席又发动了大跃进，这个大跃进表面上看起来是三面红旗，本质上还是继双百方针后毛主席冲击苏联模式的第二次尝试。结果，被反右扩大化压制的中国知识阶层噤若寒蝉，而通过反右扩大化得到空前加强的新官僚阶层则肆无忌惮，两者并存，直接导致三年困难。

但是，毛主席在大跃进后并没有气馁，66年再发动波澜壮阔的文革。首先就是对准新官僚阶层，给他们量身定做了个帽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顽固的要走苏联模式的官僚阶层，这个是修正主义，不是真马列主义。

毛主席要走的路，或者说毛主席的路线，核心就是十大关系里面所描绘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加秦始皇。

如果说92年前，毛主席要走的路还不为中国大多数人尤其马列主义信徒所理解的话，那么，92年随着苏联的崩溃，他的路线才逐步被人再次发现和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主席不光是创立新中国的当代秦始皇，还是改革新中国的当代商鞅。

这个法权不是跟法律相关，而是指的不平等的分配方式（参见下面对于这个词译法的争论）。简单的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必然带来不平等，很显然有人干得多有人干得少，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毛认为虽然这种不平等是必然的，但一定要加以限制。邓不但不加以限制，反而鼓励。

俺直接引用维基，不代表本人立场，但对于前因后果说得比较清楚：

……

大跃进开始后地方官的决策权大幅增加，但是人民自主决策权基本都被剥夺了。农民连怎么种地、种多密都要听一帮官僚来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