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胡搅蛮缠，不值一驳 -- 红军迷

不了解具体情况，看样子是哪个所谓的手机铺广告吧，或者是早期HW内部噪声，被任批判后应该不会这样了，当然这些是很多人不了解不关心的。

HW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些假借HW之名做的事情能纠正就纠正，不能纠正也没办法。人的思想认识有高低，无法强求每个人讲事情要求5W1H，而这个对我而言是人的基本素养，对你我就不了解了。

顺带说句，如果这个真是HW店铺广告，完全可以到心声投诉，如果假借HW之名做的事情触犯了法律，如广告法等，建议你举报之，因为这个是公民的义务，谢谢！

这个爱国？？？怕不是你是中华冥国人？

如果了解呆湾情况就知道呆湾根本不允许HW进行直接设点和销售，所有销售运作都是当地旗号下进行。任说了要符合当地的规则进行运作，但肯定不包括呆湾，这个地方说白了HW掌控力存在问题，当然事后追责这个就不了解了。

在这里和你交流这么多次，可以看到你的角色恐怕不是那么可爱，王左右而言它，不停转进，却不肯正面面对，无非是搅浑水而已。真诚的说句，无论你的身份或经历是什么，不钻牛角尖的思考会对人生是有益的，因为世上所有的文字都是写的人希望其他人接受的，都是有所侧重的，如果陷入某类型文字意味着不由自主接受其逻辑，因此多方获取信息并对比思考会有益些。

1；俺十分反感贤能政治，官办经济等鼓吹中国官僚的论述。中性——才应该是衡量官僚的第一标准，也就是尽可能地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切割，形成普遍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群体。

2；西方的官僚体制，主要是权力制衡的产物，因此，其相对中性的特征，主要是被动制衡，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且宗教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宗教社会，人与人也许很难彼此信任，但通过一个神灵，就容易建立相对信任的关系。

3；中国现行的官僚体制，主要源自延安时期任弼时主导的等级制度，这是照搬苏联的做法。毛对这种等级制度并不是很满意，但大多数人都对按资历，按功劳论资排辈的等级制，还是很满意的。其间最著名的就是王实味事件，他就嘲讽了这种等级配给制度。

4；建国后，又更加完善了延安时期的等级制度，并进一步扩展到全国各个行业。但是却产生了三大派别，一是民主派，二是白区党，三是红区党。这种强调资历，功劳，成分的制度设计，对于民主派是不利的，白区党也不是很满意，红区党则是最大的获益者，但这些主要来自军队，来自农村的人，却又是对城市工作，对生产管理最不懂的一批人。

5；毛第二次访苏后，就萌生了全力发展经济，与苏联以较长短的想法。毕竟朝鲜战争结束了，中国进入了相对和平的环境，因为赫鲁晓夫的位置并不稳固，为了获得中国的支持，向中国援助了大量项目，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都会有大干特干的想法。

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成了决定因素，但是民主派，白区党，红区党的矛盾却逐渐暴露了出来，本来毛是想利用民主派来监督中共官员，却没想到引起了民主派的爆发，甚至扬言要取代中共的统治。

民主派的观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其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比起民国时期都低，当然不满意。二是认为中共只懂打天下，不懂治天下，应该让更懂城市管理，更懂生产的他们治理国家。

再加上东欧也爆发了类似对共产党不满的运动，党内对毛的主张也十分不满意，因此，毛迅速改变了方向，主张反右。

反右本没有错，错误主要在于扩大化，对于民主派，应该既要使用，也要改造，而不应该完全打倒。遗憾的是，反右不但扩大了，还比走向了极端，很多白区党也被波及，党内逐渐形成了一种声音。

在这方面，毛犯了很大的经验主义错误，道理很简单，文革时期毛主张的老中青结合，左中右结合，本就与民主派，白区党，红区党并存的结构高度相似，前后政策的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说明毛对于之前的政策已经做了自我否定。

在战争年代，领导班子的高度统一，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建设时期，还照搬这种做法，则很容易走向极端。

6；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前两者没有问题，但大跃进就是个错误，道理很简单，随着战争的结束，全国各地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积极性爆棚，作为最高领导人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绝不能火上浇油。

遗憾的是，毛不但确立了大跃进的政策，还在周总理反冒进的时候，主张士可鼓，不可泄，还是照搬战争时期的做法，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反右的扩大化，造成了最不懂城市管理，最不懂生产的红区党掌握了高度统一的话语权，大跃进，以及反反冒进，则完全是火上浇油，尽管毛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却在原本降温会的庐山会议上，将火烧向了彭德怀，没有批左，反而继续反右。

毛批彭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绝不允许军权旁落，二是绝不允许苏联对中国的干预。而彭搞军队反教条，换掉了很多人，与苏联官员接触却不及时汇报，都犯了大忌，所谓军人干政，彭的上书，原本不算大问题，却导致了矛盾的爆发。

随着中苏关系的决裂，苏联援助的断绝，中国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之中。尽管中苏决裂是一定的，但毛的很多作为，也是中苏过早决裂的原因。一方面导致了中苏关系的过早决裂，集中决裂，另一方面又对中苏决裂准备不足，毛在对苏关系上，犯了两样错误，其中准备不足更为重要。

7；所谓人无完人，即使俺称毛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第一人，还是要承认他反了很多错误。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也亲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退居二线，但问题却永远也不会断绝，主要有三大问题，一是派系势力，地方势力的兴起，正如毛所说的，他只能管北京很小的一块地方，而很多部门，很多地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二是建国后人口大膨胀，远远超过了城市和工业的容纳限度，而论资排辈的官僚等级制度，不可能公平地适用于第二代，必然造成城乡，工农，干群等关系的固化僵化，并导致矛盾的激发爆发。三是面对美苏两大霸权的封锁，新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合法的地位。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是生存与毁灭的问题。

皇帝没有了，土皇帝却出来一大堆，这是辛亥革命后的典型写照，派系势力，与地方势力是人类政治的永恒话题，永远也不会过时，这两种势力一旦实现了遗传继承，近亲繁殖，就会产生各种独立王国，让国家陷入分裂甚至战乱，苏联的解体就是典型。

毛退居二线后，其他人并没有毛的威望资历，只能形成各自的势力和圈子，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并不能过多地指责这些人。只要军队还在毛的手中，毛的地位就不会真正受到挑战，毛面临的最大威胁，主要不在内部，而在苏联。

强势而独立的毛，肯定不符合苏联的利益，他们的领导人曾当面对贺龙说，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应该将毛搞掉。因此，向苏联妥协，不但挑战了毛的权威，也会动摇中国的独立自主的根本。

刘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政策，既是向内妥协，又是向苏联妥协。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是自主工业化的大敌，一方面导致工业生产没有了买方，另一方面也瓦解了原有的小企业，小作坊的工业积累。而在美苏对中国封锁打压，中国没有合法国际地位的情况下，要搞和平路线，减少对外援助，是典型的投降主义。

现在很多人将改开后的政策，与刘的政策相接，来论证刘邓的正确，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跟何不食肉糜类似。

8；文革其实是另一次长征，长征开始的时候，仅第一方面军就有八万多人，而最后到达陕北的只有几千人，那么，能说长征失败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红军在陕北找到了根据地，在日军的敌后获得了根据地，就如中国重返联合国，在各种国际组织获得合法席位，而与西方的缓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就如接触到了更多民众，从龙困浅滩，实现了龙潜入海。

9；毛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但这种目标的实现却太难了，文革时期的老中青结合，左中右结合，就是毛的实践，也是毛勉力维持的结果，毛对邓的要求就是继承这两种三结合，却遭到了邓的拒绝。邓很清楚，他不愿意，也不能够维持这两种三结合。

军队必须是一体的，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是与军队密切相连，左中右的政治结构中，却只有右边与军队最为密切，【右边比右派的称谓更贴切】。因此，毛去世后，控制军队的右边，就与中间抓捕了左边，然后，又排挤到了中间势力。

枪杆子里出政权，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左中右的政治局面，要么是政治强人勉力维持的结果，如文革时期；要么是只能大部分存在于体制外，如现在；要么是西方那种民主选举，权力制衡，轮流执政。

体制内一种声音，尽可能地中性，体制外则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就是中国当前政治局面的最大特色，也是最适合当前情况的做法。而当前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则是掌握权力的官僚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难以切断联系，甚至形成了一人当官，全家经商的官商一体化，和近亲繁殖，官官相护的派系化地方化。

官僚体制，是政治体制的关键所在，而中性则是衡量官僚体制的第一大标准，也就是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公有化，特别稀缺垄断性资源的公有制，二是科技化，程序化，尽可能地减少人在权力中的作用，三是制衡化，公开化，也就是所谓将权力关进笼子，置于阳光之下。

三种路径各有所长，兼容并蓄才是最正确的做法，陷入意识形态之争，将公有制的切割，与私有制的制衡完全对立，则是陷入了极端。

派系，地方，阶级，其实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划分方法，派系势力基于属人原则，地方势力基于属地原则，阶级则主要是基于身份和劳动属性，静态的阶级论走向极端就会陷入印度那类种姓制度，而动态的阶级论走向极端就如陷入翻烙饼，需要不断地翻下去，这也是毛所说的，阶级斗争要常抓不懈，文革需要每隔十年八年就要来一次的根源。

10；中国能够走到现在，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的奇迹，这种奇迹将随着日韩的没落，而更加显著，毛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第一人，其扭转乾坤，改天换地的功绩将会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总设计师，连基本的逻辑都说不通，与现在建边境墙的自由主义旗帜其实是一回事。

但对毛的认识，绝不能局限在两种革命，革命毕竟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只有民众解放和民族独立，才是人类的主流。

有河友不同意革自己命的观点，其实是不了解继续革命的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官僚，所谓走资派主要不是走资本主义路线，而是企图将权力派系化，局部化，遗传继承，近亲繁殖的当权派 ，是没有资本的资产阶级。革自己的命，也主要不是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个人行为，而是向自己所在的群体下手的群体行为。

从小到大，我对老毛的看法几乎三起三落，越后面起伏越小，现在看毛基本已经接近普通人，只是该佩服该诟病的地方确实都挺多，只可惜老毛在公众眼中仍旧是神化和妖魔化两个极端间摇摆，无法公允看待。

一个信老毛的人不信唯物辩证法，那就是叶公好龙。

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否定之否定才是对一件事对一个人的认识的真正过程，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过程。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承认这一点，才不会对自己在认识的过程中犯的错误感到后悔和沮丧，才会有信心坦然面对。

因此，老毛在思考、工作、决策等实践中必然经历过否定之否定的，所以有错毫不为奇，我们也不但不必避讳，反而要仔细研究，汲取教训，不让他放错而交的学费白白浪费掉。

我们对老毛的认识过程必然会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相信每一次认识的过程都是我们自己进步的过程。

同样，我们对老邓的认识过程也必然经历这一过程，相信每一次认识的过程也同样是我们自己进步的过程。。

他可是党魁啊，他要求群众不要相信他领导的党组织，起来造反，就已经“自绝”于共产党了，就已经准备再上井冈山了。

难道他这个风险都意识不到吗？

只不过他太强大了，别人革不了他而已。

彭德怀逼宫，七千人大会“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论，武汉五一六冲击，老帅大闹怀仁堂，林立果五七一计划，天安门四五运动。——以上桩桩件件不都是别人要革他的命吗？只不过没成功而已。

难道别人一革他的命，他不得反抗辩解，乖乖伸过脖子去让人砍才叫“允许别人革命”？

反正中国的一切都是不好的

ａ）　中国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微信是中国的，所以威信一定是不好的，肯定比不了facebook snapchat, line.....

b) 微信被毒菜政府监控，没有言论自由，毒菜政府可能会打击迫害自由民主人士

ｃ）　用了微信就是让腾讯赚更多的钱，就会缴纳更多的税，就是资助毒菜政府

一般来说，这种人除了微信，没啥会用的聊天软件了

翻开建国后的三十年历史，从对农民的统筹统购到打压工人学生闹事，再到反右扩大化及四清下派工作组，一直到文革前的查黑帐，阶级斗争无不是血淋淋的充斥在体制内官僚阶级对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阶层的残酷压迫中。

56开门整风到暴风骤雨的反右运动，只不过是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巨变时期对阶级矛盾的集中体现。

现在对反右的历史总结，总是强调毛初期预想的5千人到后来50万人被打成右派的人数扩大化，却完全回避了此民间社会力量要求行政监督的正当政治诉求被官僚阶级假以敌我矛盾处置这一在矛盾定性上的扩大化所结下的历史恶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民主右派只是少数，毛也并未把右派知识分子当敌人，只是要打掉他们的旧精英习气以让其俯下身来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

改开史所谓老人家在消灭资产阶级后凭空臆想出一个阶级斗争的污蔑，完全是对历史的黑白颠倒。

虽然中共对列宁政党模式及苏式经济模式的照搬，加快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社会改造的进程，但也让强权体制下的肃反运动、薪资改革、粮食统筹等行政高压手段为大跃进累积了许多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毛在这一时段对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提升是滞后的（把官僚主义等三风归入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淡化了阶级对立的社会主要矛盾），而在社会改造的政治目标上又是超前的（不间断革命以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总是在斗争中不断完善。

回顾历史，正是大跃进受挫后，毛才将工作重心转入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当中来。并由当初站在体制立场依靠行政组织力量、再到对刘邓官僚体系的彻底失望，直至最后排除万难发动群众砸烂体制的文革夺权的一系列斗争，毛才最终发展出自己成熟时期的晚年思想。

（毛的思想转折点是源于对赫鲁晓夫全民党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以苏为鉴不光是经济建设领域，更多的是在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继承方面对社会主义阵营指导思想的重建，如此才能理解中苏反目的关系演变。）

邓公，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个人污点，只有百色起义后自己跑路这一段。

包括道上飞侠在内，至少不是公认的，他该全部负责的错误。

还是得需要时间来评价，相关人等都去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