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近期看安生文章的一些感想 -- 夜如何其
孩子春假期间带他们出去玩,排队的时候看到了hullo老弟的这个帖子:hullo:动态城市化,
当时有小红帽遇到大灰狼的感觉。
首先让我吃惊的是这段话:
本朝自开国之初,主席就千方百计减缓资源聚集的速度,三线建设、知青下乡、七所八站,想尽千方百计把资源下沉,依然无法改变资源向城市集中的趋势。
主席身后更是一泻千里,记得天涯上中小学教师晒工资,普通县城中学一级教师收入,不到天津市新毕业中学教师的1/3。
今上登基后,军改撤掉两个大区,在北京新增陆军、战支两个大区级总部,相当于把两个大区机关搬进北京;撤销5个军部、新增5个副大区级的战区陆军总部,分别位于5个省会,资源集中的趋势没有改变。更不要说房地产更加疯狂,已经在各线城市和农村间在财富上形成了基本无法逾越的鸿沟(或者叫固化了人的经济地位)。
集权的副作用之一,必然是资源集中在领导和领导的身边人身边,这个不用多解释。指望通过集权把资源向农村,乡镇,中小城市倾斜,属于异想天开、与虎谋皮。相反,资本还是需要寻找洼地的。
中国比美国强的地方很多,但是据我观察,美国比中国做得最好的地方就是资源分配。美国最顶尖的私立大学,有一半在小城、甚至偏远小城(耶鲁大学周边房价最多相当于中国三线地级市)。公立大学更不用说,美东三大公立大学,都在比较落后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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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再看到这段,就根本没法看下去了:
先不说中国有?%的人能供三套房(租房也是供),也不说中国有没有资源达到这个目标,就问一句话?孩子在哪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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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关于加强集权的论述很多,多数我不懂。但是在我看来,您都是站在您个人的角度思考,不要说领导考虑问题的角度您没考虑,连其他老百姓的角度您都没考虑。
忙总曾说过,领导做事首先考虑可行性,而不是必要性和优越性。
这个很有道理,也是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的重大教训之一。不过显然许多人都以老毛为榜样,也为抱负。 hullo就是个例子。
民主的实质是让权力精英向舆论精英转变,所以才有各种娱乐化的选举,目的是攻占媒体。所以舆论管制一定不能存在才是前提。
这里的用意是用精英的思想而不是权力架构去驾驮政策的制定,权力只能为政策执行服务,而不能成为政策制定的来源。非民主机制一般在这点上是反向操作的,区分很容易。这点上制度设计有关系,但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个目的,关键还是看文化。所以世界上打着民主旗号的很多,实际运行上千奇百怪什么样的都有。
选票只是个机械形式,不是必要条件,但是提供了重要的仪式感,这个对人类的感知很重要。
民主真不能照本宣科,有实践才有理解。只要是人设计的就一定会有潜规则,但归根结底还要看达到什么目的。
民主本身与道德没有一毛钱关系,就是一种机制,规范。
一年多来西西河的很多论述,都是用目前的国力+主席的能力和境界+主席时代的干部素质+主席时代的凝聚力,然后推导出一个结果。
明白七天兄的意思,七天兄却没有明白俺的意思,所谓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目标与理想当然要高远,也即是战略上要藐视对手,操作与实践要脚踏实地,也就是战术上重视对手。
中国历史,也就是中央集权的历史,这是在王朝兴替的周期中形成的,中央王朝形成后,每次集权的政策都会遇到强烈的反对,甚至酿成动乱,即使所谓成功的改革,也成为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
所以七天兄说的很对,历史上基于某姓的皇家中央集权改革,大多没有好下场,hullo你鼓吹的中性超脱的中央集权,更是空中楼阁,与虎谋皮,而且这种集权改革,不会更好,也很难维持,而会更糟。
俺的政治理想很清楚,可分为三大类,那就是哲学王,中产社会,中性超脱的集权,根本都是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切割,不被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绑架。
自从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很多人都说没必要反对既得利益集团了,要告别革命,甚至反对革命,因为,工业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工业资本代表着进步,推动着人类的发展。
事实是这样的么?答案是否定的,美国现在的金融资本,主要就是源自原来的工业资本,工业资本的确主要是良性的,但却很容易转变为其他资本,如高度流动的金融资本,和坐地生财的食利资本。
哲学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产社会必须基于大量社会财富的积累,让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相互制衡,这就是现代西方的宪政体制,遗憾的是西方社会正在M型化,中产社会逐步萎缩,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唯有中性超脱的中央集权了,尽管这种政治理想也很飘渺,但却又实现的可能。
中性超脱的中央集权,是最高理想;维持现状的中央集权,是现实目标;议会制的政改,中央和县市两级直选,是必要准备;总统制的政改,省级直选,成为宗教社会则是最坏的结果。
衡量今上的改革,首先不要以最高理想来衡量,而是以能否维持现状来衡量,仅从军队改革,南海筑岛,打击资本外流来看,就远超俺的预计,这从俺前几年的预测就能看出来。
党指挥枪,是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共产国际,二是人民群众,在共产国际没了之后,在逐渐脱离人民群众之后,枪杆子已经成为维系党政体制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算是一种间接军政府。
七大军区,改革为五大战区,从保守臃肿的大陆军,演变为进取精炼的集合军,这不但是重要的军事改革,也是潜在的政治改革。
最能维系中央集权的军种是海军,空军次之,陆军再次,如果有一天中国海军也像美军那样拥有很多海外基地,那么,中央集权就会更加的有保障。
如果说军队,特别是海军是维系中央集权的关键,那么,直接公有制则是维系中央集权的基础。
直接公有制主要有两种,一是国有企业,二是国有资产,主要就是土地矿产。实际上,土地主要掌握在各级政府,开发商,和囤房者手中,中央政府几乎没有,这是中国当前经济和金融的最大问题。
外国资本对于中央集权的实现,也有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不可能成为西方资本的代理人,那么一个不排他的中央政府,就是外国资本的基本要求,所以,相对于国内私有资本和地方势力的政治诉求,外国资本反而是维系统一市场,和不派他政府的良好伙伴。
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化,自动化的人工智能,更加有利于中性超脱中央集权的实现。
可以说,中性超脱的中央集权,主要有四大基础,一是军队,特别是海军,二是直接公有制,三是国有私有外资三分天下的所有制结构,四是信息化,自动化的人工智能。
现在来看,习总的改革至少没有更糟糕,虽然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但也比俺预料的好上很多,否则,国内资产的外流根本就遏制不住,人民币短期大幅贬值,金融危机必将到来。军队改革和军队反腐也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而军队是间接军政府的根基。
军队改革,监察委的设立,国有企业的混改,外商投资法的制定,事业单位的改革,步步推进下的改革路径还是很清晰明确的,总有一天会改革土地财政和行政机关。
中性超脱的中央集权,的确很难,但并不是没有希望,哪怕没有实现,那么只要能够维系稳定,也算是基本成功,时间是站着中国一边的,等积累更多社会财富,大不了以后实现议会制的中央和县市两级普选。
在反对者,和批评者看来,习总的改革是不稳定的最大因素,而在俺看来,习总的改革却更有利稳定,最重要理由的就是军队和金融,没有强有力的手段,军队改革和遏制国内资本外流,就是白日做梦。
所以,即使不谈中性超脱的理想,仅仅是基于现实的维持稳定,习总的改革也主要是良性的,维持稳定的根基就是军队,维持稳定的关键就是金融,做好了这两点,经济下滑,贸易战,官员怠政等问题,都掀不起大的风浪,习总的最大挑战将是房产土地,这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集权有可能追上,有可能追不上,但是不集权一定没希望。
大的国家层面,伊拉克/利比亚,在卡扎菲/萨达姆时期,作为国家还是不错的,中国人接触过的,基本上都认为这两国政治稳定,生活还算富裕,的确有腐败;现在军阀统治,人民很“自由民主”,腐败问题根本排不上号,基本上连完整的国家都算不上了。
小的比如产业追赶,中国的面板产业代表京东方,年年亏损,年年扩建,没有集权政府在支撑,早就烟消云散了。京东方打破垄断,极大地降低了面板价格,为全世界人民提供了物美价廉的显示屏,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感谢中国的集权政府。
两三代后,很多方面中国会领先世界,从追赶型,变为创新型国家。集权同时也是一个很宽泛的词,到时候,需要有一定的调整。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和现在的政治结构,都是全责型政府,本身就被希望调整整个社会结构和利益。这个结构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很大的偏离。这个就不展开了。
从一个小民角度谈下我对集权的理解。
1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的二重性组成。集权的矛盾对子是大众民主。
纵观改开以来的中央集权一直是集中而非分权让利于民。所谓“党的领导“一直是在脱离人民民主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一味的强调一党专政的特殊政权形式,这其实早就背离了土共建国之初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三十年各级人代会非富即贵的一党专政特色下,不管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参与度,普通老百姓阶层都是旁观者。
本来作为生产关系中处弱势地位的普通民众,肯定是欢迎土共的权力集中以抗衡资本阶层的坐大。问题是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产业技术方面的更新升级,还是社会分配机制的民生保障,顶层设计下的改开红利,惠及的都是少数权贵阶层以及国家财富的巨量增长,而真正为生产发展出汗出力的普通阶层并未从中得到多少实利。
主席说过,党中央是个来料加工厂,通过各级行政机构的材料收集,最后汇总到中央政府的各个决策部门已制定切实可行的国家政策。
而现行中央集权制度下,你在政治上是对底层民意表达大封言路,经济上是对劳资冲突中的工人自建工会权力采以公权力打压,如此集权你到底是依靠谁?又是在为谁服务代言?党宣媒体一直是在强调民企的营商环境,什么时候切真落实过最基本的劳动法,真正关心过企业工人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改善?
(这次的减税降费有多少项是经营流通领域,又有多少项是直接涉及民生福利保障,大家可以观察。)
2执政党的权威和国家凝聚力从何而来,自古以来,权力就不是一蹶而就的自动生成。无论党内党外,权力集中从来是政治指导思想正确下的权力集中。而正确思想只能是在社会实践当中,经过同错误思想的路线斗争中脱颖而出。集权的道路从来不是你好我好的一帆风顺,也更加不是少数食利阶层的权力暴政,集权集的是民心而非权贵的忠诚心。
反观今上对三十年改开经验的照单全收,所谓集权必将是朝着阻力最小的方向,也即脱离大众民主的代表资本意志的中帝方向上未路狂奔。
在经济发展窗口收紧的今天,集权路径是通过以国民收入增长带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分蛋糕模式,还是照搬改开以来国民经济总增长下国民收入增长的做蛋糕模式,这才是集权的首要问题,它将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很大一部分是毛主席造成的,城乡剪刀差部分是设计的结果。为什么这么做,这里面有“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区别,毛主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要搞工业化,一般起家的时候都需要残酷的殖民和对外战争来取得本金和市场。现在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算起来都是血债累累的。中国要靠和平和正当的手段,很了不起,但非常非常困难。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应当提高一步,但是不能提得太高。如果提得过多,抗美援朝战争就不能打了,或者不能那样认真地打。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实际上有远见,算大帐,能持续支持的产业政策,的确不是光是集权政府能做的,但是集权政府做这个最合适了。亚洲四小龙,日本,都是在“集权”时期的产业政策执行最彻底,也最成功。“民主”政府也有这么做的,但一般是“民主”政府“集权”的时候才能够做。遇到危机的时候,“民主”的政府通常就变得比较“集权”了。
“集权”政府,在媒体上被描述得邪恶无比,人人都知道集权邪恶;但是一滩烂泥似的“民主”国家,其邪恶和恐怖,其绝望程度,却不会在媒体上占据版面。这里面有资产阶级的信息和媒体控制原因,还有一个很大程度的原因也是人民有很大的弱点。
赤脚医生、干部下放等等,都是主席下沉资源、改变城乡差距的努力。
我毕业的高中,就是文革期间从县城搬到我们乡的,80年代还是一所很好的高中,90年代就由于骨干教师几乎全部调回县城或者地区而一落千丈了。我们学习的一位化学老师,文革期间帮助一个村子搞了一个烧碱厂。
文革期间,我们地区的一位地委副书记下放到我们公社做书记,打下了不少基础。这些基础在80年代起到了不少作用,然后就和其他集体所有制企业一起完蛋了。
然而,主席的对手是整个官僚系统。正如主席怒斥的“城市老爷卫生部”一样,把国家资源留着自己身边是官僚系统的本能。
正如改开后,教育资源最优越的北京的高考分数线远低于其他省份、和边疆、少民地区看齐一样。
剪刀差是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的手段,但是主席缩小城乡差别的努力一直没间断过。然而就是主席也解决不了官僚系统本能地把资源向城市集中的问题。
然而就在我懂的那些文字里面,有太多我不能认同的东西。这就让我怀疑那些我看不懂的文字。
首先我觉得您的文字过于脱离实际了。
随便找一个有学龄儿童的家庭,你就会发现,多数父母一切选择的出发点都是孩子教育。你如果了解这个,是不会做出“三套房轮流住”的判断的。
再比如说“资本外流”,和“对外投资”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以中国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财富创造能力),把钱都圈在国内,就只能炒房子了。而且,1、稍微有点钱的人,都有离岸账户。海外接单、国内生产,利润的大头在海外;2、真正能把国家的钱搬出去的,都不是一般人。换一波人还是那样,只不过需要一点时间而已。被限制的,都是不能再小的老百姓。
中国目前真正的优势,是完整的产业链,这是目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条产业链是资本留在国内的根本的原因。只不过“对外投资”经常被当成唐僧肉而已。
中性超脱的集权,不知所谓。主席超脱于官僚之上,因为他植根群众,群众是他力量的源泉。即便如此,他依然不能不依靠官僚系统。没有主席的(历史形成的)威望,如果只依靠枪杆子的话,凭什么超脱?更不要提中性了。
另外我不反对中央集权。但是,我反对的是你的论证,尤其是把集权当成包治百病的万能药用。
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在主席时代解决了;发展问题,江胡时代解决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外力是无法遏制中国的发展的。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分配问题。如果分配问题解决的好,内需旺盛,出口的压力会小很多。
问题是,仁兄对集权的论证,集中于安全和扩张(可能是我没看明白)。
老弟的文字,给我的直观感觉是(不一定对):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领导应该怎么按照你认为理想的路线干。
俺骨子里是工业党,工业党,工业党,重要的话要重复三遍。
中性独立的中央集权,中流无前的工业科技,是俺政治理论的根本,没有工业和科技,中央集权永远都会在历史周期律里打圈圈。
所以,工业化,科技化的中流无前才是根本,中性独立的中央集权,是工业化,科技化的基础和保障。
资本主义的历史,其实有两大脉络,一是自由主义,二是国家主义,后者的代表作,主要有《君主论》,《利维坦》等。
由于西方先发国家的掌握了话语权,他们只是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
自由主义并不都是好的,唯有工业资本才是好的,因此,工业化,科技化才是自由主义的灵魂。而国家主义的灵魂,则是中央集权。
没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财政,统一的市场,工业几乎不可能发展起来。
如果俺不是工业党,科技党,只是一味鼓吹中央集权,Hullo的确反动,不用各位下场,俺就会坚决的批判Hullo这种非蠢即坏的家伙。
健全的良性循环,贯通的良性互动,是俺的哲学基础,前者的核心是中性独立,后者的核心是中流无前,两者在政治经济的表现,就是中央集权,与工业和科技。
如果中央集权,没有孕育出工业和科技,这种中央集权要么就是抱残守缺的苟活,要么就是剥削压迫的帮凶。
可以说,衡量中央集权的好坏,只有两个标准,一是稳定,二是发展,其中发展才是根本,没有发展的稳定,必然不可持久,必然会掉进历史周期律里。
发展的根本,就是工业化,科技化。
中央集权,工业科技,人民群众三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键就在工业与科技。
没有工业化与科技化,空谈为人民服务,就是瞎扯淡,同样,没有工业化与科技化,只是鼓吹中央集权,一味维稳,只能是非蠢既坏。
最后,再次强调一下,俺是工业党,科技党,鼓吹中央集权,只是为了更好的工业化和科技化,相对中性的中央集权不但有利于供给侧,更有利需求侧,这才是中央集权存在的最大意义,这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路径。
再次问一下,作为自诩的毛前派,俺是基于工业党,科技党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人民至上者;那些鼓吹所谓普世价值的右派,则主要基于形式民主,和程序正义。那么,反对这两种主张的所谓左派,坚持的又是什么呢?难道只是虚无的群众运动?
请问这种群众运动,是八平方,是太阳花,还是黄马甲?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样,你到底要什么,到底反对什么,这是一切立论的基础,情绪化的不满,情绪化的宣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hullo是工业党,是科技党,在此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人民至上,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非蠢即坏。
一到改开,马上就强力扶持清华和北大。
当年我的母校一年自我创收5亿,堪比清华的全年拨款,我们经常以此鄙视清华,但没过2年,国家给清华每年50亿,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蔫了, 不是对手啊。
与中国三十年改开相对照的是二战后的日本从1946——1974这段时间的历史变革。
两国都是采用国家集权(集中资源)的方式在差不多长的时间段里利用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把国家带入到世界第二的经济体地位。
不同的是当年日本无论是从产业结构体系的均衡还是人均国民产值和人均收入都做到了当之无愧的现代化国家。而中国现今还陷入刘易斯拐点不能自拔,年年都还在纠结于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这些老生长谈的社会问题。
是中共权力集中的还不够吗?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劣于大和民族吗?这些显然都不是。
回顾两国发展的历史,恰恰是我朝在集权过程中过于依靠三块表的顶层设计能力而窒息了人民大众的创造积极性。
日本战后至74石油危机前这将近三十年的高速度增长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51年开始,日本就相应的解散了国内各大财阀机构,并从法律制度上赋予了劳动者与资本平等博弈的相关权力。在利用国家立法权力做好政治制度准备后的日本,紧接着是完善经济结构的产业体系和分配体系的更新升级。这一系列改革体现在60年政府颁发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由此迎来日本经济的第二次飞跃。具体详情这里不再复述。
反观天朝的三十年改革,一边是党权的不断集中,一边是政企分离对私企逐渐放权松梆。由此形成权贵勾结的双重食利阶层在没有民众抗衡的制约机制下,中国经济在低端产业链上对廉价竞争力优势是发挥到了极致。当年日本制造享誉全球的是高端品牌,中国制造都是以廉价取胜。这显然不是两国基础工业的制造能力上的差距,而是日本国在制定战略发展方向上,注重的是本国人民的实利而非资本阶层的嗜血利润。
再回到日本第三个发展阶段的金融泡沫问题,日本何来胆气敢在上世纪90年代就敢刺破国内高房价气球而不担心社会崩溃?一切皆因金融泡沫惠及的那些有损国本的投机资本已切实威胁到日本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治久安。
所以说,作为东亚民族,集权一直不是问题,发展工业惠及民生更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你不能嘴上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
民众的首创精神和顶层设计如何统一,首先是要体现在分配机制和社会分工合作的政治地位上,如此才能把创新落到实处,像有位河友说的那样,国家补帖的新兴行业都是在养懒汉。现行分配机制的不加以完善,资本家才没动力去谋求创新,你所有减负政策只会转化为企业的利润而非劳动力的工资增长。
集权这个词是怎末定义的。世界上还有哪个政府是我国这样的。哪些个落后国家跟我国政治形态不同但是还是得到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