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毛也有后悔的时候 -- id10tts

我举黄公略和袁王的例子是想说明彭是个鲁莽燥切的人，不是“凭个人好恶就杀人”，而是“不分青红皂白”鲁莽杀人。

这样的人心即使是好的，但往往也容易办好事，事实上，他的军事生涯中也因为这个原因好心办过错事，为免扯太远，就不举例子了。

回到问题的开始来——庐山会议，我个人认为他有野心，可能河里很多人会不同意（就有那么一个河友关注我，目的是追着我投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好不好玩？）

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他在庐山发难，是有野心的，是想彼可取而代之的，不过他的野心我认为和李宗仁和白崇禧之流还是有区别的，他的野心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觉得别人干得不如意，不如自己亲自上阵，所以属于“好心”。

但是，我们后人不了解他，相信老毛肯定比我们了解他，他代替刘，代替周，就能干得比他们更好吗？所以老毛没有回应他，更没满足他的诉求，令他不满，牛脾气上来，上书硬拗……

这是我的看法。

再来说说纪委书记：

你说纪委书记像米国的党鞭，我更觉得党鞭更像我国的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对于某项重大决定党内允许有保留不同意见，但需要坚决执行，这是共党的原则，对于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出面做工作的是政委，方法也是和风细雨，而非纪委书记出面刀剑冰霜，动辄组织处理，这也是我国共党不同于其它兄弟党的。

拿米帝的政党和tg相比是不合适的，从其组织性来说，它们是先有领导人再有党主席，然后才有一系列相关干事，包括党鞭，换言之，整个党实质上是为总统或总统候选人服务的服务机构。

而TG是党员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书记，再委派党书记等一干人（政治局委员、常委）出面管理党务，出任公职，总书记只是政治局会议的召集人主持人而已，投票还是和其它六常委一样一人一票的。

所以总书记是要服从代表大会的。

事实上纪委书记也是代表大会任命的，原则上纪委书记可以监督总书记，而总书记不能任免纪委书记的，极而言之，总书记不能解散党代表大会，甚至连党员代表资格的取消，都需要代表大会同意或追认的；

而米国总统可以免去党主席职务，更可以免去党鞭的职务，也可以重开党员大会的。

所以类比是不恰当的。

再说彭，适不适合当纪委书记这事，这本来就是网上闲磨牙，当不得真，所以我开那位河友玩笑“看热闹不怕事大”。

孙子兵法说为将必须“智、信、仁、勇、严”（注意其顺序），我东施效颦一下，作为纪委书记必须“廉、公、正、勇、严”(也请注意其顺序)。

我同意你说的“纪检部门的首要要求，是党性”。

党性是什么？就是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不管你有没有保留意见。——这是任何一个党员的要求，但这样要求一个纪委书记，我觉得就太low了。

纪委书记首先得“廉”，不光贪污受贿不行，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搞小团体小圈子也不行，开会不说背后乱说也不行，换言之，纪委书记是监督其它党员党性强不强的，所以他首先必须是党性最强的。

工科检验材料硬不硬，拿最硬的钻石来比较，纪委书记就是党性的硬度钻石。——顺便说一句：“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信谣传谣的事我们不做啊，但老王是金融口出来的，说他清如水廉如镜，有点侮辱观众智商了。”——这句还是没有实锤就”侮辱“老王没有“清如水廉如镜”。不太符合老兄你一贯的严谨学风，还是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吧。

第二是“公”，纪委书记处理人是要出于公心，不是私利，不能“凭好恶“处理事务（既不能凭领导人的好恶更不能凭个人的好恶），好恶也是私利！凭感觉觉得谁”不老实“就先入为主处理谁，也是属于”出于私利“的一种。

第三是”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处理的时候也是严格按事实来，不上纲上线，也不大事化小。

第四是”勇“字当然不必说，一个没有勇气得罪人的纪委书记肯定是庙里的菩萨——摆设，老王的前几任尸位素餐，造成腐败遍地，难辞其咎！

但勇的前面是”公正“，没有了公正，勇气就是对于纪委书记来说就鲁莽，就是”过火“，就会搞成扩大化，好心办坏事。

最后是”严“，就是严格按党章来，发现了一起处理一起，不能搞”定向性“，如果那样的话，延安时期就不会判黄克功死刑，而应该像老将处理张灵甫那样让黄克功去去前线戴罪立功。

现在反腐，大家都高兴，但河内也有人腹诽，说是”定向反腐“，这些人当中固然有因反腐利益受损，跑到河里来混肴是非的，但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也难免疑惑，就是因为大老虎还在走，老百姓还怕。

所以我是坚决支持习大、老王拿下米粮胡同以及温的。彻底反腐，反他个天翻地覆，纪委书记就不要讲政治，不搞”定向“，不要学蒋经国。

不然腐败会越反越多，这样的纪委书记就不是个合格的纪委书记。

到那时贪官到处有，衙内遍地走，收回了台湾又怎样？国家还不是不够贪官污吏瓜分的！

那样的话，斗败米国成为了宇宙第一强国又怎样？中国人民不是为全人类的解放做出了贡献，而是自带干粮成为了贪官污吏剥削奴役全世界人民的帮凶！

最近似乎反贼（老广语）又比较多，体制话题渐多，是不是与黄桑（老广语）面对困难重重有关，不知。

不过话题既然有人提出来，倒是可以闲扯一阵，如果严打了，不扯这个淡就是了。

依我看，名字不重要，设计制度的人应该大体上是趋同的，历史进程都摆在那里，走势是明显的，谁也不可能逆势而为，挂羊头卖狗肉虽然可以混一时，格局大了时间长了，但做为千秋万代除非脑子进水，设计人自己也不可能不寻求洗白之路。

英雄不问出处，建议考虑这个问题是大家不要走血统论，文明论等形而上学，黑手党也可以做合法生意，只要讲精神文明遵纪守法，洗白之后都可以登大雅之堂。

回到正题，议政与民主集中，在民主协商这方面没有不同，出发点都是正确的，但是都涉及到一个执行权的问题，就是决定了之后同意也要执行，不同意也要执行，这个很必要一定要有政体保证，这后一点上两者采取了不同策略。

虽然策略不同，再一次要说，名称不重要。两派的上头是朝廷，还是总统，还是宪法，还是党书记，都没关系，都可以保证执行权上的一致。而胜利的一方必然要全面掌权，必然要清洗对立面出局，才可以保证政策执行的彻底性，同样是执行权的必要条件。

当然肉体消灭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在文明生存，政体存亡等危机时刻，肉体消灭是不二手段，但是在民主集中或议政的和平时期，肉体消灭，不论是为了权力竞争还是政策实施，都无疑是贻害无穷的愚蠢之举。政争中的肉体消灭，本质上还是十四阿哥与四阿哥那种斗争，而动机与结果也只能是四阿哥与十四阿哥的宿命，不论是双方还是一方，这是政治体制中的毒瘤，这种人与事如果不能清除，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梅山上吊。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不能肉体消灭，如何保证被清洗的一方不会东山再起，秋后算账。问题是，谁最怕对立面的东山再起秋后算账，皇上么，还是总统？作为体制（江山）的拥有着，最大利益恰恰是让对立的双方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渔翁之争中得利，需要做的不过是保证得胜的一方在干活的时候不受对立面的牵制，干砸了再说，之前不能让失败的一方捣乱。但是如果干砸了，必须有有人背锅，有人收拾，江山本身是不能做这个角色的，因此就需要两派彼此收拾，也要自己给自己背锅。

民主集中（下面简称“民集”）与议政的优劣也只能在这些方面去衡量，而不能用其出身去下定论。

从这个角度去看，如果通衣可以休闲之后真的定终身了，如果可以超然于党内各派之争，其实可以为民集带来一个新的时代，而摆脱了毛彭那个时代留下的遗毒，甚至邓赵时代的后患。就是说黄桑不属于哪派，也没有自己真正的所谓嫡系，这点上与庐山时代的老毛也不尽相同。那么他个人的合法性哪里来的，类似老毛的个人崇拜，这个方面是民间的自然认可，可以是龙生九子，也可以是血统高贵，也可以是万民崇拜，总之他不需要依靠嫡系或派别占据他的那个位子，他于是就是万民与国体的象征代表，但仅此而已，不能自己左一个小组长又一个小组长的兼差，真要兼差只能兼各种花鸟虫鱼会长等，或者是万年计划的精神领袖等。总之不能干政。

这点上老毛没有做到，凯神更不用说，斯大叔与希二哥也都是个人英雄主义，结果都不如天皇与伊丽莎白一家。但是这是制度设计上一个重笔，如果民集要超越议政的话，这一点上需要有相应的设计，以避免各种以党为界的议政党派设计。黄桑有这个条件，也迈了这个步子，是不是能走下去还需要其他条件。

就是黄桑不能把各派都斩尽杀绝，不但不能肉体消灭，秦城也要慎重，除了一些民情激愤（这个其实是宣传之功）的，确实是祸害政体的，不要往秦城里送，吃进去的可以吐出来，吐不出来赶出国就算了，这点上凯神也做过，凯神其实不全靠暗杀，在手段上百步只能算五十步吧，但凯神五次反围剿的杀光烧光就错了，说明骨子里也是帝王将相那套，不提凯神了，提也提不起来。

黄桑反而需要刻意保护保持各派之争，包括红二们也给分成几派，但是关键是民集目前缺乏这个议政已经颇为成熟的轮流执政掌权的规范，这点上中国古代朝廷那种炒和珅全家项上人头那里当然无可借鉴，需要慢慢自创。但是这个概念应该不算陌生，关键在组织部。

tg的组织部有点像美国的大法官，黄桑亲点任命，哪一派掌握了组织部大权，就可以清洗对立面，全面掌权。黄桑的做法有点不合常规，他依靠纪检，非常时期么也就算了，但是东厂没有合法性，不可当作制度基石做长久之计。

这部分还好说，关键是清洗掉的对立面干什么去，总不能来不来就学凯神与一共早期的那种清党吧，都清除出党，如果另立山头可就是党外人士了，这就直接威胁一党体制的整体，连带社稷。因此不能开除，也不能关秦城，但是也不能任职，需要一个事实上的“在野”状态，以待东山再起。既保留党籍又不能参政，这点上说的容易执行上很难，组织会生活会他们参不参加，几大几大要不要参加，能不能发言，说了话是不是要开除党籍？

因此在这个制度下还是需要一个既可以让对立面说话批评的地方，又不能给他们实权的空间，这其实还是要去借鉴议政制度的两院设计。于是人大的作用可以撤销，不是党内党外协商，而是党内需要一个协商的地方，好处是说的话可以保留党内，不用上报纸，不需要担心扰乱社会民心，至少比目前这样各派满世界找华人报纸传小道说暗语要强的多。而且党内批评斗争结果还不是黄桑一人说的算，干砸了黄桑一句话就换人，从组织部换起。从社会上看，还是今天那个党那个制度，这样议政的好处也拿到了，江山也不需要变色了，皆大欢喜。

彼此补充也挺好。

也讲明我的观点，我觉得彭大将军的私德，在早期领导人中也是一流的。庄王讲他性格鲁莽躁切，这当然有，但我认为这只能算性格特点，不能算性格缺点。反过来说，小心谨慎有时候也误事。至于该进取的时候进取，该保守的时候保守，就过于理想，不切实际了。其实看老毛的性格，也是偏躁切的。

但老毛胜于彭大将军的地方，是老毛这个人善善恶恶不像彭大将军那样必须得形之于外。看彭自述就会发现，彭有的时候会发一些没必要的脾气。比如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彭甚至在反动军官面前仍然不掩饰自己的进步倾向。这个其实对革命毫无裨益，反动军官既不可能被他说服，这么做也鼓舞不到一般士兵。也就是当时湘军本身组织不强，如果彭当时在广东、上海等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他最好的结果，大概就是解除兵权，礼送出境，搞不好也许就牺牲了。

另外呢，老毛还有个优点，就是杀人诛心。老毛有没有诛心诛错了的呢？历史上其实也有，但人还在，在革命过程中这些错误往往就弥补上了。彭大将军嘛，杀人问题上倒是没出过什么大漏子（如前所述，我认为袁王那次他不算负有主要责任），但彭本人确实有好杀的倾向，看彭自述，他的阶级仇恨是不加遮掩的。我们固然可以夸赞彭阶级立场坚定，但是革命要是一点统战不讲，恐怕也很难胜利。

至于说彭“不分青红皂白”可能有点过了，彭的是非分得还是很清的。他本人虽然急躁，但不是听不得持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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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在庐山的举动，我们毕竟不是当事人肚子里的蛔虫，追究动机有时难免流于各说各话。就从客观上来说，彭的行为本身就有严重问题。

什么问题呢，就是彭给毛的信，是庐山会议（当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决议之后写的。7月14日，会议印发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当晚彭给毛写了信。目前出版的党史、传记中，根据我阅读印象，都在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避开这一点。

按改开党的口径，彭给毛写信，是党员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完全合理合法的行为。其实不是，这是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彭这一举动，动机目的不论，至少行为上是希图绕开程序，以非正常手段来推翻党内决议。

所以我另一个回帖说，毛毕竟不是封建皇帝，而彭这么做有点把他当皇帝的意味，毛当然不能这么破坏组织原则。

从结果上来说，毛扣下这封信也许会更好一些，彭后来也表示了这个意思。但是吧，毛扣下这封信，仍然一定程度上还是破坏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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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来的发展，各人因其观点立场不同，有其各自的解释。其发展脉络大概是：

7月16日，毛印发了彭的信，要求大家讨论，而毛本人未发表任何意见。同日，毛调黄克诚上山与会。

7月17日晚，毛与周小舟等人谈话。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分子。

有时候吧，观点会掩盖事实，从最基本的记叙中，反而能看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比如上述毛的举动，是增加彭这边的人手，可见毛对彭大将军的看法有相当认同。

接下来几天的记载就就吊诡了。“彭德怀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举动俱在：7月19日，黄克诚、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7月21日，张闻天做系统发言。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集体失声，若不是有“四人帮”的第五人柯庆施充当对立面，这段期间的庐山会议简直成了“反党集团”的一言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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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毛终于表态，开始批彭。

我还是要重复那个三段论，人不能全善全能，老毛是人，老毛并不全善全能。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也吃了一蛋。但我还是得说，无论怎么尊崇毛主席，情感总归是不能代替事实的。

毛批彭这个举动，如我另帖所述，我认为私德上是有瑕疵的。但是呢，从政治上来说，毛为何发生这种转变？毛能不能不这样做？

在重要记载缺失的情况下，我也就不猜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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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纪委问题。我提到党鞭这个词，并不是混淆不同政党制度，而只是借喻其名字。顺带一提，庄王您对美国政党制度认识有点基础问题，您若有兴趣，看看相关资料不难发现，因其与讨论无关，我这里不横生枝节了。

党鞭嘛，就是党的鞭子，对鞭子的要求，应当是坚固耐用，挥动有力，而不是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可以说，倘一条鞭子居然有了自己的想法，就很危险了。

所以说庄王对纪委书记这一职务的看法，我就不太赞同。纪委书记的工作目标是把党的方针路线贯彻下去，庄王提出的几点呢，当然对完成这一目标所需的威信与执行力很有裨益。但严格说起来呢，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比如改开后的纪委书记威望最高的显然是陈云，而陈云的威望显然不主要来自于其个人品质。

再解释一下老王的事啊，庄王可能有所误解。我并不是要话里话外风传老王贪污，我的用词是清如水廉如镜，我还是比较有把握说老王是不够这个标准的。当然这在我看来都是私德问题，在不违反党纪国法的前提下并不适合拿来评判工作。但如果您因老王的工作成绩而不太能接受对老王私德的一些指摘，那我就说一件大家都可以查证的事：朱云来是老王执掌中金的时候加入中金的。如果您认为老王在这事上私德没问题，那我得问问您是不是觉得老王智商有问题。

我看庄王对共产党的期待，有点理想化。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固然一度极为进步，但现在就不太进步，未来也不是没有蜕变为反动的可能性。一个党是否进步，要看其执行的方针路线如何，而不是它的命名，我相信这一点您也有认识。

至于庄王希望纪委书记不要讲政治，如何如之何的，太意气了。如果真有一天，纪委做到了庄王所期待的如何如之何，我相信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政治斗争风向出现了变化。

还是那句话，不存在泛立场的“公正”，一个人所认可的公正，实际上是代表了他自己的立场。而要为公正下一个客观定义的话，我认为是符合大多数人的立场——换个角度说，那一小撮既不会同意这是公正，对他们讲这种公正也没有用。偏偏在政治生活中，一小撮就未必是一小撮了。

所以说看回去还是老毛当初的思路对，只有大家都参与进来，才能贯彻客观上的公正。但这个实现路径嘛，还有待于我们后来人进一步完善。

对于彭总，张国焘和毛主席的两段评价，最能说明他的最大特征，张说，彭是不懂政治，又喜欢掺和政治；毛说，他与彭之间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掺和政治，是军人的大忌，更要命的还不懂政治，与最高领袖只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样的个人野心已经十分危险了，更加危险的则是与国外势力纠缠不清。

彭并不同意毛的说法，他说是七分合作，三分不合作，事实却并非如此，打长沙，毛敷衍了事，彭却积极作为；打赣州，毛不同意，彭也积极作为；东征的时候，彭也是极力反对；王明回来后，彭在搞左右摇摆；林彪负伤后，彭先斩后奏，任命陈光接任，百团大战也是先斩后奏。

彭一直是亲苏派，而非亲毛派，这才是他最危险的地方。延安整风的时候，主要批判本本教条，和经验教条，前者的代表主要是王明，博古，后者的代表则是周和彭。

周坚决承认错误，又没有个人野心，甘于做二把手，甚至三把手，因此，与毛一直合作到逝世，而彭却一直认为自己没错，这方面刚好与王明类似。

建国后，彭通过批判教条，几乎将军权独揽，这是任何最高领导人都无法接受的，再加上与苏联的关系纠缠不清，更是致命。

军队与苏联，是内部与外部能够威胁毛地位的两大势力，彭都掺和其中，这不但是彭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架空毛，是建国后很多领导人的共同认识，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高岗，毛本来期望他制衡一下刘，结果高岗一方面要取代刘，另一方面要架空毛，要多搞几个副主席。

可以说，高是第一明确要架空毛的人，彭是第二个，刘是第三个，他们又都与苏联纠缠不清，这三人中，彭的威胁最大，毛曾对刘说，只要一个小指头就能打倒你，而对于彭却说，军队不听我的，就上山打游击。

所以，彭到底有没有取代毛的想法并不重要，他的作为已经可能取代毛，才是最要命的，军队与苏联是毛最大的威胁，这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一次。

彭并不是一个阴谋家，但却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军人，还很意气用事，纵观古今中外，这样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试想一下，假如是我们自己站着毛的位置上，能允许军权旁落，又与外国势力纠缠不清的人存在么？

彭总这样的人，台湾也有类似一个，就是孙立人，还没有掌控军队，只是与美国有些关系，就被囚禁了起来。实际上，如果没有文革的冲击，彭的结果，相对于他的野心，已经算是很好了。

抬高彭，主要是为了反对毛，却完全忽略了彭的作为，犯了军人的大忌，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内忧外患，成为国家的罪人。

参见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 ：

不过，虽同属红一井冈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也时有不和谐的地方，这个跟彭总好胜狭隘的性格也有关系，罗大将在紧要关头就算不落井下石，扶一把的意思大概是没有的。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过家的就知道难的不仅仅是柴米贵，而是各种手心手背更难处理，更何况是那么大一个中国。

也难怪古代的皇帝们那么决烈，立了皇太子，其它的儿子就只能当臣子，尊卑分明，否则就送宗人府。非是皇帝老儿无情，这都是血淋淋的经验总结，一旦优柔犹豫，就极大可能是几十年的内乱啊。

所以收到信后，人家都打上门来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要路线斗争啊。

老毛才会下定决心，痛下杀手：不把他彻底搞下去，后患无穷。

受教了，这一点以前没注意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彭的信确实不妥。

不过的确不懂政治，又太自以为是了（这样的人网上要多少有多少），而且他在经济方面也主张跟随苏联，即使苏联不支持中国发展工业，只想让中国人当炮灰，他也认为只能这样，更不幸的是，当时还很难有什么理由说他错了，在那个金本位的时代，因为中国没有黄金储备，全世界都认为人民币不值钱，中国只能依靠苏联。幸运的是共产党中大多数人都比较有志气（包括邓那样的人），不过马克思也说货币天然是金银，所以要说理也还是说不过彭，除了把他批倒批臭好像就没办法了。

有没有野心，主要有两个衡量标准，第一是否对下拉帮结伙，第二是否对上对抗架空。

彭将粟裕赶走了，提拔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做了总参谋长，这算不算拉帮结伙。对于毛和朱这两大上级，彭要么是若即若离，要么是将人赶走，抗战时期，朱老总在八路军总部就呆不下。

彭与朱都是旧军人出身，开始都信奉军人指挥军队，而针对军队的领导权，朱毛就产生过直接的矛盾，核心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军人指挥军队，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者的矛盾主要是战术与战略的矛盾。例如解放战争时期，毛曾命令粟裕带领十万部队过江，而粟裕却坚持在根据地歼灭敌人，毛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对第二野战军的损失很大，毛让林彪先打锦州，而林彪却要先打长春。

可以说，战略是超越时空的，而战术却总是局限于特定的时空，战术上的胜败很重要，战略上的胜败更重要，因为战略决定了国运。

总体而言，中国的国运主要由两大事件决定，一是抗美援朝，打出了尊严，打出了独立，换来了苏联的大量援助；二是联美反苏，重返联合国，与美国建交，改革开放，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

支持毛出兵朝鲜，并挂帅出征是彭总一生最高的成就，因为这是国运之战，否则，中央没有一个人支持毛，这会非常的麻烦，总不能让毛自己带兵去朝鲜吧。

所以，个人有野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与能力不符，与战略方向背离，即使彭支持出兵朝鲜，主要源自个人野心，这也没什么，只要个人野心与个人能力相符，与宏观国运一致，这种野心就是良性的。

彭错误主要有两点，一是军权独揽，威胁到了毛的地位，却又远没有毛那样的能力，二是相对亲苏，而苏联不但反对毛，长远来看还与中国的国运背离。

现在中国又面临着第三次国运之争，是消极被动的走向西化民主，还是积极主动的完善中央集权，将决定中国今后的命运。

要问彭总有没有个人野心，只要与其他元帅和大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是最有野心的一个。同样是不怎么懂政治，朱老总，刘帅，粟大将的作为，比起彭要好上太多。

彭的个人野心与能力不符，与国运背离，才是悲剧的根源。与之刚好相反，曾国藩李鸿章，反清有能力，又符合国运，却因为没有个人野心，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所以，个人野心，个人能力，国运趋势，只有三者相辅相成的时候，才能造成良好的结果。

议定记录，最多算个会议详报，哪里能算决议呢。要知道，批彭开始后，胡乔木还怯生生的问刘少奇纠左的决议起草不起草了

退一步讲，哪怕会议决议已经出来了，一个党员对这个决议有不同意见，他可不可以写信给党主席反映一下自己的看法？

彭这样算不算妄议，大家自己判断，我觉得哪怕放在封建社会，这也得算褒义行为的犯言直谏吧

张闻天等人也都是在朝堂之上的公开发言，而根据我国传统，因言获罪一般也都不是夸奖当朝者的

至于叫黄克诚上山，黄自己的说法是：好像就缺他这一个专门叫他上来的

最多只是怀疑，认为他有威胁，如果他真有野心，会是高岗的命运，不会再给他机会，以后也不会有谁为他平反。在庐山会议那个时代，亲苏不一定有错，不过如果因为亲苏反对搞原子弹，要在经济方面依赖苏联就要挨骂了，再反对党的决议就真的错了。麻烦就是，即使他错了他的观点也会得到当时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要不受苏联胁迫就要想办法增强人民的信心，这才让大跃进变得危险。

由于主席在党内的崇高地位是由于军事斗争的一贯正确带来，严格来说是党和中国革命需要主席，所以成就了主席的领袖地位。

这也导致主席在党内实际上没有所谓的嫡系，党内矛盾一旦公开化，只能由着他们自己斗。彭总被斗倒，不是主席要对付他，而是他自己在党内公开交锋中败下阵来了。

首先，会议议定记录算不算决议？技术上您说得对，确实不算。

但庐山会议本来的议程是14号最后讨论一下议定记录，15号散会。由此我认为这个议定记录就代表着当时中央的精神，正式决议也将围绕它形成，大概是不会错的。这个情况，彭大将军自然也清楚。

那么问题来了，彭大将军给老毛写信，是想表达什么？

您提到党的章程，党章允许党员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对党的决议政策保留意见，也可以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意见。

但彭这么做仍然有技术上的问题：党主席不是党的一级组织。这个不能拿党主席是党中央的代表作解释，因为彭给毛写的是私信。

技术问题就不讲了，实际来说，彭的目的本来就不是申明保留意见乃至提出意见那样简单，他是要求毛有所动作的。当然技术上信里没有这么说，但是不是那么回事呢？借您一句话，大家自己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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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讲，哪怕是封建社会——其实，要真是封建社会，这倒不是事了。封建社会皇帝享有无上权威：此事不合朕意，着各部曹另议。这样完全不破坏封建社会的政治规矩。

但如果哪个中央会议开得不合老毛的意，老毛就让中央再议——重要的话说到第三遍了：老毛不是封建皇帝。

老毛当然也可以保留意见与提出意见，实际老毛很善于提出意见来引导中央精神。但老毛的方法是说服和等待，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威望搞一言堂，那是破坏党内民主的政治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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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根据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原理，事物总会向其反面发展，一贯尊重民主的老毛到后来已经民主不了了。

引用林帅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

林帅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讲了两个多小时，记录稿（林帅是脱稿讲的）一共六千多字，改开党的出版物里最常见的就这一段。以改开对老毛和林帅的形象定位而言，显然这是改开党最不以为然的一段。然而河友们看看党史，扪心自问一下，林帅这段话有什么问题？

毛因对革命贡献巨大而取得的崇高威望，实际上影响了党内民主，历史的幽默有时就是这样让人无法发笑。只要老毛发表了意见，就有一批人附和；不能同意的，也免不了好好想想，对这种心态，先总理也有一段流传比较广的言论。

当然，技术上讲，这仍然是民主的，但老毛追求的是真民主。老毛是辩证法大师，深知革命过于依靠一人之智会走到反面去，因此老毛建国后一段时期内轻易不说话。改开之后，对老毛一系列政策有一套对应的解释，但老毛主动退居二线不插手行政事务这一条没有。因为按他们的口径解释这一条，有点过于侮辱观众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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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彭大将军，按改开党口径，庐山批彭是一个悲剧，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的政治气氛，云云。庐山批彭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悲剧，但历史在这里又开了一个玩笑：破坏党内民主的始作俑者，其实正是彭大将军。如我前面所说，我认为彭大将军绕开中央直接向毛写信，实际就是想利用毛的威望推翻中央多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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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点，您认识有问题，“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不是因言获罪。他们之所以是“反党集团”，是因为他们进行了反革命串联。当然，这个反革命串联是否属实，很多文字各执一词。

但这件事吧，首先技术来说，按党的章程，反革命串联是违反党纪的，没有丝毫问题。其次，串联一事属实，多方回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现在说是同志之间的正常交流，不过以当时日趋紧张的政治气氛，孟什维克（注意，这用的是本义）们聚在一起进行无关紧要的交流，骗小孩呢。只有他们交流的内容到底有多严重，才有辩解的空间。

所以说，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都签字认了罪。两边都是尸山血海里走出来的革命者，说这中间用了逼供信手段，我是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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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黄克诚上山，您大概记错了。黄自述如下：

后来黄与彭真一起去的庐山，不是“就缺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彭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黄克诚只是书记处书记，不是政治局委员。当时庐山会议还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因此黄克诚是扩大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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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到了黄克诚自述，再随便说说改开后这类出版物里面的坑。书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想必读完这段文字，能得出的一般印象是：除了罗瑞卿、谭震林和“有人”（既然谭罗都点了名，猜测这个“有人”是另有其人很合理）之外，黄克诚的观点还是得到了普遍支持的。

坑在什么地方呢？稍晚（8月2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4人，共163人。

之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能有多大规模呢？具体记载我没找到，但看当时的领导人名单，政治局委员17人，候补委员6人，书记处书记7人（其中邓小平、彭真是政治局委员兼），候补书记3人，合计只有31人。当然还有李锐之流列席的，就先不计了。需要注意的是，这31人里，还有没来的，我就不一一细查了，单凭记忆，我记得就有陈毅因事，邓小平因伤，罗荣桓因病没有与会。

问题来了，按《黄克诚军事文选》，黄克诚在7月19日，是分在了第五小组参与讨论——当日有没有更多小组我没有去调查，就按五个小组计吧，这一个小组的出席代表，能分到几人？这就有三个人表态反对黄克诚，而与之争论的只有黄克诚自己，“似乎”对黄克诚有同感的其他同志则失声。

所以说，其中暗含的彭德怀得到多数支持，毛泽东独断专行这个观点（此观点本身则在另一些出版物中被堂而皇之地提了出来），是大可以打个问号的。

还有，黄克诚同志也拥有耿直的个人品质，熟悉党史的河友当同意这一点。我相信黄老的原文中，对“有人”应当是点名道姓了的。

读改开党的出版物那，还得有人分五等的基本知识。

这五等人呢，具体来说，就是：

倒了霉的人如四人帮，好事不做专做坏事；

准倒霉的人如柯庆施，好事不提专提坏事；

靠边站的人如罗瑞卿，做了坏事时不享受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不予显示的人，做了好事时不享受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

参加过遵义会议，指挥了淮海战役的人。

坏的方面你说了。好的方面就是任何问题都是共产党的问题，不管是不是现任出的问题，共产党都必需要承担结果。——当然，站在共产党的角度，这不是好事，半个多世纪前的饥荒，三十年前的动乱，到现在还不断地被提起，而且恐怕还会长长久久地说下去；但是好的一面，就是这个责任始终存在且明确，不会因为人事变更而消亡。

而民主体制是有限责任公司，政客最大的责任止于任内。好处在于，对政府不满可以发泄，可以让执政党下台，起到一个减压阀的作用，但其实，大部分『成熟的』民主国家都是两党制或两党制变形（两个对立的政党联盟），双寡头垄断谈不上充分竞争，这个党执政期内做的事情那个党上台就给推翻了，这么来回翻几回烙饼，一个事儿能无穷无尽地拖下去，你还没地儿找人负责去——这种体制确实好，对谁好呢？我觉得对政客保护的是最好的，踏踏实实地把任期做完，下了台演讲发书当说客，该拿的钱一样不少拿，安全性却比党国体制高的多。

所以我觉得，就单纯为了从无限责任里挣脱出来，中共也总有一天会愿意搞民主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