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高等教育与大师之问的一点浅见及思考 -- 空空居士

去年（2019年）是新中国建国100周年纪念，因工作要求要写一篇文章，因不想简单敷衍了事，故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写了一篇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文章。期间有同事也推荐润色润色找个期刊发表，考虑再三还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并非专业人士，文章漏洞一定很多，就不要发表让大家贻笑大方了。再者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为工科专业，所写纯粹为自己所思所悟，发表也无必要。最近看河里关于“大师之问”的主题讨论的比较热闹，又想起去年的这篇文章，也想凑个热闹发上来供大家闲暇之余消磨时光。以下为隐去单位姓名相关信息后的全文：

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历程漫谈

今年是新中国诞生70周年，回顾新中国走过的70个年头，总是那么令人骄傲自豪、心潮澎湃。这70年，是一个不断创造伟大奇迹、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70年，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从饱受苦难中扬眉吐气、开始民族复兴征程的70年。国庆来临之际，学校党委宣传部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主题征文活动，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把自己所感受到的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写下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哪方面开始着手写呢又颇费周折，想来想去还是以自己从事的高等教育着手写点感想，一则近几年教育界时有“大师之问”，二则每到高考之时社会各界又多“高考之辩”。这两个焦点均与高等教育息息相关，平素虽有些想法却懒于动笔，今借此东风正好督促自己查阅相关资料将百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大致梳理一番，一则交差，二则也将自己一些看法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但限于专业、材料、时间所限，文中差错定不能免，还请大家斧正。

一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源起

近代中国高等学校由书院演变发展而来[1]，鸦片战争以后有理想有追求的中国精英阶层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政治变革，其中在教育领域着力推行书院向学堂的改制。维新变法最后虽然失败，相关政令也大部被废除，但书院改制学堂却大势已成，京师大学堂（1898年）即创办于这个时期。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1]，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以政府法令形式颁布实施的新学制，对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都作了具体的规定。癸卯学制颁布之后各地的书院纷纷改制为学堂，分为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学校的负责人为堂长。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开启教育变革[1]。法令的第一条：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这项法令的结果一直沿用到现在，也可以看做是中国近现代学校名称的由来。

二 不同时期高等学校之比较

2.1 规模数量的比较

本文在查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高等学校的数量、学生人数等进行比较分析，资料数据力求客观详实，尽力体现各个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根据现有文献和近代中国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本文选择1909年[2]（清政府时期）、1922年[2]（北洋时期）、1928[2]年（民国时期）、1936年[2]（抗战爆发前）、1946[2]年（抗战胜利后）、1949年[3]（解放后）、1957年[4]、1960年[4]、1965年[3]、1978[3]年[3]、1988年[3]、1998年[3]、2017年的数据来做比较（由于数据来源和统计误差其中个别数据可能会有误差，但误差范围不大，对宏观分析影响甚微）。表一为不同历史时期高等学校数量、在校生人数、招生、就业、收费等方式的情况。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新中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 以2017年和1949年的对比可以看出，高等学校数量2017年是1949年的12.8倍，在校生人数是1949年的246.9倍。从1978年恢复高考后至2015年大学招生人数合计共9900万，大约1亿人，而且还在以每年近800万的速度在增加。以在校生规模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各国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或地区平均水平，位居世界第一，并且远远超过位于第二的美国，成为名符其实的教育大国。教育部2019年的新闻发布会说明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我国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

2.2 生源成分的比较

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由于其高昂的学费让一般民众望而却步，其生源成分大部分为富贵人家的子弟。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的高校主要是为提升富人和特权者的社会地位而服务的。时任广东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的古楳这样认为[11]：“中国的新教育，本来是西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事事都讲金钱，因此受资本主义的教育，也必须以金钱为标准。换句话说，就是教育权跟着所有权奏。从而有产阶级成为有识阶级，无产阶级成为无识阶级。这样的教育，根本是少数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非无产大众所能享受的。……因此教育愈发成为资产阶级独占。而一般工人阶级、无产大众，既无资产，只有坐观其独占。”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曾这样分析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社会性质：[11]“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困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级小学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更就能够升大学的来说，大抵是中资以上的富裕人家。大学则是所谓‘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这些谴责表明，民国时期教育制度的弊端，在于教育被用来巩固基于财富分配的社会等级，而不是用来辅助社会阶层上下之间的流动。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阶级色彩。1950 年6 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制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方针[12]:“这个方向就是我们应该以理论和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 为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 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国家建设人才而努力, 应该准备吸收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进我们的高等学校, 以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执行这个方针时, 我们要努力克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 为了确保规程的实施, 国家还采取多种措施如:在招生时, 工农子弟可以降分录取。考生政治身份问题也受到重视，政治审查开始引入，从１９５０年开始，高校招生采取“向工农开门”的方针[12]，对政治、文化考核合格的工农考生优先录取，对政治审查不合格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尽管国家采取了对工农子弟从宽录取的措施，但是由于高考难度大而且由于多年历史形成的工农青年在接受教育和掌握基础知识方面的弱势地位，其结果仍然是干部、知识分子享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这就是后来工农兵大学制度产生的历史大背景。这种在今天备受诟病的招生模式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到1977年恢复高考前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万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大学生”。这种招生方式由于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而备受后人指责。1978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淡化政治审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竞争原则，调动了亿万青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大跨越的崭新局面。

三 高校招生制度之演变及反复

从民国到现在，我国的高校招生制度经历了几次大的演变和反复，仔细梳理其中每一次演变的原因和过程或许对我们今天高考之争论会有一些参考意义。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 高校招生一直享有较大的自主权[5]。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实行单独招生考试, 考试科目、考试时间、考试地点、招考次数均由学校自己决定。其特点是考试权、招录权均在高校，高校通过招考处、招生委员会等机构，自主开展招生宣传、组织命题、举行考试、进行阅卷、录取确认等一系列工作。比如有的考生依据学校考试的时间差可以先参加北京大学的考试然后再去上海参加考试，好学生可以手握多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种招生方式虽然比较灵活自主，但对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区域发展会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为了克服这种负面影响，南京国民政府从1933年开始逐渐试行高校计划与统一招生。1938年在国统区的公立大学正式实行院校统一招考，到1941年因抗战而终止。抗战结束之后由于内战爆发统一招考未能继续，各个学校依旧是自主招生。这也是我国大学招生制度历史上自主招生和统一招生的第一次演变和反复。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49年各高校依然延续了以往的自主招生制度，但这种制度与新中国强调的工人、农民领导地位有冲突。于是从1950年高校招生采取“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全国有73所高校试行统一联合招生并取得了成功[4]。1951年参加全国大区联合招生的高校进一步扩大到149所并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高考时间。1952年教育部规定除个别学校外所有高校一律参加各区统一招生，招生名额、招生日期、考试科目由教育部统一规定，1952年也因此成为了全国统一招生制度正式形成的标志性的一年。

虽然全国统一招生制度正式形成了，但是关于高校应该统一招生还是自主招生的争论一直都存在而且一度还非常激烈。高等教育部内部一直存在一种意见，认为统一招生是解决生源不足的临时应急措施，而不是长久之策，以高校为主体的自主招生应当是常态化的行为。1954-1959年间教育部一度组织过几次大的关于统一招生还是自主招生的座谈、调研，大部分的意见认为虽然高校自主招生是未来的趋势，但目前的条件还是以统一招生为好。1958年教育界也进行了“大跃进”，提出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做到人人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宏大目标。“大跃进”失败的尝试，使得１９５９年回归到统一招生政策的调整获得了一致支持，此后之前多年经常发生的统一招生还是自主招生的争论也基本停止，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的制度也最终获得确立并一直延续到1965年[4]。

文革之后70年代开始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制度并不是突然形成的，这个脉络应该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要求各级学校要把吸收工农子弟作为重要任务，学校要向工农敞开大门。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历史的原因工农子弟普遍文化水平低，在全国统一考试下即使降分录取能通过考试的也很少，这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仔细梳理毛泽东主席50-60年代关于教育的谈话、以及文集就会发现两个特点：一是主席对考试制度的批评，这种意见以1958年春节在教育座谈会上谈话最为典型。他认为[13]：“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他还认为：“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有兴趣同志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谈话的全文。另一个特点就是主席对大学生中工农子弟占比不大的不满。这个以1957年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发言比较典型，原话如下[13]：“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毛主席的这两种倾向应该是后来工农兵学员制度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工农兵上大学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方式入学。这种入学方式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负面问题，即便是在文革这种严苛的政治环境下仍然产生了操作过程的腐败问题，引起了普遍不满，这也是1978年恢复高考的原因之一。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到现在已经41年了，近年来每到高考之时对高考利弊之争就比较多，重点大学自主招生人数、比例的也在不断增加，未来招生制度怎么改革这近100年的演变和反复应该会给我们很好的经验借鉴。

四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大师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拷问着每一个从事高等教育的共产党人，也激起了我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和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浓厚兴趣。这几年以来闲暇之余对民国时期尤其是西南联大的那段历史做了一些了解，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借此机会与大家交流探讨。

4.1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

在说明这个之前先讲两个我从初中、高中一直到现在回老家偶尔都能听到真实发生的故事，今天讲来虽细节虽经多重演绎会有差别，大概内容是不差的。故事一：50年代的某一天，某县委办公室接到上级电话：“明天寒流要来，要大家做好准备工作。”于是乎第二天一大早，县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带着相关工作人员在通往县城的必经路口做好了迎接准备，结果这天天气格外的冷，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一直等到快中午也没等到“寒流”同志，打电话向上级问询才搞清楚原来“寒流”不是人名。故事二：也是50年代的某一天，某县委的机关给下面的一个公社领导电话通知：“县里给你们公社配发了温度计，你们抓紧派人来取一下。”接到电话的公社领导不敢怠慢，思来想去也不知道这个温度计有多大、多重。稳妥起见，派了8名壮小伙子带着抬杆、绳索以及公社唯一的拖拉机去县里拉温度计。去了才发现原来温度计是个不大点的东西，这事就被当作笑话传开了。

这两个故事从侧面反映出的是当时新中国在文化教育领域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大批的基层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看不懂报纸、读不懂文件更不要说写了。基层农村基本全是文盲，一个村庄能找出1、2个会写字、认字的算不错的。有的村子一个会写字的也没有，春节有的人家写对联拿碗蘸上墨汁扣个圆圈就算数了。这些在今天看起来天方夜谭的事在当年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与此同时，大批新建的各行各业的工厂需要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这就是摆在当时文化教育领域的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的、迫切的问题。尽快培养能看得懂报纸、读得懂文件、进而能写文件的工农干部；尽快让基层的每一个村子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能识字、会写字、会算数；尽快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行各业的基层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这便是那个年代的基本国情，也是文化教育领域共产党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理解了这个国情和问题，我们就会对建国前30年文化教育领域各种变革的背景有了相当程度的理解，包括汉字简化、教育大跃进、知青下乡、工农兵学员制度等等。相比之下，如何培养有大的学术成就的大师在那个年代就是次要问题了。

4.2 大师产生的土壤

西南联大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当时不仅大师云集，而且也培养出了诸多学科的学术巨擘，工程技术人员。研究和了解西南联大当时的办学方式、学生情况对我们今天如何培养学术大师具有一定参考意义。通过了解西南联大的一些历史和大师们的成长足迹，窃以为大师的成长需要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才有可能。

⑴家庭经济状况要好

首先，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从小便自然而然能够收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在学习方向的选择上能够免受经济利益方面的束缚，可以凭自己的爱好任性的选择。比如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不会去考虑哪个专业就业前景好、哪个行业将来收入高等因素。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人或上一代人在读大学的时候是凭自己的爱好选择的专业呢还是考虑就业前景、收入水平而选择的。其次，在工作以后做研究时动机会比较单纯，发表论文及著书写作时大都可以从自己的热情和爱好出发，而不是受经济利益或其他因素所左右。诸位想想，我们今天写论文、做项目是出于本身的爱好和热情多一些呢还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多一些？不是凭借热情和爱好去学习和工作，可以成为优秀的工程师、优秀的职业人才，但要成为大师一流人才就比较困难了。

⑵个人天赋要高

人与人在天赋方面是有些差别的，后天的勤奋努力可以让一个人成才，但要成为大师也是困难的。

⑶要有一个和平安宁的成长环境

以西南联大为例，当年虽然是抗战时期，国土沦陷、全民抗战，地处大西南的昆明却保持了相对的安宁。当年北平、上海、南京全部沦陷，国统区内不甘于为日本人办事的教授们大都云集昆明、重庆、成都等几个有数大城市中。国民政府为抗战的事焦头烂额，大学的事务也无暇顾及，这段时期的西南联大，虽然生活比较艰苦，教学、学术研究方面却很自由、开放。课程的设置、教学、考试随意性都很大，基本上都是上课的教授自己定。而且老师多、学生少，属于精英教育。图2和图3分别为西南联大43级历史系毕业照和38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合影，图2中学生人数为18（不含前排右一女士）或19（含前排右一女士），而教授则有7名，照片中未含教授以下教师。图3中北大中文系1938年毕业合影中学生有15名，教授4名。在哪个时代中文系和历史系属于热门专业，学生人数尚且如此，其他专业可想而知。如此多的大牌教授给不到20个学生上课恐怕也只有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才有可能吧。

4.3 “钱学森之问”的答卷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等教育虽未培养出钱老所希望的“学术大师”，但却培养出了无数优秀的工程师、教师、医生……在几代人艰苦努力之下，今天我们有了全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约1.2亿而且在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长，再过10年将超过2亿。要知道世界上人口总数超过1亿的国家有13个，超过2亿的国家只有6个。经济水平极大提高，人民收入普遍增加。我们这一代人在选择专业时虽不能依据自己爱好任性的选择（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爱好喜欢什么专业），现在的00后、10后们却越来越可以任性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在国内还是国外上学、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而不是依据专业的市场前景来选择，他们拥有无比的自信。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属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代，社会稳定，生活水平节节提高，所有这些都为大师的成长提供合适气候和土壤。对个人而言能否成长为大师偶然的成分比较大，需要天赋、运气和环境的结合。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拥有这么多富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基数，处于近代以来最为稳定、安宁的历史时期，在未来的30-50年之内出现大批的“学术大师”、“科技大师”就是必然性事件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文艺复兴”、“科技复兴”。

结束语

回顾过去，共和国70历史总是感慨万千，一个一穷二白老百姓肚子都吃不饱的国家在70年的时间内建设成了今天的小康社会，期间有过曲折、也有波澜。展望未来，百年以来仁人志士梦想的民族复兴已见曙光。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共和国诞辰70周年，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98周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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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田钦. “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组织及制度变迁[M].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不过你那俩个故事太冷门。属于画蛇添足。

"去年（2019年）是新中国建国100周年纪念"

他说，如果按上世纪20-40年代“大师”的标准看（爱因斯坦、波尔、薛定谔、居里夫人等等），从50年代往后，西方也没有再出真正能与这批人比肩的“大师”。50年代以后，人类在科学基本理论上的大建构就没有了。更多是技术上的飞速进步。计算机和半导体产业，DNA螺旋结构的发现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卫星上天和通讯，互联网等等。都是以应用技术为主。中国在技术上的飞速进步，其实建国70年来并不算差。

当然，就算是他说得对，中国原创的技术创新的积累还是不够。在我接触到的领域，所了解的情况跟国外还是有差距的。不过，有些事情事在人为。我自己主要是做基础科研的，我自己的一些原创性的工作，自己还是很认可的。前些年投一篇文章，审稿人对我的工作评价很高，说“解决了一个令人生畏的难题”，后来知道遇到小同行了，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他的学生试图合成同样的结构，但都失败了。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

当像我这样的普通人都能做出不错的科研时，我相信我们的总体实力是上升的。大师会出现，是时间问题。国内如果不那么急功近利，大师没准出现得还会更早些。

那两个故事确实比较冷门，局限于我们老区某一个小地方的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至今老百姓都当笑话讲。

伴随着狗血的营销纷争

华裔的“极限学习机”遭到猛烈的贬低打压，不论是不是极限学习机本身营销夸张，算是代表案例

随便哪个项目，都是需要许多团队细致分工协作，投资也不是个人能承担的。现在都有用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做生物实验的报道了。

要像过去两次工业革命那样出现跨越式进步的代表人物本身就很困难。科技发展到今天，大部分成果还是冷战期间的基础研究的应用。

我们只要把需要补的课补上，基础打好了，自然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比如我们两弹一星元勋们培养出了整个高能物理所和导弹团队，虽然后人没两弹元勋名气响，没有XX大师的名头，但是我们的核武器和大杀器水平一直不差。这两年阅兵更是出尽风头，都有科幻的感觉了。

无论以何种标准，于敏，袁隆平都是牛逼逼响当当的远远超越那些民国所谓大师的大师

茅以升先生在解放前设计了钱塘江大桥，被后人称为中国近代的桥梁大师。在解放后（1955年）又设计了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

现在，我国排在世界前100里的大桥，2019年据说已经占有90座。不知道各位，谁能说出几个哪怕一个设计了这90座大桥的设计师的名字（行业内的除外）？难道他们不是大师？他们是世界级的大师，可是我们谁了解|谁承认呢？

其他的行业，也到处是这样有成就的人。可是，我们都忽略他们，不认为他们是大师，不给他们应有的地位和待遇，偏偏承认钻故纸堆的是大师。具体就不说了。

所以，我特别反感那些问怎么没出大师、大师在哪里这样的问题。

不是没有，是自卑，是不自信。

说得再难听一点，他们没有 得到洋人认证呢。

喜欢大师的人和喜欢古董的人一样，他们喜欢明瓷，宋瓷5的，现在的更高质量的瓷器，在他们眼中不值一提。他们讲究的不是瓷器的质量，是古董/怀旧价值

毫无疑问现在的大师更多，成就也更大，但是供后世缅怀的。

苏联专家西林，茅以升是专家组组长因为李文骥的病逝。

在其它很多领域里，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等等，现代人公认的大师巨匠也多数出在百年之前。

后来的人似乎要么做些小修小补，要么剑走偏锋图一时之名。从对文明的影响和历史地位上看，单独的个体已经很难和前辈比肩了。

这也许就是文明发展的规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