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皖西乡村亲历记 -- lmylqh

在农村，不大可能提前发现的了，没有那么多的医疗资源。小病或许可以解决，大病估计就不行了。

毕竟是六十年代的农村。。。。

我上的小学，大多数老师是初中毕业，少部分是小学毕业，只有一个师范毕业，除师范毕业的之外都是民办教师，大多是大队干部的亲友。所以，有人说那个时代都大公无私，没有贪污腐败，人人平等，没有高下之分，我只想说，呸！

唯一的一个师范生是我的远房姑姑，她能被推荐上师范是因为长得比较漂亮，答应嫁给大队书记的儿子，这个姑父在我看来人品长相都没问题，但我姑姑就是看他不顺眼，一辈子没给他好脸色，亲友宴席上都会辱骂不休。你看，为了吃上公家饭，她算是赌上了一生，就这样，我的许多亲戚还是很羡慕她。

让我对以前城乡差别有更深刻认识的是在一所大学里，我在安徽师范大学的一栋老楼里租住过一段时间，楼里有一个邻居，额头畸形外突，智力较低（到底智力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没和他交谈过，但老邻居都说他傻），但就这样一个人居然有个模样周正的老婆，住的久了，听邻居说，男的是教职工子女，接班在学校领份钱，天天也不用上班，就是在校园里乱转捡矿泉水瓶子，女的是芜湖乡下人，不想种田就嫁给他了，悲剧的是生了个小孩脑瘫且傻。那女的对丈夫也没好脸色，但奇怪的是外面的世界已经翻天覆地了，她还是没走，责骂中给丈夫烧饭，宠溺得给孩子喂饭。所以，我想不清，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种田有那么累吗？值得拿一生去交换。

这对夫妻一直在安师大，男人仍然捡瓶子，儿子偶尔歪歪斜斜的出来，旁边是他妈妈扶着，表情既不悲也不喜。

所以，如果有人和我说要回到那人人平等的年代，我仍然想呸在他脸上，那日子我过过，和你过得不一样。

996、007我都过过，实验室窗外几点的天空我都看过，可是我还是不想回到那过去，我孩子要饭吃的时候把她打到不哭。

我也打过孩子，因为她居然敢不吃饭，肯德基都不吃的那种。

我在80年代的时候很少听到有人的癌症的。我的外公是例外，他解放前后去香港打工，60年代初在那里查出癌症，后来还去上海治疗，最后在老家病故。

70年代，甚至80年代大部分时间，我们村里几乎所有人都是村里生村里死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去过医院。我爷爷奶奶就是例子，他们分别是80年左右和90年去世的。

难道是1949年前一直富裕，还是建国后国家故意不给老百姓吃饱。穷困和被制裁与蒋该死抢走所有大陆黄金、新中国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翻身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没有关系吗？跟我们后四十年在之前基础上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体没有关系吗？

苦难的经历这个就是历史事实，但是中国近代苦难的根源在哪儿呢? 和现在中国遭遇的各种制裁围攻和攻讦是不是一脉相承的呢？到底是谁，不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这个有点教育和知识的都明白是吗！？

我上学比较晚，主要是家穷，连学费都拿不出，父母就不主动提让我上学，后来我看一起玩的伙伴都去上学了，只剩下我，便哭闹着要去上学，闹得狠了，我父亲从我二叔那借了两块五给我上学交学费，从小学到大学，交了那么多次学费，我只记得这一次是多少，其他的印象就是经常没钱交学费，父亲到学校和老师打招呼让先把书发给我，钱后面交。

我家比别人家还穷主要是底子不行，我父亲兄弟五个，他老大，我奶奶去世的早，我爷爷不管事，奶奶去世前只有我父亲和我二叔成家，还有三个叔叔都是我父亲出钱出力张罗成家，本来就没什么收入，再加上这些花费，所以我家一直都很穷。直到2000年后我们兄妹三个都能上班挣钱才缓过来。即使是现在我们家花费也比其他叔叔大得多，零几年我一个姑姑由于姑父去世，四个儿子还有三个没成家，到我父亲这哭诉，没办法只能我父亲带头出钱办事，三个儿子办事她就来哭了三场，也是一言难尽。

小学时我还算聪明，顺利度过，初中时学习下滑，当时一直想考个师范或中专，出来好挣钱，可惜达不到中专分数线，无奈上了高中。我能上高中主要是因为当时可以打工了，我姐姐打工让我上完了高中。高考后估分报志愿，估分尚可，不知道哪里看的，说计算机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就把专业都报了计算机，这时一起填志愿的同寝室同学告诉我他哥哥是二炮工程学院的老师，告诉他计算机已是落后的学科，没有前途，报哪个专业也比它强。他哥哥我就见过，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老师经常用他来鼓励我们好好学，于是就把专业选择重填，最终跳入化学大坑，以后每个实验室的不眠之夜我都会想起这个同学。

这个给出建议的同学后来先上了数学系，考研转信息，现在已混到基金主任。我们一班有个学通信的同学后来告诉我，这个学术之路规划得非常高明，不是我们土鳖所能想到的，也许有人天生就聪明吧。

我上大学，已经要收学费了，学校里还要吃用，父亲挣不到什么钱，这时候靠小妹辍学打工，小妹心灵手巧，打工挣的比别人都多，所以大学没有特别为难。大学后不管是上班读研自然要靠自己，虽然一开始钱并不多，但对比以前，已是天上地下，总算可以照顾自己了。

由于小妹年幼就辍学流水线打工供我读书（童工，靠身份证办大几岁才能打工），所以我一直觉得愧对她，后来在家庭财产上对她多有照顾，就这还引来我老婆的埋怨，只能忍忍。

我家后来之所以有家庭财产是因为我父亲善良可欺，生产队分地的时候把公路边的地都分给了我们家，这种地每年收成比好地少不少，由于我父亲善良，我考上大学不会回家种地，亲友邻居都觉得可以欺负一把，所以如此。没想到后来经济发展后大家都想到公路旁盖房，图进出方便，有地的就盖在自己地里，没地只能买地，所得收入一部分给我凑了首付，还有一部分就给了我妹妹在六安买了房，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农民应该感谢邓小平反感主席，可是现实是在两人生辰祭日去主席纪念堂给主席献花祭拜的人中许多是农民，除了深圳这个包租婆公多的地方给邓小平献几十株花连他家乡都没有人自发祭拜他，要知道中国农民虽然有些自私小农思想但是却是最知道感恩的群体，为什么现实和你说的真好是相反呢？

我上学比较晚，主要是家穷，连学费都拿不出，父母就不主动提让我上学，后来我看一起玩的伙伴都去上学了，只剩下我，便哭闹着要去上学，闹得狠了，我父亲从我二叔那借了两块五给我上学交学费，从小学到大学，交了那么多次学费，我只记得这一次是多少，其他的印象就是经常没钱交学费，父亲到学校和老师打招呼让先把书发给我，钱后面交。

我家比别人家还穷主要是底子不行，我父亲兄弟五个，他老大，我奶奶去世的早，我爷爷不管事，奶奶去世前只有我父亲和我二叔成家，还有三个叔叔都是我父亲出钱出力张罗成家，本来就没什么收入，再加上这些花费，所以我家一直都很穷。直到2000年后我们兄妹三个都能上班挣钱才缓过来。即使是现在我们家花费也比其他叔叔大得多，零几年我一个姑姑由于姑父去世，四个儿子还有三个没成家，到我父亲这哭诉，没办法只能我父亲带头出钱办事，三个儿子办事她就来哭了三场，也是一言难尽。

小学时我还算聪明，顺利度过，初中时学习下滑，当时一直想考个师范或中专，出来好挣钱，可惜达不到中专分数线，无奈上了高中。我能上高中主要是因为当时可以打工了，我姐姐打工让我上完了高中。高考后估分报志愿，估分尚可，不知道哪里看的，说计算机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就把专业都报了计算机，这时一起填志愿的同寝室同学告诉我他哥哥是二炮工程学院的老师，告诉他计算机已是落后的学科，没有前途，报哪个专业也比它强。他哥哥我就见过，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老师经常用他来鼓励我们好好学，于是就把专业选择重填，最终跳入化学大坑，以后每个实验室的不眠之夜我都会想起这个同学。

这个给出建议的同学后来先上了数学系，考研转信息，现在已混到基金主任。我们一班有个学通信的同学后来告诉我，这个学术之路规划得非常高明，不是我们土鳖所能想到的，也许有人天生就聪明吧。

我上大学，已经要收学费了，学校里还要吃用，父亲挣不到什么钱，这时候靠小妹辍学打工，小妹心灵手巧，打工挣的比别人都多，所以大学没有特别为难。大学后不管是上班读研自然要靠自己，虽然一开始钱并不多，但对比以前，已是天上地下，总算可以照顾自己了。

由于小妹年幼就辍学流水线打工供我读书（童工，靠身份证办大几岁才能打工），所以我一直觉得愧对她，后来在家庭财产上对她多有照顾，就这还引来我老婆的埋怨，只能忍忍。

我家后来之所以有家庭财产是因为我父亲善良可欺，生产队分地的时候把公路边的地都分给了我们家，这种地每年收成比好地少不少，由于我父亲善良，我考上大学不会回家种地，亲友邻居都觉得可以欺负一把，所以如此。没想到后来经济发展后大家都想到公路旁盖房，图进出方便，有地的就盖在自己地里，没地只能买地，所得收入一部分给我凑了首付，还有一部分就给了我妹妹在六安买了房，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估计我的年龄和兄台差不多，都是生于70年代中期，赶上生产队的尾巴，但是有些回忆差别确实很大。

我小时候，除了氨水和磷肥，没有其他的化肥。肥料以农家肥为主，冬天还烧荒积肥。农药更短缺，蝗虫不是一般多，种子都是农民自己留的。

甚至在分单干的时候，生产队最抢手的财产之一就是几个装氨水的大水缸，又要竞价，又要抽签，才能拿到手。我家抽到一个，乐坏了。不过高兴太早了，抽到这大水缸基本没什么用途，那时候开始的肥料主要改为碳铵了，甚至已经有一些尿素，再也没人买氨水。用尿素之后，产量可以大增百分之三十四。

记得我村里用最早的尿素是从印尼进口的，价格太贵，一般很好的田才舍得用一点。后来国产的便宜多了，但一称居然只有80斤，包装上又没有表明多少斤，农民吵到供销社，供销社说这种国产尿素只有八十斤的。这批尿素白色，很多粉末，质量不太好，其实一点都不合算，以致很久村里的农民都地址国产尿素。

良种也是分单干后才有。杂交水稻推广在我村里还一波三折。最早，每家才分一点点种子。听说杂交水稻很高产，大家都争着要。那时候使用农药普遍一些，忽然有传说杂交水稻打农药之后谷子有毒的，大家都信以为真，当年收的杂交水稻大家都不敢吃，拿来喂鸡喂鸭了。又过了一两年，党员干部带头种，发现打农药也不会谷子有毒，而且确实高产，大家种杂交水稻才热情高涨。不过大家很快发现，这玩意儿虽然高产，口感却不怎样。结果，大家都只种杂交水稻来交公粮以及喂家畜家禽，自己吃还是使用传统育种。这种办法持续了好些年，一直到十几年前才全部使用育种公司的种子。

我认为水利、化肥、农药、良种，试现代农药高产的四大因素，后三个因素都让分单干后碰上了。

确实，在生产队时期农民吃不饱，但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民都是单干的，都吃不饱，我认为生产队时期农民吃不饱不是大集体应该背的锅。

不过当年大家一起劳动，争吵不少，我那里的农民是觉得在生产队里不太爽快，大部分都支持分单干的。

谢谢楼主实事求是的分享。

发现一个现象，类似的帖子貌似容易引起左右之争。一边会说不愿再回到过去，一边会说那是积累时期，而且吃不饱还有其他原因。

然而似乎很少有人仔细思考过下面这些问题：

1.集体制的效率确实不如包干单干吗？

2.南街村是集体制，为什么又比较成功？

3.南街村那样的例子为什么那么少？

第一个问题，如果要实事求是地回答，集约化农业生产形式要比单干先进，效益也应该更好，这是理论上来说。一味否定集体制站不住脚，饿肚子经历也无法否定经济规律。有过饿肚子经历的河友请见谅！

第二个问题，不管答不答得上来，无法都认的是，集体制可以成功。

第三个问题，同样的环境，少数成功，多数不太成功或者完全失败，说明什么问题？主要可能还是运行问题，更确切地说，带头人或者干部的问题吧。

本人没有做过调查，不过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精神境界、才能要求都特别高，这个没问题吧？前三十年的干部，估计大多数精神境界问题不大，那就很可能是才干方面的原因？毕竟凝聚人心共同发展是一项高难任务，现在亦是如此。

有没有这种可能，是不是当时我们的各级干部没有足够能力带领农民共同致富？因为从河友们的帖子来看，好像主要还是有效组织生产的问题，化肥和储备粮问题另当别论。

感觉一概否定和肯定两种观点都不可取。

可以反对组织低效的集体制，但是一棒子打死集体制，那就是和农业经济规律唱反调了，发达国家的农业可不是每户人家小小块发展。如果又要集约又要个体，那就只能搞土地兼并了，这个方向就不用讨论了吧。

包干让很多人吃饱肚子，这个事实不容否定，说明集体制没搞好，需要改善。

包干第一村，把人家省财政厅下来的干部都累死了，还差南街村几条街，这个时候如果还唱包干的颂歌，怎么唱都要跑调的呀。

河友共同努力，把西西河建设成一条辩证的河，也许不会有这么多口水仗了😄

问题是收成的分配权，以及进出集体的决定权。农民缺了这两样，就没有动力了。

有时候有些傻缺大放厥词，现在这么多得癌症的，都是农药化肥害的。

碰到这种傻缺，我恨不得抽他俩耳刮子，没有农药化肥，傻缺大概率活不到得癌症的年纪就饿死了

也有。类似药神这样的，你是不是也得唏嘘一把。

同时没有了集体提留，这两条让农民手里的粮立即多了起来。分田后减少交公粮，改成市场价征购部分弥补，是稻公用来讨好农民的招数。但家里劳动力少的农民粮食反而变少了，因为分到的田少。

至于在集体中偷懒这种事情，的确存在，但是集体时代有大量的农田建设，比如深耕翻田，比如罱河泥，比如农家堆肥等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还有每年大量的水利建设，分田后都没有了， 在分田前是重体力劳动，因此农民都能偷懒就偷懒。假定分田前劳动最大支出是100，偷懒了，还有80， 分田后最大劳动支出只有60，就算你更努力，实际劳动支出也只有70。到了冬天，整个村的农民都在打牌打麻将，风气极差，钱输光了就去偷东西。有人去我家门口的池塘偷鱼，嫌狗叫讨厌，结果把我家的功勋军犬打死了，现在我还时常怀念我的狗， 死在一个改开的早上。

中国的分田应该是82~84年间启动的，伴随着杂交水稻等良种的引入（1973年杂交水稻成功，76年全国推广，但技术比较复杂，我们那里大面积铺开是80年左右，普通农民种上的确要到82~84年。

化肥也是如此，80年代四三计划的化肥厂陆陆续续开始量产，我们村的化肥从70年代的臭死人的氨水变成了碳酸氢铵，后来又是硝酸铵和尿素，这些都发生在80年代初。

这些具体的变化，70后的人那时10岁不到，这样的小孩肯定是不懂的，我那时有十几岁，学过化学，看过我姐姐的高中教科书，囫囵吞枣基本上都能明白。

看了陈王的帖子

感觉清楚很多了

主要可能也不是干部能力问题

集体制运行过程中的不足，加上改革后政策倾斜，农田水利停修，化肥使用，杂交稻推广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由于发生时间集中在包干那段时间，造成的印象就成了：

集体制背黑锅，包干制大获人心。

这迷惑指数也太高了……

尤其是在分田前一年和后一年，种子没有任何变化，我们那当时都是自留种，我就听见亲戚向我父亲推荐他家种的贵潮（是这个音，具体什么品种我就不知道了），化肥，我们那一直用得少，氨水就没听说过，农药应该和生产队时候差不多，您应该知道，分田前后，农民种田方式不会剧烈变化，只是更勤劳而已，分田以前他们怎么种田，分田以后他们还是怎么种。庄稼不收当年穷，农民对任何耕种模式的改变都小心翼翼，小心到顽固，农业技术的推广中，这是最难克服的一点，往往要有人带头演示示范，完成整个耕种收割环节，看到真凭实据，他们才会改变。你嘴一张，就让人家冒着挨饿的风险采用新种子、新方法，绝无可能。

听父亲讲，我们那连使用化肥都有一番波折，生产队的新领导要施化肥，而掌管技术的老把式只相信农家肥，争论到后来决定进行试验，在一块水稻田里，一半施农家肥，一半施化肥，上过学的都知道这样明显不科学，田里的水是流动的，但两帮人怕用两块田本身差别大，所以就这样实验，结果一季下来，居然还真是施化肥的产量高，后来生产队才开始普遍施用化肥，但用量都不多，毕竟化肥要花钱买，生产队也没钱买很多的化肥。至于分田后的几年，化肥使用量肯定是逐渐加大的，这也是责任制的必然结果，能增加产量，他们当然会做。

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突然就能吃饱饭了，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渐进过程，就是某一年的某一时间，突然有了晚饭吃，这对我冲击特别大，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天晚上的感受都记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