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法律要讲“道理”，简述中华法系的特点 -- 土地革命
1、我支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但是问题在于这么一搞，除非是极度道路自信的人才扛得住，任何有点松懈的都会扛不住内外的非议。
2、法官的腐败是多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忙总称之为腐蚀社会公正的王水，当然这个多国，包含美国及。。。，如果能够预防，防止法官任意释法，其实是对普通民众最好的保护。
3、我基本赞同第二篇分析，现在在于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识别和培养大哲学家，换一个角度来说，识别和培养大哲学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培养精英阶层，通过精英阶层统领法治，这有没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大哲学家是正确，起码是大概率上的正确，这样才有说服力，才有可能实行。这里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大哲学家不能保证大概率正确，是否需要主席所说的群众路线联系在一起，作为监督来作为制衡机制来设置，来保证其正确。
是为解决过去的问题制定的，古人更是只想复古，不想进步，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为将来的发展制定法律。
感谢老哥帮忙修正我的笔误，并绘制思维导图。
中华法系下党的总书记拥有最高释法权和最终审判权。
中华法系是由意识形态产生法律。法律的最高解释权和最终审判权由意识形态领域最好的导师拥有。在明清时代，帝王已经抢夺了儒家理论的最高解释权，自然也就拥有了最高解释权和最终审判权。在现代中国，我们的党是马列政党是一种意识形态政党。党拥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而党的总书记也应该是党的意识形态导师，自然也就拥有最高解释权和最终审判权。
在古代中国，帝王拥有最后解释权和审判权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有助于抑制地方官员的权利，也能赢取百姓的民心。例如清末慈禧使用最后审判权重审杨乃武案，一个是打击了湘军的势力，也赢得了浙江人的民心。现代中国重建中华法系，对于党中央的好处也应该就是这三条。当然总书记要获得最后解释权和审判权就必须精通哲学，成为真正的哲学王，以理服天下。
至于大哲学家遴选问题，古典中国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地方，我们得借鉴其他文明特点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能的方案就是引入民主和选举制度。接近于伊斯兰教士或者天主教选举，我们可以义理决狱的大哲学家得通过哲学辩论来赢得选举。百姓通过哲学家们的辩论辨识他们的知识水平，然后选举出法学哲学家。
对于党的总书记而言，选举根本就是选马列主义的思想导师，只要通过党内选举，也就达到了民主的效果。
我是法学外行，同朋友聊天和影视作品了解到两个法系：海洋法系，陪审团民主投票，由主观判断最终决定。大陆法系，拿事实严格和法律条文对框，主要是客观决定。你这个中华法系，我看完的总结就是靠吹NB决定。所谓的“道”不就是谁有权，谁地位高，谁说了算么。配合现在的“乡贤”，就是上位者欺负死下位者，后者也无法反抗。你一个中专毕业的钳工，讲“道”能讲得过文科博士？
离开阶级性，谈什么都是白扯。
不知道现在的初中政治还教不教这个。
我看你这主题贴还想这个中华法系算是怎末一种东东。
原来如此。
老兄优材！
但传上来好象就不行,请问有什么办法么？
我还另外制作了EMF矢量格式，但无法上传
老铁如果两兆的图都限制，未免太小气了。
不过还一个可能，是不是格式问题？换成别的格式试试？
之前的东西没看，这一段偏颇的地方不少，比如：
「党拥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而党的总书记也应该是党的意识形态导师，自然也就拥有最高解释权和最终审判权。」
这就不符合事实。
存成 png 格式试试看。现在上传空间比较小气一些，以后考虑可以上大图。
比如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因为居留方式不同，法律的侧重点和实施方式可能也不同。或者说，是因为基本价值观并不相同。
中国以前的社会，估计从秦的郡县思路开始，基本上人口流动不频繁，左邻右舍大家都能知道谁是谁，道德所能起到的力量就比较大。但是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比较大，少小离家老大还的情况估计也会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特别是城市里，高楼之内，高楼之间相互的自然隔离的存在，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际交流场所和方式，以前的法律根基是否会失去有效性？
从数学的角度，法律需要一是一，二是二，道德则更象是统计学，不需要百分之百。道德约束的存在，是因为涉及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模糊一些是必要也是必须的。但是在人际关系改变后，何年何月再相见，都是没准的事，一是一的要求可能也就会更多。
另外，法律的重点是什么，是规范能干什么，还是规范不能干什么？虽然是保护权益的角度，但是法律的效力来看，似乎还必须从“不能”，也就是惩罚性的角度出发。比如，为了保障个人安全，法律需要惩罚任何侵犯个人安全的行为。
以西西河为例，规则的效率在不同的人群中完全不一样，比如长时间在的，并且发言比较多的，多数会因为在过程中得花得宝而相对会自我约束一些，另外一些，则完全不在乎。很多时候，让我觉得规则、法律需要相对公平，而不是绝对公平。
先捎带一句悄悄话：最近没有来西西河，所以，你那件事我给错过了，好在你的群众基础好，非常不好意思。
我可是宝推+送花在先。但是，我可不是给你白送礼，我后面有问题跟着呢^_^
一、正文中的法家和法律之间，能不能划等号？或者说，在法家之前，三皇五帝和夏商周，没有明确的法律？如果存在，和后世的法家，有何种渊源？
二、铁手给西西河的参照物是稷下学宫，那么这个稷下学宫诞生在齐国，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是必然，其道统基础是什么？就是《黄帝四经》？《黄帝四经》应该是伪托之作，内容虽然都是真金白银。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伪托黄帝？
三、就是所谓中华法系的弊端，即，随着社会的发展，变更条款难度非常大，不容易做到与时俱进。这应该不是中华法系的问题，而是执法者必须修道的问题。
过去，我们读书取仕，为什么？十年寒窗，圣贤书是道具，过程才是悟道。十年磨一剑，自然就可能有了释道的能力。我们有没有能力培养这样的人才？完全有。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我们的领导者，喜欢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取代道理。太祖是怎么避免这个弊端？听取群众呼声。可是，太祖本人是不是能一直保持高度的唯物状态？我看，他本人也不敢给自己打这个保票。所以，这是个很坏的做法。到了邓小平时代，他干脆堵上了听取群众意见的耳朵。所以，领袖的经验代替道理，是个非常坏的做法。
四、 重建作为根基的“道”，即重建意识形态工作。这个说法或许不妥。
太祖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类似的不妥。例如，他说过：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他们对它有了迷信就不行。
这个说法为什么不妥？任何一种宗教，有没有精华的一面，有哪些糟粕的东西，作为研究者，要去亲身体验。当然，亲身体验的效果，或者体验的深度，和太祖所谓的“迷信”就有一定的关系。
也就是太祖这个不成熟的说法，我们的宗教研究，道的研究，就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工作。
显然，这是非常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