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邓小平时代：我所见及所思 -- 钛坪樽逾

引用：在市场经济下 ... 这个价格，会受到市场价格的约束，无论这个企业是政府的，还是私人的，过高就会卖不出去，偏低就会供不应求。

这是你的第二段，我非常同意。可见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引用：在计划经济下 ... 这个企业的产品是什么价格，当然就是政府订的了，政府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既然你也说了定价，那么说明在计划经济下，还是有市场的，否则何必定价？ 直接命令调拨就好了。政府下令调拨物资，和麦当劳配送中心下令调拨薯条，是一样的，门店经理不需要出钱来买这个薯条。

你说政府 “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但是市场规律还是要起作用的，你第二段说的 “过高就会卖不出去，偏低就会供不应求” 在这里依然成立。

引用：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没有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来发现产品的价格，从而引导企业来定价。没有这个市场的话，政府就必须反复调整，直到产销均衡为止。

这里就有趣了，难道企业有什么法宝，微分方程也好，傅里叶变换也好，可以用来定价，而这种工具是政府不掌握的？ 否则的话，政府需要反复调整，企业就不需要反复调整？ 从根本上讲，政府掌握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数据、更大的盘子，要做到产销均衡，当然是政府比单个的企业更有优势。

要说均衡，国家电网是最讲究均衡的，发电受用电限制，是不能随心所欲的，上下波动过大，会产生强感生电流，要出事故的。请问是单个小企业能做到这一点，还是大规模国家电网能做到？ 显然是后者。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不是十九世纪，控制论、系统论、自动化在上世纪已经成熟，大数据也已经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崭露头角，在过去十年发展极快。“市场” 本身没有什么魔力，无非是个包含大量数据的盘子，所谓 “市场发现价格” 这种被动作法，在苏联时代还算个无奈的路子，那时候缺少计算机辅助决策、缺少大数据。到了今天，趋势就是计划成分越来越多，市场部分越来越少，或者说计划为核心，市场就是个添头，大家在外面看个热闹。

从广义上来说，经济学认为只要有人与人之间交易，就有市场，不管这个交易是否涉及金钱。所以，你说的计划经济也有市场，这话非常正确。

但是，有市场，仅仅是意味着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而已，当年中国的这种交易，并非通过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实现的。换句话说，不是说当年你可以拿200块钱去商店买辆凤凰单车，就可以把那种经济制度称之为市场经济。

再解释一下，为啥计划经济也有定价，道理很简单，有价格就可以用来协助计划啊。

理论上讲，计划经济里面，商品全部都由政府调拨，具体到每天每人吃多少饭，都可以控制的，就像你想象的那样，技术进步，有实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需要货币，自然也不需要定价了。

当年没有这种技术，那么自然必须要用其他手段了协助计划，最方便的莫过于使用货币，有了货币，自然就有定价了。

那为啥有了货币，有了价格，还是称之为计划经济呢，那是因为当年几乎全部商品的价格，都是政府定好的，包括人民的工资，既然工资定好了，配套的商品自然也随行就市，不可能脱离定好的收入太远，当年的凤凰单车，不可能卖5千块钱的。

对比一下现在的经济制度，政府不再帮每一个人定好工资，收入有高有低，凭啥分配商品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市场竞价了，汉堡包要卖多少钱，单车要卖多少钱，政府也不管了，爱买不买。

这就是为啥，当年的经济制度，被称之为计划经济，现在的经济制度，被称之为市场经济。

微博上看到过几篇，张春桥写给子女的信。

有理想有操守有水平。

政府瞎搞，政府没法破产，那真个是无法约束。

特别是再有官僚的私欲在里面，更了不得。

再缺钱，不能开放毒品种毒品吧。

军队经商得远期效果，就是军阀化，这个邓不知道吗。

封建皇帝都知道改土归流，把宗教贵族封建土司放出来供起来给与权力，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中国和印度都有大量农村人品，而农村人口被中国称为闲置劳动力，与GDP关系很小

但中印人口巨大变化的恰恰是这类农村人口，出生最多的是农村，粮食短缺死人最多的也是农村人口

这些历史 发明家，专爱用这些与主题无关的数据，掩盖真相，撒泼打滚的转移话题。

写这么多，不是回复你，是为了其它人看到真相。你自己打滚去吧

是被自家资本+他国尤其中国同类产业废了，不是被新技术浪潮废了

如果蛤蛤瓦解的是敌军那是英雄，反之很可能是它国特务

招兵收钱司空见惯，基层也被腐化了

当初媚娘事件，一帮道学先生居然没有批判她为弟弟入伍塞钱的

马云等倒霉说明某些派系形势不妙，你故意说反话为效颦唱赞歌再黑江？

而且 江不是毛主席那样全面贯通的哲学王，江就是工业人才。面对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军队，他没有毛的手段和掌握力。

茫总说过，江曾经想重启人民公社在工业化中的作用，被某人带枪南巡，枪指脑袋当买办。不重蹈上海4位前辈被军事政变当囚徒的覆辙，瓦解农民军队是他必然选项。

军队经商会腐蚀战斗力，严重情况下甚至会出现军阀，我也反对。邓小平肯定知道这个危害性，这个我们也有共识。这一点上，邓小平确实做错了。

但是，邓小平既然知道，当年仍然这么做了，肯定有他不得不这么做的客观原因。我不去猜他的主观原因，我看历史，论迹不论心。

我说过“时代不同、问题不同，手段也必须不同”。同样要养起这五、六百万大军，但是邓小平不是毛泽东，他在军队里的威望比不上毛，他面临的国内外局势不一样，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也不一样。毛泽东驯服军头用那些的手段，邓小平没法照抄。他必须找到一个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点，你同意吧？

他能不能找到一个经商以外的办法呢？我不知道。我曾经说，可以让部分军队改制为国营公司去经商，大部分利润上缴做军费。有点儿杯酒释兵权那个意思吧。但是，当时的军头们会愿意交权吗？

这是我为什么说要“与时俱进”。看问题，要看当事人所处的时代和环境。

而我却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只考虑金钱还要考虑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状况，贫富差距等等。

很多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消亡或者变质了，这又怎么样呢？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不好，只能说明社会主义道路比较艰难曲折。但是为了尽可能达到人人平等，大多数人民幸福的目标，还是应该努力的。难道你认为有些人生来就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另外更多的人生来就要早九晚五当牛做马辛辛苦苦一生是理所当然的吗？

你列出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你可能觉得他们都不如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幸福吧？我看未必啊。

毛时代的高积累，群众还没有享受到成果，那个时代就结束了，成绩都算后面的时代里了。

比如吃饱饭穿好衣，实际上和四三方案的大化肥大化纤投产有关，和包产到户没啥关系（封建时代都是包产到户，产量然并卵，现代农业实际是工业-化肥农药良种），但是成绩都算后面的时代里了。

1、“四三方案”引进的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和当时自建的十九座年产十万吨的化肥厂全部陆续建成投产后，使我国化肥的年产量增加了一千二百万吨，按农业部计算，化肥的施用量每增加一公斤，粮食产量可增加四至五公斤。单是这个期间自建和引进的化肥厂所生产的化肥，就使全国每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五千万到六千万吨。从此，中国人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生活也开始了改善。

2、根据“四三方案”中引进的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建立的天津石油化纤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四川维尼伦厂（位于四川省长寿县）。四套化纤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化纤二十四万吨，虽然只相当于五百万担棉花的纺织量，但是由于化纤织品的耐磨程度是棉织品的几倍，所以为解决中国人的穿衣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到一九八一年，在这四套引进的化纤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不久，国家于一九八三年就开始取消了从一九五四年起开始实施的长达四十九年的发行布票，限量供应纺织品的制度，

3、猫时代的高积累：

在wg时期，三线投入平均水平占国家总投资30%。越战高峰时期，美帝在越南驻军一度达到57万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承担抗美援越ren务，彼时三线投资一度占据国家总投资70%。这时候，如果算上，国家重工业投入以及其他有关军事与科研领域的研发投入，满打满算竹席的最后时期尽管国家建设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是实际用于民生领域的投入不超过国家总投入的7%。对比，美国在越战期间军费开支占据国民收入7%，结果全国生乱。

其实今年疫情期间的表现很说明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别。中国的政权源于秦制，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负责的一个整体。遇到危机能够快速总动员，朝一个方向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而西方体制源于中世纪的封建制。联邦政府和州、县各级政府是分层选举出来的，而选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各地的乡贤，各有各的权威，实际上互不统属。用美国友人郭杰瑞的话说，实际上就是物业公司和住户们之间的关系。平时这样的体制靠法律运行，一碰上危机就拉垮了。西方虽然在世界大战时期也有很强的动员力，但是比起同时代的苏联来说只能算是为完成版本。而且在二战之后他们还倒退了。

本朝的制度一开始是秦制和苏式中央集权的结合体。邓挫的改革就是下放权力，让地方自行决策。最终形成所谓“竞争性政府体系”（官方语），或者”行政发包制度“（周雪光语），又或者”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陈经语）。这一套制度可以说是统分结合实际上既革了中央集权的命又革了西方分权的命。所以同时被双方看不顺眼。

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起来的那一票公知认为改革接着改下去就是应该复兴乡贤，权力进一步分散，公务员人身依附于土豪，封建地主和资本家们借助媒体和知识分子（就是他们这票人）操纵民意然后左右政局。这样做意味着本朝实际上就亡了，封建势力、买办资本会带着帝国主义一起回来，复辟中华民国。所以这票人往往也是民国粉。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一般自居自由派，他们眼里的自由主义其实是19世纪版本的英美自由主义，也就是韦伯的《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那个版本的自由主义。然而在如今的西方，这一套已经政治不正确了。当代的西方自由派（白左）其实更像列宁时代的孟什维克，处于想革传统的命但是没胆量不知道方向的阶段。

这帮公知们既在体制内有人，也有对美国的交流渠道。所以美国人也认同他们的说法，判断中国将来会进一步”西化“，也就是实质上解体，并将不再是西方的威胁。所以虽然是无意的，公知确实当了我国的保护伞，对美国造成了战略忽悠的效果。所以在今上反腐并加强中央集权之后，美国才会大呼上当。沈大伟、白邦瑞之类的美国对华专家一下子变成了反华先锋，很可能当年他们也是听信了公知言论，如今也是公知们在他们面前骂习胖。如今有的公知或多或少醒悟了，如乔木。但也有不少还没有，如蔡霞。

公知的忽悠之所以对我国没有效果，是因为我国的实践已经否定了西方分权路线的合理性。举个例子，老公知杨海鹏回忆世纪初的时候，朝廷本来打算在上海城市社区让党委和居委会退出，让业委会取而代之。不料一次非典表明业委会没有任何卵用，而党委和居委会却表现了应有的战斗力。于是城市内部民主改革就无限期推迟了，而党委和居委会维持了其存在——杨海鹏对此深表遗憾，今年新冠爆发之初他也是这么说的——今年新冠再次证明了中央集权对现代工业和城市社会的必要性。

同样的，左派向往的中央统管一切的苏式计划经济实际上也早已被彻底放弃了。本朝的适度分权基础上的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已经证明其优越性，不会放弃了。

邓挫主导了80年代的权力下放过程。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么本朝的制度肯定也会像苏联一样死板僵化，或者像秦隋一样二世而亡。如果他的作为如果如公知们预期的延续下去，本朝就会像苏联一样解体，邓挫就是党的叛徒，历史罪人，是戈尔巴乔夫。不管是必然还是偶然吧，目前这种状况可以说是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