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推测一下当年为啥选择了“分田单干” -- 钛坪樽逾
狐狸住的似乎较近...有空一起吃个饭...品个茶...
搞掉华国锋是正确的。至于不让人说他，无非是想让自己的政策坚持到能产生一定效果再被人质疑。政策坚持得足够久，才有改进的余地。反过来像美帝一样反复党争，原地打转，那就什么也做不成。
至于邓挫具体做的事情的利弊，我在拙作
里略微讲了讲。老兄有兴趣的话不妨移步一观。
赵树凯的《县长 省长 九号院——王郁昭散记》挺有意思，推荐一下。
其中写到，70秋，王郁昭到滁县地区全椒县任革委会主任：
王郁昭抓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特别是治理危害多年的淮河支流襄河，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全县粮食产量迅速攀升。三四年的时间，全椒从社会秩序乱、生产落后的后进县，成为全省闻名的先进县。
全椒搞得好，75春，王郁昭升任滁县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用王郁昭的话说：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不论他被提拔，或者他提拔别人，程序很粗放，过程很简单，但是用人风气似乎相当清正。
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王郁昭先后担任县和地区主要领导。说到这个时期的官场，他时有感慨。不论他被提拔，或者他提拔别人，程序很粗放，过程很简单，但是用人风气似乎相当清正。王郁昭介绍，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在管理干部方面相当信任下级。有一次他来滁县视察，王郁昭汇报工作，说到地委班子需要调整。他说：“你马上拉个条子出来”。王郁昭写出建议名单，交给他的秘书。回到省里不久，省委的任免文件就下来了。
我曾多次与王郁昭谈到干部制度问题。从今天来看，当年的管理显然过于简单随意，制度化很低。现在的干部任命，程序日益复杂严密，民意测验、投票推荐、组织考察、任前公示等等，过程繁复，还有种种约束性规定。令人费解的是，当年程序简约，却甚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在程序严密，却盛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或者说，为什么这些繁复的程序和严格的标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为违规的操作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空间？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好好研究。”
那么，[B]当时[/B是不是]只有全椒县or全椒县等少数地方抓“抓工农业生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粮食产量迅速攀升”呢？
我没有查到全椒县的统计资料，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安徽部分，全椒县应该不是个案，那段时间，整个安徽省数据是相当不错的：
1969年，全省灌溉面积3260万亩，粮食播种面积9114万亩，粮食总产量933万吨；
1976年，全省灌溉面积3615万亩，粮食播种面积9614万亩，粮食总产量为1684万吨；
1970-1976，7年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8.8%，粮食单产年均增长7.98%。
77年上半年，原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璋因“清理帮派”不力免职，万里、顾卓新、
赵守一空降，三人分任安徽省委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77、78连续两年粮食减产，安徽人均粮食产量由高于全国20%以上降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79年，安徽粮食回升到1610万吨（注，78年开始是有化肥用量统计，当年31万吨，79年44万吨），但增速低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也是这一年，安徽部分地方（小岗等）开始探索不同类型的责任制，但包产到户的还是极少数，全省绝大多数地方还是延续旧制。
80年初，包产到户的讨论开始公开化。万里升任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后，反对包产到户的绊脚石一块块被扫除，杜润生也由开始主张搞三分之一变成鼓吹全面推行。80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包产到户达24%，81年三月就达到70%。接替万里任安徽第一书记的张劲夫缓了一小段时间，但大势之下，他也就顺流了。
张劲夫在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文集《嘤鸣-友声》（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年）中写到：
1980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包产到户达24%，1981年三月达70%。当他1982年回京任国务委员时，安徽包产到户已经全面铺开了。张劲夫说，“包产到户后，我最担心的是集体财产的保护问题。虽然一再打招呼，要求各地注意保护和发挥集体资产的作用，但是损失还是不小”。
他具体说，淮北的井灌面积由30.6万公顷衰减到7.8万公顷，下降了74.5%；1980年，合肥市供销社1-11月收购牛皮6475张，比上年同期增长70%，这是因为包产到户后，牛在“各家吃派饭”，无专人喂养，造成一部分耕牛非正常死亡。还有森林保护问题。张劲夫鼓励颖上县小张庄“分地不分树”，多年后小张庄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生态500佳”。
80年，安徽粮食减产，总产量掉到1454万吨。
81年开始连续4年增产，84年粮食总产量达2203万吨，85减产，86再获丰收，87年达到阶段高点，当年粮食播种面积9227万亩，粮食总产量2429万吨，灌溉面积3236万亩，化肥用量120万吨。
从1981年到1987年，7年间，粮食总产年均增长7.61%，单产年均增产7.29%。
87年以后就没太多可说的了，两个字，波动，粮食总产量最高是97年2803万吨，最低是91年1749万吨。但从90年起，加大了水利投入，灌溉面积重新超过79年的高点。
截止收录数据的最后一年，1998年，安徽省当年粮食播种面积8927万亩，粮食总产量2591万吨。当年灌溉面积4650万亩，化肥用量254万吨。
苏联虽然崩溃了，但是俄罗斯还在。可见苏联这样一个僵化体制，即使崩溃，主体还是不会动摇。但是加盟共和国这种封建性质的体制，遇到危机，马上脱离了。
主席在世，坚决制止了也搞加盟共和国这种邪路，当然也留下自治区这种尾巴，本来已经和省没有差别了，稻公一来，又退化到封建制了， 所以现在有疆藏危机，有内蒙的独立倾向。主席后的中国，不搞稻式改革，也不会有分裂危机和崩溃危机。
中国的体制本身比斯大林的苏联灵活得多，人民公社是独立运营的三级实体，自主运行在市场经济中，国营企业仅仅占全国GDP的20%多一点。主席在世的时候教育人民起来造反，反对官僚体制。底下的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官僚是非常忌惮的。
整体看来，稻公对体制建设搞不来，看不懂，就喜欢破坏，让底下人胡来，美其名曰摸着石头过河。走错了回头呗，那不行，有伤总设计师的美名。有邓一代，除了农垦，没有看到他回过头。
总设计师，不如改成总拆房师。
不能因为稻公善拆，我们就推崇这个三分之一封建三分之一社会主义三分之一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最佳制度。
我们那里的农民在80年代不知道袁隆平，就是现在知道的人也不多。我只讲我知道的杂交水稻的使用历史。
我们那里在分田单干前后就已经大面积使用杂交水稻，记忆里主要用在晚稻上，早稻和糯米稻还是使用原有的种子，杂交品种好像是汕优某号，还有一个好像发音接近竹科，谷子特别长，所以碾米的时候出很多碎米。我的记忆里80年代没有什么人抱怨杂交种子贵的。当时最大的供应问题在化肥和农药上。化肥方面尿素经常买不到，碳铵能买到，但是肥力低，大家不喜欢用。某些重要农药有时候也买不到，如甲胺磷和乐果这两大剧毒农药。
也许就能杀光西藏的贼秃奴隶主，让绿寺都养猪。我也想过人民公社保留到90年代会多好？知青在乡下有地方待，就不会在城里制造动乱了。但是这些东西，论后者的益处上限低，论失去前者的坏处下限也不深，其实也不难解决。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也没少想过太祖的革命目标，其中真正可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文革再搞十年，能否让第三世界国家纳头来拜？人民公社坚持下去，能否让我国获得经济建设所必要的资源、技术和市场？答案都是不能。太祖的革命如果想真正成功，就只能是挥师南下，一举拿下马六甲海峡。那样的话就真能让东南亚各国纳头来拜，能逼着日本和欧洲提前把工业转移到我国。我们自然也就可以用革命的枪杆子就把钱挣了。
但是这个目标能实现吗？得说如果苏联不出赫鲁晓夫路线的话有一定机会，但最终还是没有。太祖和尼克松握手，就代表他也放弃了。
晚年的太祖相当的悲观。75年他评水浒，用宋江暗讽邓挫打算投降。又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但实际上，他到底低看了邓挫。邓挫走资这条路到底是走通了。不仅通了，而且还走出了比西方和苏联都胜一两筹的东西来，这不是能用封建二字能描述的。
而且要说追根溯源，这条路实际上起自于毛太祖的大跃进。什么是大跃进？就是摆脱苏联体制，经济权力下放到地方、企业以及队社，中央只给个框架性的目标。这和改开和现在其实一摸一样。只是大跃进为什么失败？因为带头的就是邓挫，大家都没经验。现在为什么成功？因为摸石头久了有经验了。别的国家有这样的体制没有？没有，这是本朝的独门绝学。
到如今，对外开放其实已经走到极限了。所谓极限就是我们早已经足够开放，而外边不愿意对我们开放了。我们重新面对着太祖在六七十年代面对的问题。在这个困境面前，公知和资本家们还打算在美帝那边争取一下。没关系，很快就会失败的。用不了几年，大家都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只有支持朝廷还是带路这两个选择，而试图在国内制造动乱的一律全是给帝国主义带路的反动派，不管打的是什么旗号。
在“后语”中，赵树凯和王郁昭由乌坎事件谈到92、93年的仁寿事件：
我和王郁昭开始议论乌坎事件。我们从乌坎事件聊到了仁寿事件。1992年末和1993年初，也是在一个深冬季节，四川仁寿发生了农民抵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严格地说，这是改革以来震动高层的第一起群体性事件。在此之前，因为税费负担引发的农民抵抗，基本上都是个体的，如发生农民自杀等。这次事件的起因是，仁寿县为修路强制农民集资缴费，农民张德安以中央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的政策规定为依据，走街串巷奔走宣传，动员农民抵制。上万农民奋起反抗，堵塞公路和围攻乡镇政府，冲突激化并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进行高压宣传，一方面想方设法抓捕张德安。事情报告到中央，万里说：这个张德安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地方政府的做法很愚蠢。于是，因为万里的表态，政府的处理发生根本转折。随后，国务委员陈俊生主持内部会议提出要求，并在会上传达了万里的谈话。那时，王郁昭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我随同他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谈到：从仁寿到乌坎，可以说是农民利益表达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新飞跃：而从小岗到乌坎，则可以说是农村改革从经济突破到政治突破的新飞跃。农民在变，政府也在变。农民与政府的关系，正在酝酿一场深刻的突破或者激变，或可称为中国政治重新建构的开始。说到乌坎农民的新型组织，王郁昭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认为，早就应该实现真正的基层自治，就基层直接选举来说，仅在村庄很不够，不仅应该在乡镇层面，而且应该在县的层面，推进直接选举。
说来惭愧，本穷久居成都，对距离不到100公里的仁寿事件毫不知情，好在有万能的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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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猫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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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11 月，仁寿县下发通知，在全县范围内，摊派 213 国道拓宽工程款，工薪人员从工资里强制扣 50 元，农民中年龄在 18-60 周岁的男性和 18-55 周岁的女性都必须交款。各乡镇标准不一，有按劳动力平摊 40-50 元不等，有按人头平摊 20-30 元不等。
“一石激起千层浪。”通知下发后，在全县农民中引起强烈不满。一时间民心骚动，怨气升腾。谢安乡自然也不例外。全乡农民去年人均收入不足 400 元，而年初以来，摊派不断，再加上这年全县遭遇 36 年来罕见大旱，粮油减产，价格大跌，麦苗枯黄。农民早已不堪重负，而这 213 摊派款恰似火上浇油一般，“烤”得大家喘不过气来。
这天， 52 岁的张德安像往常一样在家做农活，但双眉紧锁，心情沉重。这几年，张德安家里景况也不太好，对此次摊派也是无力承担。不过现在，他正考虑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此次摊派是违反国家政策规定的。想着想着，他放下手里的农活，一溜烟跑进卧室。卧室的床上桌上，横七竖八地摆着各种资料，有订阅的报纸刊物，有手录的笔记。张德安熟练地翻着资料，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第四条：国道、省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管理部门负责修建、保护和管理。
1990年2月，国务院通知：各级政府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民对公负担不得超过上年收入的5％。 1990年6月13日，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电话会议，要求清理整顿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第九十二号令，《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订购任务外，依照法律规定承担村（包括村民小组）提留，乡（镇）统筹费和劳务（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是农民应尽的义务。除此之外，要求农民无偿提供任何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均为非法行为，农民有权拒绝。 1992年8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进一步做好《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监督管理条例》。未经农民负担管理部门审核出台的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罚款和集资等项目，一律无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予抵制，农民有权拒绝。 看着看着，张德安又陷入了沉思，记忆的闸门在不经意间被打开了，往事如潮水般在他心头翻滚。
1985 年 7 月，谢安乡党委、政府强制向农民征收对公负担，出现了挑粮、牵猪、搬家具、抢农具等侵占农民合法财产的事件。对此，张德安立即写信给中央反映。 1986 年 2 月，中央下达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情况有所好转。从此以后，张德安开始利用各种渠道广泛搜集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并认真研读，因为他知道，只有靠国家政策法规这把“尚方宝剑”，才能有效抵制当地政府的违法行为。
1988 年，谢安乡以修乡卫生院为名强制摊派所谓“修房款”，对交不起款项的农户，采用打、抢等非法手段，强制以实物抵押。村民张学才家遭到“追收队”十人打抢，其妻被打伤，大型农具风车、拌桶被抢走。然而，仁寿县委政策研究室 1991 年 08 号文件却隐瞒事实，为打抢者辩护。张德安以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为依据，分析了 08 号文件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给中央写信，反映实情。结果， 08 号文件被推倒，张学才的农具被追回。
1992 年 11 月，仁寿县下发通知，在全县范围内，摊派 213 国道拓宽工程款，工薪人员从工资里强制扣 50 元，农民中年龄在 18-60 周岁的男性和 18-55 周岁的女性都必须交款。各乡镇标准不一，有按劳动力平摊 40-50 元不等，有按人头平摊 20-30 元不等。
“一石激起千层浪。”通知下发后，在全县农民中引起强烈不满。一时间民心骚动，怨气升腾。谢安乡自然也不例外。全乡农民去年人均收入不足 400 元，而年初以来，摊派不断，再加上这年全县遭遇 36 年来罕见大旱，粮油减产，价格大跌，麦苗枯黄。农民早已不堪重负，而这 213 摊派款恰似火上浇油一般，“烤”得大家喘不过气来。
这天， 52 岁的张德安像往常一样在家做农活，但双眉紧锁，心情沉重。这几年，张德安家里景况也不太好，对此次摊派也是无力承担。不过现在，他正考虑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此次摊派是违反国家政策规定的。想着想着，他放下手里的农活，一溜烟跑进卧室。卧室的床上桌上，横七竖八地摆着各种资料，有订阅的报纸刊物，有手录的笔记。张德安熟练地翻着资料，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第四条：国道、省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管理部门负责修建、保护和管理。
1990年2月，国务院通知：各级政府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民对公负担不得超过上年收入的5％。
1990年6月13日，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电话会议，要求清理整顿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第九十二号令，《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订购任务外，依照法律规定承担村（包括村民小组）提留，乡（镇）统筹费和劳务（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是农民应尽的义务。除此之外，要求农民无偿提供任何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均为非法行为，农民有权拒绝。
1992年8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进一步做好《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监督管理条例》。未经农民负担管理部门审核出台的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罚款和集资等项目，一律无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予抵制，农民有权拒绝。
1985 年 7 月，谢安乡党委、政府强制向农民征收对公负担，出现了挑粮、牵猪、搬家具、抢农具等侵占农民合法财产的事件。对此，张德安立即写信给中央反映。
1986 年 2 月，中央下达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情况有所好转。从此以后，张德安开始利用各种渠道广泛搜集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并认真研读，因为他知道，只有靠国家政策法规这把“尚方宝剑”，才能有效抵制当地政府的违法行为。
1988 年，谢安乡以修乡卫生院为名强制摊派所谓“修房款”，对交不起款项的农户，采用打、抢等非法手段，强制以实物抵押。村民张学才家遭到“追收队”十人打抢，其妻被打伤，大型农具风车、拌桶被抢走。然而，仁寿县委政策研究室 1991 年 08 号文件却隐瞒事实，为打抢者辩护。张德安以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为依据，分析了 08 号文件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给中央写信，反映实情。结果， 08 号文件被推倒，张学才的农具被追回。
事最后越闹越大，好在最后省上介入，农民负担压缩在收入5%以内，修路缺口发集资券解决。
纵贯四川眉山市仁寿县的国道２１３线改建工程发放集资券本息累计近８０００万元，曾因此在１９９３年引发了当地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十三年过去了，这些集资券仍然无法兑现，当地部分农民生活困难。实际上，国道２１３线改建工程集资纠纷反映出的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急切需要和国家投入不足之间的突出矛盾。
事件回放：八千万集资券十三年难兑现
国道２１３线纵贯仁寿县全境，北接成都市，南通乐山市和自贡市，是仁寿县连通外界的重要通道。１９９２年下半年，国道２１３线进行改建工程，未征得群众同意向农民收取以劳折资款，加重了农民负担，最高人均负担近百元。在集资过程中，有的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引起农民不满。１９９２年冬至１９９３年６月，该县谢安、富加、花房、曲江、建新等８个乡镇农民纷纷抵制不合理负担，还波及到其他一些乡镇，在全县形成了较大规模风波。个别不法分子利用农民要求减轻负担的愿望，打着反贪官减负担的幌子，煽动群众闹事，冲击区、乡镇领导机关，搞打砸抢烧，一度造成部分工厂停产和学校停课，部分党政机关瘫痪和半瘫痪，几十名干部遭到殴打。这起群体性事件后，一批县乡干部受到严厉处分。
据仁寿县交通局介绍，国道２１３线改建工程共计７９．２公里，国家每公里补助５０万元，补助总额近四千万元，但实际总投资却需要１．２亿元，因此县里发放了集资券。
是故意起的这样名字，影射社会的吗？
让我想起前苏联《真理报》
你以上的发言风格也类似《真理报》
里面人事变动这块，也很有意思。
比如，安徽省委书记、省长87年双双受创，书记黄璜因为秘书长受贿2万4牵连，降职到江西当副省长。省长王郁昭则因被举报（主因是已有结论的老问题：“76年批邓时的表现”，还有用人等新问题等）被调任闲职（农办副主任）。
结合万里、田纪云落选13届常委（真人回忆录有），这次安徽动作针对性是很明显的，但是，理由居然是“查王郁昭的‘反邓’问题”，这算不算打着“反‘反邓’旗号”反邓呢？
无他。
其他人的实在太LowB。
还是老广说得好：80这一代，搞社会主义不行，搞资本主义也糟糕。
搞计划没水平，管市场一团糟。
俺的回帖只是对您这句话做个说明：
俺也只是平头老百姓，没有什么特别消息来源。只是自己琢磨，中国地方这么大，要选千年大计的地方，肯定不能选在众所周知的地震带上吧。
当然话说回来来，即使身处郯庐地震带，日子还是要过，发展还是要发展。就像你说的，日本整国都在地震带上一样发展，鲁南苏北还是要发展的。只是在建国家重大项目时往往会慎重很多，复杂很多，对抗震要求会高一些。
熊猫是有滴...
成都的朋友来过2次...一次飞机...一次开吉普...是辛苦...
把一段时间的政策固化，无限延伸，就是你的谬误。
退一万步，大跃进并没有完全失败，即使是一群没有大型经济体管理经的干部操盘，1957年底制定了一个策略，要求在15年内钢产量赶上英国，50年后赶上美国。1974年中国钢产量赶上英国，1995年超过美国。前者晚了1年，后者提前12年。
为什么我对主席有信心？因为这个人，（有可能不是人，是神）从来不固执己见，而是坚持实事求是。曾希圣要在安徽搞包产到户，主席虽然心里不高兴，一样允许他去试。
据《曾希圣传》记载，1960年8月，曾希圣在安徽省委召开的县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包产到组”的办法，即在生产队下“ 划分三个小组分别包产，一组包口粮，一组包饲料，一组包商品粮，各有责任”。他进一步提出：“ 生产队下面均应设生产组，避免生产大呼隆。”1960年12月，曾希圣第一次向安徽省委正式提出“责任田”的思考，并立即布置安徽省省长黄岩在偏僻山区搞一个试点。1961年2月曾希圣又率先提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田”办法。
1961年3月，曾希圣在广州工作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汇报安徽部分农村生产队实行责任田的情况，毛泽东表态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7月，1961年7月，毛泽东外出视察，途经安徽蚌埠，曾希圣在列车上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优缺点，说责任田优点大于缺点，“能提高产量”，毛听后回答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可以普遍推广。”还说，“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些。”可见，毛泽东是支持安徽省试点的，并且把能否增加粮食产量作为标准。
得到毛泽东的指示，曾希圣立即在安徽全省广泛试行起来。到8月份，全省实行责任田的队增加到74.8%;10月又发展到84.4%。1962年2月，安徽全省试行“责任田”的已达261249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90.1%。由于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安徽省基层干部的批评，他被撤去职务。1962年2月，中央决定李葆华接替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就任之后，着手纠正“责任田”，但提出“责任田问题要慢慢改正，不要一下子翻过来，要分期、分批、一步一步改过来，对农村，要实行休养生息”。也就是说，安徽省领导虽然变动，但是在1962年全年，责任田制度并未受到影响。1962年10月，安徽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决定，坚决改正“责任田”，恢复和巩固集体经济。到了年底，安徽省省委印发《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内称各地已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有60100多个，占总数的23%，安徽省省委要求各地在1963年春耕前改正一批生产队，其余部分则在1964年春耕前予以改正。
这表明，安徽省大规模纠正“责任田”是从1962年年底开始的，直到1962年底，安徽省仍有70%以上的生产队执行着包产到户。也就是说，从1961年8月安徽省74.8%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到1962年年底70%以上的生产队仍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在安徽这样一个农业大省的大部分生产队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覆盖率最高时达到90.1%，最低时也有70%以上。自1961年8月到1962年底，这一年半时间，覆盖了1961年秋粮、1962年夏粮和秋粮的从播种到收割整个生产周期，另外还覆盖了1963年夏粮的播种期，如果包产到户确实有效提高了粮食产量，那么1961、1962两年安徽这样一个唯一推行包产到户的省份的粮食产量和增长率应该显著高于其他省份。但是数据表明，并未取得这样的效果。
从以上叙述和数据，我们得出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1961-1963年，安徽省进行的长达两年多时间的“责任田”试点，是经过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同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为克服全国的农业困难而采取的政策实验的一部分。毛泽东尽管个人不赞成包产到户，但是并没有阻止这一实验的进行。
第二，这一实验的结果是，全面实行“责任田”的安徽省，在实验的两年内，粮食产量增长率都不如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从而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责任田”不如人民公社有利于农业增产。
第三，农业生产如此，其他领域也一样。主席有充分的容人之量。
貌似是只看了标题和第一段得出的结论。您说的这些我也知道，但我认为这不重要。上面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