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开放性论坛及其敌人——给铁手 -- 淡淡忧伤

在1927年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令，声称“本月11日广东事变，究其原因，皆由共党籍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为操纵指示之地”。而其它各省，亦有爆发之虑。为治安起见，应即将驻在各省之苏联领事一律撤销，所有各省之苏联国营机关，应勒令停止营业。

　　15日，外交部长伍朝枢赴苏驻沪总领事馆，面递断绝国交通牒，限苏领事一周内出境。同日，外交部拟定中、苏绝交办法三条：撤销该领事，领事馆人员限期离境；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一律勒令停止营业；详查苏籍侨民总数，苏侨均应领外侨执照。其后，搜查与侵占苏联领事馆房舍，监视、逮捕和杀害苏联外交人员及苏联侨民的案件相继发生。

阳老师首先为大家介绍了上海工人运动的特点，他主要基于对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一书的研究展开分析，并确立了一以贯之的分析框架：

我们必须从生产的组织形式决定着社会的组织形式这一前提来探讨文革的历史。

也就是我们必须用社会化大生产的视角，即用唯物主义的视角来考察党、群关系。

我们必须看到民主的所有制前提，即财产的归属从来不是依靠民主决定的。

社会财富掌握在谁的手里，谁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当家做主。

人民群众要当家做主的话，他必须在生产领域当家做主，方能保障自己在政治上的当家做主。

要在经济领域当家做主的话，人民群众所掌控的经济就必须是一个统筹兼顾的从全局利益出发的经济体系。

因此，从全局利益出发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就不会允许任何企业、行业、地区绑架人民群众的全局利益，也不会允许各个生产单位的那些专职协调生产的 “官僚”各自为政。

“如何保障武装起来的人民不打内战才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这是文革研究的主要意义。接着他对安亭事件、《解放日报》社的占领和改造、造反派与赤卫队的对立与化解等事件进行了分析，赞扬了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时面对上万工人、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独立处理问题的气度，“非常了不起”。这些具体事件也显现出工总司政治上的相对成熟，李逊在书中这样评价他们：“工人造反派有进有退，得理便收兵，显示出比红卫兵实际得多的政治策略。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特点，或者可以说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的特点。这个特点以后将始终体现在工总司的文革行动中。”

为了压制造反派的话语权，保皇派的赤卫队试图通过“三停”的总罢工来要挟中央，也期望得到承认，但由于他们罢工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话语权，仅仅只为了压制对立方而破坏生产，因而很快遭到了失败。之后工总司内部对要不要吸收参加过赤卫队的人加入造反队这一问题产生了分歧，他们连夜进行大辩论，最终避免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第一次分裂。

“有人压不了文革就破坏生产，然后再归罪于革命”，面对走资派对生产的破坏，毛泽东曾这样说。1967年初，上海几大港务装卸区工人几乎全部停工，铁路运输也严重不畅。1967年的头7天，上海到北京的直达客车都中途受阻，无一列到终点。这种时候，上海的工人和干部联合组成“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紧跟着造反派发布了《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个呼吁工人返回生产岗位，一个呼吁制止经济主义风潮。这些自发的行动无不说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李逊在书中这样评价他们的行为：“这两个呼吁恢复社会和生产秩序的传单，都是造反派自己提出，而不是由中央发文提出，这符合毛泽东‘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贯思路。”“当上海造反派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对于毛的文革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和价值时，毛泽东已经看到出路，及时抓住上海造反派的两个传单以及《文汇报》夺权事件，引发随即而来的夺权高潮。”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毛泽东的伟大和需要大家学习的地方，他不是热衷于顶层设计，而是仔细观察群众运动所能提供的素材，因势利导，就像四渡赤水那样的灵活机动。

接着阳老师讲述了上海公社成立的经过和更名为革委会的意义，他指出巴黎公社的模型缺乏列宁主义有关先锋队的思路，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他认为巴黎公社当时的几个要求（普选制、公职人员工资不高于一般工人等）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存在的封建残余，人们目前还是仅仅考虑巴黎公社的具体形式，没有看到巴黎公社的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那几个原则。“因为上海公社不能否定党的领导，所以更名为革委会。”

关于上海夺权成功的原因，他认为先是走资派撂挑子，工人有了组织火线指挥部的经历和掌权的实际行动；后是以工人为主的造反派联合夺权，反对各种分裂势力。相比之下，武汉的夺权既没有走资派撂挑子工人被迫组织生产的经历，又没有强烈的反对分裂的势力。“上海的工人干部思想觉悟都比较高，干部和造反派工人很好得结合在了一起，所以上海的成绩是全国最好的。”但尽管如此，造反派内部依然存在各兵团的矛盾，张春桥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民主，不能强迫他们解散兵团。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专政的方法，要说服教育。“可以通过大辩论，争取对方大多数成员的认同，然后再取缔闹事的头头，否则只会激化矛盾。”从结果看，他们做得是比较好的。对各兵团下面的造反队，王洪文表示欢迎他们参加工总司所属造反队，这样就又一次消解了反对势力，成功整合了各兵团，避免了工人阶级的第二次分裂。

随后阳老师详细叙述了上海文革中最大的一次武斗——上海柴油机厂的两派斗争。从两派分裂的历史渊源、没有在大联合前提下夺权的恶果、武斗升级从而结怨、再进一步将两派矛盾推向社会、要求权力再分配、全市群众组织控诉武斗等一系列经过对这场悲剧式的武斗进行了解剖式分析。“派系武斗不仅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更无法统计的是人们精神上的创伤，以及人与人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其中联司用暴力手段对待外来调解，致使矛盾不断升级的做法，更应该引起大家反思：面对这种局势应该怎么办？对不听劝告，无法无天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可以容忍到什么时候？抽象的自由、民主、结社权等等口号在这种现实中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

文革的失败和打派仗有直接的关系，这体现了工人阶级队伍内的不成熟。但是，保皇派不惜以武力镇压敢于给领导提意见的造反派群众，是造成派仗冲突的最主要原因。

最后阳老师对上海文革的群众运动作了总结。从工人角度来讲，上海工人历史比较悠久，产业工人占绝大多数，组织性强，派性的市场比较弱，大多数基层工人对那些爱出风头、争权夺利的人是看不起的；从干部角度来讲，上海的干部也是比较优秀的，旧市委对造反派的压制比较温和，大多数干部很快就和工人造反派结合了，抵触情绪比较小。“上海的干部与工人更具备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

“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一书资料非常详实，大到四人帮受审的资料、被抓前后的采访资料，小到当时的各种小报、传单上刊登的信息都有，虽然作者本身的立场是反毛、反文革的，但她尊重事实，根据具体的史料进行叙述，所以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本书客观上也展现了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文革中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他们始终从整个阶级的利益出发，在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阳老师推荐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读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