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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工人行动带头人的几种类型

李星

目录

中国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带来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 1

国企改制与下岗工人的抗争 1

沿海私企工人的苦难与斗争 4

一、依托工会，为工人谋利益的“小丁主席” 6

二、“员工代表小组”的活跃分子有才 10

三、不愿跟老板闹得太僵，却被抓进大牢：某港资家私厂罢工代表老吴 14

四、争取社保的罢工：难以充当“首席代表”的阳姐 19

五、珠宝厂的风波：思考型工人代表老崔 24

六、广州南海本田罢工：青年工人代表小丽 29

七、在厂里自觉鼓动工人搞行动的小江 35

八、某汽配厂工资集体协商的风波：记“做工人工作”的左翼青年梦雨 36

全文小结：工人代表与工人斗争 39

不同类型的代表团结工人的方法：简单对比 42

新时代 43

国企改制与下岗工人的抗争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国企是工厂已悄然完成了改制

就象一个巡逻工，已悄然走到了黑夜的尽头

就象一首诗，也已悄然写完

——沉戈《我的长征》

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为后援，以土地改革为摧毁国内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突破口，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社会革命，摧毁了旧的统治者，即资产阶级以及关联的其它有产集团。革命后的新生官僚机器，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而工人阶级虽然对未来的共产主义抱有期待，也有多方面的生活改善，却一直被排除在社会管理之外了。随着官僚独断造成的弊端日益明显，比如官僚的物质特权与群众生活改善变慢、工业建设的巨大浪费与经济决策的盲目，社会不满开始增多。

在70年代初，中国的执政者开始在政治上接近资本主义世界的列强，以换取维持生存必需的技术设备。在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市场，表现为吸引外资、加强出口，逐步推进市场改革，也催生了新的有产群体，最终于90年代让中国彻底回到资本主义的怀抱。

自80年代以来的市场改革与工商业大跃进，造成了中国国内各阶层持续震荡的分化组合，并深刻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格局。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工人阶级首先受到了国企改制 、大量职工失业、半失业（下岗）的冲击，全社会迅速出现了贫富分化。举例来说，老工业基地辽宁的辽阳铁合金厂曾有数千职工，1999年工厂改制后，为了落实生活费与社保，工人们反抗了四年。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写给地方大员的呼吁书中，铁合金厂的职工这样描述下岗后的惨景：

“那些衣著褴缕，劳动服都没了的工人百姓，他们自认有德无能。灰心到眼下一味蔫气；难心得年货想买而不能买；痛心于所需要啥没啥，真是路有冻死骨，穷在街头无人问”

为了尽量廉价地分食国有资产，国企改制从一开始，各种舞弊就是大行其道、遍及全国的。在辽阳铁合金厂的例子中，工人揭发说：

“在破产讨论投票会招开的前一天，市政府指令市公安局抓走三名工人代表，还有五位工人代表由于群众、家属的阻拦抗争下才未被如愿抓走。破产投票讨论大会当天，厂门前员警林立，警车横行，严阵以待，如临大敌。破产领导小组负责人操纵我厂（因特殊情况）不参加破产的工人投赞成破产票，唆使厂工会干部想方设法让赞成票超过半数”

这种等同于公开抢劫的行为，自然激起铁合金厂工人的愤怒。虽然他们无奈地表示“我们知道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厂矿企业破产，买断、并轨是大势所趋，事在必行。” ，但由于他们数年间不断的集体串联、上访，2002年3月又在辽阳举行了连续三天示威游行，而让国家感到必须杀一儆百。很快，当局抓捕了姚福信等一批抗争积极分子。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对工人的基本要求有所满足后，在释放了多数被捕工人后，2003年姚福信和另一位工人被判刑 。后来，在四川、湖北等地，也有下岗工人抗争骨干因为组织行动被判刑 。

在下岗工人的反抗中，有姚福信这样比较公开的带头者，也有人采取了相对婉转的做法，比如不直接出面，而是躲在幕后出谋划策。通化钢铁厂的一位退休工人吴敬堂，是这样描述他如何协助当地工人行动的：

“我们大集体的斗争，去年8月让他们下岗，他们没有办法，想起了维权，找到了我，我在背地帮他们参谋，给他们写了材料。他们100多人在办公室门前进行了维权，不到2个小时，领导出来讲话，让他们回去，宣布不让他们下岗了。”

后来，为了通钢改制的问题，他终于走上前台，在外积极上访，希望达成一个工人、国家和资方都说得过去的平衡结果。在2009年震动全国的通钢事件中，大量工人围堵声称要继续裁员的资方代表，最终导致这位资方人士的死亡。当时，也许是为了把事态控制在“坐下来谈”的状态，老吴试图劝说街头的工人保持克制，却被愤怒的工人揍了一顿 。

有些时候，由于下岗问题特别严重，当地政府也会对工人的集体行动、乃至自发组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99年，随着改制的实施，东北某拖拉机厂爆发了工人抗议。很快，一批工人成立了自称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的半地上组织。从1999年到2007年，除了以“退委会”的名义反复向上级政府呈交本厂改制违法乱象的举报材料，还在厂区的宣传栏上坚持贴大字报，揭露改制者的贪婪、鼓舞工人保持斗志。

此外，“退委会”公开组织的工人行动，也达数十次之多，分别有堵路、集会、包围行政楼等等。这些行动的主要参与者是本厂退休职工，抗议目的分别有发放/保留取暖费、退休金不等。2007年，由于当地社保部门取消了这家工厂的统筹外养老金 ，“退委会”组织了一千多人连续上访省委，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两名职工受伤，保留统筹外养老金的目标也失败了。

类似“退委会”的下岗工人组织，是数千万原国企职工遭遇生活剧变后，不可避免的产物。随着入世后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兴起，不少内地省份也再工业化了，吸收了部分失业工人。同时，国家开始对下岗工人的退休、医疗有所保障。于是，改制抗争慢慢消退，“退委会”一类的组织，或者说核心带头人的联络网，也就一定程度消融于无形了。

然而，当“大下岗”尚未离社会生活远去时，沿海的私企工人，已经开始了对剥削压迫的本能反抗。作为一个群体，这只新生的无产阶级队伍最终远远超过了一亿人 ，他们的斗争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觉得标注一下写作年份是不是更明确些？

沿海私企工人的苦难与斗争

年年打工年年愁，天天加班像只猴

加班加点无报酬，天天挨骂无理由

碰见老板低着头，发了工资摇摇头

到了年尾就发愁，不知何年才出头

——网络民谣《感慨东莞》

我们饿了

我们要吃铁

我们要吃白米饭和大馒头

我们要吃人

——霍小牙《我们是机器》

90年代初期，随着三资企业的迅速增加 ，资本主义工厂的典型压迫就在中国迅速复活，并飞速扩大着范围。

据官方报道，早在90年代初期，三资企业的管理就以野蛮著称，而工人待遇很差。上海某鞋厂禁止员工上班时间上厕所，福州某台资企业强迫“违规”的工人学青蛙跳、淋雨、暴晒。管理打骂工人是家常便饭 ，企业普遍不签劳动合同 、没有休息日、强制大量加班而不给加班费，克扣工资、滥罚款以及乱收费 。车间的劳动条件多半违反国家规定，造成了大量的工伤、职业病，比如制鞋女工的苯中毒现象，在那个年月里已经开始蔓延 。

无论当时或现在，沿海私企的工人通常来自贫困的农村，教育程度低，也没有国企工人过去积累的集体意识。他们出来打工，往往急于多赚一点钱寄给家里。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愿意忍受各种苦难。在90年代中期，某外资企业的一个女工被外籍管理无故殴打，第二天她得到了几百元补偿，自己满意，同事也很羡慕 。

但反抗毕竟发生了，并不断扩大 。为了追讨拖欠的工资、入厂押金或者抗议老板搜身检查，有些工人以威胁跳楼作为抗议。因为罚款、工资结算不清或者厂里用假币发工资，出现了工人仇杀老板、管理的现象。更普遍的反抗，是罢工。

一开始，拖欠工资是工人罢工的主要原因。后来，官方每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成了工人要求加底薪的机会。罢工中，工人有时会痛打保安、打砸机器甚至掀翻警车，或者把老板、高管堵在厂里迫使他答应工人的条件。

2004年，东莞的一家大型台资鞋厂“台兴国际”发生数千人的骚乱，工人捣毁厂区、围殴台籍管理（即“台干”），与警方打成一锅粥。事后，有多位工人被捕。在看守所里，一名被抓的工人解释了他参与骚乱的原因：

“我是进厂两年的熟练工人了，但（按照厂里的升级制度）还是1级，三月份我只领到680元，四月份更少了。如果是0级，拿到手的可能还不到500元，厂里答应补40元，也没有告诉员工这是什么钱，出事的那天我们发现这40元也没补下来。

2004年以前，工资都是准时在19号发，现在时间拖后了，老板也不向我们解释原因，春节回来后，很多工人身上已经没钱了，我们宿舍有几位工人都在借钱生活。原以为今年的工资会好一点，结果还少了一大截。” （二审前律师会见台兴厂被捕工人屈某的笔录）

除了赚钱少，台兴工人还要忍受来自管理的公开侮辱。骚乱过后，一位工人向访谈者控诉说：

“台干在车间的权力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他们。台干一般也不来车间，但只要他来车间，工人就知道肯定有事情要发生，工人在厂区见到台干还必须敬礼。台干经常骂的话就是‘大陆猪’，女工见了台干都不敢吭声的，那些台干都很下流，有的台干还在车间对女工动手动脚的，有些女孩为了升级（考核）什么也不顾了。”

就这样，日积月累的工人怒火终于喷发了，日渐频繁。2010年，中国发生了一次工人斗争的小高潮，表现为几个工业中心的众多罢工 ，一定程度促成了2010-16年间全国工人工资的普遍增长。

罢工中，难免会有工人代表出现，他们有时是普工，有时是管理。从一开始，罢工中的带头人/发起人/工人代表/谈判代表就是老板和国家联手防范的对象。在劳资纠纷中，常见的现象是，老板就算在金钱上让步，也要设法“枪打出头鸟”给代表一点颜色，目的是保持对工人的日常威慑。1994年广州某纺织厂拖欠工资引发纠纷，治安员闯入宿舍使用“催泪枪”恐吓工人代表。2003年，某四川出国劳务工人在境外发动中国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并给项目管理方递交了联名请愿书。回国后，他因此被判刑两年。2015年，东莞某鞋类代工厂工人罢工要求补缴社保，厂方在对工人让步后，以旷工为由开除了5名工人代表，并得到当地劳动部门的配合。

很多时候，工人代表不想跟老板撕破脸。但在老板眼里，只要有可能，任何带头挑战工厂秩序的人都得受罚。几年前，惠州某美资电子厂换了老板，员工希望按税前工资为标准计算补偿金，跟厂方谈不拢就罢工了。当时，几个组长特意做完了手头要发的货，才参与行动，但事后她们还是被处分了，其中一人被开除。在开除通知书上，厂方给那个组长罗织了一大堆可怕的罪名 ，虽然她只是去办公室转了一圈找人交涉员工的要求。

尽管常常吃力不讨好，作为一个群体，沿海地区工人行动的带头人/代表还是伴随着新的行动，春风吹又生，并分化出了不同的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对几种类型的带头人实践略作总结。

一、依托工会，为工人谋利益的“小丁主席”

你站在哪一边，小伙子？

你站在哪一边？

我一定要照良心作

并且尽我全力

——Billy Bragg《你站在哪一边？》

近十年来，中国官方的全国总工会断断续续地尝试加强在工人中的基层影响。在沿海主要的工业中心，全总增加了会员数量，也推动过关于工资待遇的劳资协商。确实，在个别利润特别大、工种技术含量高的行业，这种协商是有存在空间的。比如说，深圳的盐田国际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区，2007年，它的几百名龙塔吊司机发动罢工，结束了工资十年不涨的局面。随后，司机们在工会的框架内进行了六年集体协商，平均每年工资递增不超过10%。2013年，他们嫌工资涨得太慢，又罢工了36小时，当年，资方立即同意涨30%。

当然，在绝大多数企业，工人无法像盐田的塔吊司机那样，通过工会谈判定期加工资。何况工会本来就没什么动力帮工人跟老板对着干，全总自己都承认“劳资矛盾激化和企业工会形同虚设有关，不少工会成了企业老板代言人。”（原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邓维龙） 只有当上级工会愿意撑腰，又出现了敢于挑起担子的领头人，企业工会才可能有所作为。

上海某台资五金厂的工人小丁，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领头人。他退伍兵出身，平时爱看书报，虽只是个普通员工，但人际关系搞的不错。后来，他这样解释自己在厂里的好人缘：

“大部分工人每天一起吃住，在这个厂里面有不少是我的老乡，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不错的，大家都挺信任我。有什么难处都会想到我，找我帮忙，我也很乐意给他们出点力。” （2006年8月与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2003年，上海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台湾老板没有跟着加底薪，工人就闹起来了。实际上，这家厂的工人对老板的刻薄早有不满。几年后，一位工人回忆说：

“（2003年停工抗议之前）有个工人连续加班三天，人太累了，白天上班吃不消就趴在机器上睡了一会，结果被经理发现了罚了一百块钱。乖乖，人家加三天班都没有一百呢！几天白做。” （2006年8月某工人访谈）

工人选出了包括小丁在内的几位代表跟厂里谈，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在小丁的提议下，工人给镇工会写了联名信，申请建立工会。同时，工人连续罢工三天，让厂里感到了压力。或许是罢工的刺激，或许也要完成增收会员的上级任务，不管怎么说，镇工会有反应了。最初，镇工会想让工厂所属工业园的工会主席兼职领导这家厂的工会，但工人拒绝了：他们了解这位主席，他一直替老板说话。最后，镇工会同意由员工与办公室人员按人数比例自行推举候选人，并在厂内直选。结果，小丁当选了主席，一位普工、一名仓管当选工会委员，行政部的人未能当选任何职务。

选上主席以后，小丁继续当他的员工，但从老板那里争取到了单独的办公室与每月三天的工会工作带薪日，还买了书籍钻研劳动法规。经过那次罢工，老板也略有让步 。随后的几年，虽然工会没有大动作，但只要有员工投诉，小丁还是尽量跟厂里交涉，自然引起了老板的厌恶。2006年，厂内出现过匿名大字报，以员工的口吻咒骂小丁的人品和能力，把他气个半死。后来，他感慨地说：

“我也想通了，他们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整整我，好让我泄气。企业里面工会主席确实没有什么权力，我有时候做的工作就是吃力不讨好。”

2007年，镇工会对这家厂进行了普法培训，让工人发现多年来加班费一直被老板克扣了一部分。不久，某天下班后，小丁在车间召集了员工的临时大会讨论这事，多数人对追讨欠账没信心，只希望老板以后依法支付就好了。小丁向厂里转达了员工的心声，但台湾经理拖了几天后，拒绝更改加班费的计算方法。小丁又请镇工会出面周旋，结果加班费标准倒是变合法了，可以前的补贴变少了，宿舍收费涨了，工人的实际收入没增加。这时，镇工会闪到一边，任凭小丁怎么登门请示，一口咬定厂里有权利调整补贴金额，这方面上级工会帮不了忙，要不你们去仲裁吧！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小丁再次召开员工临时大会，这次工人有点火气了，80%的人投票支持追讨以前的加班费。

很快，小丁前往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但劳监人员并不热心，敷衍地来厂转了一圈就没了下文。难道只能走劳动仲裁的路了吗？研究过相关条文的小丁知道，仲裁需要大量的等待时间，对工人是不利的。他跟两个委员开始向区工会求援，几次三番找上门去。最终，在区工会法律援助中心的安排下，劳监、工人与厂里协商解决了加班费问题，厂方给予了工人一定的补偿。再后来，台湾派来了新经理，对工会客气了许多，在员工待遇上的态度也软了一点。

显然，小丁是一个认真帮员工争取眼前利益的带头人，摸索出了一些门路。他知道工人的力量有限，很注意不与老板、政府轻易闹翻，同时也有胆量反过来施加压力，用罢工对付老板，用耐心“求援”的姿态催促上级工会主动一点。面对来访的学者，他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组织停工也就是为了对经理施加一定的压力，让他能够尊重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借助停工）引起上级工会的关注，积极保护我们的利益。说实话，停工抗议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上级政府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再抗议也没有用” （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与工人一起商议的时候，他尽量利用员工临时大会这条渠道，形成明确的多数意见，让自己的一举一动有依循、有底气。用他的话说，“基层工会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如果职工不站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工作就没法做” （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另一方面，他并非是纯粹技术性的多数派传话筒。2007年，当镇工会在加班费问题上撂了挑子，有的工人提出去区政府门口示威，但小丁不赞成，他倾向于利用现有的规则，设法促使官方向厂里施加压力。看来，是他说服了厂里的工人既坚持与老板交涉，同时遵守了不游行、不堵厂门、不集体上访静坐的原则。

在小丁及其工友的实践中，区工会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维权的认可，起了重要作用：

“（区工会法援）那里电话一打，果然监察大队的人就又来了，他们从公司找到证据，开出处理意见书，让经理限时处理。” （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可如果上级工会不认可、甚至反对工人的要求呢？小丁的看法是“如果上级政府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再抗议也没有用” 而上级工会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的态度，说到底反映的是当地政府的相关立场。

作为个人，小丁为工人说话的方式，是争取官方的理解。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工人普遍没有准备好与国家公开对立，更是一个基本事实。几年前，深圳市某玩具厂搬迁，工人发动了要求补偿金的行动，最后几乎一无所得。一位参与行动的工人后来反思说：

“（我们）为什么到最后全部妥协签字了呢？就是听政府的人那样说（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好像自己没理了。所以说，政府的说法是很有决定性的。”

确实，这些年来中国工人一直没有产生逆流而上、与现有秩序对抗的动力。但只要外部环境提供了改善待遇的机会，工人还是很容易起来行动，也不忌讳利用工会或其它组织形式争取利益，只要还没遭到国家的禁止。除了工会这条渠道，随着中国大量出现品牌代工厂，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验在国内开始流行，也给了一些工人在维权领域有所作为的空间。

二、“员工代表小组”的活跃分子有才

于是工厂主

拉里

问我们这些操作工如何促进劳资

之间的民主气氛

“我认为，咱们应该设一个意见箱！”

路易斯喊了一声

并咧嘴笑了

我们一致附和，但拉里的脸色变白了

说

“恐怕我在意见箱里读到的一些东西会把我

吓坏了。”

——沃斯《一个躲在办公室里的卑鄙吝啬的混蛋控制狂》

有才是河南人，2010年高中毕业到了中山某服装厂当仓管。当时，这家厂主要为某国际大品牌做代工，内部“奉行监狱式管理”（有才语），仅仅是辞工不批一项，就逼得许多人丢了一个月工资自离。有才进厂时，品牌商指定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即员工代表小组活动，已经在厂里搞了一段时间。按照项目的规定，小组是选举产生的，选出来的小组成员有权跟厂里协商员工的生活、待遇问题。

虽说有了这么个小组，但似乎无所作为。进行第二期小组选举的时候，甚至很少有人愿意参选。有才年纪小，比较活跃，还在晚会上表演过节目，不少人认识他。结果，他稀里糊涂地当选了。第二期小组以当过产线组长的阿东为核心，阿东为人沉稳、办事认真，不愿讨好上司，结果被厂里调去打杂。后来的小组活动中，阿东坐镇指挥，有才冲锋陷阵，两人配合默契，其他代表也比较支持他俩。几年后，对自己在小组里的那股子积极劲儿，有才解释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地参加这个员工代表小组呢？一方面有空闲，另一方面也有一点责任感，就是我参加这个小组了，总要做点事。也可能有点不服输的心理因素”

老板对这个小组的态度是：只要不谈钱，其它的事都不妨拿出来谈谈。但是员工很想跟老板谈钱的事，尤其想提高做货的单价。员工小组多次找厂里谈单价问题，老板躲了，经理搪塞，最后不了了之。单价调整不成，小组没有泄气，为员工解决了几件生活上的“琐事”，比如热水器修理，安装打碎的宿舍窗玻璃。对这些一次性的小开支，厂里还算通融。

这家厂的食堂，采购由保安队长兼任，买回来的食材很差。有才把食堂的烂肉拿到行政楼给经理过目，还跟厨师自费去市场看价格，最终迫使公司撤掉了保安队长的采购职务。不过，食堂经过整顿，饭菜质量虽然好了些，价格也贵了。

经历了几场外围的“战斗”，员工小组又杀回了“谈钱”的主战场。他们发起了两三百人签字的联名信，要求提高全勤奖、加班费。这次，老板躲不掉了，双方谈的比较火爆。对这场谈判，小组做了一些准备。对此，有才回忆说：

“谈判时是有分工的，就是盯着老板，不让他转移话题，问他答复的期限。不能让厂里主导话题，要不然厂里就给我们拉到云里雾里的，什么都搞不到了。老板想主导谈判，他就一直抢话题。你在说一个东西，他会从另一个角度慢慢给你岔开。我们说全勤奖三十块过去还可以，现在物价涨得多么高，老板就附和说：对呀，现在什么都涨了，原料也涨价。这就跑题了，你得拉回来。

我们的分工是提前谈好，根据各自性格确定的。我是负责把话题拉回来的。有的代表性格粗犷一点，就负责跟老板拍桌子，一拍桌子老板就不高兴啊，阿东就打圆场。……厂方扯东扯西，我们再拉回来。最后告诉我们何时答复。所有的问题谈完了，自然就结束了。”

当老板最后的借口“最近接不到单”也被员工戳穿后（作为仓管，有才掌握订单的动态），厂里不得不给工人涨了一点钱。

本质上，员工小组是品牌商的公关产物，对厂方有一点影响，但也要注意分寸。所以，当工人因为工资拖欠而罢工时，小组没有直接出面，只暗地里给工人提了几条注意事项。为了与同事们打成一片，有才还想出了搞“意见墙”征集全厂工人要求的点子，等于在工人中间造了一股舆论，无形中给厂里施加了压力，也显示了小组是有群众支持的。

对小组的积极活动，厂方的对策是拖延、敷衍，给点过得去的让步，再就是讲人情、拉关系。确实，在拉关系上，高管们都很有一套：

“会议上人事部经理跟我们据理力争，私下跟我们喝喝酒，不谈厂里的事，拉拉家常。有时莫名其妙就打电话约我们出去吃饭、宵夜什么的，感觉像哥们一样，搞得我们有时候不好意思跟厂里提意见。” （有才）

附：2004年广东某制衣厂的“员工委员会”

要说明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实践，已经颇有一些年头了。至少在2004年，广东已经有了类似的实验。当时，在品牌商的要求下，某服装代工厂成立了“员工委员会”。委员会仅限员工选举产生，每月开会一次，开会时有双倍底薪补贴，委员会成员每月另有30元固定补贴。按照规定，委员会的责任是协助厂方计算单价、协调休假/加班、保障准时发货、组织劳动技能竞赛还有拔河、文艺晚会，甚至要过问员工的手机充电以及购买地下六合彩的情况。

与有才所在的那家厂一样，这家服装厂的老板也不愿意谈钱，对委员会提出的工价问题始终推诿，直到没了下文。相应地，在其它领域，厂里的态度略微灵活一点。当时，由于管理们拉帮结派，各条产线之间分货不均、苦乐不均的现象比较严重。一批员工通过委员会给老板写联名信，要求公平分货，否则“采取进一步行动。” 接到信后，老板还算重视，大致解决了这个老矛盾。

与2010年有才所在的工厂气氛有所不同，这家制衣厂的工人对委员会比较重视。也许，2004年的工人普遍待遇更差、挣钱更少，而对任何改善都比较敏感？也许，是制衣厂“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经办者花了更多的心思？我们无从得知。但成立委员会后，制衣厂不少工人的面貌着实变得积极了。他们开始敢于同厂方交涉，主动学习弄清楚厂里的经营情况，也有了一点阶级的自觉。

员工委员会某成员在几十个厂摸爬滚打过，对委员会诞生前后，工人在老板面前的不同表现，他深有感触:

“特别气人的是定额问题，做定额时，总是会出现你慢他快的叛徒，有的工人就是看重一点小钱，结果老板把定额定得很高，想拿超产奖就越来越难了。现在有员工委员会就好一些，我们与老板去争，不是代表我们个人，也不用担心老板报复你。

以前我们也有工人去争过，但你几个人如何敢啊，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也说不过老板，老板凶一些的话，大家都不说了，现在我们会一起商量如何来说，有扮红脸有扮黑脸的。”

有的女工在厂里干了好多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怎么算出来的。她们心里不服，但找不到解决办法。委员会让她们有了开口讲话的机会：

“有时候工人根本就搞不懂公司是如何算加班费的。我提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宿舍及争论过很久，后来由员工委员会提出来，厂长的答复比较满意。这件事也教会员工如何来算自己的加班费，什么是最低工资。” （员工代表甲）

有的工人为人正派，在厂里就容易被穿小鞋。对他们来说，委员会似乎拨开了云雾，让工人可以自己主持公道，也感到了工人需要自己的组织：

“有的班长排外，你提他意见他就报复你，我现在是员工代表，有这个身份我说话也方便些，有时候为员工的事得罪人也不用担心别人报复。我认为员工委员会只能代表工人，与管理层包括班长就是要搞对立的，如果员工委员会跟他们站在一起，那还要它干吗？” （员工代表乙）

而六年后，有才同样在员工小组的活动中，找到了为自己人办事的自豪感：“（员工）找我们，说明信任我们！”

与此同时，依托厂商、自上而下的实验毕竟有着天然的局限。为了给品牌商一个过得去的交代，代工老板可以给工人一点甜头，但也到此为止。委员会运行一段时间后，工人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们厂加班费和工时是要比外面好一些，这与员工委员会的争取有关，但是工价问题老板是永远不会让步的，工人最大的牢骚就是工价，每次来新货时我们就要争一次，但效果都不大” （员工代表丙）

众所周知，对工价标准的垄断，是老板压榨工人的通行手段，绝不会轻易放弃。对此，这家厂的管理方也敞开天窗说了亮话：

“员工委员会不可能走得太远，要是哪天老板不配合，不支持，这个机构就会停下来，当然矛盾也可能会更多一些，有些问题是不会让工人讨论的，比如工价问题” （生产厂长）

说到底，大繁荣时期的品牌公关需求，让工人有些机会，可以相对平和地从老板那里夺回一星半点的利益。但只要工人想得到更多东西，他们与老板的碰撞就难以避免了。

在碰撞中，当老板与工人都不愿意明显退让，欺骗、恫吓以及赤裸裸的国家暴力，都会拦住工人的去路。

三、不愿跟老板闹得太僵，却被抓进大牢：某港资家私厂罢工代表老吴

老板的钱，经常穿上制服

变成警察和官员

用法律当作盾牌站成一线

——徐平《采访笔记 罢工干部素描》

中国加入世贸后，珠三角的工厂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规模、人数和产量都扩大了许多倍。2008年以后，由于地价、环保和工资升高，深圳的工厂开始转移。为了平衡工业布局，让工业迁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动出手，制订了五年外迁一万家企业的计划。搬迁的过程里，围绕补偿金和社保问题，发生了不少劳资纠纷，也出现了一批带头工人/谈判代表。这批人当中，2013年某港资家私厂搬厂罢工的一个带头人老吴，罢工失败后坐了一年牢，最后被无罪释放，创了珠三角工人行动的一个记录。

老吴是湖北人，上过专科，出来打工二十多年。他是个爱动脑的人，追求上进，跟他一起在其它厂打过工的工友回忆说：

“我开冲床，认识了老吴。他因为有学历，当了厂里的QC。那时候，他给我感觉是能说会道的，还会看图纸。他从来不赌钱，不打牌的，爱看书。”

2004年，老吴进了这家港资家私厂。厂内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见的“非打即骂”型。据工人讲，它的老板亲手打过“犯错”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称二老板）很喜欢罚工人的款，原有的一些节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厂，哄骗了一批老厂工人过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惠州新厂偏僻，招不到人。当时去惠州的人也有后悔的，心里就有一团火，觉得被坑了，被老板骗了，窝囊，但是都不知哪里被坑了，不知道怎么发火。找政府部门投诉不起作用，也没人帮我们。” （老吴）

老吴性格温和，喜欢交朋友，轻易不会惹事。有时他实在看不惯，也会站出来：

　“有一次下班，很累，排队打卡的时候有人插队，很乱。有个年轻的保安一下子跳到桌子上骂。我说你骂谁呀，老子长老子短的，这里哪个不是你大叔大妈？他就要打我。我们人多，把他扭倒了。”

2007年他受了工伤，在病房接触到某劳工服务机构，颇感新奇。他开始学法律，学怎么算工资，怎么依法辞工。2012年，在这家机构的鼓励下，老吴向相关部门投诉了厂里的违规行为（食堂强行收费、不发工资条、不给员工缴社保），有些效果。作为报复，老板一度不让他加班 。厂方的排斥没有吓倒老吴，2012年后，他经常在工厂附近做普法宣传，厂里不少人因此认识了他。

2013年春节过后，厂里传出风声，老厂要关闭了，机器和人员都去惠州新厂。一群老员工和产线组长开始串联应变，想从一贯吝啬的老板手里争取到经济补偿金。老吴也参与了。同年四月，四五十个工人、组长开了一次会，统一了诉求 ，决定只要老板把机器装上车，就罢工。三天后，当老板真的派人搬机器，罢工就开始了。

由于事先打下了基础，代表的现场产生是很简单的：

“（罢工第一天）下午，我们选了八个代表，其中5个是组长，3个是普工。选代表的时候，有几个铁皮房挡着，二老板秘书他们看不到。整个过程几分钟搞定。‘这个是代表，同意不同意？举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较好的。”

老吴在内的八个代表还指定了20个联络员，负责跟工人的日常联络，开会时常常是二三十人一起参与。罢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来装机器的货车，组织人手把守厂门，同时在厂里张贴“告工友书”，派人去劳动部门、工会上访。

对罢工初期的情况，老吴回忆说：

“什么事情八个代表都是一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开一次会。每天晚上都有一两个代表带着二三十个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车子开走。我们开会都是在宿舍里。前期工作是比较好的，老板怎么说也没能让我们动摇，大家有什么事都在会上说，在会上安排。”

罢工开始后，工人积极参与搞行动、守厂门，也提建议：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预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会提议，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买面包饼干。我们几个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见综合起来。”

发生罢工后，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辞工或者复工，工人不听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厂了”，工人回答他：“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么？” 然后，老板躲起来装了几天死，这期间有人自称“警察”去厂里吓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会闲汉出现在厂外。但工人还是很齐心，而且一直扣着老板租的货车。发现一时啃不下这块硬骨头之后，资方终于和缓了口气，答应给补偿金，只是数目需要好好商量。听到这番话，工人代表开始急于向厂方表示和解了，当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货车。回忆起这个决定，老吴显然有些后悔：

“（资方律师对我们说）老板有诚意，工人也要拿出诚意。我们就中招了。我们觉得原来老板不愿意谈，现在愿意谈了。我们就说行行行，要拿出诚意来。”

需要指出，罢工期间，当地基层部门对工人的态度是繁衍、装糊涂以及维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实质的工人要求上，始终袖手旁观。看到这些场景，有的代表难免心生顾虑，担心太强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们也怕如果不放车，把政府惹火了，到时候不给我们解决就麻烦了。” （货仓部员工代表）

当时，有些老员工反对放掉货车。她们本能地预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处，要他拿出钱来是千难万难。她们表示：

“老吴把厂里搬机器的车放走了，我们都骂他。他做这个事不能代表我们。”

但面对代表的疑虑，比如“政府嫌我们不通融，翻脸怎么办？老板生气了不愿谈怎么办？”，这些老员工除了大喊“去市政府！”，也拿不出什么对策。

不管怎么说，放走货车后，老板就变脸了，不再理睬工人。罢工前，老吴与串联的其他核心分子比较乐观：“当时我估计（罢工）7天内就能解决，因为有一批货要出。” 如今发现事情可能拖下去，人心开始涣散。有的代表退出了，有的员工不再参与守厂门，转头跑电动车拉客、在家里做手工。有关部门也对老吴施加了压力：不许他发微博直播罢工新闻，他的亲属被动员来游说他洗手不干，出租屋的房东要他搬家。

面对老板和国家的联合阵线，工人的情绪焦躁起来了，更加倾向于尽快行动，早点解决。生活的经验告诉他们，搞点动静出来，政府就可能重视自己的事。虽然嘴上不声张，但代表们暗地里默许工人冲两下，指望着如此这般可以让政府给老板一点压力。一位女工说出了大家的共同看法：

“我们以前看到过（堵路）。有个电子厂，老板搬厂不愿意给钱。那些人就堵马路，一直堵到万联商场那里。堵了半个小时，那个老板就给钱了。”

在这场二十多天的罢工中，工人前前后后已经搞了不少行动，希望加快问题的解决：为了给工人代表助威，包围过劳动站；谈判不成就在厂外示威、去街道办静坐、堵路。在这些行动中，他们有不少人挨过治安人员的打，也蹲过派出所。最后，他们决定游行去市政府请愿，结果在半路上遭到警方的殴打、抓捕，老吴被关了起来。罢工在这一天失败了。

作为代表，老吴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长期磨练，让珠三角的很多工人比较谨慎，在自己的理解范围内，不会轻信什么人。所以罢工期间，工人往往不会那么迷信代表，担心他们反水（当然，工人一哄而散抛弃领头人的事也不新鲜）。一位女工这样解释自己对代表的观望态度：

“（以前）有一个家私厂要倒闭了，选了一个代表，后来老板拿钱给那个代表，代表就走了，很多人都没拿到钱呐，做了十多年的都没拿到钱。”

罢工之初，老吴成为代表，并不是因为他在工人中有多高的权威，而是他平时喜好结交人，有事别人容易拉着他一起搞。那几年与劳工服务机构的接触，也促使老吴对工人利益有了更多认识。此外，与多数同事相比，他好歹有点斗争经验。

罢工开始后，老吴的作用逐渐突出。这里边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其他代表多少都抱有一个小心思：既然这家伙这么热心，就让他多出头、分担风险吧！那几天大家去工会、劳动局上访，留的全是老吴的电话…… 很快，派出所、街道都知道有个吴某某在“指挥工人”。当国家最终决定镇压罢工，他自然难逃“出头鸟”的厄运。

更主要的是，老吴的能力、责任心，让他很容易影响罢工的进程。他的法律知识、表达能力，在谈判时派上了用场，是其他代表替代不了的。一位工人回忆说：

“他讲法律是一条一条地讲。那个厂里的律师都被他讲服了。老吴反应快，不冲动，能主持公道，当然一般人可能会说他‘多管闲事’。”

当局面陷入僵持后，他主动维持大家的士气，不让集体放任自流地涣散下去。这方面，其他代表显得需要他的精神力量：

“老吴看到我们情绪低落了，就安慰我们，跟员工代表坐在一起，说说话，劝导我们一下。”（烫金部某组长、工人代表）

共同斗争中，老吴这样对工人有责任感、能跟资方对话而不落下风的代表，自然会赢得一定的拥戴。老吴被抓后，一位工人对来访者讲：

“我平时跟（老吴）代表没来往，只知道彼此是这个厂的，不知名字。这次罢工才认识，一辈子也忘不掉。我内心讲，很崇拜他的。” （型材部某工人）

在谈判时，老吴与其他代表都主张对资方“释放诚意”，事后证明是中计了。当然，相比老练奸猾的老板，他肯定是太“嫩”、太缺乏劳资对峙的历练了。但这一错误的要害，不在于这群工人及其代表缺少经验，而是珠三角工人行动的整体氛围，长期处于一击即走、不搞严酷对抗的“轻快”节奏中，也就难免在行动中容易倾向于跟老板妥协。

2015年，当老吴出狱不久，一位观察者总结说：

“整体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罢工，有需要的话，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拦出货、集体上访等手段。这些手段，好用的话，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话，先暂时搁置起来。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一会，愤怒一阵，就过去了，谈不上被吓破了胆，也谈不上对老板的深仇大恨。”

这样的状态中，工人难以对代表的经验、见识和决心有严格的要求。老吴获得自由后，也对工人代表的角色有所思考。他提出：

“工人代表不是一天两天能产生的。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和工友们摸爬滚打，形成一定的关系以后，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否则罢工那一两天上去（做代表）的工友，很容易被资方收买。”

在笔者看来，所谓“摸爬滚打，形成一定的关系”，大致可以理解为在工厂日常的摩擦、抗争中，促使出现工人斗争积极分子的网络。这样的网络，在发生群众行动的时刻，有可能产生善于推动斗争集体向前走的工人代表。

2014年出狱后，老吴成为某劳工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向维权工人提供法律咨询。2015年以来，珠三角工人斗争逐渐落潮，国家也日益排斥非官方的劳资协调实践。重重阻力下，老吴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 ……

还是跟罢工有关。不久前出来了。。。。。

微观地证明了恩格斯的命题：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

所以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对象正是这总资本家——政府。

四、争取社保的罢工：难以充当“首席代表”的阳姐

（一）

本人今天四十五，维权罢工好辛苦

老板躲避不见面，经理总想捞好处

十日协商无结果，经理急得找政府

政府出面搞不定，违法哪能打马虎

无奈又来求代表，让我出货我作主

多次用计被识破，又让警察来吓唬

警察看了扭头走，工友拍手经理哭

（二）

十天维权慢悠悠，老板躲避不出头

经理急看要出货，一哄二骗三忽悠

本是七号出粮日，八号公告无理由

问他缘由难辩解，老板上海参展后

如今物价见天涨，家有老小难护口

工友维权齐守厂 ，你拼我凑齐动手

采摘野菜为活命，罢工维权何时休

——工人代表悦姐《维权打油诗》

深圳某台资自行车车灯厂，是家开了十几年的老厂，员工80多人，岁数都比较大了。这家厂不缴社保，福利待遇也很差。厂里对员工管的严，谁不听话就罚“关小黑屋”（不许上班、不许玩手机，傻坐在办公室“反省”），而且不能一视同仁。公司老板主要待在台湾，生产业务交给总经理邓某全权处理。这位总经理的风格是任人唯亲，却连员工上厕所都要限制，上的次数多一点就不许加班。有的员工这样评价邓总：

“邓总是个笑面虎，跟他聊天的时候感觉和蔼可亲。不过慢慢就知道了，这人其实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工人代表霞姐）

2015年初，传说厂要搬了，地皮卖给政府，值几个亿。厂里开始把订单外发，工人加班减少，工资从三四千下降到两千多，明摆着要赶人走。这么多年，厂里一直很平静，不少老员工埋头做事，只求多赚点钱，如今却被老板当作包袱。一位男工感慨说：

“如果老板懂做人的话，给员工补点钱，或者有点班加就算了，这些员工其实都很好说话的” （工人代表小古）。

但是老板看来并不在乎员工是否“好说话”，反倒盘算着如何从他们身上再节约一笔开支。当员工中有人开始站出来要求自身的利益，积累的矛盾终于普遍爆发了。

女工阳姐率先开始反抗管理

阳姐是山西人，四十多岁了，在这家厂里做了十年。2010年她受了工伤，在医院结识了某劳工服务机构，成了机构的活跃义工，学到与工人切身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受工伤后，她与厂里就赔偿问题有过纠纷。2015年初，她向厂方据理力争，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同时，她也在工人中积极普法，比如向刚生过小孩的女工介绍产假工资的规定。阳姐回忆说，当时不少工人对她的宣传很感兴趣：

“他们下班了都站在（那里）等我，等我出来（在）那里问我，问我你那个合同签的怎样。你要是合同签了，不要拿回去，让我们看一下，合同怎么签的。”

阳姐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厂方的反感，很快找个借口不给她加班了。

工人走向罢工

进入4月下旬，厂里又惩罚某没达到产量的女工“关小黑屋”。这个女工生气昏倒，管理却笑话她装昏。看她趴着不动了，才派车送去医院。目睹这一切，员工们议论纷纷，心中不平。

这段时间，厂方又在折腾老员工最关心的社保问题，刺激着许多人的神经。厂里先是装腔作势让大家“自由选择”是否缴社保，被一位男工当面骂“现在哪个厂不是强制缴？”，不得不开始给全体员工办理社保。但是，厂里又不肯按入职日期补缴以前的社保。面对厂方的无赖嘴脸，老员工们忍无可忍了，她们说：

“老板把我们逼到这样子，我们心里不平衡，一下子爆发了。就像一个气球，有能量装得下，那个气球实在是装不了了，一下子就爆炸了。” （工人代表悦姐）

工人们起草了一份意见书，要求自入职之日起按实际工资补缴社保、公积金，依法补足2010年以前的双休加班费、补发高温津贴、开放洗手间等等。过了几天，工人找到总经理，一番争执不得要领。随后，工人选出了包括阳姐、霞姐、悦姐、小古等九名代表，与厂方交涉。阳姐不出意外地成为“首席代表”。调查过本次罢工的某观察者指出：

“这个选举也不是正儿八经地选，大家七嘴八舌你提一个我提一个，本人同意就算是工人代表了。除了小古第二次进厂，工龄不到两年，其他人都是五年以上的，最长的有十年。”

代表们与厂方展开了第一次谈判，劳动部门也到场了。谈判时，企业的法律顾问声称按照深圳的规定，社保和公积金只能补缴两年，而劳动部门建议工人去仲裁。这次谈判无果而终。当天，厂里回复了工人的意见书，表示社保、高温补贴只能补两年、同意开放洗手间、拒绝补足2010年前的双休加班费。这个回复，与工人的要求差距太大了。

通过阳姐，工人咨询了劳工机构的意见。机构告诉她们：仲裁时间很长，仲裁期间得继续上班耐心等待。工人听了都觉得拖不起，仲裁指望不上。4月29日，工厂要外发一批货，外发厂的货车已经到了厂门口。工人听说后，急忙前去阻止，罢工就这么开始了，并延续了半个月。

罢工中的厂方：软硬兼施，不肯让步

罢工期间，老板迟迟没有露面。为了及时出货，坐镇厂里的总经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却都失败了。

罢工之初，邓总报警说员工闹事，但到场的社区片警表示他们不介入劳资纠纷。后来的半个月里，厂里让物流公司出面跟工人交涉，也派过某“法律顾问”带着几条文身大汉来跟工人抢货，还发生了自称“警察”的某男子进厂恐吓工人的事情。但是在工人的齐心合力下，这批货一直被堵在厂里。

厂方对付工人的诸多计策中，最值得说说的，是“孕妇计”。大概是罢工的第十天，邓总组织了几个文员送货出厂，其中一名文员怀孕了。假如双方推搡发生意外，工人就说不清了。工人是如何破解这一计策的呢？一位女工代表回忆说：

“要是我们去拉她(孕妇)，（邓总）他们也会说我们打她了。我跟员工说，就像打仗一样，要先把地理优势占了。我们围了过去，孕妇就去厕所了，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栈板）前后坐满了。我们员工风言风语地说：真是傻，就算老板给你钱，万一有点什么（意外），怎么办。” （霞姐）

在工人的威慑下，文员们都躲进了办公室。看到文员不顶用，邓总还不死心，带着几个主管出来送货，被工人呵斥了一顿，溜回了行政楼。

从双方交手的情况看，如果最后没有国家的强力介入，仅凭厂方的力量，是很难迅速战胜工人的。

罢工期间，劳动部门的表现

本次罢工中，官方基层部门始终在场，并给老板的“社保只补两年”撑腰壮胆。工人回忆说，劳动站的人员在谈判现场声称：

“这个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国有企业，这是私有企业，知道吗？所有生产资料都不是你的。你可以商量，但是你不可以影响他的生产，知道吗？这就过(分)了。”

几次谈判后，劳动部门更是一脸的不耐烦，开始对工人指手画脚，努力营造“再不知趣要吃大亏了”的气氛。

罢工中的工人：扬眉吐气的日子

罢工一开始，决心很大的一群工人就积极说服观望的那部分同事。本次罢工的一位观察者记述说：

“积极工人在打卡时询问员工要不要罢工。如果不愿意参加，就跟她们讲道理：“这个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管理人员去上班，工人代表也会跟他们解释罢工的目的，并告诫他们：‘你打卡可以，不要上班。’”

耐心说服的结果，普工几乎全部参与了罢工。大家的士气很高，轮流打地铺守厂。以前没班加的时候，很多人会到外面打临时工，这次罢工，所有人都聚在厂里。以前大家下班了也是各回各家，共事多年也未必有什么交情。罢工让工人亲密起来，在厂里买菜做饭，好像一家人。只要有事发生，守厂的人一吆喝，其他工友马上过来。有的新员工也很积极，晚上听说有动静，就冒雨骑车赶回厂里。工厂的保安，也跟工人站在了一起。以前邓总开车进出，保安要向他敬礼、问好。而罢工后，保安连厂门都不给邓总开了，他们表示，工厂现在工人说了算。

前文说过，罢工后期有一群文身大汉闯进厂里，妄图帮邓总出货，被工人坚决击退了。事后，一位男工代表感动地说：

“我们说，今天的力量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是真正的一家人。今天看到我们厂的员工都是真正的能豁出去的人了，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员工代表小古）。

这场反复拉锯的罢工，让长期驯服的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动摇了管理的权威，事实上颠覆了工厂的日常秩序。管理多年的不公让她们找到了罢工的正当性，进而得出结论：

“这个产品是我们做的，我们有权利说话，老板不过来跟我们谈清楚，这个货就不要出去展销。你谈清楚我随时都给你们出货，不会不讲道理。” （员工代表小古）。

镇压的黑暗一刻

看到工人不肯退让，国家终于下场了。老板与有关部门是如何沟通的，外界无从得知。5月13日，厂里贴出开除六名工人代表的通知书，还更换了保安。总经理跟他的儿子亲自上阵，再次企图出货。拦阻中，阳姐和另一名女工与邓总发生冲撞。几乎同时，上百名“机训队”进入厂区，阳姐被警方带走，一度被关在拘留所。此外，还有多名工人代表被抓、被开除。截止5月19日，阳姐等被抓的工人陆续获释了，其余工人全部复工。复工后，资方针对工人能赚一点是一点的心理，安排了比较多的加班，稳住了他们。

劈头盖脑的镇压，让所有工人都十分意外而陷入恐慌，溃败是难以挽回的。与暴力机器的接触，让老实巴交的工人一下子懵了。跟阳姐一道被抓的某女工，放出来以后这样形容拘留所：

“50个人吃喝拉撒就一个房间。你进去呆15天，头发都没有梳子梳的。几个指头就是你的梳子。连内衣都不让你穿，凡是铁的线的绳子的都不让你穿。怕有的人想自杀。所以说进到那种地方，妈的，那米都是不知道多少年的米，菜就是水煮白菜水煮豆芽水煮冬瓜，还只是一点点。你说谁愿意进那个地方。”

后来的几个月里，被开除的工人与厂里打官司要求解职补偿金，结果都失败了。

“首席代表”阳姐的作用与不足（兼论其他代表）

在这家厂的工人行动中，阳姐扮演了“第一个挑战者”的角色，向其他工人展示了抗争的可能性。比如说，在厂里不许她加班时，她敢于去质问邓总：

“他站在那里，我站在他对面，我指着他骂他。他敲桌子我也敲桌子。”

更重要的是，她与劳工服务机构的联系，也让工人们觉得把阳姐推在前面，可能获得外界援助。

但她的个性与能力，并不适合去协调一场集体行动。她不太愿意解决罢工中的琐事，容易推给他人，事后又觉得别人不够尊重她，而开始各种抱怨，这当然会引起其他代表对她的不满。国家露出的凶暴面孔，一时间更是超出了阳姐的承受范围：

“那一个晚上就是我心里难受得不行，我心里想‘完了’，（拘留所）这种日子我实在是受不了，然后我就开始流泪了。”

回过头看，另一名工人代表霞姐，表现的比阳姐要更出色些。她为人正直，有一股“侠气”。以前主管也推荐她当组长，她干了不到半个月，就不干了。霞姐这样解释自己甘愿当普工的理由：

“我这个人好交友，本来跟大家相处得很好，因为当组长，大家都用敌视的眼光看我。我就交钥匙了，不干组长了，不适合我。”

在罢工中，她能从集体的角度考虑问题：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如何跟大家沟通以保持团结。本次罢工的一位观察者这样评价霞姐：

“她点子多、敢说敢做、有社会经验、在工人中有凝聚力。由于社会经验丰富，以及在工厂工作时间比较长，她对形势判断也比较准确，因此不会抱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另一个值得一说的工人代表，是男工小古。他跟邓总的大陆“小三”有亲戚关系，但并不太受邓总的尊重。或许，这是他积极投入罢工的部分原因。他这个人不爱说闲话，做事从大局考虑，也比较信任阳姐联系的那家劳工服务机构。罢工期间，小古在代表内部起到了团结纽带的作用。对机构的各项建议，他能积极地在代表内部进行解释。在罢工中，他一直比较坚定，对女工为主的斗争集体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到了后来，机构甚至更多与小古而不是阳姐保持联系了。他跟阳姐的个人关系也不错，能够缓解阳姐与一些代表之间的摩擦。

这场罢工规模虽小，但内容复杂：有工人的阻止出货；有围绕出货，厂方与工人的反复争夺；有劳资谈判和国家镇压；有基层部门的介入，也有劳工机构的影响。为了实现补缴社保/搬厂补偿金的目标，这批工人可以说尽了全力，他们的失败，只是证明在国家的压倒性力量面前，单个工人集体（而且是很小的集体）实在是太脆弱了。

五、珠宝厂的风波：思考型工人代表老崔

我们永不让自己背叛彼此

去养肥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的

钱袋

——沃斯《难道我们真的不值一首诗》

广州的永宝公司是一家珠宝老厂，本来待遇还可以。随着珠宝业的竞争日益激烈，永宝的工资待遇也走下坡路了。而且，这家厂一直不给员工缴社保。厂内的起版部，工龄超过十年的老员工占一半以上，对社保问题日益敏感。最初，大多数永宝员工对办理社保、尤其是补缴社保，还觉得是天方夜谭。有的工人回忆说：

“有一天在食堂吃饭，听到有人说追社保的事情。那时我还觉得不可能，哪里斗得过老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我都不相信” （工人代表魏小妹）

2010年7月，一群起版部员工给厂里写了一封要求缴社保的公开信。厂里虽表态同意办理，但几个月后以合同到期为由，解雇了好几个起版部员工。大家都觉得这是厂里的报复，开始考虑如何回应。

2011年5月，在某劳工服务机构的指点下，永宝三个部门的38位员工向厂里提交了一份书面要求，提出补缴社保、补发高温补贴，并拿回一直扣在老板手里的劳动合同。公司的回复是：要补缴社保你们可以找法院，法院怎么判公司照办；高温补贴属于福利，公司有权不给；合同可以还给员工。碰了钉子以后，这些从未经历过集体利益纷争的工人，并没认输。在机构的建议下，他们向当地工会求助，可是去了几趟毫无下文。工人又去找公司人事部要合同，人事经理却打太极，要工人“等通知”。

一位持续追踪永宝工人行动的观察者，后来分析说：

“厂方对付工人时惯用的伎俩：一是颠倒黑白，二是尽量推卸责任，三是想方设法拖延，四是以厂方管理者的地位进行威压。简单说是一骗，二推，三拖，四压” 。

面对公司的胡搅蛮缠，工人们到区劳监大队申诉，又跑社保局。几个月后，公司答复社保局说，先要确定员工的入职时间。看到公司终于有了回音，追缴社保的工人更多了。

曲折补缴路

10月18-19日，上百员工涌到人事部询问补缴的进展，厂里随即找茬开除了两位比较积极追缴的员工，大家听说后，立即向人事经理要说法：“你说炒就炒？那可以炒掉我们全部人。”过了一天，厂里找一百多名员工谈话，许诺分期补缴，员工觉得很不靠谱，要求一步到位。

在劳工机构的点拨下，工人们意识到需要建立代表制度。当然，大家对代表的含义，是严重估计不足的。一位永宝工人事后解释说：

“当时我们相互认识的人之间会交流，但没想到要去选代表，也不会想到做代表之后会经历那么多的事情——要去谈判，跟老板沟通，有事情还要第一个站出来——这些是没想到的。” （工人积极分子于航）

10月28日，老崔、阿美等五位积极热心的工人自愿充当代表，向厂方提交了《代表告知书》、《意见书》。《意见书》提出自入职之日补缴社保、不得对追缴社保的员工无理放假等五条。

11月初，当地基层部门找工人代表谈话，要他们对公司让步，教训工人“有让步才叫协商”云云，还警告他们当心境外敌对势力的挑拨。几天后，基层部门、公司与工人代表谈了一次，分歧太大草草结束。事后，那家劳工机构教了代表们几招谈判技巧：

“跟厂方协商一定要一句话就说出重点，提出的问题要尖锐合理，让对方兜不住；对方说的话不一定要回答，思维不要跟着对方走，否则会说多错多，被抓住弱点；谈话内容不用太长，说出核心就行” （机构义工涛哥）

11月中旬，公司在招收新工、外发定单后，放了近百人的假，主要是追讨社保的这批人。放假当天，许多工人聚集在人事部讨说法，劳动部门的人也来了，并表示公司有权放假。随后几天，被放假的工人先后去区、镇政府集体上访，令官方不得不出面协调。与“衙门”打了几回交道后，工人对官员的手腕颇有感触：

“那些官员讲话都是很利害的，代表是讲不过那些官员的。有时候人家很生气、很有气势地和你讲，有时候人家又很和蔼地和你谈。” （于航）

但工人也有对应的办法：咬住补缴要求穷追不舍。几经协商后，公司忽然声称可以自1998年补起，还约好11月30日一次性解决大家的补缴要求。工人都很高兴，几个代表却心怀疑虑：公司是不是又在耍花样？

到了这一天，公司果然企图分化工人，给每个工人的缴费通知单里开出了从2004年到2009年不等的补缴日期。在场的镇政府工作人员还诱导大家“有异议的来登记（仲裁）”，幸亏几个代表头脑清醒，招呼大家不要去登记，免得陷进“仲裁”这个深坑里。最后，工人带着极大的愤怒离开了现场。

12月5日，上百工人前往市政府请愿。12月9日，公司终于松口了，允许145位员工自入职之日补缴社保，并要求立即交钱。可是，工人交钱后，地税、社保、公司互相扯皮，又拖了四个多月。

“占领”与抓捕

2012年4月2日，上百工人“占领”了公司人事部，提出三个要求，不给书面答复就不离开办公楼：一，由厂方缴纳的那部分第一批工人的社保钱，什么时候交到地税；二，第二批工人的资料什么时候交到地税局；三，要求把第一批工人补交的资料马上发到地税局，不能再拖延。工人这么做，是参考了其它厂的经验：

“之前深圳也有一些工厂发生了维权事件，工人在厂里闹，打横幅，做广播都没事。我们也参考了一些深圳的经验，（考虑）要不要去跟老板闹一下。” （工人代表老崔）

人事经理被“困”在办公室两天一夜之后，公司终于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最后盖章的时候，人事经理与几位工人就公司的确切名称起了争执，被一起带到派出所。警方很快以“录口供”为由抓捕了老崔、阿美这两位最积极的工人代表，要以“非法禁锢”的罪名指控他们。

闻讯后，工人们十分焦急。在外面的工人代表立即行动，全力搜集证据证明两位代表无罪，还征集全体工人签名，呼吁释放老崔、阿美。同时，劳工机构也请了律师，打算为两人进行刑事辩护。4月26日，老崔、阿美被取保。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社保与其他人一样，已经补缴了。

回顾曲折的补缴之路，有的工人已经看出，国家毕竟是站在老板一边的：

“首先不管违不违法，政府的手都伸了过来，说白了（工人）就是怕当地政府。比如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不打架，怎么解决都行。但是现在政府不管有没有打架，过来就说你（工人）没理” （于航）

老崔：一个工人代表的成长

老崔是广州本地人，当珠宝工人好多年了。他性格稳重，甚至可以说有点腼腆。这些年来，他老实打工养家糊口，过着自己平淡的日子：

“在每一家厂的心态，我做的事情就是不比人差，也不用比别人好很多，都是不上不下就行。”

在永宝公司起版部，他做了十年，人近中年，对社保也有些想法了。但最初，他也没有站到争取补缴的最前列。一个境外培训的机会，让他在维护自身利益这个领域，开了不小的眼界。用另一个代表阿美的话说，老崔“培训回来就脱胎换骨了”。对此，老崔回忆说：

“有去（香港）培训维权的机会，没人去，我就当去旅游，反正是包吃包住的，培训时我看见那么多的人，给了一个信心吧，回来就说什么事包在我身上，要签什么名我来带头。”

成为代表后，他跟其他几个核心人物，在说服解释、组织工人方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同时，也要面对公司的排挤、官方警告以及本地“江湖人”半恐吓式地为公司传话。事情告一段落后，他提醒可能成为代表的工人，要知道两点：

“（当代表）意味着付出很多时间，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就是被打压，成为目标。”

虽然受了不少压力，但老崔坚持下来了。他是认准一个目标，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投入这场持续的集体行动后，他“就像迷了魂了”：

“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怕，说真的，就像迷了魂了，什么也不怕。我也带头去区政府，市政府什么的，每次谈判我也去。就好像搞革命，我站在那里喊话呀，通报什么事情下去。”

尽管一年多的集体抗争，并没有走到罢工的地步。但与公司、有关部门及其官员的反复交涉，工人多次行动打破僵局的客观结果，让老崔对工人力量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有了清楚的认识。他指出：

“我们发出声音有多大，就有多大的力量去改变这种（劳资）平衡，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他们（政府）是不会改的。”

劳工机构看到了他的韧性、牺牲精神与思想水平，鼓励他成为永宝工人的“首席代表”。对自己在抗争中的位置，老崔的认识很准确，就是必须敢出头：

“我（身为代表）的作用就是去打仗不怕死，够胆去。机构教会了我们，我们自己去冲。”

正因为经受了磨练，看清了不少东西，老崔很明白，工人斗争深入下去，就难免与国家交锋。在争取的个人利益已经到手的前提下，在工人生活“还过得去”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是否值得为了更宽广的工人利益，去对抗国家？这样的对抗，前途在哪里？这是老崔反复思考的话题。面对访谈者，他坦率的说：

“我以前不理别人反对，家里人反对也不理。但是和政府（当）对手的话，他（机构）保不保的了我呢？我有一点怕了，做起事来也就没有那么勇敢了。”

老崔的疑问，即“为了争取工人利益，是否需要与国家搞对立？与国家对立，能赢吗？” 是当前珠三角乃至全国的工人阶级，都无法逃避的。

六、广州南海本田罢工：青年工人代表小丽

当曙光来临之际

这里

就会变成

混蛋们的墓地

——白松哲夫《致春斗、国劳的斗争》

加入世贸后，制造业对劳力的需求迅速扩大了。于是，国家开始推动劳动力的定向供给，保障工厂有足够的人手。定向供给的一个手段，是有计划安排中学/技校生进厂实习、就业。当然，接触到厂内管理的不公后，学生工难免心怀不满。在一家国际驰名的电子代工厂，某技校实习生这样回忆他经历的一次罢工：

“有一次我们车间连着加了一个多月的班都没有放假，大家都受不了了，于是私底下相互约好，有一天车间里的好几百人都没有去上工。厂里最怕工人旷工，因为这样产量就容易完不成，而我们车间全体旷工之后，整个车间的生产都停下来了。后来厂里把车间里有的线长开除了，并且给我们调休。这次事件没有人领头组织，也没有人代表我们跟厂里面沟通说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旷工、我们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反正我们就是好几百人一起集体行动，发泄一下”

学生工有朝气，相互沟通多，遇到事情容易抱团。在2010年，正是这个群体，发起了震动全国的南海本田罢工。

最近20年，广州逐步成了官方规划的汽车生产基地，有不少日资汽车配件厂。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扩大，这些汽车厂产量提升很快，但工人工资不高。以广州南海本田厂来说，2010年初，它的1800多工人里面，三百多正式工的工资只有一千出头，扣掉社保就更少了，其他人是没毕业的实习生，工资八百多，还没有社保。2010年5月，这家厂罢工了，前后持续半个月。罢工期间，女工小丽积极参与，经历了不少严峻的场面。罢工结束后的工会改选中，她当选为厂工会的工会委员，也是7个委员里唯一的产线工人。

小丽是广东人，2008年专科毕业进了本田厂，在变速箱组装科上班。这家本田厂的管理比较严，而且小丽进厂后不久，厂方还推出了不少新规定，比如员工工作期间不许聊天、串岗，休息区不许玩手机、工作时保持一定的坐姿、休息时帽子要统一摆放，等等。规则的执行并不公平，要看人际关系。厂里设立了员工关注日，欢迎提意见，可是只有关于生产改良的意见才会被采用。此外，驻厂的日本外派员工态度傲慢，随便谩骂中方工人，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但工人最大的痛点，是工资低。上了三年班，工厂的产量翻了两倍，小丽的工资只从八百涨到一千多一点。许多人觉得干不下去了，躁动起来：

“同事们聊的话题，开始离不开工资了。物价翻了几番，这点工资只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而且都要节约着花，同事们的情绪开始越来越不满。” （小丽）

2010年5月17日，变速箱组装科的两个已经交了辞工书的男工，按下了生产线上的急停按钮，有些工人配合着呼喊“工资太低了！”离开工位，罢工开始了。

厂方立即接触了罢工的上百工人，收集意见，承诺一周后给答复，请大家先复工。在基层管理的引导下，工人回去上班了。两天后，工人听说厂里在招工，要把17号参与罢工的人换掉，开始不安。5月20日日本总经理找工人开了个会，却一个劲说不可能满足太多要求，有些工人气的当场离开了。就这样，5月21日晚上工人又罢工了，这次有四百多人，包括了变速箱和轴务加工科两个部门。经过宣传，夜班和22日早班的工人也响应了罢工。参与行动的工人心情不错，似乎一下子解脱了。小丽回忆说：

“大家一块在操场看星星，几堆几堆地在草地上静坐聊天，一扫一直以来的压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们也没有聊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像这次行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呀，具体要争取哪些成果，都没有很仔细地聊。”

但资方很快开始施加压力。5月22日，日方职员拿着DV对着工人拍，观察谁是领头者，一发现有比较积极的人，马上上前抢夺工卡。为了不显得被动，工人在厂区里带着口罩来回游行，唱着歌。5月26日，工人正式提出了加薪、改组工会等四项要求 。作为回应措施，厂方也宣布加薪，给实习生加的比正式工要多，显然是为了分裂工人。当天，在工人继续厂内游行时，资方出动了更多的管理以及日本职员，跟在游行后面，把熟悉的工人不断拉出队伍。憋了一肚子气的工人终于反击，集体出动包围了这帮管理：

“那一刻心情真的是好极了。这些日子，这些死日本鬼子也实在是太嚣张了，是时候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了。大家把口罩也都摘了，怕什么，他们爱拍让他们拍个够。这些日本人突然被几百人包围起来，这时候有点害怕了，不停地说：‘大家冷静，有事好好商量。’不过大家怎么会听他的话呢！他们一出声，我们就异口同声地说：“不要讲鸟语！”。”

公司与工人的对峙又延续了几天，资方使出了新的手段。学校派了老师劝说实习生退出罢工，但是作用不大。各部门的管理下发了“不罢工承诺书”，要求员工签字，工人也不太理睬。厂里还请班长们吃饭、发红包，要他们多出点力气对付工人。5月31日，早班工人被封锁在车间里，资方律师命令他们立即复工或者辞工。同时，厂外出现了防暴警察，还有一百多自称的“工会人员”来到厂区。当十几个工人冲出车间后，管理立即宣布他们被开除，而“工会人员”对他们动了拳头，引起全厂的义愤。这一天，工人紧张、愤怒，也越来越茫然。坚持罢工的人有些动摇了，已经复工的一些人又罢工了……

十天的罢工给本田公司造成巨额损失，但国家最担心的是汽车发展的整体布局 。“工会人员”打人事件后，官方代表终于以非官方形式下场干预了。

6月1日，显然是受到有关部门的委托，当地某中日汽车合资企业高管徐某来到罢工现场，表示愿意协调矛盾，并且马上做了几个缓和工人情绪的姿态：

“我们去到会议室，说要镇总工会的人来道歉，他就马上叫他们道歉；叫总经理道歉，总经理那时候已经被折磨得很憔悴了，所以也道歉。我们要镇总工会解释为什么打人，他们说了一轮，但我们不是被打的那些人，所以要一份书面解释，向外面的人交代。徐总马上附和：‘对！你们赶紧给我写，明天早上给我贴出来！’当场命令那个工会的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他真的好像是为我们说话一样。”

随后，徐总先后与被打的工人以及工人代表，也就是主要的罢工积极分子（包括小丽），分别谈了话，安抚人心，并提出大家先复工，由他跟公司协商，三天内给答复。然后，不等积极分子们回过神来，徐总就在饭堂召开的员工大会上，宣布工人代表已经同意复工。连续罢工十天的工人激动不安、身心疲惫，他们意见不一，多数人不反对复工。

6月2日，鉴于公司还是不愿意大幅度调高底薪，以及当地工会发布的“道歉信”充满了污蔑 ，小丽等人决心发出工人自己的声音。他们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所有车间选出代表参与谈判，揭露资方的分化伎俩，反驳工会歪曲事实的言论，并表示罢工工人期待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在向各车间散发的同时，小丽把信发给了她联系的媒体，后来她说这是她个人的“灵机一动” 。

6月3日，徐总得知公开信的内容后，凶相毕露了。他对小丽大发雷霆：

“你们是合法的代表么？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产生的？是我任命的！我已经在很努力地帮你们协商了，你们现在是想怎么样？把我也害了么？什么叫满意的答复？就围绕你们公开信上的罢工字眼，有关部门可以直接把你们都抓起来。”

或许是因为木已成舟，或许是想用说得过去的程序把这班“捣乱分子”排挤出局，徐总发过脾气后，安排工会在当晚下车间组织选举协商代表。选举的过程比较松散，工人可以在选票上自行填写候选人，得票多的人自动当选。结果，小丽当选变速箱组装科的代表。

6月4日，谈判开始了。小丽通过媒体联系的法律顾问某教授也到场了。这位教授表示“我们要尽力争取更高的工资增长，但也必须考虑到企业的接受程度”。当车间里又传来工人要罢工的消息时，这位教授催促工人代表要平息事态：

“这一点必须明确，我们应该组织工人马上恢复生产，否则谈判将前功尽弃。……作为劳方法律顾问，要负责保证谈判的秩序，大家必须要听从我的意见。”

同时，国家机器显然已经高速运转。小丽等人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她回忆说：

“谈判过程中很多政府官员在我们附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是不断在你耳边说：其实你们这个涨幅已经很多了，也要考虑一下同一个园区的水平。”

经过一天的商谈，厂方同意底薪再加一百元，以及附带其它津贴四百元。工人接受了这一结果，本田罢工的20天斗争宣告结束了。

罢工期间，小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本田罢工中，小丽所在的变速箱部门发挥了核心作用。罢工开始，她就充当了与媒体以及外界同情者建立联系的角色。除了联系记者，她也在现场积极鼓动大家参加行动：

“有人说去游行，我就会叫上所有女生一起出去，还常常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有些人比较扭捏，我会直接跟他们说：‘我这个女孩子都站出来了，你们这些人还怕什么？’”

她决定对外发布公开信，让本田罢工引发的社会反应有些不可控了，但事后看来，这个举动很可能也让国家觉得需要尽快安抚罢工的工人。当徐总威胁她必须收回公开信，否则要被抓，她真的恐慌了：

“同事们都没有责怪我，让我觉得更加愧疚，在做着最坏的打算。我或许会被真的抓起来，但是一定不可以连累任何一个同事。”

对6月4日的谈判，她并不满意，感觉“目前的谈判更像是在哀求资方。难道集体协商都是这样的么？” 但她的人生经验，在那个时刻，已经不足以支撑更加复杂的深入斗争。

罢工结束后，小丽继续受到资方和国家的密切监视。她在罢工中的对外联络活动，她在积极分子中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她发布的那封公开信，显然让老板怒不可遏。在最后一天的谈判中，小丽直接感受到了厂方的敌意：

“在我走出会议室的那刻，我看见一个日本人看我的眼神，非常让我不舒服。彷佛想把我掐死那样”

罢工结束不久，厂工会改选了。虽然管理人员直接命令小丽的班组不许选她，但她还是在车间选举中当选工会委员。回忆这一幕，她欣慰地说：

“整个选举过程，我从来没有拉过票。我也挺想看看到底群众的眼睛是否是雪亮的。在由整个车间选举委员和主席时，候选人我是直接过半数的。看到大家还是信任我，我挺开心的，这就够了。”

不久，小丽离开了工厂去上学，也参与过劳工服务机构的实践，后来又举家去西部开餐馆。小丽这一代学生工，是与中国资本主义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有生存压力，但没有经历过严酷的社会搏斗。在集体行动中，他们有反抗的决心，也有牺牲的勇气，但历史环境让他们对周遭现实，严重欠缺整体的理解。珠三角工人维权的一位协助者，这样评价小丽：

“小丽是这样一种人，只要决定做一件事，她就会努力去做，心无旁骛地做。她从一家NGO离职后，开始找工作，每天在网上投简历，面试，没找到工作之前，完全处于焦虑的状态，不能去想找工作之外的事情。后来找到工作了，又成天忙于上班。她这样的人，就是认真于当下的每一件事：工作，生活…… ”

可以说，这是小丽那一代年轻人的普遍状态。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剥削，迫使他们起来抗争，工商业的繁荣，又让他们有改善生存的机会。小丽与她的无数同龄人认真生活于当下，专注自己的平常日子，而对阶级现实的演变趋势不敏感。他们的充分觉醒，还有待中国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尖锐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