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存点资料：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秘书工作部门的历史演变 -- 老老狐狸
去年九月我在京参加纪念毛主席忌日活动前一天，我会见朋友徐海亮时，才得知纪登奎的夫人王纯已离开人世，虽然我知道她有许多病，享年89岁已不容易，但我还是很难过。
笔者与王纯见过两面并深谈过三个小时，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是知道党内不少机密并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人。她与我谈话的内容她嘱我生前不得公开，如今她己仙逝，我写此文纪念这位老革命。
她住在北京一个历史名人故居中，室内字画不少，多是她本人的大作，我是带着问题有备见王纯的，她很健谈，没有拒绝。在问及她对改革开放看法时，显示了她很机警，她说改革开放当然好了，能说不好吗？我本人就是受益者，当然，从百姓角度看，问题还是有的，社会分化太厉害了呢，腐败成风了呢。我说不同阶级对改革开放观点大不一致，她说很正常，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在问及她对文化革命看法时，她说主席搞文化革命出发点是正确的，他担心资本主义复辟，中共变修，但方式我很不理解，像我这一类老革命，不论红军式、三八式、解放式老同志，绝大多数是拥护毛主席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群众整我们？打倒刘少奇很容易，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都会举手拥毛倒刘。我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止是倒刘，他还要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斗你老人家几场，你印象也不深，况且这又不是毛主席的意思，是刘少奇等人为保少数打多数造成的。她说是你说的这样吗？我说是的。
在问及她对刘少奇看法时，她说刘少奇这个人不怎么样，整人有一套。解放战争时他是整我的，左的要命，要不是毛主席晋绥谈话批刘解放了我，我活不到今天，党内许多同志都讨厌刘少奇，刘少奇是毛维护提拔的，他反毛不得人心。在问及她对林彪看法时，她说林彪会打仗，功亏一篑，死在外国，难脱叛国罪名。
在问及她对周恩来看法时，他说周总理是成熟的政治家，是拥护毛主席和文革的。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撑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谈话。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说你们忠不忠于主席我不管，我是忠于到底的，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总理劝小平等不要逞能，说毛主席活着，谁也不是对手。王纯说，还是总理英明呀！一九七六年初，毛主席一反击，一个回合就把老邓打倒了，叶帅也靠边了，要不是老华用武力抓了老佛爷，邓就惨了，老纪也惨了，会永无出头之日。老邓如果在主席活着时候迎合主席，主席死后天下还不是邓的？
王纯说，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邓他们久批江青，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的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提醒邓小平等人再批江青，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正关注此事，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人，却大做文章，抓住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们再犯错误。
在问及她对康生看法时，她说康生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老纪在他领导下工作，知他很有水平，康生的才华出众，书法顶尖。康生拥护文革，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因此而全面否定康生不公道。
在问及她对江青看法时，她笑了，说我尽提敏感问题。她沉思一会说，江青她们是廉洁的，比如姚文元就老是向我们家借钱花，理由是他经常用私款请上海来京的朋友吃饭，他工资只有七十多元，又不能用公款，所以月月亏空。江青人很漂亮，有才气，生话朴素，衣着讲究大方美观，不像王光美、邓大姐乱穿衣。江青是代毛主席受过，有些文革的大事不能怪她。不过，江青性格反复无常，招人怕，我们背后都叫她老佛爷。她不大会搞团结，得罪人太多了。当年我们家登奎代表中央处理浙江造反派，江青严厉地问老纪谁派你去镇压的？老纪说是中央。江青逼问哪个中央？老纪说是邓副主席指示去的。江青大怒，说你的中央原来如此，拂袖而去，从此，老纪与江青交恶，和老邓走的近了。
在问及邓小平与纪登奎关系时，王纯很激动，说老纪寿命因此大减。江青不满登奎，说老纪是投降派，投靠了邓，而邓对老纪也不够意思，起因是主席于一九七五年想考察邓小平，让邓小平写个对文革肯定的文献，邓小平内心不想写，又想过关，所以与老纪商量说他不了解文革全过程，提出让老纪代写，老纪当时没多想就答应了。回家后跟我说此事，我认为不妥，主席知道后不好办。老纪忙了一段，没来及和老邓说，老邓却来要稿子，老纪对老邓说由他代写稿不合适，主席知道后对我们都不好。邓听后大怒，说老纪滑头，气冲冲的走了，后来主席向邓要稿子，邓借口拒绝了，主席很不高兴。邓小平心胸狭窄，从此不满老纪，后来逼老纪辞职。
在问及她对华国锋的看法时，王纯直摇头，她说老华敢抓江青，一开始我们看好他，结果不是那么回事，能力不行，人品也不行，自私，不敢担责任，老纪挨批的许多事是老华让老纪做的，老华却不表态。当老纪、东兴、吴德、锡联挨整时，他如果坚决顶住，历史就会改写，因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如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吴贵贤等多数是会支持华国锋的，华上了邓清君侧的当，最后下台是必然的。
在问及她纪登奎是否参与抓江青等人时，她说没有，但抓江青我们是高兴的。主席走后政治要突变我是有感觉的，每天提心吊胆，抓江青后老纪半夜被叫走开会，老纪都和我议了后事，不久老纪回家高兴的抱着我满地打滚，说把老佛爷抓起来了，我也很高兴，如果江青掌权，没我们好果子吃。王纯还讲了抓四人的过程，大意是华国锋、汪东兴首谋，吴德、李先念、叶剑英、吴忠、陈锡联先后入围。当我问及为何采取宫廷政变解决不开会解决时，她说开会不行，江青人多，江青倒是想开全会光明正大解决，没想到老华来阴的。
在问及她最敬佩谁看法时，她毫不犹豫地讲是毛主席、周总理。她说我不讲他们的功德无量，讲两件我终生难忘的生活小事。一件是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我们听后哭的更厉害了。另一件是我亲眼看见周总理喝玉米糊，吃光了不顾形象用舌头舔饭碗，干净的不用刷碗了！主席、总理去世，百姓如丧父母不是偶然的，毛主席、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在问及她不满谁的看法时，王纯说到邓。说中央领导在机关食堂吃饭原本是交钱交粮票的，但邓开的不交钱及粮票之不正之风，后来都效仿，影响很不好，中国腐败根子在上边。现在百姓恨腐败，中央也反腐败，不得要领。在问及她对未来的看法时，王纯既担心又抱希望，她说我担心问题多了会积重难返，有亡国危险，但我又相信中共是久经风浪的，只要认真反思，问题再多也能解决，我不相信谁愿成亡国之君。
安息吧，王纯老人，有亿万人民正在关心国家大事，新中国不会亡。
当事人去世后才发的文章，存疑。
比如那个75年板桥水库溃坝，纪坡民本人否认了网上传的文章是他说的。
有些可能是知道一些内情的人借人之口来报料的，我印象中的托伪之作《第三只眼看中国》当时看了就有不少感受。
我看过一个材料，朱旦华说，抓江青的时候她们高兴的不得了，认为毛的WG是胡搞。等到齐奥赛斯库夫妇被镇压的那天，康克清和她都特别震惊，吃不下睡不着，说，看来毛主席的WG是有很深的道理。
这个也符合邓一贯的行为模式。
朱旦华 口述 马社香 整理 2014年08月27日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笔者：朱老，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您和方志纯（1949年6月，朱旦华和方志纯结婚——编者注）当年就受到冲击？
朱旦华：1966年底，我和方志纯开始受到群众批判。回想起来，这和江西、全国“文化大革命”整个进程有关。1966年6月，《江西日报》还在紧跟《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店江西分店老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谷霁光，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7月，江西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黄知真为组长。8月8日，江西省委根据毛泽东“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谈话精神，撤销工作组。8月28日，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方志纯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到了1966年冬，刘少奇被北京群众组织点名批判。1967年1月，方志纯作为“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主要依据是，邵式平省长去世后，方志纯作为代省长、省长，全面负责政府工作，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方志纯曾陪同刘少奇到1927年他隐居的东林寺故地重游，被上纲上线。1967年2月8日，在八一广场（当时的人民广场）召开方志纯万人批斗会。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领导被陪斗。
我没有方志纯的职位高，“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江西省妇联的一把手，也被群众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快“靠边站”做检查。主要“罪状”两条：一是1959年庐山会议时给全国妇联的那份“工作报告”；二是培养丁长华（江西省50年代树立起的农业模范——编者注）这个“假典型”。但那时被揪的“走资派”太多，只要是当权派，无论是工作错误、认识错误、路线错误，都被上纲上线为“走资派”，群众运动的“过火”，我还是能够理解的，作为我个人来讲，并没有与群众组织在对“文革”认识上有严重的对立情绪。我同意揪“走资派”，不过觉得揪得太多了一点，当时局面有点混乱。
但1967年冬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
笔者：这个变化的标志是什么？
朱旦华：1967年冬，方志纯因1935年与组织失去一段时间的联系，以及“新疆事件”等问题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隔离审查的命运也落在我的头上。到了1968年秋，所谓“新疆叛徒集团”帽子扣了下来。
1968年冷得比较早，9月份秋叶飘落。我被单独带进过去自己的办公室。三个从未谋面的人一字形坐在办公桌前，中间一个气势汹汹，逼我“坦白交代”“签署反共宣言”出狱的前前后后。
我皱了皱眉头，耐心解释：“我们是党中央委托张治中将军营救，1946年7月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我们没有签署任何反共文字。”
另一个振振有词：“不对！毛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在牢中为什么牺牲了？你们为什么安然无事？不要为自己的自首、叛变、投降行径脸上擦粉！”
“青年人，你们应该尊重历史，1946年6月我们131人无条件集体释放出狱，张治中先生还派了刘亚哲少将护送我们回延安。7月11日，我们到达解放区，7月12日，毛主席还请我们吃饭看戏。我们在狱中的情况，马明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主席，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编者注）、张子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作为代表，当月就向党中央作了如实的汇报。方志纯同志1946年7月还专门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在新疆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我们在新疆狱中的表现，中央早就做了结论。”
“据我们了解，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都是叛徒！你不要为你的第二个丈夫作伪证！”
对着这黑白颠倒的诬蔑，面对这渐渐不解的审查，那些日子里，我仰望长空，夜不能寐······
笔者：毛泽民是1942年9月被盛世才抓起来的，1943年9月，牺牲在新疆监狱，那是盛世才和蒋介石联手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谁也想不到25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您和新疆监狱的幸存者竟然在共产党的天下，一时间一个个都被打入“另册”。当时您怎么想？
朱旦华：当时我头脑里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认为这是党和人民群众对我们领导干部的考验，领导干部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包括群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另一个就是觉得党内出现问题了，有一股打倒大多数老干部的逆流。但无论怎么想，我都坚决服从组织的考验和审查安排。1968年10月20日接到通知，次日前往向阳农场，参加集训队。要求“每个集训队员自带铺板、生活用具，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其余的工资‘冻结’”。中央早有指示，不许随便冻结未定性干部的工资。参加集训队的当时都是属于未定性的人，是不应该冻结工资的，但那时候落实政策的通知多难以执行。
“文革”期间，我因新疆监狱案被隔离审查，送进集训队，先到向阳农场，后到向塘，以后又到长头堎，最后搬到高安伍桥。但当时不告知地址，只说通讯处为高安二号信箱。
结案和平反
朱旦华：一直到1975年，“新疆叛徒集团案”才进入结案阶段。那年4月4日，江西省革委会陈昌奉等人到江西医院宣布解放方志纯。同年7月31日，中办10号文件对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平反。
8月初，中央二办王槐旭同志前来江西医院，对方志纯和我，当面赔礼道歉。根据中办10号文件精神，1975年8月14日，江西省革委会政治部审干办公室对我作出审查结论。1975年9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批发了《关于朱旦华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同时批发了《关于方志纯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强调方志纯和朱旦华不是叛徒，是立场坚定的同志。从迪化集体回延安的129人没有一个是叛徒。
笔者：一场空前严酷的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终于尘埃落定，您怎么看“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新疆叛徒集团案”？
朱旦华：从新疆回到延安的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索都是严酷的。随着思索的不断深入，必然联系到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大概有十几年时间，我对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以及“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否定的。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审查了8年，害死了24名党的好干部，结案没有一个是叛徒，整个案件全搞错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从中央到基层，整死了不少好干部、好党员。一些地方武斗，还死了一些群众。最后，中央宣布全党没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不是全盘搞错了？难道不该彻底否定吗？当时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但1991年苏联解体，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垮掉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崩溃了。毛主席在60年代初预言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变成现实。在那些日子里，我睡不着觉，想了很多。不要说我，就连康大姐（即康克清——编者注）听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都惊呆了，从此一病不起。其实，我和康大姐一些老同志震惊思考的都是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垮在哪里？认真想一想，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党出了走资派，彻底否定斯大林，信仰迷失，体制僵化，舆论大变，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我们党呢？怎么避免苏联的覆辙？
应该就是这段。
毛主席早就说过，在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反映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中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这回事呢？在苏联解体前，我一直认为毛主席这个分析，把党内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脱离了实际。
彻底否定“文革”后，党内外有些同志把“文革”归结为毛主席与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个人恩怨；有的同志甚至归结为毛主席破坏党内民主、搞个人迷信、独裁专制；有的掺杂个人“文化大革命”遭遇，不断发泄不满。舆论从过去一片歌颂红太阳到不断“妖魔化”红太阳。是“妖魔化”这个词吗？我亲身经历“文革”磨难，和这些同志看法有所不同，我当时仅仅怀疑是毛主席对整个形势做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和判断，造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理由很简单，如果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由于与其他领导人的个人恩怨、搞个人独裁，他何苦在全国发动群众起来，造执政党的反，夺各级政府的权？这个执政党和政府，不都是在他领导下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吗？对于所谓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也是这样，不能简单归结为某某反对某某，无中生有制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除了大搞逼供信，人格糟践、人身伤害等野蛮手段，应该永远彻底否定外，或许还有一些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我党是世界第一大政党，正确认识和总结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它不仅关系到党的历史、党的宗旨，也关系到党的未来。
苏联解体后，我和许多老同志一样，不由自主重新思考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到底是毛主席对形势真的估计错了，还是他想到了看到了更深远的问题。
笔者：您能深入谈一谈吗？
朱旦华：你上次来，曾问到我1962年3月陪同朱老总、康大姐上井冈山的事。你走后，我想了很久。记得那天在茅坪八角楼开完座谈会出来，天气很冷，朱老总披着大衣，双手叉着腰，一动不动，久久凝视着前方。康大姐怕他着凉，要我上前请朱老总上车。我刚走近，朱老总就对我说：“我一直在想，当年井冈山会师才几千人，主席就提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红军的任务不仅仅是作战，同时要作宣传队工作队，帮助建立地方政权；摸索出‘十六字’作战方针……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条都很深远呐。在井冈山和转战赣南闽西时，开始我并不信服主席，他没有学过军事，我带兵打仗多年。但实践证明，主席是正确的，他看得想得比我深远。得到这个‘证明’，我党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流了很多血，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朱老总为什么在1962年对我讲那番话？最近我看到一些内部资料，三年困难时期，要不要搞“三自一包”，中央常委中有不同意见，而朱老总明确支持毛主席。为什么呢？他从心里信服主席。这种信服，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是盲目的迷信和个人崇拜，而是由血的历史反复证明了，毛主席总是能从更高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他比我们看得要深远一些。
苏联解体后，我经常思考朱老总这些话。如果说，当年在井冈山巴掌大的地方，几千人的队伍，毛主席就考虑到为了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应该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样如此深远关键的问题，那么，1966年毛主席在大多数干部很不理解的情况下，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定也有他的战略思考，也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近期不能很好理解。苏联为什么解体复辟了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内，现在党内腐败分子为什么越来越多？两极分化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出现了问题，我党会不会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我很担心，非常担心。
面对现实，再回顾当年毛主席提出的尖锐问题，我觉得自己对“新疆叛徒集团案”的认识与十几年前有所不同。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受到冲击，长远地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可以为我党群众监督干部制度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长期战略上，也可能是以一种短期的代价博弈一种新制度新尝试。从这一点出发，毛主席作为开国领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家，必须思考和探索执政党如何建设，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受到群众的有效监督，才不会走向人民群众的反面。你想想，如果今天还能鼓励群众起来监督我们党的干部，使各级干部夹着尾巴做人，联系群众，艰苦朴素，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腐败分子呢？当然，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都不同程度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伤了一些不该伤害的同志，这正是我们党需要认真总结的教训，那种因为过去群众运动出过一些偏差，就把发动群众监督执政党的做法彻底否定，恐怕也是走了极端。任何极端都会损害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啊。
现在党内腐败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绸缪，也可能是对抑制和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深远的战略性思考和布局。现在每年都揪出来不少腐败分子，事实上他们一个个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朱旦华一个字一个字咬定地说）如果“新疆叛徒集团案”受冤的战友，他们一个个都活到了今天，对毛主席希望从制度上根本上抑制党内腐败分子的产生，一定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包括“新疆叛徒集团”冤案。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层次的。如果只计较个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难，就很难从战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总结教训方面，我们党有成功之鉴。回想当年王明路线给我们党造成的巨大损失，苏区丢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几十万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连党中央都差一点被敌人吃掉，对我党造成的损失，空前绝后，危害非常严重。但毛主席在延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教训，对事不对人，强调弄清是非，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更不是对那段历史搞彻底否定。他一再讲，在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武装剿灭这个大方向上，我们还是共同一致的，在七大还动员大家选王明为中央委员。张国焘如果不是叛党投敌，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恐怕也还是要进中央的。大批跟着王明跟着张国焘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还得到了重用，结果是全党思想统一，团结一致，最终取得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应该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绝对肯定一切或彻底否定一切，都是不科学的，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
（本刊编辑部摘自《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有删节）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老华也没想到邓叶李又在背后阴他吧。
只是还是相信了他们的党性了。
主席是当时中共唯一一个不可替代的。记得知乎上有一个回答:中共离开主席最早在27年就失败最晚也就是在35年完蛋。而主席离开中共还会建立新中国
我想起了一个独特的明末历史人物，李定国。
不太理解李定国为何有那种执着的精神。
一口一个84年之后农业科技一泻千里，当中国几百万农业科技工作者透明啊？
我小时候就在农村，看大人撒66粉，手摘棉花，镰刀割麦，木锨扬场。农业的辛劳，高残留农药的毒性（撒完66粉身上皮肤都是通红的）。农民被生产队束缚得厉害，收入低下又不能从事副业。生产队长声嘶力竭喊蔬菜打了药，吃了会中毒，还是挡不住队员偷。不把中国农民从巴掌大的土地中释放出来，中国不可能走向富强。就凭这一点，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尤其是在水利基础设施基本完成的大背景下。农业科技方面，那时候的种子，农药，化肥，除草剂，农机能和现在比吗？农业科技方面，几乎是全面继承毛时代的成绩和继续发展。就凭现在的粮食总产量在上升而农业人口在下降，能说是倒退吗？
第一，有没有冤枉？
里面有没有王明路线的问题？有没有党员在解放以后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的问题。
第二，这些所谓被冤枉的是否在文革中被弄的很惨？
相比较而言，比较今天的锒铛入狱，哪种手段更合理？
当年的不杀，哪怕是差劲的干部也是不杀，这是毛主席定的，和今天的锒铛入狱比较，如何呢？
老太太叙事手段还是太官僚，朱老总也有迷糊的时候啊！
感觉：
共产党的伟光正，无法从个体层面进行论证，只能够从集体层面讲述——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旧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以及为统治阶级“狭隘利益”服务的旧制度旧道德，正因为没有了狭隘利益的障碍，共产党领导权才能够打破历史僵局并推进社会整体性进步——工业化、农业进步以及国家地位提升。
在个体（包括党员干部整个的集合）层面上，共产党员大多数为从前社会的底层和边缘人士，不管是是文化资本还是管理经验，在个体层面都不太“拎得起来”，至于说道德层面如果与旧时代统治者相比（也包括与今日官场相比），毛时代的干部群体相对过硬些，但不足以论证其占据的领导地位及其毕生表现。
文革后一段时间，控诉迫害成了时尚，受迫害者近似于跟四人帮（或以此影射教员）划清了界限，有文人写书说《微觉此生未整人》来炫耀自己，似乎这样就跟毛时代和系列群众运动划清了界限。但是，作为领导者或者管理者，一生不运用奖惩手段去激励或者敦促下级，那个算是尽责的领导吗？如果一运用惩处手段，那个大概不会绝对准确，管理事务难得全面标准化是一个方面，关键还在于官场和大的科层体系中间，确实是弱势或边缘人士的弱点更容易被呈现出来的，“大山头”成员其问题易于被淡化和掩饰。
教员的“两件大事”（革命和继续革命）中间的个体表现，依然在个体评价中间具体头等重要性，后来还要加上改革时期的表现，这都是就集体选择的道路和潮流中间去看待个人。
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毋庸危言，作为管理者的党员干部多数，其治国理政经验是差的，但这个没有妨碍国家整体性的巨大进步，首要的功劳当然也是怯除了“旧统治阶级狭隘利益”之后，新的政体才能够更多地挖掘全社会的经济剩余用于工农业建设，而整个的干部队伍相对清廉和低工资带来的管理成本超低，民众的努力程度远超旧时代，才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此时，干部队伍的经验不足，以及永远都会有的机会主义，其作用仅仅是给整体进步幅度打了一个小小的“折扣”。
1980年代以后，党史国史写作，人为遮蔽了有关阶级、道路和路线问题，这样，与狭隘利益相关的集体进步依据就无从讲述，最后变成了“务实派”（刘邓陈李）对“唯意志论”（通常指代教员）的争执，回归到个体与经验层面去讲述党史——似乎试图论证学徒工阶段的某个真理或者规律性正确，其实，这些层面缺乏严肃的证据和逻辑去支持党史叙事。这样做的长期后果，是党史国史研究彻底甩开了政府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建设的管理背景本身，以人为构建的一套说法（“甲正乙负”）去给党史叙述定位，短期内符合“根本改变旧体制”的政治需要，但其长期后果就很可怕了，这丧失了起码的权威性与说服力，历史虚无主义大潮淹逐步没了正史。
而且，从谁对谁错的套路去解说党史，一个“非预期后果”是：以个体认知状况去解释建设成就，结果，任何时候都会发现个体认知总处于“非完满”状态，对于有心人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最优决策，甚至连“能者上”都不能够保证。更为关键的是，中国过去七十年的历史有两次大的转折，相应地，出现了整体的派别标准质变，以现在蔑视从前太容易了。故，很多“保爹保妈派”也感到失去了凭借，只能够后退到“坏人群体之间的少数好人”的辩护策略中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