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存点资料：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秘书工作部门的历史演变 -- 老老狐狸

曹轶欧回答：“我从来没有听康生和我谈起过这样的事。粉碎后，中央派人向我了解这事。

我是这样回答的：大约1974年和1975年间，康生陆续收到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说江青曾经被捕过。其中有一个女同志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应该是某些人吧）怀疑江青也是叛徒。

但是我清楚：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确被捕过，但是敌人并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只说她是左翼人士。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把她放了，她并没有写过自首书。

为此，毛泽东曾经让江青找康生和我谈过这件事情。毛泽东对康生说：‘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们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报写了自首书的人，还有那些自首后领着敌人杀自己同志的人。确定这样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鱼。’

康生听了毛泽东的话后，当即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

以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一些文章里把江青骂了个狗血喷头，一无是处，这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你想知道从1962年下半年，我们党领导的几次大论战吗？反修的主要任务和大论战的具体提纲，就都是经过了毛泽东和康生的过目。有些文章片段，却是康生亲自修改和加上的。比如反修的九篇文章，王力说是他亲自写的，胡说八道，他们搞的东西都被康生推翻了，那都是康生亲自领导的写作小组写好后经毛泽东同志过目定稿的。命题是康生等人和毛泽东亲自决定的。

康生逝世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加上了光荣的反修战士这样的称号。你好好想想，这是容易的吗？我还可以告诉你，对康生的攻击和陷害，早在建国前和建国后，敌人就有意识地制造反间计，企图利用我们党内同志的手把康生同志打下去。

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一次一次地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毛泽东同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有人对康生同志不满，那是他们怕康生同志。康生同志是我们党的活档案。他所经历的各个阶段，都对我们党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建国前的审干，我们没有多少文字的记载，主要靠象康生同志这样的人来提供资料和证据。于是，有人千方百计地要打倒康生同志，我们不要上这些的当。还有周恩来同志等几个老同志，都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党把康生当作敌人来对待，我敢说，这是干了公开的敌人所想干又不敢干的事情。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就这样说过：“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

当时关锋、王力都说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康生就说：“不，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

同志们，是哭了啊。

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 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

有些人不相信这些话，陈伯达把这话反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这 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

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问 题不是毛泽东同志把问题看的那样地严重，而是那些人就是要把我们要置于死地。

这些话，我（师东兵）从另外一些当时参与中央文革小组核心的人那里得到了印证，她所说的话都是确实的。

康生还在1966年7月的一次小组会议上说：“ 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

曹轶欧说：“我实在是不愿意拖累我的孩子们了，我让他们和我划清界限。跟着毛泽东造反的时候，我说过：‘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现在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但是我不愿意让孩子们跟上我作无谓的牺牲。我吃药，无非是给孩子们一个信心，证明共产党员是意志是钢铁的。”

说到这里，她竟然（师东兵的意思）掉泪了。

　曹轶欧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彭真并没有把二月提纲的文件给康生看，也没有告诉康生是准备把那个文件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

当时，彭真在文件起草前连续开会，康生是参加了会议的。但是康生在会议上的一些意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采纳。比如说，康生提出：‘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等等。文件一点也没有涉及。

会议的记录要康生看时，康生说：‘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

直到1966年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康生才看到已经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里什么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那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先立后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等。

老实说，这些话本身并没有多大的错误。

问题是用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提出者的用心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要包庇吴晗和那些当时要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人。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刚刚要涉及到要害是罢官的时候，你彭真提出‘不要象学阀那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究竟是指谁呢？很明显，是指毛主席嘛。

当时有人问彭真，你那个学阀是指谁？他就说：‘谁象就是谁！’你越是不说是谁，你就越是有鬼嘛！

这怎么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呢？彭真说毛泽东批准了他的二月提纲，这也是岂有此理！毛泽东明明反对彭真包庇吴晗的立场，怎么会支持他把二月提纲那样的东西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呢？

当然，考虑到当时他们在中央的势力比较强大，毛泽东和江青这些人都采取了稳妥的策略，包括利用林彪来打击党内的一些反对势力。

这一点，当时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林彪那时装出一副随时都有可能死掉的模样，毛泽东也对林彪的身体状况缺乏了解。所以，毛泽东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察觉林彪有可能把大权交给他的儿子林立果的时候，毛泽东的原则性和他的果断措施就表现得很清楚了。

连陈伯达都没有看到毛泽东在这个稳妥上的原则性，而本来陈伯达应该看到毛泽东的这个原则立场的。”

我（师东兵）要她再谈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立场和态度。

曹轶欧说：“很明显，当毛泽东决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初的提法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后来康生向毛泽东建议：‘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种提法，概念不明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很大的差别，不如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容易解释，也容易被人理解。’

毛泽东接收了康生的建议，所以在后来的文章中就改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决定这场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最后的矛头是一定要到了刘少奇那里的。

早在1964年下半年和1965年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为了发动这场运动，一直在精心研究和策划。

他起初想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来攻破和削弱刘少奇的势力，后来又准备发表在同王明路线和李立三路线斗争时期发表的九篇文章来引起全党的重视和对刘少奇的认识。最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这就是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现在看来，这个突破口选择得好，打准了刘少奇的要害。

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才能那样轰轰烈烈地搞下去……”

我问道：“你现在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运动？你认为这场大革命是好的吗？”

　　曹轶欧没有正面回答我，她说：“我赞成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你是知道的，我就不再重复了。你不是主张只讲事实而不谈评价吗？”

曹轶欧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呢，他们是想把运动搞成1957年反右那样，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抓右派，抓牛鬼蛇神，抓游鱼，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人。如果按照他们的部署搞下去，势必再来个人民群众中的自相残杀。所以，要是说错误的话，他们那套文化大革命的方针也未必正确。这当然是后话，也不再提了。提这些目前用处都不大。只是对你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还有用。

我讲这些，就是主张实事求是。

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这一套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正是毛泽东要整党内的走资派，所以，这才挽救了许多群众的命运。”

我说：“这也未必。群众里也有许多的坏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些领袖们就都是好的吗？许多的投机分子打着‘造反’的旗号都混进领导班子了去了。真正正派的人，真正安分守己的好人倒是在运动中受到了打击。我觉得，现在还是进行法制，实行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民主制度为好。”

1966年6月9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和康生一块到杭州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

康生当着常委们的面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学校和单位和1957年那样抓右派，是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也未必符合毛泽东同志这几年来的指示。”

那次汇报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

毛泽东看到刘少奇和其他常委们对运动都没有提出任何符合他的意思的意见，自己也没有讲什么时间和任务，重点只讲发动群众。

毛泽东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任务是讲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少奇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

康生坚决（完全）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所以，经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些人的批准，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提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