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助】【求助】关于人口和生育的一些疑问 -- 审度

人类工业化以来，干的不人道的事情多了去了。

动用机械设备打打杀杀就人道了？还不是天天

干或者天天准备干。

稻学一派的典型特征不负责任地甩锅。

观点：人口结构和人口数量是人口的两个重要指标，只唯人口数量论，是瘸腿走路，必出问题，这个辩证法不难理解吧！

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我们格外迅速地进入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过程。人口老龄化，有严格的理论含义，大致而言，是指“人口金字塔”从底宽顶窄的“金字塔”型，向着底部与顶部等宽的“稳态人口”的年龄结构演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偶然的灾难，减少了某一年龄组的人口，导致金字塔形状的变异，例如，“腰部”狭窄。也可能出现人为的控制，例如在一代人或两代人期间内实施过分严格的“计划生育”，导致人口金字塔的“腰部 ”狭窄。这样的变异越严重，人口老龄化对未来社会经济所造成的振荡性的影响也就越严重

例如，假定一个生育高峰导致的年龄组A之后是一个生育低谷的年龄组B，那么，前者人口数量巨大，后者人口数量骤减。于是，当组人口进入学校的时候，导致师资与校舍极其匮乏，家庭之间对教育资源的竞争极其激烈。当这一代群从学校毕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就业机会突然变得稀缺了，雇员之间的关系也容易因升迁机会的稀缺变得更加紧张。此外，对住宅需求总量的激增，导致地产价格暴涨。当然，A代群也造成正面的经济影响，例如，对住房和汽车需求的激增，导致各相关产业的扩张，而这些产业的扩张通常意味着经济繁荣。

　　　　可是，当这一切都消沉之后，B组人口紧接着A代群进入了学校，导致教育资源供大于求，老师们纷纷失业，学校“成片亏损”。当这一代群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时，因为劳动力稀缺，工资迅速上升，住宅和汽车的供给突然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经济很容易陷入萧条。

　　 另外，人口老化即意味着未来整个社会的消费将减弱。一个社会有太多的老人必将使市场萎缩，从而威胁到我国无数厂家的生产销售循环，打断生产循环链条。总的说来，老人对自己未来创造回报期望减少，其消费趋于消极。该更新换代的产品舍不得换；新开发的产品更别指望老人掏腰包。。当整个国家有十分之三甚至四,五的人突然消费保守时，许多产品的市场规模将大大缩小，从而导致许多生产厂家的生产利润大大削弱甚至完全失去。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就会出现。市场和科技活跃度都要变慢，税负沉重，在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往往力不从心，产业竞争要失败，丧失工作。国外称之为老龄冬天。老龄冬天的存在，对经济，对工作岗位的需求同样也是个冬天！

　　 人口结构的问题，从来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甚巨，在我们这里好象成了盲区，以至什么快降，早降人口的论调不绝于耳。但是，没有什么任何客观规律可被蔑视， 蔑视只能受到更为痛苦的报复。

1、稻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稻哥很真理,凡是可以不歪理的地方就一定不歪理,要是讲一点歪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大时间跨度定具体人口数量，实际上是错误的科学观。去设计百年之后具体指标，自以为科学，实为科盲！

举个例子，大家很好理解：百年之前，光绪年间的人搞计划生育，应该定今天的人口数量是多少？他知道今天的社会经济科技生活形态吗？知道今天的工作形态和数量吗？在百年之后的人眼里 ，你是石器时代的人，你好意思定别人的具体数据！

审度楼主不妨在光绪年间定现在的人口数量，信不信给什么数据都是打自己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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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1年宋健从食品角度估算了百年后（刻舟求剑，根本不知道百年后技术，用当前技术硬推），中国适度人口数量，中国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

2、“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宋健：《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

-----被西方忽悠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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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在河里提过个疑问，这个疑问碰巧跟陈经的想法相同：婚育时间的推迟，是否对年出生人数的分布有明显的影响？近几年人口出生下降，会不会在未来补偿？“

-------------90后的生育意愿很低，而且和婚育时间推迟互相促进，越迟结婚生育意愿越低。决定生育的是生育意愿，近几年人口出生下降，不会在未来补偿。因为现在是80后再生，90后的生育意愿比他们还低。 尤其独生子女，感受不到兄弟姐妹的味道，以为只是多个朋友，他们的多生意愿往往少于 有兄弟姐妹的人。 一胎化对中国的生育观念破坏巨大。

”第三，我国这几年人口出生下降，是生育年龄人口不足，还是生育年龄人口不愿生？同样的，美日欧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因为没人生还是没人愿意生。“

-----------主因是生育年龄人口不足，此外生育率只有1.3，也是低于西方国家，你就是强迫大家生，生育率达到2.0，由于生育年龄人口剧减，人口还是要出现大量的负增长。

他们是把自己的孩子当成包袱了么？这真是不负责任，不是不得已？

梁中堂：一胎化怎么来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1813ace0102x0q6.html

　人口学从70年代复苏开始，大多是起因于行政因素。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仅限于计划生育部门、高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和军队系统。成都会议又杀出一支新的生力军进入人口学领域，而且，由于特殊原因，这支队伍在之后的几年里不仅十分活跃，且在中国人口及计划生育领域里一度还执牛耳，影响极大。这就是由七机部（后称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和西安交大为主的搞计算机的一些同志。70年代末的还没有微电脑之类的东西，计算机在国内是很神秘的玩艺。所以，人们并不了解它。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时，七机部的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看到大街上到处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由此向前走”的路标，不禁喜出望外，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工作人员向刘铮请示，刘铮也以为这些搞数学的人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算列席吧。连材料也没有发给他。我在大会发言后，李广元听出我有对中国人口的象谜一样对国外既为迷惑又很有魅力的人口问题。宋键也十分奇怪用控制论还能预测人口。他把从国外带回预测，所以来和我聊天。都是年轻人，聊过之后，就已经相当熟悉了。李广元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70年代中后期，任他们二院副院长的宋健去欧洲做访问学者，某研究所向他提议测算的一大摞资料摔给李广元。李广元从此跑统计局，跑***部，就开始了人口预测。

　　李广元问我：“你关于今后20年的人口数字是怎么算的？”

　　“用笔算的。”我回答说。

　　“那多慢呀？用计算机简单多了。把参数向里边一代，给个指令，要多少年的结果都能很快打出来。比如今后一百年的人口预测，要不了一个小时，就全打出来了。绝对准确。”

　　李广元那时有34、5岁，长得很精干，热情活跃，很快在会上就成了令人注目的人物。不几天，许多人都知道了用计算机预测人口既准确又可靠。只要收一些手续费，不论全国的或那个省的，数字往他那里一输，计算机就打印出来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人口没有普查，包括各省的人口，虽然有个统计数据，但大家都知道是不一定可靠的。至于未来的人口，传统的办法就是手工或者手摇计算器计算，要个10年、20年的数据，也要算上个把月。各地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莫不希望有个让别人都信服的人口数据。所以，不少人都向李广元预约，要会后替他们计算本省市的人口数字。大会最后一次发言时，李广元在会上介绍了他们怎样用控制论方法测算中国未来的人口。1979到1980年前后是我国从上至下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尤其是控制论和系统工程，都是大多数人闻未所闻的学科，感觉神秘的不得了。加上李广元很会演说，进一步感染了会议的气氛。我清楚地看到坐在***台上的栗秀珍是如何被征服的，并且在那时已经意识到，国家计划生育办公室将由此转而依靠这批人。

　　其实，在会议上交流用计算机预测人口结果的，还有西安交大的一位中年女教师，叫王月娟。

　　　　无法展开的争论

　　成都会议之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迅速升级，同时对只生一个的政策的诠释，宣传也逐步形成强大的攻势。正如我所预料的，在这强大的宣传活动中，七机部二院搞计算机的那批很有能量的人，被紧紧地抓住，为其拼命地使劲鼓吹。1979年12月中旬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和全国省、市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议结束后，1980年2月13日，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预测百年中国人口的研究结果就发表了。根据这个小组科学研究表明，“从现在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那么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总人口可控制在十一亿以下。”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中影响都相当大。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科学论证，而是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1980年3月7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的文章，《人民日报》3月18日发表了田雪原《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同时，在内部的许许多多会议上，“一胎化”被解释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和正确的选择。

从1980年初开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论证“一胎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搞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外人不知，无论中国的“自然科学”也好，或者“社会科学”也好，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论证那时必须出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条件。现在看，那时真有点“闹剧”的味道。但真实性也的确如此。我国此后就开始步入这一陷阱，至今还未能从其中走出来。

　　从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开始，到1988年，是我从事学术活动最为活跃，成果最多的10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当然很难发表。不过，那时人口学界还有个好风气，即写下文章相互寄送，也是一种内部交流方式。那时我常常对自己说，“你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表明世界上还有不同的声音”。若非如此，我可能早就告别人口学了。

　 因为那时我们从极“左”的禁锢中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科学沦为政治“婢女”的现象还很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研究，所以又无不时时处处感到的一种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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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弹科学家宋健在欧洲出差碰到了数学家奥尔斯德（Geert Jan Olsder），两人相谈甚欢，奥尔斯德介绍了自己的人口理论，宋健从中得到了灵感，回国后就出台了人口控制论，认为中国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的一胎政策，否则人口会暴涨到40亿，最适合中国的人口数量是7亿。 哦，对了，这个欧洲数学家现在表示，当时就是喝酒随口聊了一句人口模型，其实那个人口模型现在看来问题很多，早就废弃不用了。梁中堂的书籍，如《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BBC中文转载的泰晤士报报道《西方是中国一胎化的始作俑者》，《Science》的文章（一个很短的小八卦），外国学者书籍《Just One Child》上面都讲过这个事情。

2、1981年宋健从食品角度估算了百年后（刻舟求剑，根本不知道百年后技术，用当前技术硬推），中国适度人口数量，中国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

3、“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宋健：《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

-----被西方忽悠瘸了！

4、根據宋健的学生田雪原計算，為了在2000年控制人口在12億，那麼每對夫婦只能生育1.7個孩子。於是，1.7個孩子就成了政策制定者的夢靨。1.7意味著有的人可以生育兩個，有的人只能生育一個，到底誰能生兩個，誰只能生一個？ 在中國，這種難題只有一個解決方案：宁左勿右。

5、宋健的6亿人口执念非常强，2015年还在阻碍二胎放开。时间到了2015年，中国两位退休高官宋健与彭佩云都在就独生子女政策游说新一届领导层，但彼此意见相左，这表明中国领导层内部在此事上的分歧，而内部分歧阻碍了这一关键领域的改革进程。与许多学者一样，彭佩云认为目前是该放宽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了。不到一年前，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彭佩云首次公开表明她对该政策的看法已经改变。宋健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中国资源有限，必须保持低生育率来保持经济发展，否则中国人口将猛增，引发粮食和其他资源短缺。

6、模型简陋到荒唐可笑。不像是所谓导弹专家国务委员水平。考虑变量太少，根本没考虑社会、科技、国际环境发展变化，等等因素，这个勉强可以算水平问题。水平多低呢，举个例吧。90年代初，本科阶段选修课记得叫系统动力学，日本一个教授编的教材。只要上过课，就知道宋某人的模型简直是搞笑。当时上课老师是当笑话讲的。

模型计算结果出来，就成为政治正确的东西，不能动。最基本的科学精神都没有。不说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比如日韩）的人口发展数据复核、修正、改进模型吧（记得当年有人做过类似事情，被“中国人有严重多子多福观念”怼回来），至少也应该根据国内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修正吧？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看到了：模型是不能动的，结论是不能改的，数据对不上，那就伪造人口数据呗。简直匪夷所思，已经不能用胆大包天形容了。

7、人口学长期以来都是一言堂，打压不同意见，宋健的徒子徒孙一直控制人口学术，还觉得自己很正义，别人是异端，狂热的很。

梁中堂：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谨以此文献给即将召开2011年年会的中国人口学会。

　　——题记

　　这本来是前面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小题目，有必要将它扩充为一篇单独的文章。因为，人口学作为原本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学，仅仅限于对人口过程和现象的描述；如果作为探求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规律的科学，因为现代社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从而决定人口发展的各种经济社会因素未能得到足够的展现，所以还无从认识。特别是因为现阶段的人口过程充满了各种利害关系，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因为利益、立场和出发点的差异，对同一个人口问题往往都会做出迥然不同的、甚至于截然相反的解释，更增添了认识的复杂性。为此，人口学现在还仅处在已有一定发展基础的譬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现代医学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襁褓中。在目前国内外的学科设置中，人口学还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除了我们国家这30年来人口学和人口学家大行其昌以外，国外很少有人会以人口学家的身份现身于大学讲台和科学论坛的。相反，比较严谨的学者往往都把自己的工作仅限于以深厚的学科背景为支撑譬如从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等学科出发研究、阐释和描述已经发生的人口现象，模拟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的众多学者中，竟然没有一位聪明人以人口学家或者其他什么科学家的身份起草一份人口发展报告建议政府推行某种使自己国家更加强盛的人口生育政策。

　　但是，与国外不同，在新中国，自从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以后，这样的人口学家和所谓的其他什么家的大师却大有人在。1980年2月，七机部设计火箭轨道工程技术的宋健反串人口学领域，以“百年预测”的所谓科学成果论证当时正在全国推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中国必须接受的最佳选择。凭借数学功底做控制论专业的宋健是在国门初开的1978年欧洲之行中才知道国外用控制论方法测算未来人口的。回国后，他把从国外同行那里得到计算人口的一大摞资料甩给年轻的李广元，算是这一帮搞数学的人开始接触人口问题的研究。但是，即使从1964年的那次人口普查算起，也已经15年没有普查数据了。更何况在此之前的人口普查和统计都与现在的人口统计学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那时根本没有宋健从欧洲带回来的资料中的数学模型所需要的人口数据和相关指标。李广元主要从公安部得到一些与户籍相关的人口资料，就开始了他们的人口测算。一年以后，终于搞出了一个按照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那时中国的人口统计中还没有这个指标和数据）分别为1.0、1.5、2.0、2.3、3.0等5种假设情况下的“百年人口预测”。因为这些搞计算机技术的人无法把计算出来的情况写成像样的文章，就又找到了1979年4月刚从教育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两方面的人1980年1月走到了一起，2月13日就向社会宣布重大的“百年预测”结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人口问题首次对我国未来100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作为大号、黑体的通栏标题，发表在14日的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鼓吹“当务之急是尽快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向‘一胎化’方案过渡”。针对2个多月前我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一胎化”会导致中国人口迅速走向老化的观点，文章反驳说，本世纪内不会发生老化，下个世纪头20年这个问题也不严重。“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人口老化问题真正出现以前，完全可以根据科学预测，及早地调整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把人口发展相对稳定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上。所以，我们毋须为将来的人口老化而担心，更不必为中国未来人口减少而多虑。”由于“一胎化”政策造成很尖锐的社会矛盾，1982年2月，邓小平－胡耀邦体制确立后，中央出台了以农民“女儿户”为重要内容的现行的生育政策。上个世纪80年代，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做地方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要求把“一胎化”的生育政策调整到现行生育政策方面。已经担任国务委员的宋健和他的那一帮人对此百般抵制，不断给邓小平写报告，反复标榜自己使用的“国际公认的”科学方法表明只有“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才是中国的选择。1986年，我在提交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讨论会”的一篇论文《评宋健于景元的人口测算》中反驳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公认的”科学预测方法，人口预测仅仅是那些测算的人设定的一些条件下的人口发展大势。我在文章里还引用了30年代4位科学家对瑞典的人口预测和7位科学家对美国的人口预测，说明从来就没有谁的预测真的准确过。（该文收录在1988年由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人口理论、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一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该书第218、219页看到这两个图）

　　我们且不说更多的细节，就说这帮人都是刚开始接触人口，从没有任何知识积累所以是从零开始，第一，没有西方控制论测算人口的数学模型所匹配的数据和人口统计指标。第二，宋健小团体反串人口学从事人口测算的历史满打满算也只有一年多点的时间。第三，田雪原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第四，搞数学的宋健小团体和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合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帮人敢对社会说他们的计算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科学成果。请读者自己判定，一帮从其他学科反串进入人口学领域，把用极不匹配的数据的计算称之为科学研究结果，并且要老百姓去实践他们的计算结论，这样的人口学家（如果接触人口问题不到一年就可以称之为人口学家的话）与江湖术士有什么区别？

　　更有甚者，明明早在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就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订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包括法律的和经济的办法，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6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 华国锋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6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给来自全国的高级干部讲计划生育课，两次提出“一胎化”的词句，要各地干部现在就打电话回去，实行战略重点的转移。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讲课的新闻报道题目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1979年12月，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讲话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任务。”1980年1月9日，陈慕华在军事科学院的报告中要求“从现在做起，按农村百分之八十，城市百分之九十夫妇一个孩子”。2月3日，陈慕华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等单位召开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又说，“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只有逐步做到城市百分之九十五、农村百分之九十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够控制在十二亿左右。”

　　这些情况都说明，早在宋健1980年2月13日出现以前，陈慕华就已经不遗余力地为“一胎化”政策工作了将近一年了。明明是这帮在那时还不起眼的一帮舞文弄墨的书生向陈慕华的“一胎化”政策上靠，可是，随着时间的流淌，最近20年，宋健田雪原等人逐渐把历史说成是他们先有了一个百年预测，提出了“一胎化”，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受他们的诱导，美国的人类学家Susan Greenhalgh还写了一本在国外很有影响的书，说中国这次人口决策因接受国防科学技术专家的意见，改变了那种说我们国家是长官决策的认识。该书出版以后，宋健以沉默的态度认可这一说法，田雪原还不断撰文加固这一误导性的认识。按照这样的做派，把这帮人与江湖术士联系在一起其实还不够确切，简直就是江湖骗子。

　　还有，进入新世纪以后，由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蒋正华牵头搞了一个包括全国政协副 徐匡迪、原国务委员宋健在内的，囊括了许多两院院士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蒋正华与宋健有比较接近的学科背景，只不过所出身的西安交大属于地方军，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进入人口学领域的时候，最多属于宋健的跟班，被宋健及其嫡系的那帮人看不起。现在因政治身份当了名义上比宋健大的大官，就又当别论了。2004年，蒋正华异想天开要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所谓人口发展战略，少不了要做人口测算。在此之前，2000年10月1日，我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国务院人口普产办公室根据10月5日初步汇总的全国人口不到12亿的结果，立即决定停止预定的普查程序，要求全国的普查员回头再做一次“补查漏报”工作。经过将近20天寻找遗漏人口，全国总计为12.4亿。即使如此，这个数据比国家统计局1999年年底的人口数还少1600多万，甚至于比1998年年底还少300多万。为了与此前公告的人口数据衔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又增加了2000多万，公告我国总人口12.6亿。本来，人口普查是由中央政府领导的一次权威的独立的人口调查。可是，这次普查期间违犯普查程序安插一个“补查漏报”和最后空降2000多万，显然都是用1999、1998年等平时的人口动态检测来影响和决定人口普查。蒋正华数学学科背景和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在印度学习人口统计当然应该懂得人口普查和调查应该遵循中立和独立原则，当然懂得这是一次失败的人口普查，其数据无法使用。如果做人口战略研究，计算未来的人口究竟该用那个数？国务院公告12.6亿，应该说是国家认可的我国人口总数。但是，这其中有2000多万属于空的，没有具体的性别、年龄以及空间分布、职业构成，是无法拿来做测算使用的。用12.4亿？国务院普查办公布全国人口数为12.6亿就直接否定了12.4亿，也是不可使用的数据。还有，测算人口数据必须确定妇女生育率，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普查前一年的妇女生育率为1.22，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太低，不真实；除此之外，其它数据由都没有权威性的调查支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使用1.8-1.9，都只是一个估计的数据。所以，如果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应该知道不具有作战略研究的基本条件。但是，蒋正华竟然敢做这个课题。当时的国家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号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部门动员全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来做这个题目。2004年6、7月份，我那时还在山西省政府所属的一个单位工作，一次由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召集的会议上，我讲述了因为上述的理由根本没有条件做这个课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蒋正华这样做是欺世盗名和明确拒绝参加这项研究。2006年春节前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我在发言中再次申述上述理由，并说我将拭目以待，看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怎样做这个课题。一年多以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竟然真的做出来了。整个课题报告可以不交待计算的数据怎样来的、具体如何处理，但可以有发展目标，有要求今后30年继续把妇女生育率控制在1.8，有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建议，等等。据说，该课题递交中央后，成为编制中国“十二五”计划的基础。一个不具备测算条件的所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糊弄国人的。

　　根据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即使没有人口统计学知识的读者也完全可以自行判断出来，近30年来在我国似乎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人口测算恰恰都是根本不具备人口统计学计算要求的基本条件而由当事人瞎糊弄出来的结果。我之所以说“似乎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这种影响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即使完全按照人口统计学的要求条件经过人口统计学家（简称人口学家）很严谨地测算是一回事，人口发展的实际过程又是一回事。不用说那个在人口学家的电脑里或者被打印在纸上的东西纯粹是按照人口学家的假设条件计算的结果，就是客观的人口过程就竟是怎么一回事现代科学还根本没有弄明白。不错，如同每一滴水珠汇总为一条江河或大海一样，各个家庭的人口实践也最终演绎出全社会的人口过程。但是，与那个可以直接从江河海洋分离出无差别的水珠迥然不同的人口过程除了化学的、物理的运动以外还有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过程，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会涉及有利害关系的不同集团和处于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各个家庭，以及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这样，那个总是处在运动状态的总人口过程和千百万社会条件都不相同的家庭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必然联系却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还无法解释的问题，从而各个家庭的具体生育和社会总人口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人类还根本没有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和他们的人口学都没有想管制自己的老百姓生孩子的原因），我们国家却出现了两位大科学家，一个宋健和一个蒋正华，竟要求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所谓“科学计算”去生孩子。宋健蒋正华，一丘之貉也。两人除了一个先有了伪装的科学计算从而获得政治地位和一个先有了政治地位从而拥有了伪装的计算似乎有所不同外，在欺世盗名的手法上连一丁点的创造都没有。由于成长于乱世之中而又不自律，就既缺失了传统文化中“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的士大夫风尚，又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熏陶的职业操守。宋健蒋正华似乎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却迷恋官场仕途和习作无德政客的那一套作派，无法从已有的知识升华出独立的科学品质从而获得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所以才会沦落为江湖术士一般把所有之技当作骗取功名利禄的手段。

只好等问题暴露的比较多了才敢修改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是迄今执行得最好的政策，因为领导人带头。就像今天的抗疫，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到。

第一个问题

国家统计局有相关数据

数据不全面，可以窥个大貌。统计局的数据可以质疑，但得有依据。我没有依据，姑且信了。

16-24岁的失业率高，分析结果是有业不就（结构性失业）、反复辞职、“慢就业”……。从全部就业年龄段来说，失业率温和。

后面的消费足不足就是个假设问题了。假设性回答一下，消费不足的关键是产能。人再多，产能过剩，仍然消费不足。

第二个问题

婚育时间推迟对出生人数分布肯定有影响嘛，未来也补偿不了。

第三个问题

一时没查到数据，不知道生育年龄人口如何。但这几年不愿意生是明显的。

第四个问题

这是个动态问题，如果生产力提高，合适人口数量也会提高。

在当前生产力下，合适人口数量是多少？这个要看各位的生活状况了。说一句不政治正确的话，这个问题只适合国内/打算一直在国内生活的河友来回答。因为国外的河友无法切身感受，只能理论猜测。

由于长期的战争和经济凋敝，1949年，城市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之中，失业严重。1950年7月，仅登记失业的工人即达166．4万人，占当时城市职工总数的21％。人民政府本着“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精神，对官僚资本企业的工人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由于城市失业人数太多，政府不可能都“包下来”，因此在努力恢复生产以增加就业的同时，实行“安置与救济并重”的政策。从1950年4月起，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救济城市失业工人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7月到1953年底，以工代赈达280万人次，领取失业救济金者达460余万人次。到1951年底，城市有220万失业人员重新就业。1952年，全国职工人数比1949年增加了97．5％。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

苦中作乐

社会主义只残存在政府机关小食堂，大国企食堂，少数强力部门食堂里。

你真的不觉得谬误吗？真的科学吗？这是很多计生爱好者需要回答的问题！

让你们在光绪年以生产力决定今天的人口，你们计生爱好者没一个敢回答，回答就是笑话！

当初是谁高喊在社会主义环境中“不惜一切代价杀出一条血路”也要搞资本主义试点的？还春天的？画圈的？

现在我看上面完全可以照方抓药，依样葫芦，以毒攻毒，回击嘛！

也可以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响应亿万民众呼声，“不惜一切代价杀出一条血路”也要搞社会主义试点，也画圈！！！

你邓能搞二共，挂羊头卖狗肉，

我习就能搞三共，返邪归正，迷途知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