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普京的心思 -- 达闻奇

针对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造成的挑战，柯氏着重谈到了制裁问题。他回顾新世纪以来的历史，指出中俄经常联手阻挠美国制裁他国的举动。特别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已足够庞大，所谓“流氓国家”即使遭到西方国家制裁，也可以通过转而与中国贸易维持经济运转。因此，中国的态度对于国际制裁的成效至关重要。柯氏认为，中俄之反对制裁，并非出于同情被制裁国家的意识形态考虑，亦非全在于现实的国家利益，而是担忧被制裁国政体发生变更，而影响到中俄本身的政治稳定。虽然制度上差异极大，但同为威权政体，北京与莫斯科对于民主制度的扩张有着本能的恐惧。而美国在推行制裁措施时一向大打人权牌，极力要求推翻旧独裁政体，这不能不使中俄感到警惕。对于如何促使中国在制裁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合作，柯氏提出的建议有三：其一，美国应避免过多卷入被制裁国内政，尽量少提变更其政体，以免引起中国的戒心；其二，美国对中国当诱之以利，胁之以势。以六方会谈为例，当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朝鲜的过激行为时，美国应当对中国的态度进行正向反馈，使双方合作形成良性循环。而当中国拒绝合作之时，应当因势利导，向中国展示拒绝合作的危害，但避免直接刺激中国。柯氏举天安舰事件为例，起初中国拒绝谴责朝鲜，只是呼吁各方冷静。美国便促使韩日深化军事合作，虽为对抗朝鲜，但也立刻引起中国的注意与担忧，此后中国便转为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其三，制裁活动应当尽可能多地邀请其他国家加入，此时中国面对大势，为免受到孤立也不会坚持反对制裁。柯氏举利比亚内战为例，卡扎菲血腥镇压反对派之时，不独西方国家立刻做出强烈反应，阿盟也加以谴责，就连非盟也不敢支持卡扎菲。在此形势下，中俄亦无意特立独行，且亦与卡扎菲有积怨，遂也支持（而非弃权）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谴责卡扎菲。

苏联对南斯拉夫迅速工业化计划处处采取怠工态度，这对铁托主义者是又一个引起愤慨的原因；南斯拉夫的五年计划在许多方面确实是野心勃勃到不近情理与荒唐可笑的程度，然而铁托主义者往往看来对于他们的五年计划实际上是否能完成并不怎么在乎，而更加在乎的是他们那种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一即社会主义化必须以工业化为先决条件的信念。另一方面，俄国人却比较注重实际。对他们来说，唯一能够接受的南斯拉夫五年计划，就是只能成为苏联五年计划的一部分的那样一个五年计划。他们的实际主义甚至一点也不考虑到南斯拉夫的民族自豪感，也不考虑到这一点:南斯拉夫在地理上与历史上都更接近西方，因而一般南斯拉夫人远远比俄罗斯人更加尊重个人主义。斯大林的要求是南斯拉夫只应当努力来提高它为苏联和其他卫星国的工业提供原料的能力。在斯大林看来，南斯拉夫能这样从一个受资本主义者剥削的国家的地位上升到成为一个受社会主义者剥削的国家的地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来，无论在实际上和精神上也就应当成到足以自慰了。

因为斯大林不敢公开指责铁托犯了学自己学得太像而招他不满的大罪，对南斯拉夫的统治者所提出的主要罪状是揑造出来的所谓后者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罪状之所以引人注目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带有“只许听我话，不许学我样”的味道。

铁托主义除了是和国际共产主义对立的民族共产主义这一点以外，巳经在各方面表现出正在成熟成为一种新的有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也许可以最恰当地，虽然有点啰嗦地,称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铁托主义。作为这个连锁的最后一环，铁托主义已在开始封闭这一圆周，使马克思主义回到列宁和斯大林都曾使它偏离的较为正常的发展道路上去。铁托主义并不像斯大林主义那样悍然不顾资本主义的优点，而是，或者出于信念或者出于需要，公开地企图吸收那些其成效和进步性都不能否认的优点。马克思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对资本主义的做法并不害怕。最能说明这种新态度的例子之一，是一个铁托主义领导者对保守的党员们所作的一次偶然的答复。这些党员抱怨说，1953年农业合作社的瓦解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活。这个铁托主义领导者说，“我们将,如果你们愿意这样称它的话，恢复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其中没有资本家。”

如果真要拿铁托跟中国做类比，那么铁托更像的也是毛，不是邓。

铁托跟毛真正相似的也就是独立自主

而邓继承毛的，实际上是对高度集权的中央技术官僚体系的拒斥。

而邓继承毛之后的“创举”，实际上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外，造出了地方资本主义

1953〜1957年一斯大林的去世，使得在其晚年期间苏联以及“体系”内部所积聚起来的一批新生力量获得了解放。仅仅将后斯大林时期采取的行动归结为对其政策的否定，或是由“僵化”突然转向“灵活”，都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上,必须将此复杂的全过程视作在原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之下、在“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基础之上发生的一场强烈的历史性变革。这四年中，苏联人在其国内所关注的主要是巩固继承权的斗争,这个问题最后于1957年7月尘埃落定。而在“体系内”其他地方,则将其精力主要集中于非斯大林化（1956年2月）过程中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危机以及卫星国家（波兰和匈牙利）控制机制弱化等问题之上。这些问题在自由世界共产党所发生的普遍危机中也有所反映。如前所述，“稳定”时期始自1956年的最后几个月，此间，共产党中国曾给予有力的帮助,并对其结果产生了影响。此次干涉标志着另一个巨人时代到来——朝鲜战争中他的“成功”对此已有预示一并确立了毛作为唯一健在并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英雄典范的地位。

1956年底至1957年春，体现了毛泽东本人思想的两个理论成果，即1956年12月29日刊发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和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简称《正处》）的讲话，②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混乱局面，表明了中共对于当时国际共运中亟待解决的基本理论和历史问题所持的观点和立场，在各国党中引起了很大反响。③1957年初，为了调解苏联同波匈两国的关系，周恩来连续出访上述三国，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对于阵营内部事务的关切和在维护团结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赢得了广泛好评。在西欧，许多共产党人甚至由此认为，“北京已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及理论重心”。①不过，事实上直至1957年底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虽然国际共运两个权威来源的前景已依稀可见，但中国并未对苏联在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发起真实挑战。1963年本编10-11文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此总结说:“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想要实现的目标还很有限。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能获得足够多的支持，以便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因为在他们看来，苏联所推行的这些对外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相悖。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世界应当由一个国家来领导，并由其确立总的路线，但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重要的成员进行协商。中国人视苏联为统帅，同时将自己想象为重要的智囊人员和政策制定的参与者。

1957年11月16〜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暨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可以算得上是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运动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出席会议的共有68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对国内安全法实施的情况调查报告中甚至将其称作“共产国际的复活”。②在此次会议上，中共的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显示出对国际共运所具有的影响力和与苏联分享运动领导权的潜能。虽然会议意图将南斯拉夫重新拉回社会主义阵营的愿望最终落空，并且各国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分歧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在中苏双方通力合作之下，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体恢复了团结与稳定。不幸的是，这种局面持续时间并不长，仅在莫斯科会议闭幕后半年,在团结和稳定表象之下潜伏着的脆弱与危机便无法抑止地显露出来。从那时起，中苏两党在有关国际共运战略方面业巳存在的分歧,便通过一系列事件不断加深并最终得以爆发；与此同时，随着自身实力与影响力的增长，中共亦不再隐藏其内心深处对国际共运单一权威体制的不满，开始向苏联的领袖地位发起了挑战。

中苏双方党际和国家关系的持续恶化，终于致使国际共运在战后发生了第二次分裂。较之1948年的苏南分裂，中苏关系的破裂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持续时间方面，均远胜于前者，并对其后国际共运以至整个冷战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60年，中苏关系的恶化日益走向公开。1960年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放弃了此前的克制立场，向前来参会的各个代表团正式公开了与苏共在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针对中国的这一做法，莫斯科立即在随后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进行了反击。6月21日，就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后第二天、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前三天，苏共中央向出席大会的各代表团散发了长达50多页的情况简报，其中对中共在诸如时代特征、和平与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赫鲁晓夫甚至出言，”只有疯子和狂人才谈论新的世界战争”。①简报还指责中共利用世界工联等国际社会组织宣传自己的观点。②此举一出，结果便如本编10-15文件所说，“掀起了双方相互攻击、谩骂的高潮会上,各代表团中除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以外，均站在了苏联一边谴责中国的立场和观点。用本编10-9文件的话来说，中国代表团被置于“一种受审的境地”。最后，根据各兄弟党的委托，苏共提议于11月各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之际，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辩论。此后直至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中苏各方均表现得咄咄逼人、互不退让，致使双边关系严重趋紧，甚至表现出分裂之势。从某种意义上，布加勒斯特会议可以算是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布加它使中苏分歧从两党之间延伸到了整个国际共运，并使表面看来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世界出现了一种信仰、两种声音的局面。

对于中苏分歧给国际共运未来发展带来的隐患，阵营内各国党均深感忧虑，他们希望即将召开的莫斯科会议能够推动中苏双方通过协调停止论战，使国际共运的团结得以恢复。中共亦怀有同样的期待，并预先通过各种方式作出了明确表示。然而，11月初当各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之后，苏联却出人意料地向参会各国共产党散发了一份多达6万余字的信件，信中对中共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如此，旧伤疤尚未愈合，复又被揭开。会议期间，中苏双方就时代特征、战争与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国际共运的团结以及调整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激烈争执。苏联力图使中共承认自己的领导权威和路线主张，而后者却坚持己见，只愿在战略层面作出让步，双方僵持不下。为使会议不至无果而终，经多方共同努力，中苏两党终于在反复磋商后达成妥协。12月1日，大会最后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莫斯科声明》。声明将中苏各方的观点加以糅合，通过一种妥协性安排，将分歧与争执暂且搁置或予以回避，并在此基础之上，使国际共运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新的团结只是，由于矛盾的症结并未化解，分裂的阴影也依然存在，此种团结显得异常的脆弱并令人堪忧。

诚然，由于争论双方达成妥协，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避免了国际共运过早发生分裂，暂时和缓了中苏意识形态的论争。但就其实质而言，会议并未能达到切实改善中苏关系和恢复国际共运团结的目的和效果。同时，对中苏两党及其支持者来讲，谁都没有真正将这个各方都可以依据对己有益的原则拿来加以援引的《莫斯科声明》视为指导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平静了几个月后，中苏复开论战，口诛笔伐愈演愈烈，双边关系持续恶化。这时，中情局对于此次莫斯科会议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1961年8月8日通过的本编10-9文件承认：会议其实并未化解争论，"重大分歧依旧存在“；中苏双方论争的焦点并非仅局限于政策或战术领域，而是直接涉及到国际共运领导权这样一个“更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苏联虽仍控制着大多数党并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继续享有最大发言权，但不得不放弃过去那种发号施令的方式，更多地通过谈判或协商等政治手段来维系自己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赋予各国党对国际共运内部事务以一定的决策参与权。

以莫斯科会议为标志，各国党对中苏各方所持观点的态度开始走向明朗化。根据会议期间各国党的表现，绝大多数党继续站在苏联一边，支持中国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党，如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亚洲执政的朝鲜、越南劳动党和非执政的日本、印度、印尼、马来亚、缅甸、澳大利亚共产党。不过,这只是一种看得到的“列队”情况，并不能完全代表各国党的真实立场。其实，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欧洲国家中还有一些党（比如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共产党），对中国较莫斯科“偏左”的观点持同情立场。在拉美，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等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会议开幕之时曾表露过支持中共的意思。以上各党后来所以选择倒向苏联，很大程度上受了非意识形态因素的驱动，比如对组织的忠诚感、慑于苏联压力、对国家利益的考虑等。①不过，同时亦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即在支持苏联的党中间，有些虽然并不赞同中共的主张，但也不希望对中共展开意识形态的攻击，其中某些党（比如波兰、意大利、匈牙利党）甚至努力在中苏之间起某种平衡作用。以波兰为例，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在中苏论战中全力支持赫鲁晓夫的观点，但对后者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却表示明确反对。②

1961年10月17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承并发展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确立了两个核心原则：首先，共产主义只能建立在生产力实际发展的基础之上，苏联必须成为一个科学导向的社会。提出“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人而生产”,并将其称为''党和苏维埃国家的一切行动所遵循的神圣准则”。其次，无产阶级专政巳经结束，必须重新界定苏联的阶级性。提出现在的国家是一个“全民的国家”,“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①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共的新纲领标志着苏联领导人从二十大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②会议还重提了反斯大林的话题，并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为代表的“反党集团”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击，其中明显蕴藏着影射中国的成分。特别是苏联领导人采取“打阿射华”的策略，携同与会多数党对曾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支持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展开抨击,谴责其“正在背弃国际主义立场,滚上民族主义的道路”，矛头直指中国。③就在赫鲁晓夫攻击阿尔巴尼亚不到24小时，中共通过当时一位正在地拉那出席阿尔巴尼亚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发表讲话，公开声称「建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中阿友谊牢不可破，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摧毁。”④同时在莫斯科，为示愤怒和不满，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前离会回国。

苏共二十二大以及其后中苏关系的日趋紧张，推动了国际共运内部的进一步分化。从总体上看,1962年前后，苏联虽然仍拥有多数党的支持,但较之1960年莫斯科会议时已有所减少，中国的支持者却相应有了增加。东欧各党仍然继续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不过对于二十二大，它们看法并不一致，作出的反应和所受的影响亦各不相同。

苏共二十大的政治路线不仅对苏联国内政治十分重要，而且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几年来，中苏关系由于一些根本理论和政策问题上的分歧而恶化，这些问题涉及到战争的不可避免、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策略等，甚至还包括对某些中国国内事务的看法。①特别是自从1958年赫鲁晓夫试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进行个人间交往之后，分歧开始尖锐化，并在1960年全面公开化。当时中苏分歧的焦点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问题。1960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未能解决有关争论，只是在各国共产党的联合声明作了表述。其后几个月，分歧依然存在,只是到了次年10月的苏共全会上才又变得激烈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中苏关系实际上业已发生分裂。当中苏两党谁都不愿采取主动同对方就分歧展开讨论之时，意味着党际关系已接近破裂。各党在争论中均明确表现出对对方党的领导人的不以为然。双边贸易还在继续进行，但自1960年后规模明显缩小。自1960年中期苏联撤走技术人员之后，苏联对华军事和科学技术援助已降至最低点。虽然从以上情况看来，双方关系确已急剧恶化，但要达到最终分裂，还需要看到双方进一步做出以下两个举动。其一，他们在相互指责时开始公开指名道姓;其二，采取有组织的分裂活动。这一点将意味着，当双方努力在各个国家里建立起受其影响的团体之后，将会拒绝一同参加国际共产主义的组织机构。

阿尔巴尼亚所以会彻底脱离苏联并转而同中国结盟,很大程度上是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所致。霍查领导层对于这个境内有着众多阿尔巴尼亚族人，并曾扶助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的邻国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害怕南斯拉夫会再度设法将自己变为其附庸。近来，阿尔巴尼亚声称，铁托和赫鲁晓夫一在某种程度上，恰与两人自1955年后采取各种方式缓和两国两党关系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均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以一种威胁到当前党的领导人地位的方式积极从事阴谋活动。其中所言可能很多都是事实。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确实是生死攸关，因而当中国在对南斯拉夫的批判上表现得比苏联更积极时，霍查决定同中国结盟。

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北朝鲜做出一些举动，更加公开地表明了自己对中国的支持立场。金日成在此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表达了对莫斯科处理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方式以及对待集团内国家间关系的态度所怀的强烈不满。除阿尔巴尼亚之外，北朝鲜是在目前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中唯一公开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在及近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这个重要的国际阵线组织的会议上唯一站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一边反对苏联立场的社会主义国家。

北越继续走一条更为谨慎的路线。11月初，胡志明显然是想调解苏、中、阿之间的争端,他先是访问了莫斯科，而后又到北平。虽然在苏共全会上，越共中央的声明对苏联不乏溢美之词，称苏联共产党的计划是北越国内发展的楷模，但北越一直小心翼翼地与双方都保持正常关系。就中国方面来说，一直努力加强自己在北越的地位，在12月底还派出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到河内，可能是讨论增加中国的军事援助的问题。

事实上，苏共二十二大过后的两三年间，中苏关系未公然发生破裂，但此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或争执事件，比如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苏联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消极反应、中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上的龊晤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斗争、中苏在非洲展开的激烈竞逐、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苏联侵占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问题、苏联在相继召开的五个欧洲国家共产党会议①上继“打阿射华”后发展到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共、中国率先挑起的空前高亢激烈的国际共运大论战②、中国对苏联与美英两国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的指责与不满等，却使得双方间关系在一种时松时紧的震荡变化中愈加滑向了决裂的边缘。伴随着中苏矛盾益形恶化，国际共运内部各种力量分化重组并分别向苏联和中国这两大中心汇聚的速度亦大大加快了。截至1964年，中苏在国际共运中的力量对比较之苏共二十二大时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七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开始向苏联自苏共二十二大开始针对阿劳动党和中共的攻击发起反击，从而拉开了1960年代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应苏共呼吁，1963年3月起论战曾一度暂时平息。6月17日，《人民日报》刊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在全面阐述中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时，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赫鲁晓夫从1956〜1963年在政策和理论方面的观点.文章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动。苏联的反应更是强烈。7月中旬，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信对中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逐条予以批驳，《公开信》的发表再次挑起了争论,两党会谈无果而终,一个月后，“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根据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指示先后写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并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间相继发表.“九评”的公开发表，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两党和两国间关系。

1964年夏，正当中苏论战不可开交之时，苏共提议在1965年某个时候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大会，并建议先于是年10月15日召开筹备会议。苏联领导人此举意在加强国际共运内部的统一认识，进一步孤立和排挤中国。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并对此提议给予了谑责。接下来的几个月，双方围绕着召开会议的必要性和具体时间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①然而，就在苏联原定举行筹备会议的前一天，克里姆林宫发生政变,赫鲁晓夫被迫离职，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国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周恩来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是，新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明确地宣布了苏联党和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即仍将坚定不移地用苏共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路线作为指导未来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和原则。①中情局报告对此曾有准确的预测。1964年6月10日通过的本编10-12文件这样写道「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可能也会希望同中国达成暂时妥协，以便集中精力处理其他事务。不过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未来的继任者对于基本问题的看法，较之现任政权，不会有显著的差异……双方间的根本分歧，毫无疑问，会继续存在下去」

1965年3月1〜5日，苏共领导人不顾中共中央的一再反对，在莫斯科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共有19个党派代表团参加，获邀与会的另外7个党即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印尼、日本共产党，则拒绝参会。会议最后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呼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召开一个由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的81个党组成的预备协商会议共同讨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②对于莫斯科三月会议，中共做出了强烈反应。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文章称三月会议是一个“苏共新领导继承赫鲁晓夫衣钵制造的分裂会议”,“充满着凄凉和零落的景象”，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③可以说，莫斯科三月会晤是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正式分裂的标志。自此之后，中共再也没有参加过由苏共召集的兄弟党国际会议。此后一年，苏联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蒙古派驻苏军，双方之间的裂缝不断加宽加深，直到1966年3月22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两党关系彻底中断。这样，至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同盟关系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