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俄苏国家关系400年，敌友之间多少反复？ -- 用心荐华
乌克兰战事爆发后，中俄苏历史关系又引起中国人更多的关注，而比较突出的意见有二种。一种意见认为，俄苏侵略成性、尤其是对外扩张领土是传统技能且至今未改，中国在历史上吃过大亏，所以今天必须小心防范。另一种意见认为，俄苏在历史上确实曾经长期侵略过中国，但最近的二三十年中，俄罗斯一直保持对华友好，而且中俄关系越来越好，所以谈中俄关系，必须区分历史与现实。显然，这二种意见都是从现实出发，只不过立场不同：想搞好当今的中俄关系，则重在与历史切割，所谓“历史不是问题”；反之，想搞坏当今的中俄关系，则一定要先拿历史说事，所谓“问题就在历史”。
而从历史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二种意见当然不是都没有正确的成分，但也都有偏颇。一方面，历史发展具有连续性，历史与现实虽有区别，但也不宜因此就简单划断，中俄苏关系自不例外。另一方面，认为在中俄苏历史关系中，俄苏侵略中国是主流、两国之间不存在友谊或者虽有短暂友谊但不值一提，虽然长期以来这是非常主流的认识和看法，但并不客观，也不正确。
因此说，对中俄苏历史关系进行整体反思，很有必要。不过，几百年的中俄苏关系纷繁复杂，并不容易理清。我这里试图建立一个简单的框架，也许可以方便今后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与研究。这个框架所包括的要素，已经体现在标题中。“中俄苏国家关系400年”，乃是对观察重点的强调。“敌友之间多少反复”，则包括了二个观察框架。其一，全部400年的中俄苏国家关系，都可以而且应该引第三国进入观察视野，也由此可以比较精确地分为四个时期。其二，400年中，有二长三短5个阶段总计超过200年，中国与俄苏的国家关系可以认为是友好合作的。此乃最近思考所得，提出来抛砖引玉。
中俄苏国家关系400年
1、400年
早期有西方著作曾认为，早在1567年（明隆庆元年），即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之后20年，就有俄国派遣的二位使臣到达过北京，不过中国文献中并无相应记载。对于中俄关系史的缜密研究过后，中西学界均认为在那个时候自俄赴华殊不可信。
现在公认有记载的中俄第一次接触，是在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其时俄国已经扩张至鄂毕河流域，俄国某地方军政长官某公爵派遣了2名哥萨克东行打探，一路到达北京（其中一人回国后著有《中国和蒙古见闻记》）。因为他们没有携带国书及贡品，未能觐见，但获得了中国皇帝给俄国沙皇的国书及赏赐的礼物。
由此开始的中俄苏关系，至今已过400年。
2、俄苏
以俄苏（俄与苏并提并重）为表述，既体现历史的阶段性，也体现历史的连续性，不致偏废。
俄苏历史明显分为三个时期：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与帝制俄国时期（可以通称为沙俄或帝俄），十月革命以后的苏维埃俄国与苏维埃联盟时期（可以通称为苏俄或苏联），以及当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今天说历史时多通称为俄，俄国史，中俄关系史，好处是简便，也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但也不是没有疑问和可议之处。
首先，从国际法立场，今天俄罗斯联邦对于苏联的继承属于国家继承而不属于政府继承，即俄罗斯并不是苏联的唯一继承者而只是继承者之一。这有什么区别呢？现在很突出的例子，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是分别的二个主权国家，而在苏联解体前则同属于苏联这一个主权国家。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苏联解体后，原苏联与中国长达3300多公里的西段边界由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与俄罗斯4个主权国家继承，其中俄罗斯继承的边界仅有50多公里。从这个角度看，俄与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宜只图简便就以俄代苏。
更重要的是，以俄代苏，不能体现出对苏维埃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视。十月革命曾经被认为是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篇章的划时代历史事件。在此之前，西方以摩登时代（俄文语境中的新时代、中文语境中的近代）来定义资本主义时代。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由此开创了相对于资本主义时代更新的社会主义时代（俄文语境中的新新时代、中文语境中的现代）。这样的历史观，今天还是否成立，见仁见智，可能会有很大的争议，这里不予讨论。但是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十月革命开创了一个与西方区别并与之抗衡、竞争的东方国际体系，并且这个东方国际体系至今不绝，则是不可否认、更不可忽视的事实。
就中俄苏关系而言，十月革命前后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十月革命前300年的中俄关系，曾经简单地表述为“沙俄侵华史”，虽然其中至少有连续150年沙俄在客观上缺乏对华侵略的能力也因此没有构成侵略事实（后面再予以讨论说明），但大体上也可以成立。而十月革命后的中苏关系，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普遍侵华的常态相比，确实出现了焕然一新的现象。虽然苏联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许多沙俄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其间有各种复杂的形势及反复，还远远不能以“中苏友谊史” （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部著作《中苏人民友谊史》，后又改名为《中苏友谊史》）来概括，但整体而言，显然也不再是简单的侵略与被侵略的状态。
因此，我们若说最近这几百年来的历史，俄苏史也好，中俄苏关系史也好，俄与苏要并提并重。
3、国家关系
国与国的国家关系，这样的说法，似乎既显累赘又无必要，所以并不常见，不过，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时有出现。这与中苏关系及以后中苏关系史研究展开的特殊形态有关。
众所周知，苏联的发端是十月革命，中苏关系的发端则是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并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下来，共产国际推动国共合作并开展国民革命，这些内容最早是作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起首部分予以记录和研究的，但其实也是中苏关系史的第一篇章，不过隐而不彰。20世纪80年代，集中出现了一批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为主题的出版物（包括资料、论文集及著作等），这表面上还是算中国革命史，但实际上也可以算大规模研究中苏关系史的开端。至90年代，以系列的《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的编辑和出版为标志，大规模且名正言顺的中苏关系史研究开始了。不过，命名限定为“中苏国家关系史”，之所以如此，按编者说明，是因为这套书不收录中苏关系史中的政党关系与思想文化交流方面的资料，显然是为避免重复已经有密集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资料。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所收资料的时间下限截止于1949年。1949年以后的中苏关系虽然仍然有政党关系与国家关系的区隔（细心的研究者会注意到这种区隔），但并不两歧，不需要特别加以限定。
总之，中苏关系史研究出现过“国家关系”的名目，不过，此后并没有形成一个特别的以“国家关系”作为限定的中苏关系史研究范式。
但今天对中俄苏关系进行整体反思，进一步强调一下“国家关系”，不仅不多余，还非常有必要。这与400年中俄苏关系的特点有关。
首先，以“国家关系”为关注，表示我们不会因为对于政党关系及两国发展道路等更为重大的历史问题的价值判断不同而转变标准。
更重要的，俄苏是与中国具有最悠久国家关系历史的国家，不是之一。这里说的是主权国家及其相互关系。一般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创了近代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体制，在此之前的1619年，中俄双方的初步接触中就体现了各自的主权国家地位，在此之后的1689年，两国更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方式缔结了《尼布楚条约》。可以说，以“国家关系”作为限定，可以概括从古至今全部400年的中俄苏关系，而在任何其它超过200年历史的大国与中国的关系中，这都是不可能的。
敌友之间多少反复
1、第三国的参照及影响
世界上有许多主权国家，特别是最近几百年越来越多。一般说来，不可能有完全孤立发展的两国关系，不过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必要对第三国因素予以特别的关注与说明。但是我现在梳理中俄苏国家关系400年的历史，十分意外地发现，可以将这400年分为4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可以而且非常有必要将另外一个国家引入观察视野。先略予说明。
（一）17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中俄关系，可以且应该做英俄比较
（二）1895年至1945年的中俄苏关系，必须以日俄苏争夺为大背景
1895年至1915年这20年有所交错与重合，不过并不冲突。
（三）1945年至1991年的中苏关系，应该以美苏分霸为大背景
（四）1991年至今的中苏关系，应该考虑中美竞争的大背景
在19世纪的国际关系中，英俄对抗是很重要的内容。英俄对抗主要在欧洲和中亚进行，后来也扩展到东亚，因此在中英关系和中俄关系中有很多体现。不过，英俄对抗并不是中英关系与中俄关系的原动力，不能构成背景，但中英关系与中俄关系在19世纪当时即已形成比较，而且现在看来，这种比较可以向前推至17世纪初。
英国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1637年（英国武装船队强行闯入广东内河），比俄国晚了18年。同样向中国扩张，俄国是从陆路来（侵入黑龙江流域），英国是从海上来（在东南沿海活动、与郑氏政权通商）。1689年，俄国与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承认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而就在这一年，在清朝收复台湾、取消海禁政策后获得通商权利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了第一艘商船来广州，又于1715年在广州建立商馆，开始了与中国的常态贸易，但没有得到官方地位。1727年，中俄又签订《恰克图界约》划定中段边界，还允许俄国东正教会使团驻留北京。清朝皇帝不仅多次接待俄国使节来访，还二度派出使节去圣彼得堡祝贺俄国沙皇继位。这样的交往是英国所谋求而没有得到的，1793年和1816年，英国分别派遣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率领使团来北京，均不成功。一直到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前夕，英人都还在不满于清政府不能对彼“与大西洋（葡萄牙）、俄罗斯一体相待”，并且猜测这其中的原因是俄国人使坏。
总的说来，鸦片战争前的200多年，英国来华上下人等所展现的姿态大多咄咄逼人，中国人因而颇有“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1839年林则徐语）这也是清朝政府对英国一直小心防范、实行所谓闭关政策的主要原因。但对俄国，清王朝自觉一直未落下风，观感大为不同。魏源《圣武记》中有一篇《国朝俄罗斯盟聘记》，其中就不乏自得之意，如记述《尼布楚条约》则曰“于是东北数千里化外不毛之地尽隶版图”；记述土尔扈特部回归则曰“告以伊犁本我地，土尔扈特本中国部落……无爽盟约。俄罗斯无他言，亦不问土尔扈特所往。”鸦片战争后增补此篇（收录于《海国图志》），更有夸口“然自准噶尔灭于中国，俄罗斯亦震我兵威，故二百载无边患。”但哪里有200年？魏源至少吹了50年的牛。更为可悲的是，魏源在吹这个牛的时候，不知道俄国人又开始侵入黑龙江，中国的大祸就要临头。
1853—1856年英法等国帮助奥斯曼土耳其针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1856—1860年英法联合（美俄亦与之配合）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接连发生（分别在欧洲和亚洲）的两场颇具规模的国际战争。其影响深远且多样，其中有一个方面并不十分引人注意，那就是这两场战争分别间接影响到两次百万平方公里以上的领土变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受挫于英法，不仅接受了苛刻条件结束战争，还因为害怕英国夺取阿拉斯加，于是提议（并最终）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在接下来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俄国则趁机不断要求中国更改《尼布楚条约》所定边界（改以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为界）。1858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大沽炮台后，俄国逼签《爱晖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逼迫清政府与之分别签定《北京条约》，俄国随后也逼签《北京条约》，终于夺取了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外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还规定了不合理划分中俄西部边界的原则（又涉及40多万平方公里）。
此前10余年间，俄国在黑龙江进行了几次武装探险和一些移民行动，但这些行为并不足以夺取如此大片领土，之所以得逞，还是利用了此时期清朝统治出现的全面危机。1861年，执政的恭亲王奕忻总结说：
【论今日之势，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论断，重点本是对外的民族矛盾与内部的阶级矛盾孰轻孰重，其次才是英国侵略与俄国侵略孰轻孰重，我们这里只讨论英俄比较。此时清中央政府认为俄国的威胁要大于英国的威胁，可能有看重清王朝龙兴之地安全的因素，但也得到了汉族官僚的呼应。不几年后，曾为湘军大将的李元度在所撰《林文忠公事略》中说，林则徐生前并不“以西洋为忧”，而是预言或担忧“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此语是否确实出自林则徐本当存疑（需要另写一篇说明），但此后一路演绎流传，倒也颇能说明问题。
但必须指出的是，以为俄国侵华的严重程度大过英国侵华，这种倾向未免太过于低估英国。事实上，英国有二条并行不悖的侵华路线。
其一，以军事和政治手段在中国取得并维持特权地位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这主要针对中国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中东部地区，是所谓“志在通商”。具体表现为在中国沿海沿江开辟并维持侵略据点、为英国商品与人员获取关税与司法特权、公使驻扎北京逐渐控制清朝政府、把控中国海关行政与关税收入等。这样的侵略手法，不是要把中国变成完全殖民地（因为不太现实可能），只是一种半殖民地的统治，但也完全算得上是心腹之害。不过，清政府却以为这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这样自欺欺人，当然是我们不应认同的。
其二，逐步控制中国西南与清朝有直接或间接宗藩关系的邻邦尼泊尔、缅甸、拉达克、锡金、不丹，并最终将它们完全吞并入英属印度殖民地，再来图谋侵占分割中国从西北的新疆到西南西藏与云南的领土。这与“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其实并无二致，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表现得还远不如另外一条路线明显，以致于清政府认识不足。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二条侵略路线都是长期进行的。但是在19世纪末年，由日本德国这样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带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也不甘落后，积极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内地抢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总的说来，英国侵占分割中国领土的图谋与收获比之沙俄毫不逊色。下面就其大端略作比较。
前已有述，1860年沙俄以《北京条约》一举夺取中国1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其侵略中国最大的一笔收获，不过这是利用了英法联军侵华占领北京的机会，英国也难辞其咎。另外，如果将英国吞并与清朝有宗藩关系的邻国考虑进来，就不会轻易认为英国对中国的危害比俄国小。
1867年，浩罕将领阿古柏借中国西北回乱之机，自中亚侵入并自立为汗（建立国家），之后控制了南疆和北疆（除伊犁外）的大部分地区，沙俄也借机以防范阿古柏而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此后中国收回伊犁颇费了一些周折。这段历史广为人知，但阿古柏背后有英国支持，当清朝出兵规复新疆之际，英国几度外交干涉，企图保住这个野生国家（以不向或向清朝朝贡为条件），这个事实（至少在传播上）并不广为人知。
1898年，德国强抢胶州湾为所谓租借地，俄国以防范德国为借口趁机获得旅大租借地，英国则以防范俄国为借口获取威海卫租借地，又在香港“展拓新界”，在这一波抢占租借地的浪潮中所获最大。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占领北京。除此之外，俄国单独出兵东北，且谋求合法占领。英国则抛开清政府与中国东南各省官员搞什么东南互保。俄国不肯从东北撤军，英国则与日本结成联盟。1904年，日本对俄开战，英印军队则趁机侵入西藏占领拉萨，逼迫西藏地方官员在布达拉宫订立《拉萨条约》，要抛开清中央政府与西藏来往。这个阶段俄国占领东北的确是焦点，但英国与日本的动作也不小、危害也很大，都是实质上侵犯与分裂中国主权的活动。
清王朝覆灭之际，沙俄支持外蒙古分裂势力闹独立并趁机侵占中国领土，英国也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并趁机侵占中国领土，手法与步调几乎完全一致。1912年，沙俄搞出了《俄蒙协约》，1915年搞出《中俄蒙协约》，使外蒙古取得所谓自治（实质半独立）地位。同时，沙俄将唐努乌梁海地区与外蒙古分割并直接非法侵占。1913年，英国在印度西姆拉搞所谓中英藏三边会议，弄出一个所谓的三方《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代表没有最终签字）。英国分裂西藏的图谋虽没有得逞，但是通过所谓的英藏秘密换文搞了一个“麦克马洪线”，非法侵占了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外蒙古地位后来虽有反复但最终独立，西藏确保作为中国领土，都取决于后续历史演变，但唐努乌梁海地区与藏南地区差不多可以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