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聊聊江南士绅--番外篇2 -- 狂草舞茅
儒家的行事风格可以分为四大象限：
1.中行；2.狂；3.狷；4.乡愿。
《论语·子路》记载：“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行”的人是理想中的合乎中庸之道的人。中，是不偏，庸，是不变。中庸是指中道及常理。
狂者进取、刚强。狷者退守、淡泊。
《论语.阳货》说“乡愿，德之贼也”。 孟子在《孟子·尽心下》进一步描述：“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乡愿指不分是非、谁也不得罪的”软熟“之人。
还有占据两个象限的“狂狷”者。例如孔子学生曾点。
咸丰同治时期的湖南士风可谓“狂狷”者颇多。湖湘士人在精神意志、心理特质、行事风格方面常常有一种鲜明的特色：就是将进取、豪放、倨傲乃至蔑俗轻规的“狂者”气质，与退守、谦谨、以至淡泊清持的“猖者”气质合为一体，体现出一种既狂且狷的特点。在涉及集团利益时，蛮横且粗暴，在涉及个人利益时，则淡漠退守。这一点是清代湖湘士风和江浙士风的根本区别，也注定了湖南人在大时代来临时发挥了远比江浙人更大的作用。
湖南士绅是以一直狂者姿态毫不掩饰地抢夺地方政权的。
前文提到曾国藩敢于直谏咸丰，甚至攻击皇帝的人格缺失。另外参与在处理某大臣案件时，坚持原则，激怒了整个官僚群体。皇帝并没有直接报复他，还给了他一个江西主考的差使，能赚几千两银子补贴家用，但不幸遇到母丧，仓促返回湖南。但同僚们则排斥他，甚至不与他同桌而食。即使曾国藩不离开京城，也是难以在圈内混下去了。
曾国藩回到湖南守丧，此时他不再是朝廷官员而成为在籍绅士。太平天国刚刚席卷湖南，他被咸丰任命去帮办团练。皇帝的圣旨如下：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 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心，不负委任。“
职责甚不清晰，那就发挥狂者的想象。团练要对付土匪，土匪涉及治安，那么我帮办团练，就自然要处理治安问题。于是大名鼎鼎的湖南审案局成立了。
这其实是一个士绅私设的法庭。“审案局”办案的原则是”乱世用重典“，“从速从快、从严从重”，不依照任何法律条文，甚至不需要充足的证据，只需要以地方士绅的言辞和要求为依据，稍加询问、立即结案，而对于处罚方式，更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者鞭之千百”，于是凡是被押解到审案局的“犯人”，几乎是没有活着走出去的。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曾国藩还命人制作了一批木笼子，将抓获的犯人关在里面游街，游街后连人带笼子扔到一边，任其风吹日晒、饥渴交加而死。等到尸身发臭，才派人收拾。种种残暴，为曾国藩赢得了曾剃头之名。
这就绕过了湖南各级衙门的刑事诉讼系统。其实不止绕过了各级刑名，曾国藩还曾绕过湖南学政，杀了一个私通会党的秀才。其目的是彻底杜绝太平天国和天地会等起义军获得读书人的支持。
湖南官场完全炸毛了。一收不到贿赂，二显得他们无能，三侵犯了他们的权限。但曾国藩此时手里有1000多团勇，又有湖南巡抚和师爷左宗棠的暗中庇护，湖南大小官员们暂时不敢把他怎么样。
这1000个团勇哪里来的？湘乡士绅罗泽南、王錱创建的湘乡勇。由于丁漕浮收严重，王錱和湘乡知县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聚集了1000多乡民闹事，还要控告湘乡知县。后来新知县朱孙诒上任，不仅全盘接受了王錱提出的征收丁漕章程，还举王錱的老师罗泽南为孝廉，拔刘蓉为文童。在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朱孙诒委托罗泽南，王錱，刘蓉等创建了湘乡勇。所以湘乡县是湖南士绅控制的第一块地盘。
所以，在湘军创建之前，湖南士绅就已变相攫取了警察权和司法权。
团练，本来是地方性辅助武装。但曾国藩对咸丰说，他要办一大团，集中在省城训练。多大的大团呢？一万人，等于绿营两个镇的兵力。东征时水师又扩编，加上长夫，足足1万7千人，这不是什么大团，是野战军好不好！
湘军创建之后，曾国藩手下大将塔其布在湘潭打败了谭绍璋，后来在岳州阵斩曾天养，与罗泽南一起歼灭太平天国西征军主力。水陆并下，收复湖北。
此时在湖南老家，士绅们已经不满足于警察权和司法权，开始攫取财税大权了。于是轰轰烈烈的左宗棠税务改革开始了。左宗棠委派有操守的士绅取代胥吏征收丁银漕粮。当时士绅抗税非常严重，原因是1两银子的丁银浮收至1两7钱，一石漕粮市场价大概在1两5钱至2两银，但政府浮收至7两，超出士绅承受能力，政府能收到的税款不到10%。
左宗棠改变了”永不加赋“的明面规则，公开地把丁银减为1两3钱，漕银减为3两。另外，设立厘局，征收厘金。整顿盐税、捐纳。湖南财政收入从不足百万两提升到四百万两，这三百万收入养了6万湘军。同时，地主和农民的负担都大幅降低了，纳税积极性立即上来了！
上述财税举措以及湘军全部后勤都是委托有操守的士绅们处理的，官员们不过挂名而已。
如此激烈的改革等于断送了地方官和胥吏的贪污空间，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抵抗。
地方官和胥吏甚至当众阻止农民们按照新规则交纳税款。但是呢，反抗是徒劳的。士绅们已经控制了军权、警察权和司法权，还怕你们这些官员？立刻露出了獠牙：敢于抗拒的朝廷命官立即由巡抚参劾撤职，干预抗拒的胥吏则就地正法--左宗棠完美地继承了曾国藩的湖南审案局精神--堂堂基层税务干部和太平军、土匪一个待遇--就地正法。
至于捐纳，湖广总督官文派委员前往湖南卖官卖文凭，被骆秉璋和左宗棠毫不客气地赶回了湖北。
旭日初升、刚刚掌握权力的湖南士绅们就是这么狂！公开砸碎康熙的”永不加赋“招牌，公开欺骗咸丰说创建一个大团，蔑视司法流程，敢于不审讯直接处决秀才和基层税务干部，赶走上级机关派来处理业务的委员。
这是在政府内部对所谓清朝祖制的一场隐蔽式的革命，即便不是革命，也是一场政变。
难怪满族亲贵在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岌岌可危之时，把左宗棠认定为把持湖南的”劣幕“。但在江南大营溃崩，浙江大部失守之后，劣幕只得被推向前台，从一介举人到封疆大吏，不过3年时间。（待续）
地方实力派可能借救朝廷扩张势力，也可能是挖政权墙脚的
湘军淮军算是前者，东林党和改开后东南资本是后者，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东南资本跟外贼沆瀣一气
爱丁堡扩散疫情说明某些势力已经过于膨胀，希望包总有能力清算
应该说湘军控制江浙后，与当地士绅关系是很复杂的。
当地士绅有一派是和中枢江浙派勾结在一起的。这一批人本是湘系的政敌，其中少部分人分化过来，建立了合作，另外一部分人影响着财源和其它资源，湘系就很警惕地使用。比如冯桂芬。曾国藩表面上很尊重冯桂芬，但又保持距离。《校邠庐抗议》本来是请曾国藩写序的，曾国藩没有答应，但考虑到以冯为代表的当地绅士能够协助筹饷，就回了一封信。
另外，湘系要想在当地能够执政，就不得不和当地一些有操守的士绅合作。曾国藩幕府中有很多江浙士绅。钱鼎铭，赵烈文等等，太多了。
淮系也搜罗了很多人，比如吴大澂入李鸿章幕府，最后这个吴中金石学家带着最后一批老湘营与日军决战，中了日军声东击西之计，也没有做好后勤，虽然湘军在牛庄英勇战斗，还是失败了。
若问胡雪岩算不算江南士绅。我的答案是绝大部分时间他不算。他没有功名，虽然在各界关系很多，但不算士绅。后来左宗棠硬帮他讨了二品顶戴，勉强算是了。他属于何桂清系外围，属于被湘系利用的本地资源。盛宣怀也是极重要的江南士绅。
盛宣怀之所以能远远超过胡雪岩的影响力，不是网传的李鸿章斗败了左宗棠，而是因为盛宣怀与江苏等地士绅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无论是在组织丁戊奇荒赈济，还是筹集招商局股份，可以说是得到江南大士绅的集体支持。胡雪岩则关系网非常复杂，从何桂清系，到湘系，到清帮，到朝中清贵（翁同龢）和满族权贵，没有他不掺和的。但他本人没有功名，也就没有能力象盛宣怀那样动员士绅的集体力量。反而卷入了他绝对不该参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最终葬送了自己，乃至出事时无人真帮他。
同太平军合作才叫有操守吧。
满清入侵，江浙屠城，太平军时期，湘军在江浙屠城，日本鬼子入侵，江浙又屠城，嘿嘿！
既没有功名，也没有世家根底，所以只能在各派势力间反复横跳，各处投机，顺利的时候没问题，不顺利的时候没有人会救他。
政权危亡之机，奋起救亡的多是体制的边缘人，把曾左救亡之举描述为革命或政变是不是有些过了。那是事态发展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事初的谋划。
曾左对满清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还是有比较高的认同的，曾左的极端手段主要目的还是帮满清政府去弊，不会是革命或政变。
只有在当时的世情下，左宗棠这种考不上“大学”的落魄学子才有可能窜升为封疆大吏，这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点，所谓“乱世出英雄”，“刘项不读书”，要玩命的时候，精英基本上没什么鸟用，边缘人晓官场知社会才能一展身手，社会有序的时候，左最多只能当秘书发牢骚。
说左是“劣幕”无异于中科院院士笑话袁隆平是中专生，不值一晒。。。
哈哈，瞎说几句。
多少豪杰才俊之士淹没在历史之中。如果看不透潮流的力量，个人算个屁啊。哪怕缺了曾国藩，湖南士绅照样掌权。潮流如此。
至于满洲亲贵说左宗棠是“劣幕”，不是偶然的。咸丰帝早就明白左宗棠在湖南的核心作用，但正因为清楚，才疑虑更深。是劣幕还是英雄，不是根据左的行迹定的，而是根据政治军事形势定的。
无独有偶，咸丰帝于天京事变前，对曾国藩非常客气，只是不给实权。天京事变后，脸色就变了，曾国藩直接在家晾上一年多。江南大营崩溃，咸丰态度又变了。
如果江南大营真的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小概率事件--左宗棠的劣幕帽子逃不掉的--不如此何以恢复祖制。杀不杀他看皇帝心情。可惜，小概率事件没有发生。
但保住了新疆，也算青史留名了。
曾算是湖湘士绅的代表，如你所言，湖湘当时没有曾国藩也会有李国藩王国藩。。。
你分析的湖湘士绅与江浙士绅的差别很有些道理，但要抬杠也都能举出反例，哈哈
出现在湖南，有一定的巧合。
这和元末可比，一个是朱洪武，一个陈友谅。
这时候的英雄必然出于两淮和两湖，还有太平军的两广。
至于你说的资料详实，谈不上。
但我要说出来的是成百上千的专家没看透的东西，或者看透不说透的东西，如此才能解释晚清政治运作的大框架。
湘系势力，崛起于草莱，但到了两江，就是事实上的守成者，并不赞同两江绅权扩张，而且抑制两江士绅办团练。湘系是把两江当奶牛挤的。淮系则多少有点同流合污的意思。但湘淮系和两江在中枢的清贵高官们始终有尖锐矛盾。无它，权力模式不同，无法长期并存。
无它，士风学风差别太大了。精神的力量远超过物质的力量。
但是呢，湘军成功之后，反而湖南士绅和其它地区的士绅差别小了许多。精神的力量要积蓄很多年才在毛泽东时代总爆发。
左宗棠活着时盛宣怀胡雪岩哪个影响力更大？
要是老左不死，胡雪岩会一落千丈吗？
长袖善舞的商人交往对象或关系网复杂很正常，真正靠山就一座
“筹集招商局股份”时入股是发财的好买卖，巴不得入局。要是早年胡庆余堂也搞募股，会挤破头的
“组织丁戊奇荒赈济”愿闻其详
当代慈善，芒总说法是比贩毒还暴利
左宗棠没有防止他破产，只是在破产时稍微保护了他而已
体制的主体不管用。
实际上赵构也是体制边缘人，本来就该是是一个闲散王爷。
秦桧还中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