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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高声称赞邓小平：你这一年干得比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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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9 15:29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曾经与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已故)、卫士高振普多有交往，并聆听了他们叙说的晚年周恩来用他生命的最后力量力荐邓小平接班和要邓小平“忍一忍”等感人事迹。

“你这一年干得比我强！”

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已经在事实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972年元月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怀着对陈毅等开国元勋的内疚，执意坚持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由于八宝山礼堂没有空调设备，在寒气彻骨的天气里站了半个多小时的毛泽东回去后患了重感冒，高烧乃至昏迷，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才得以醒过来。至此，毛泽东身体元气大伤。

当时，人们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工作后，不负众望，他领导批林彪的极“左”，抓经济建设，抓外交复苏等工作搞得很有成绩。

但是，这一切最终还是触痛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人。因为江青和林彪原本都是想通过“文革”而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同时，中央有的领导也不能容忍周恩来批极“左”最后批到“文革”头上。因此，在江青等人多次告状下，中央领导再一次出面干预，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是错误的。周恩来忧愤交加，加之经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终于病倒了。这样，在中国政治权力中心中面临着毛、周将不久于人世的状况。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曾寄希望于年轻的王洪文。但实践证明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王洪文接不了班，“四人帮”其他人又不可靠，最后毛泽东还是认定邓小平“人才难得”，这就最终导致了1975年中央1号文件的下发，让邓小平出任党的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参谋长。这样一个安排表面上好像是接周恩来的班，其实质上是接我们整个党和国家领导的班。因为当时不仅周恩来重病缠身，毛泽东的身体也在每况愈下。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从军队抓起，把全国的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也就是被今天史学界称道的“1975年整顿工作”。

周恩来住院期间，还时时关心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1975年中央1号文件让邓小平复出后，他一直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还凭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多次在医院里找来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等人，要他们支持邓小平的工作。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即将进手术室之前，拉着邓小平的手久久不放。然后，他环顾左右，高声对在场的人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为邓小平的工作和平稳接班造声势。

“你就不能忍一忍？”

周恩来全力支持邓小平抓全面整顿工作，必然遭致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一伙的嫉恨。他们没茬找茬、无端生有地打击迫害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整顿其实是复辟、倒退，还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

“四人帮”们连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也不放过。批判他是“大儒”、“投降派”等等。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但是这些在周恩来细致深入的工作下都先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从而瓦解了“四人帮”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

“四人帮”们眼看他们即将到手的大权却要旁落，江青等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最后串通当时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向毛泽东告黑状，说邓小平的“整顿”等一套做法最终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于是，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因此他回告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至此，他已认定邓小平在他死后必然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1997年10月，笔者参与筹建仿西花厅工作时，曾在北京听张树迎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过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赶来305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上述事情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干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后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

周恩来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

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基本是一致的，在如何富民强国的思路上也是基本相同的。但这两位伟人的性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略也就有着明显的差异。

“你们要帮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

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周恩来病情加重，偏偏又出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危机，而当时，国际国内有多少大事等待着处理?周恩来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再一次举荐邓小平，这也是周恩来临终前就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是一次拼尽全力的努力。

高振普回忆说，总理叫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随后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高振普知道他要写重要东西，因为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叫医护人员退出的。所以，等帮助周恩来坐稳后高振普也转身走向病房外。但周恩来叫住了他，因为当时没有人扶他已坐不稳了。

周恩来颤抖着，一手托着放有纸的木板，一手哆嗦着写字。邓颖超见他写字很费劲，还要用左手托着木板，就对他说：“恩来，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可能考虑到事关重大，坚持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当时高振普站在周恩来的右边，一边用手稳住周恩来，一边看着他写。信是写给毛泽东的，向毛泽东提议，仍让小平同志取代他自己在党和国家中所任的职务、位置。

高振普说，总理虽没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当时他自己的位置就是紧接在毛泽东之后、王洪文之上的“二号”人物。周恩来写好这封信后，嘱邓颖超转送。但是，这封周恩来重病期间写下的诤言建议后来却没有任何音讯。

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重，但他仍没有放弃支持小平同志“接班”这样一件大事。

据高振普回忆，有一次，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一同前来看望周恩来。周恩来环顾他的老战友之后，对靠近他头部的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在场的人都听清楚了，但邓小平有点耳背，没听清楚。待他们退至病房门口时，邓小平问张春桥：“总理刚才说什么？”张春桥却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竟然没有把周恩来刚说的原话告诉邓小平。

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但晚年的这几件事却十分耐人寻味而又真情毕露，读了足以令人回味无穷。

《世纪风采》

1967年8月中旬，毛主席从上海回到了北京。当他看了《红旗》杂志第11期上的一篇名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后，十分生气。随后，毛主席在社论上，批下了“这是毒草”几个大字。

这篇社论是由康生授意，关锋执笔写的。目的很清晰，就是为了呼应林彪、江青等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夺取军权的计划。

当毛主席的批示下来后，林彪、江青等人慌了神。他们害怕把自己牵扯进去，就此丧失权力，便找“替死鬼”。于是，“王、关、戚”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

8月下旬，在北京钓鱼台会议室里，康生发表讲话：

“最近中央文革内部出了问题，一个是有人反军乱军，一个是有人组织‘五·一六’集团分裂中央。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政治局决定处理此案。”

这之后，“王、关、戚”被停职调查。即刻，这三个红极一时的人物，被戴上手铐，关进了大牢。

　　但是，1967年下半年发生的“王、关、戚事件”却使他们的人生由顶点降到底点，受到“隔离审查”，政治生命也随之结束，其转折点就是7月20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文革”研究中的众多“谜团”中的一谜。虽然当事人陈再道、杨成武和王力都相继对此作了一些回忆性的叙述，但是由于其间所存在的避讳原则和利害关系，他们的回忆却使这一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王力因为这一事件而名声大噪，受到江青等人机场迎接和召开百万人大会的待遇，成为“英雄”。对此，王力在接受访谈时曾指出：“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和我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这一系列的做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做法，不是为了你（王力），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然而就是这位“英雄”，在仅仅相隔40天的时间后，却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八·七讲话”、“火烧英代办处”等事件而被“隔离审查”、“请假检讨”，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就这样，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囚犯”。与王力同时被“隔离”的还有关锋、林杰等人，戚本禹停职写检查，不久也被“请假检讨”，直接投进秦城监狱。从此，他们三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他跟我一起进公司，写了两年代码不干了，因为觉得自己毫无灵性，不是那块料。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黄峥 编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

　　在中央派出工作组期间，少奇同志曾派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参加了一段时间的运动。所以撤出工作组后，清华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就扬言要揪斗王光美，说她在清华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消息被少奇同志的

　　一个孩子听到后回来就讲了。少奇同志听后，气愤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为什么要让人家代我受过？要批要斗要检查我可以去。”

　　在砌大富等人的煽动下，要求王光美到清华作检查的压力越来越大。起初，周总理是不同意王光美去作检查的，他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是个执行者，不必去检查。”后来，康生、江青伙同清华的造反派一起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声称：“王光美不去作检查，学生就要来揪。”

　　1967年4月的一天，我们收到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说中央常委同意王光美同志到清华作一次检查。在此情况下，少奇同志没有再说什么。

　　在去清华作检查的前几个小时，光美同志在少奇同志的会议室里同来揪她去清华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造反派要她去作检查时必须穿上她随少奇同志出访印尼等国时穿过的衣服，而光美同志坚持不穿。她气愤地说：“要我去作检查，为什么要我穿出访的衣服？”“你出访时穿戴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次去作检查也必须包括这些内容。康老（康生——作者注）说，你不听江青的指示，搞两面三刀，江青不同意你出访穿这些衣服。”造反派振振有词。

　　光美同志听到这里更气愤了：“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向你们说明，我出国前到上海专门看望过江青，还真问过她出访时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的问题。我告诉她说：少奇同志跟外交部的同志说过，自己有能穿的衣服，就不要再做新的了。江青说，我们是大国，你又是国家主席的夫人，穿戴得不能那么寒酸、吝啬，要多做几套好衣服。她可没有说过不同意我穿什么。我去作检查也只能穿我在那里参加运动穿的衣服。”

　　这次要光美同志去作检查，也是砌大富等人制造的一个骗局，他们骗了周总理，也骗了党中央。

　　光美同志到清华后，在十几万人面前，蒯大富等人强迫她穿上旗袍、高跟鞋，给她戴上用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并对她进行惨无人道的拳打脚踢，用卑鄙无耻下流的语言污辱她，谩骂她。

　　光美同志回来后，向少奇同志倾诉了满腔的愤恨和冤屈：“他们打人骂人、侮辱人都干了。他们批斗我，为什么还要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老同志去陪斗，这哪里是政治斗争，分明是在侮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啊！”她终于决定给毛主席写封信。

　　少奇同志一直没有做声，他两眼发直，神情黯然，静静地听着光美同志的诉说。据卫士说，那天晚上，少奇同志连一口饭都没吃。

　　自从光美同志受辱清华园后，少奇同志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而且时而显得烦躁不安。有时郝苗把饭摆好，叫他去吃，他像没听见似的，不说话，也不去吃。一次，郝苗给他煮了两个鸡蛋，他发脾气非说是生的。郝苗知道他心情不好，剥开蛋壳，耐心他说：“跟平常一样，不生。”过了一会儿，他像突然间明白了什么，对郝苗说：“那我错了，向你道歉。”

　　一天中午，我从大食堂吃完饭回办公室时，从少奇同志的饭厅门口路过，听到他和光美同志正同孩子们说话。我进到办公室后，听到少奇同志的说话声越来越高，我侧耳断断续续地听到：“为什么我犯错误，让人家那么多干部代我受过……是谁批准的？为什么不准别人给文革小组的人提意见，一提意见就把人家当反革命抓起来（指的是1966年8月间一批青少年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因贴出了炮轰江青的大字报，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作者注）。他们就一贯正确吗？……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是他们……有人想逼我自杀，我绝不会自杀，除非党需要我去死……我自杀了他们就更高兴了。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咣啷一声，随着摔筷子的声音，他站起身来走出了饭厅。这时，一位值班的卫士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怎么老人家发脾气了，你听到了吗？”“我听到一些，因为他的声音时而高时而低，所以也没听全，好像还是因为清华批斗会的事。”我说。

　　后来，我向光美同志问起此事，她说：“从1956年中央领导人签名同意死后火化后，少奇同志就给我们说过，将来他死了，要把他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他说，大海连着四大洋，他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家属，所以他从中央开会回来，就郑重其事地给我讲了。那天吃饭时，谈到目前的一些现象，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又向全家人强调了这件事。”

　　江青之流在从精神上折磨少奇同志的同时，又开始从生活上折磨他了。

　　1967年5月的一个夜晚，为少奇同志当了18年厨师的郝苗同志被抓走了。这件事在工作人员中引起了震惊和恐慌。我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为什么要抓郝苗？”他表情神秘地悄悄对我说：“这是江青指示公安部抓的。江青说郝苗有特务嫌疑。解放前，他在北京一家饭店工作时同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有关系。1946年在军调部当厨师时，王光美认识了他。中央一进城就把他要来了。他和罗荣桓处的一个工作人员联系密切，有盗窃军事情报的嫌疑。少奇的孩子外出串联时，是他给他们提供了粮票和生活费，有支持他们外逃的嫌疑。”

　　我越听精神越紧张，这个嫌疑，那个嫌疑，一大堆的嫌疑，说不定有一天这些嫌疑也会被安到我的头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久，在江青的指使下，少奇同志的另一位厨师老冯也因“莫须有”的理由被调走了。那时，尽管名义上说，少奇同志的生活待遇不变，但厨师调走后，我们只能从大食堂给少奇同志打饭吃，有什么吃什么，这又是什么样的标准呀！

　　郝苗是生长在北京郊区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因生活所迫，他14岁就到北京一家饭店学徒，吃尽了昔头才学得一手好手艺。中央进城后，经过党组织的反复审查才把他调到少奇同志身边的。他辛辛苦苦地为少奇同志服务，怎么成了特务嫌疑？就这样，郝苗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

　　调郝苗到少奇同志家来，是吴振英经手办理的，而此时他也成了“黑帮”分子，也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所以对郝苗审查来审查去，却没有任何人找吴振英写过一份证明材料。这一切，少奇同志心里肯定很清楚，光美同志受辱于清华园，郝苗被抓走，冯师傅被调出，这分明是在用钝刀子割他那颗滴血的心啊，他能不痛苦，他能不咆哮，他能不怒吼吗？然而这些都无法使他解脱，反而更加重了心灵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