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讨论一下，习总会不会去旧金山参加APEC -- 湍流VII
根据真离河友提供的弹药，是这么说的：
197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开始陆续解散，但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沙洋“五七干校”才全部撤销，
72年底才开始陆续解散，79年才全部撤销，我们要怎么才知道75年的时候，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回来了呢？至少也得大部分回来才能正常工作吧？
如果要挑刺，还有一点可以挑：
1969年春节刚过，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厅长的江文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的干部被“一锅端”，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1973年，江文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冶金部钢铁研究院任党委书记。
可以见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厅长，从干校回来，居然就去了冶金部钢铁研究院。。。。
我很想知道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从干校回来，有多少回到原本岗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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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1955年9月生）不但刷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外事委员会），现在刷政协常务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
是军管一部分，来源除了军方，还有地下党城工部、留用旧警察、苏联代培训人员。2018改革前，武警不是国务院领导，是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改后，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立于1982年，前身为1949年建立的中国人民公安中央总队。后历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等多次名称变革。
我质疑的是最高法院是否正常工作而已。回应在这：乔老师过问，我得抽空回应一下
向 @桥上 道个歉，赶时间打错乔字了。
严打之后，治安是不是好转了？是的话，自然大家都会支持，很简单的事情，当然也就不会反转。
至于这点：
有多少严肃学者敢于去研究反思当年的政策、做法？
当然有，不然司法制度怎么会逐步调整到今天的样子？
1、这种“严打”，从方式上看就是延续“大跃进”到”文革“的“运动式”的搞法，如果认为“严打”是有民意的且有效果的的，“舆情不需要翻转”，既然“民意”、“舆情”那么重要，那么当然不必翻案，而且还该继续下去；
群众支持严打的前提条件是治安恶化，一旦改善，前提条件就不存在了，自然无需继续下去，这个逻辑说得过去吧？
2、从”大跃进“到”文革“，一开始也是群众热情非常高，”舆情“支持高，既然“民意”、“舆情”那么重要，那么当然也不必翻案了
问题是到了文革后期，群众热情是否低位徘徊呢？民意，舆情还支持继续搞文革吗？如果民意反对继续搞文革，是不是翻案就顺理成章呢？
何来悖论？
邓最善于把事务“运动”化，美其名曰举重若轻。
反右扩大化-单位按比例拿人，严打--按比例判刑枪毙人，相同的味道。
尤其是计生，把行政事务政治运动化，成为高压线，是计生难以刹车，直到头撞南墙的重要原因。
七三七四之前，大部分人员都已返回。
但我觉得您在这个问题上设了个逻辑陷阱，就是正常，这个正常得按你的标准，你又没清楚地说明这个标准。
在我看来，问题重点该是那十个负责复核的法官。
而正常，其实一直就没正常过，一直在变。
至于检察长去做书记，这才是正常的啊。
您看方平的父亲是从什么地方去了预审，原来是干啥的。
粟裕48-8-27电报原文一部分——
“6.西兵团七个纵队，自开封、睢杞两战役后，所补俘虏不够补偿伤亡，部队极不充实（每连只四至六个步枪班），尤其干部伤亡太大，至今无法补充，许多营连有政千无军干，有军干无政干，而营连排干部太新太弱（五月中补充之新兵已当副连长），班排干部俘虏成份不少，因此团级（老的多）与营以下脱节现象甚严重。团以下各级对个人前途悲观的倾向亦较普遍（因前方战斗剧烈，伤亡甚大，而见到后方环境安全舒适，革命又快要胜利，极想保存自己，以享受和平生活，但不知自己何日报销，故团以下干部保命思想较普遍）。依部队军政情况，东兵团打一个月至两个月进攻无问题，但西兵团担负一个月阻援，则很难完成任务。”
连阻援都没一点信心，还打援？不换将或大幅增兵再次被打差不多。山东兵团有打援能力，问题是归中原局小弟粟某指挥吗？想投奔许世友麾下还是想再次摘桃子鸠占鹊巢？
哪怕粟某捣乱，14万对11万，从外围战斗起拿下济南不到十天，还是粟某认为较有才干的王耀武防守的坚城
同期共军还有比这漂亮的攻坚战吗？
群众头脑就是比较简单的。大院丢自行车了，丢白菜了（晒在院子里，被人用车偷走了），大院聊天就是：中央不是让严打吗？怎么咱们还不打？那个说：要我说就是枪毙的少，多毙两个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有个电视剧“人世间”，里面也有，严打之后罪犯要坐卡车游街，枪毙要组织参观。游街我那时候经常看，还好枪毙谢绝小孩参观。
普通城市老百姓，特别是我们那，都是体制内。 别说犯法了，一点出格的事情都不敢做。夫妻吵架了，第二天居委会都上门来劝。 当然不在乎对待犯罪分子公平不公平，也不会去想他犯罪是不是因为其实他没有你那种有保障的生活等等。所以那时候警察抓住犯罪分子把他揍一顿在我们那里是很正义，群众拍手叫好的一件事情。有点类似鲁智深打泼皮的架势。
文明真是一点一点建立的，我到北京之后是第一次，看到警察抓卖黄色光盘的妇女。警察动手打，周围的群众真的上去骂，上去拦。 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文明程度的差异。
我上小学的学校，有好几个也是去了工商、税务。
还有一个贪污犯，到某个局当会计。贪污了一万块钱，当时是天文数字，带着情妇跑了。一次遇到一个退休的老师，还说起他多么不值，为一万块钱抛家舍业几十年，现在一个月挣一万。
一味扯淡有意思么？再说严打，你几岁了，不知道八三之后还有么？还悖论，简直可笑，连改开几次严打都不知道。
你怎么显得自己跟个幼儿一样？
辽宁中院高院都工作，到了高院不工作？你是不是脑子有水？可能么？
你到现在也没有支持高院不工作的依据是啥好么？
陈永辉文只有论点，毫无论据，依据的是所谓文革初期的下放说，有意思吗？1975等于1969吗？
你快得了吧，狡辩没意思。
但是，913之后开始解放了。
必须承认，确实有回到北京也暂时没参加工作的，也有检院这种不工作的。
但是江华的工作证明高院是工作的，为此，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外，处理了张志新和苏铁山等案件。
张志新等被处死，估计原因不是骂毛主席，而是骂了总理。苏铁山等待处理。
而1975年，不可能大规模处理平反案件。只有粉碎后才可能大规模处理，也包括平反死刑的张志新案件，真难搞，当年签字人显然就是😊江华，然而他又是审判四人等的主力，哈哈哈。
另外，大家也知道，四人在粉碎后只是监禁，81年华国锋下台后才开始正式审判。
至于懒厨河友一味狡辩，连严打几次都不知道就不说啥了，还拿八三之后没有作为论据呢，简直可笑和无知。
核心提示：在彭真谈话的前后，国内又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大案。大案频发，社会治安环境差，老百姓没有安全感。1981年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目前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我们打击不力。”来自百姓的压力，使执政者不得不想办法重拳打击犯罪。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12月6日7版，作者：杨津涛，原题为：《“严打”出台始末》
1979年9月9日下午，在上海市控江路，一名交警制止某青年抢夺小贩时，因方法不当，引发群众围观，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闹事，他们攻击警察、拦截轿车、抢劫行人，肆意凌辱妇女。上海出动大批警力直到当天午夜才告平息。因此案被逮捕的不法分子有31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仅仅两个月后，就发生了“控江路事件”这样的恶性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1980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上海首次谈到“从重从快”的方针。当年5月，彭真主持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时说，对于凶杀、强奸、抢劫、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目前应该继续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犯罪案件频发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198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宣布要结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当初全然不同，私营经济的兴起、邓丽君的流行、女生开始穿裙子，这些社会新兴事物无不挑动着青年人的欲望。以加里森敢死队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唐山菜刀帮、湖南斧头帮等猖獗一时，在街上公然抢劫、凌辱妇女。
“文革”结束后，农民也获得了进城务工的自由，城市中的待业人口越聚越多，一度超过两千万。这些失业青年成长于“文革”时期，一些人没有任何法律观念，对抄家、武斗习以为常。
在彭真谈话的前后，国内又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大案。大案频发，社会治安环境差，老百姓没有安全感。1981年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目前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我们打击不力。”来自百姓的压力，使执政者不得不想办法重拳打击犯罪。
1983年2月8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汇报说：“现在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邓小平问江渭清怎么办，他回答：“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江渭清的话说完没几天，1983年2月12日，东北“二王”在沈阳持枪行凶。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客机被卓长仁等6人劫持迫降韩国。
这一年的7月19日，邓小平对彭真和公安部部长刘复之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青年。”
1983年8月， 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强调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方针；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1983年的“严打”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犯罪。此后在1996年、2001年和2010年，公安系统又组织了三次“严打”。 （据《国家人文历史》）
我就佩服你凭借陈永辉一篇瞎话就能愣胡扯这些天。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能不知道几次严打，还是很奇怪的。
支持官方。
我的问题是，你作为吉林的大院子弟怎么选择了不相信国家的。
无论是大院还是国企子弟，你不应该是最相信和支持国家的那类人吗？
当时是你的父母、老人的时代（粉碎四人），当然支持严打你们对立面的那些（对你们有利的）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