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1998年，朱云来回到香港，加入由中国建设银行控股、摩根斯坦利参股、王歧山任董事长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香港分部 ，担任高级经理。

2014年10月14日，朱云来从中金公司离职。

向忠发被捕后，虽然我党所有的情报系统在顾顺章叛变后已经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但是仍然在高效运转，以饱和式救援的方式在向中央传递情报。9点钟向忠发被捕，12点钟潘汉年就已经把消息报告给了正在开会的最高领导，效率之高，令人咋舌，而且精确到了向忠发已经叛变的消息。

有文献指出，向在法租界巡捕房里见到包探长陆连奎时就跪下来说：“请你帮忙。”陆说：“你不是向忠发吧？”向说：“我是向忠发。”陆说：“我看你不像某党的头子。你们那些某党被捉来时，常把我们骂得狗血淋头，多么英雄气概，哪像你这样熊！”陆又问捕向的人：“你们捕错了人吧？”特务们说：“没有捕错，是他！”

向忠发被押到巡捕房后，未等受刑即自首叛变。他向敌人求饶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所，告诉对方“到旅馆先抓那个矬子”，致使陈琮英和杨秀贞当天下午一起被捕。

另外，向忠发带着人去抓陈琮英的时候，还喊了句“他是任弼时的老婆！”当时有法国人，有翻译，但是奇怪的是，当时的翻译基本上翻译了向忠发所有的话，唯独漏过了这句。因为他有浓重的湖北口音，江浙一代的特务也没听太清楚，但这句话被陈琮英记录了下来，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法国人会拿她当农妇而没有继续向下追这件事。

向的供词主要内容是：

1）请国民党饶恕他；

2）说他自己是个挂名摆样子的掌书记，实权在周恩来和陈绍禹手里等。不仅如此，向把恩来、绍禹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并带敌人去捉人。

向忠发知道的秘密地点并不多，但是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他是知道大致在哪里的，而且有钥匙。当天向忠发就带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周公不信这一点。冒险回到附近，登高看到了暗号，知道这处秘密地点已经被破坏，而知道这个地点的又被捕的，只有刚刚被捕的向忠发。

6月24日凌晨，向忠发就被处决。同时，有可靠情报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

周恩来看到这份抄件，发现很多内容是只有向忠发本人才知道的，这才确认向忠发死前就已经叛变。

国民党中统机关内部印行的《转变》一书(1933年12月出版)的附录中，刊登了《前伪某党中央掌书记向忠发的报告》全文。《转变》一书，是中统特务们为了劝说被捕的我党党员们“转变”而印的。从内容看，似乎是依照审讯记录整理的，所以许多人名写成同音异字，如康生化名赵容被写成“赵云”，陈云当时化名廖陈云被写作“廖成云”，李富春写作“李福春”等等。这份资料还是很有时效性和参考价值的。

曾任“五卅”时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兼我党江浙区委书记的余飞，解放后在其自首书中写道：“向忠发的确自首，的确成了党的叛徒，他不但泄漏了许多党的秘密，并指出四个党的重要机关。”这个余飞大家可能觉得不知名，但是他的前妻就比较有名了，是南京地下市委的最后一任市委书记陈修良，地下战线的优秀指挥员。余飞原名余茂怀，陈修良的第一任丈夫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李求实，因为陈修良去苏联，两人感情淡漠后分手，余飞乘虚而入。但是余飞这个渣男隐瞒了在安徽老家还有个老婆的事实，于是陈修良就莫名地成了小三，直到余飞叛变才解脱。余飞和陈修良的儿子送到了余飞的安徽老家，女儿留在莫斯科被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收养，解放后回国，随沙文汉的姓，是一位俄语教授，同时精通俄语、法语、英语还有中文。

6月22日下午，向忠发带人抓捕了陈琮英，随后23日凌晨，带人破坏了一处秘密机关，也是中央秘书处专供领导阅读文件的地方，当时安排转移的时候把他们给忘了。本来这个机关文件都已经在前两天转移走了，但是落下了一张有王明签名的纸。

这处机关被捕的是张纪恩、张越霞夫妇，他们及时发出了告警信号，然后被捕。被捕后双双受到了向忠发的指认，但是因为证据不足，张越霞首先和陈琮英一起被释放，张纪恩后来也被释放。他们都活到了解放后的九十年代，陈琮英甚至活到了21世纪。

郑超麟是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创始人，老托派，1931年在警备司令部关押的时候就已经被开除出党，而后一辈子坐了多年的监狱，包括1949年前后。他记忆力超强，而且老了之后思维能力毫不下降，并且文笔极佳，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郑超麟所在的托派，内部分了好几个小派，相互之间还各有争斗。1931年5月21日被捕后，6月初关进了龙华警备司令部，正好向忠发的最后一夜也在警备司令部，那时只有几条监房，并不大。

夜里他听到了向忠发被提出，也听见了秘密枪毙向忠发的一声枪响。

结合前面张纪恩看到的照片，向忠发是被枪毙的。

中共第六届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捕后，竟然只经过不到两天的时间，就被国民党方面予以处决。此事，多年来一直令人很难理解：国民党当局为何不像以前与以后的那样，充分利用被捕中共领导人物自身的潜在价值，扩大抓捕战果，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摧垮共产党组织的企图，却居然如此匆匆忙忙就将向忠发枪决了呢？

因向忠发案而受牵连被捕的陈琮英，在她于1988年写的《关于向忠发叛变的事实情况》一文中，也说了住在“德华”旅馆的她和杨秀贞（与向忠发同居的女人），在22日上午向忠发离开“德华”旅馆并被捕后，她们也被抓到巡捕房的事。陈琮英说：“向忠发被捕当天下午，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随后，张月霞与她当时的丈夫张纪恩也被押到。”

这些情况说明了两点：

第一，23日凌晨一时之前，向忠发还被拘押在法租界巡捕房。

第二，向忠发被捕后唯一供出的四个人，都是租界巡捕为主去抓的，开始都关押在巡捕房。

张纪恩及其爱人张月霞都是共产党员，但向忠发当时没有供出这一点，甚至连二张的真实姓名都没有说，致使他们能一直以假名字应对巡捕房与国民党。确切地说，向忠发供出的只是已空无机密的恒吉里中央机关的地址。而陈琮英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杨秀贞就更不是了。

因此，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就只有23日一个白天，加一个夜晚了。到第二天，即24日凌晨3点，向忠发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就被处死了。

研究中共秘密战线历史的专家尹骐先生所著的《潘汉年传》（1991年9月出版）及《潘汉年的情报生涯》（2011年11月出版），在这两本著作中，是这样披露的：

警备司令部熊式辉在向忠发被引渡过去之后，曾密电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蒋的复电是“就地秘密枪决”。……

据警备司令部总务处处长说：当熊式辉密电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向忠发时，还不知道向已决心自首叛变。蒋接电后立即复电就地秘密枪决。军法处审问时，向忠发虽然作了自首叛变的供词，熊式辉却没有再呈报，即按蒋的复电执行了。

因而，向忠发之死，都是与熊式辉与蒋介石往复的这几封电报密切相关。

但是，这个解说，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可靠。

为什么？

熊式辉当时并不在上海

因为，现在我们已知道，作为电报的事主，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当时他并不在上海！

据《熊式辉回忆录》载，在向忠发被捕前后之际，熊式辉所记录他本人的活动行踪是：

（1931年6月）18日，余骨创甫痊，挟杖赴赣就兼任总司令部参谋长；19日，抵南昌部署粗定；20日，默察内外情势；22日，（蒋）总司令抵南昌，召集将领会议；25日，总部令何应钦为剿匪前敌总司令。

其中，“余骨创甫痊，挟杖赴赣”，是因半年前，熊式辉乘飞机从上海到南昌参加一个会议时，飞机失事，熊被摔伤腿骨。故这次赴江西，需要挟拐杖。

这就是说，在向忠发被捕前后，熊式辉已到江西南昌，就任所兼的“剿共”总司令部参谋长之职，而根本不在上海。并且，是同蒋介石一起，在江西南昌国民党军的“剿共”总司令部，共谋第三次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战事。

既然熊式辉连人都不在上海，他怎么会就向忠发被捕一事向蒋介石发密电呢？何况，当时，他天天就与蒋介石在一起，真有什么事，他还用得着给蒋介石发电报吗？

因此，上述几封所谓熊、蒋的示复密电，应根本就不存在。

《熊式辉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记载。不仅没有说这样的示复电报之事，甚至连向忠发被他治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捕获的大事，在洋洋近四十万言的日记型回忆录中，熊式辉都没有半个字的说法。

这有点奇怪。

因为，对于凡抓捕到中共高层人物之事，国民党方面的当事人，无不以此为功，必会大肆渲染。例如，指挥抓捕了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市警察局局长、中统头目蔡孟坚，在其晚年出版的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中，就洋洋自得地详细披露了他如何利用中共叛徒去抓顾顺章的经过，并自吹“差点改变了历史”。而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也不讳避包括先是抓捕、后又如何处死顾顺章的事情。

熊式辉的难言之隐

对向忠发的被捕与处决，熊式辉为何却无任何说辞呢？

熊式辉在他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抨击之语，开口“共匪”，闭口“朱毛匪军”，因此，对中共首脑人物的被捕，他不会有任何同情。但，对抓捕向忠发一事，他却居然只字不提，岂不反常？

是不是无关军事的事情，熊式辉便不记录？

也不是。

对于1929年12月21日他派人在上海租界内侦察、并于22日逮捕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首领居正等人，及1931年8月30日在上海，国民党当局抓捕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人员牛兰、缴获若干共产国际文件的事，熊式辉在回忆录中，都记得清清楚楚。然而，独独对离牛兰事件仅仅两个多月的向忠发被捕一事，熊却未置一字。

这一切表明：熊式辉对于向忠发被捕与随后处决一事，可能有着难言之隐，不能说，不愿说。就是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也铁心让其尘封于历史。当时他人虽在江西，但淞沪警备司令部，毕竟仍是以他为首，因而，为“淞沪警”隐，也就是为他熊某人隐。

一、向忠发被捕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只经过了一天时间，竟就被处死了，这明显不符国民党当局应对被捕共产党员之办案成规。

二、作为重要事主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其司令熊式辉对此事，即便在几十年后，也仍然不作任何解说。

因而，比较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向忠发的死，是一个意外，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作业差错，而所谓“处决”云云，纯为虚构宣传。

据张纪恩说，当时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他看了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意思是警告张不要步向忠发后尘。

这张照片，就是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

再让我们整理一下向忠发被捕事件的时间表：

6月22日上午9点多，向忠发在法租界内被捕，拘押到巡捕房。

随后，陈琮英与杨秀贞也被抓捕，并关押到巡捕房。

23日凌晨，向忠发供出了中共中央机要一处地址，致使张纪恩夫妇也被捕，并拘押到巡捕房。

23日凌晨之后，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24日凌晨3时，向忠发就被处决。

因此，向忠发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最多只活了26个小时。

现在我们已知道，在这26个小时期间，第一，中共再没有人因向忠发的被捕，而发生有党员遭到国民党方面逮捕之事。

第二，显然，向忠发并未作出国民党方面最想要的招供。

的确，向忠发被捕后，曾作有一份供词。据张纪恩回忆，他在被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受审时，审问者给他出示过向忠发的供词，张纪恩说：“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两三页。”

仅仅二三页的十行毛边纸，还是用毛笔写，那能写几个字？

1933年10月，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出版的《转变》一书，刊登了一篇有数千字的《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详细有序地叙说了中共很多重要的组织及重要人员的情况，声称是向忠发被捕后的供词。

然而，在这篇供词，有很多疑点。

例如，“供词”中涉及的关向应、余昌生等几名中共活动家，向忠发被捕前，均已化名被关押在国民党龙华监狱内了，而向忠发也都知道。但向忠发的被捕，却并没有暴露这些人，没有影响他们处境的恶化，而且他们不久后均被保释，安全出狱了。张纪恩、张月霞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俩不仅始终未暴露真实姓名及共产党员身份，而且，很快张月霞就获释，而张纪恩也只是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判处五年徒刑。

再则，张纪恩亲眼看到向忠发的那份供词，即那仅仅两三页的十行毛边纸内，显然，是不可能有数千字内容的。

实际上，《转变》中那些真真假假的内容，若由当时叛变不久的前中共特科头头顾顺章捉刀来炮制，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国民党特务机关搞造假把戏，来对共产党人进行心理战，在当时是常有的事，如国民党特务机关1932年2月在上海几大报上刊登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欲离间中共人员、诬害周恩来的事件，就是显著一例。

因此，所谓《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伪作的可能性很大。

而如果所谓向忠发的自供是伪作，如果向忠发在这26个小时内，是拒不供出国民党很需要的东西，那么，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付向忠发的，就必然是刑讯室“待遇”：施以严厉酷刑，拷打逼供。

对此，前述那张向忠发受电刑的照片情况，就是铁证。

由此，时年已52岁、并不年轻了的向忠发，会不会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

向忠发（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参加党领导的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1926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3]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他并未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 [3]

1930年间，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

陈琮英（1902年1月16日—2003年5月31日），女，1902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工农红军女战士、中国共产党七大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夫人。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历任任弼时同志处机要秘书、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 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次日（1931年6月23日）上午也不见他，这天中午，我们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说他在静安寺路底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消息。当时，我们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张月霞（后来关在南京反省院，抗战时放出）、张纪恩、苏才。我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在下午约四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这时，秘书长余泽鸿也正在找我，十分焦急，他也尚未找到恩来同志，通知他这个消息。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

蒋介石在南昌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如获至宝，立即复电，马上处决。

张纪恩，浙江浦江人。化名黄寄慈。1923－1926年在浙江省立一中中学部求学。在校时先后加入共青团和中共。毕业后入上海大学、上海法科大学就读。 [1]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历任中共中央机要处机要秘书、机要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上海、重庆、镇江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华东纺织工业部机要秘书、科长，中央军委联络部秘书，华东煤矿管理局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煤炭工业部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顾问。1982年5月离休。2008年7月9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2岁。

1928年，正在读书的张纪恩同志奉命调入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党中央迁上海后，张纪恩开始在永安里一三五号一个中央机关工作，后来转到五马路的清河坊坐机关，和夫人张越霞一起住在机关，机关的楼下是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楼上原来是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住的，李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后，张纪恩夫妇就调到这里来了。这个机关，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都来开过会。还接待过许多来往的人。 [4]张纪恩和张越霞就以杂货铺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住在这座楼里。小杂货铺，卖香烟、草纸之类。另外，小杂货铺还是一家“兑换店”，即把银元兑换成铜板。 [5]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这样，就更有“家庭”气氛了。

最后，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

这房子一楼一底。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

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

他对邻居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

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

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用人）身份住着，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为房客。

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

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

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

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那些文件与他无关，还是无济于事。

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用人，苏彩则是房客，怀孕住此，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张越霞的衣袋里，当时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

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用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

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张纪恩在被用手铐跟张越霞铐在一起时，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也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

据张纪恩说，出事之后，苏彩从此失去了党的关系。周秀清后来被分配到另一秘密机关工作，被捕。出狱后到苏联学习。解放后担任吉林总工会副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病故。但是，张纪恩和张越霞托她照料女儿，后来虽然经多方寻找，均无消息。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在侦缉队，张越霞过了两回堂。她一直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他们，即自己叫“黄张氏”，不识字，从乡下来上海不久，什么都不知道，请求“青天大老爷”明断。

张纪恩仍然称自己是“小开”，楼上只是“登报招租”，所以来住的房客出事，与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