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

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底从苏联回国。 [4]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了立三路线。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这个和上面是矛盾的）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9289549144123588&wfr=spider&for=pc

小董，本名董玉刚，是一个看似平凡的地下工作者。他的外表并不出众，甚至有点口吃，但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活、真实的角色。在剧中，他接受周乙妻子的领导，负责向山上抗联运送一批药品和电台。尽管他的戏份并不多，但他却凭借自己的演技让观众难以忘怀。

小董的表演风格朴实自然，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夸张。他的台词贴近生活，真实可信，没有任何浮夸的表演痕迹。与那些咬文嚼字的演员不同，小董的表演更注重情感的真实表达，而不是机械地按照剧本走。他的每一句台词都充满了真情实感，能够深深地感染和吸引观众。

小董的出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车站接孙悦剑的那一幕，他穿着棉大衣、戴着棉手套和狗皮帽子，一副典型的东北男人的形象。他接过孙悦剑手中的皮箱，满脸喜悦，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这种真实的情感表达一下子拉近了角色与观众的距离。

在这个阶段，小董有两场戏表演得非常精彩，一是刑场上的假枪毙戏码，二是雪地里的接头戏。在刑场上，小董遭受了敌人的酷刑和审讯，但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当高彬拍着他的肩膀问他是否觉得这么死去会留下遗憾时，小董的表演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坚定和勇敢。这场戏中，小董的演技发挥到了极致，让观众对他所饰演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在这冰冷的雪地上，小董，这个曾经坚毅的战士，如今被反绑双手，步履蹒跚。他身上的伤痕，是斗争的印记，是敌人暴行的见证。他的呼吸沉重，仿佛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看着他，你几乎能感觉到他的痛苦、煎熬，那种从内心深处散发出的无助和疲惫。

当生命的威胁真正降临，枪口对准他的头部时，我们看到了小董的真实反应——不是那种惯常的坚毅果敢，而是深深的痛苦和无助。这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生死时的反应。

幸运的是，这只是演习，枪并没有打响。但小董的身心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他被架着在雪地上拖行，伤痛、寒冷、饥饿和惊吓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无法承受。他开始吐出白沫，那种深深的痛苦和无助，仿佛要从他的身体里溢出。

高彬上前质问，小董却无法回答，只能大口大口地呼吸，那种对生存的渴望，对生命的执着，显露无遗。高彬告诉他，今天只是演习，如果他不变态，他的生命也许还能延续。然后他伏在小董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接着大声命令将他带走。

在露天雪地中，小董与周乙的表演更是精彩绝伦。周乙对小董亮出了接头暗号，然后告诉他自己带他到雪地中的真正原因——为了避开室内的监听设备。接着，周乙告诉小董经过考察，他已被证明是一名经受住了考验的革命战士。然而，接下来的消息却让小董震惊——上山的药品已被日本人下毒，一同上山的任长春是假意投降。周乙要求小董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只与周政委联系，并告知山上队伍里有奸细，借此机会将之揭露出来。

这一段戏中，小董没有一句台词，全靠动作、眼神和神情来传达情感。他站在冰天雪地里，身上只有单薄破烂的衣服，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拖着脚镣，脸上满是伤痕，满身血迹斑斑。他只能不停地跺脚以抵抗寒冷。这种情境下，演员稍有不慎就会让戏演砸，但小董却表演得完美无缺，让人仿佛能感受到他的寒冷和颤抖。这正是演员表演的魅力所在——能够感染和感动观众。当演员与观众内心产生互动时，他就已经达到了表演的最高境界。

顾顺章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虽然没有得逞，但他的叛变还是使中共地下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正在营救中、马上即将出狱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被他指认出来，枪杀于苏州军人监狱。6月，他带人在香港逮捕了另一位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并已居于要害位置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宋再生等人，被迫脱离原工作岗位。原在敌特机构中为中共服务的重要官员杨登瀛等人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羁押。

　　中共中央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在上海坚持工作，无疑更增加了特科工作的责任和难度。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刚调到特科不久的潘汉年得到消息，立即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获悉总书记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不久又有向已叛变的消息传来。尚不到一天，周恩来等对此将信将疑。向忠发知道周恩来住所，并有钥匙，如若叛变，必会带特务前来搜捕。周恩来迅速搬进四马路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为了查证向忠发是否真的叛变，周恩来指示特科三科科长谭忠余亲自带人监视自己原来的寓所。

　　谭忠余亲自带领一名红队队员，在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半夜时分，他们看到一队特务押着一个人来到周恩来的寓所，并用钥匙打开后门……很明显，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确切的。当那队一无所获的人从周恩来寓所出来时，馄饨摊已经不见了。

　　周恩来并未在都城饭店长住，在核实和确认向忠发叛变的几天里，他和邓颖超暂时分手，躲避到了谭忠余和周惠年的家中。周惠年回忆道：周恩来来后，和谭忠余同在大床歇息，她则搬出小床睡到另一处。由于风声很紧，周恩来只能昼伏夜行，等天色昏暗后才化装外出活动。周惠年说：周恩来化装后像个日本人。有一次，周恩来因事急匆忙更衣，结果把两只脚伸进一条裤腿里，逗得在场的人直乐。

　　向忠发是怎么被捕和叛变的呢？这与顾顺章叛变也有些关系。周恩来收到从钱壮飞处传来的情报后，立即安排向忠发等中共领导迁往新居。可这个1928年非常偶然地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早已丧失了革命意志，不理党务，与一个叫杨秀贞的风尘女子姘居厮混。顾顺章曾为杨秀贞介绍了个女佣，供她支使。

　　虽说一网打尽中共首脑的计划落空了，但稔知向忠发习性的顾顺章认定只要找到那个女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向忠发。他最终找到了已和杨分离的女佣，经威逼利诱，女佣供出杨可能于数日后到一裁缝铺取衣服。顾逼她尾随杨，探明杨的新住址。

　　数日后，杨果然到裁缝铺取衣服，女佣遂尾随其后，偏巧这一切被躲在杨住所的向忠发看见了……顾顺章又扑了个空。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出于对党的最高领导的负责，要向暂时同自己住小沙渡路。可6月21日，向非要见杨。周不得已同意他们见面，但反复叮嘱不能留宿，可向无视周的警告，在杨处留宿，于第二天租车返回时，被人指认逮捕。

　　未等特务动刑，向忠发就叛变了，并供出和杨秀贞住在一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特务们随即逮捕了杨秀贞和陈琮英。她俩均遭受特务的严刑拷打。然而，杨秀贞同中共党员陈琮英一样，始终没有吐露与中共的关系，还是向忠发出面要她说实话。周恩来在后来得知这一情形时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由三人组成的中央特委只剩周恩来一人，许多较早从事特殊任务的同志被迫离开原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共武装割据地区。

　　在周恩来、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离开上海后，谭忠余也更难在上海立足，于是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到鄂豫苏区工作。谭忠余到红二十六师任师政委，周惠年则到了苏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她的主要工作是动员民众参加红军，向广大妇女进行宣传，积极支援前线作战……

　　由于敌强我弱，红二十六师与驻守当地的国民党罗其江部周旋得异常艰苦。仅仅几个月，红二十六师就在一次激战中，被罗其江的部队打散，鄂豫苏区随之丧失。原本公开活动的谭忠余、周惠年被迫转入地下。可在鄂豫地区，谭忠余一口的上海话很容易暴露身份，于是党组织决定他们夫妇返回上海。(本文摘自《聆听历史细节》 作者：王凡 当代中国出版社)

说法不一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顾顺章追踪下于上海法租界被捕，押至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随即叛变。6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下令，将向忠发就地枪决。然而，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告民众书》表明，此时中共并未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

关于中共确认向忠发叛变的传统说法，长期以来主要依据的是中央特科成员黄慕兰的回忆。黄慕兰从租界法语翻译曹柄生那里听说向忠发被捕叛变的消息后，立刻向上报告。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安排中央有关领导转移。康生还派人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寄宿的小沙渡路观察动静，发现向忠发领着租界巡捕闯入周恩来家搜捕，证实向忠发已经叛变。

然而，2003年，作家穆欣依据当年“中央特科”成员李强、陈养山等口头提供的回忆资料，撰文认为，中央特科是通过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鲍文蔚和欧阳新，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从而确认其叛变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传》对此有更加权威、详细的表述：“国民党当局这时正准备接待欧洲某国的一位王子，要找会讲法语的人当翻译。陈云和潘汉年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遣鲍文蔚去当法文秘书，由此结识同警备司令部有些联系的人士，进而又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录事建立联系，这一关系在了解向忠发被捕后确已叛变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鲍文蔚领命入敌营

1932年3月，30岁的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归来，迅即进入特科视线。鲍文蔚不但历史清白，而且有留洋经历和专业特长，容易通过国民党的严格“政审”。

据《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记载：“大约5月份，潘（汉年）通过关系将我安插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即淞沪警备司令部）做外文秘书。从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以这个身份为掩护，为党工作了二年半。”

当时，特科派鲍文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务必搞到被国民党枪杀的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向忠发的供词，以确认其是否叛变。

一年后的认定　

向忠发被确认为叛徒的时间，如以鲍文蔚所述1932年5月进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算起，至少也要在向忠发被捕死亡约一年后。由此不难理解，《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向忠发”条何以明确认定：“一年以后，党中央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看到了全部审讯向忠发的记录档案，才断定向忠发的叛变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里所说的“内线”，应该就是鲍文蔚。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有黄慕兰提供的情况，周恩来又已经知道向忠发带巡捕到其住所搜捕，中共为何在一年内都未能认定向忠发为叛徒呢？

除了中共未获得向忠发的供词，证据不足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即向忠发所了解的许多地下党机关地址和人员，在其被捕后并未受到破坏和逮捕，这更增加了判断向忠发是否确已叛变的难度。

笔者判断，向忠发之所以没有把他知道的许多重要机密出卖给国民党，究其原因或是出于某种忌惮而隐瞒下来，或是想通过讨价还价卖个好价钱。或许这也恰巧成为蒋介石将向忠发迅速枪毙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向忠发本人绝没有想到，自己这样快就走到了人生终点。

（《党史博览》2012年第5期 姚小平）

《黄慕兰自传》这本书的封底上赫然印着：“慕兰是党的百科全书。”署名“周恩来”。其实，只要对黄慕兰的经历略作了解，就能够清楚周恩来不可能讲这样的话。黄慕兰1907年生，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1951年重新入党。她解放前短暂的在党期间，也只是在城市做地下工作，且从未亲历中共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怎么可能是“党的百科全书”呢？

按照黄慕兰的说法，向忠发被捕当天（1931年6月22日）下午4时，她在咖啡馆闲谈时，获悉了向忠发被捕并招供的消息，辗转上报，周恩来等才得以安全转移。

根据相关史料，向忠发原本和周恩来同住一处，6月21日违规外出并留宿姘妇杨秀贞所在旅馆，22日上午9时离馆后在汽车行租车时被捕。向忠发一夜未归，周恩来派人寻找并按规定发出危险信号。中午12时左右，周恩来、陈绍禹和博古正在聂荣臻家开会时，特科报来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大家立即设法营救并迅速搬家。没料到，向忠发下午就叛变了，不仅供出了周恩来、陈绍禹和博古住的地方，还带着敌人去捉人，结果自然是扑空了；而杨秀贞以及住在同一旅馆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则在当天下午被捕，此时的黄慕兰还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呢。

黄慕兰说，1931年12月，她曾面见周恩来，而且都是由康生、潘汉年两位特科首脑一起坐着汽车来接的。

查《周恩来年谱》：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叛变，周恩来“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12月上旬，周恩来离沪赴苏区。康生在9月中旬已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六位成员之一，当然属于应当“停止联系”的“其他领导人”了，怎么可能在12月和潘汉年一起，簇拥着黄慕兰到周恩来的隐蔽处会面呢？

（《北京日报》3.18 马长虹）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他热衷权力，却缺乏领导才能；他成为革命的掌舵人，却把握不了正确的航向；他掌舵3年，却没有丝毫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幸被俘，却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曾和他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他就是被周恩来称作“节操还不如个妓女”的中共第三位总书记---向忠发。

关于向忠发的被捕，大致情况都了解，但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根据新编《王明年谱》的记录，向忠发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敌人提供的线索。他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把周恩来、王明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并带敌人去捉人。幸而他们都搬了家，未遭逮捕。不料他还记得中央材料科的地方，结果，该科工作人员张月霞同志及其丈夫（可能还有个小孩）被捉去了。但是，由于蒋介石觉得他利用价值不大，很快就把他枪决了。(综合《北京日报》、《世纪风采》等资料整理)

频道精选：

揭秘：毛泽东曾要求保卫部门释放“咒骂”他的农民

延安情报界“奇才”陈泊：预先洞悉军统刺杀毛泽东阴谋

建国后的刘伯承：执意辞去军政职务 创办军事学院

实录：石仲泉、潘平谈“贾春英、潘涛革命伉俪的传奇人生”

治安好的本质，最主要是经济

而就在1971年林出逃的同一天，毛主席收到了32岁的李讷请他批准结婚的报告。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把报告看了又看。当得知李讷与共同参加劳动的一位服务员一见钟情，他们的感情发展很好；虽然男方没有上过大学，但他肯学习，爱劳动后，毛主席欣然提笔，在那报告的纸头上重重地写下：同意。毛泽东9月13日

一年后李讷生育一子，取名徐效芝，芝取毛泽东字润芝的“芝”(毛泽东字润芝、润之通用)，其义自明。不久李讷和丈夫离婚，李讷回到北京。

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1966年前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从中央到基层哪一级都有“走资派”，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都有“走资派”。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份报告强调了军队搞生产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看完报告后，毛泽东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契合了1958年他办人民公社的设想。于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作出指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机关也要办军队式的“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干部不仅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要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与批判资产阶级。这表明毛泽东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的思路已初步形成。

　　“文革”初期，“斗、批、改”运动及各级政府机构精简造成大量的闲置干部，安置这些干部的需要成为“五七”干校产生和兴起的直接原因。1968年下半年，各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对于各级革委会的组建，毛泽东有明确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响应毛泽东精简机构的“最高指示”，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级革委会机构精简的力度非常大。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的18%。实际上，由于后派来的军队干部的加入并占用一定编制，原干部的留用还要少于18%。各级革委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力度不同的机构精简。于是，因精简而产生的大量闲置干部给干部安置带来了难题。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有大批的干部被打倒，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成为“走资派”、“牛鬼蛇神”、“黑五类”，被关进“牛棚”。当“文革”进入夺权阶段后，各地的造反派忙于夺权，无暇顾及这些牛棚中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于是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也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据笔者估算，全国至少有几百万这样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安置如此庞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各地采取了将他们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等多种方式，其中建立“五七”干校是接纳和安置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

　　为了落实“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庆安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当时正在为如何安排闲置干部苦思良策的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甚是高兴，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于柳河“五七”干校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各地各部门纷纷仿效柳河干校的做法，先后创办了1600余所“五七”干校。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便是其中之一。

中央为中办“五七”干校高规格地配置了一套领导班子

　　中央办公厅在选址办干校时，进贤是首选之地。其一，江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源头，相当多的国家部委机关、大学、科研机构选择在江西创办干校，如外交部上高干校，地质部峡江干校，一机部奉新干校，二轻部分宜干校，中侨委进贤干校，北大与清华的鲤鱼洲干校。其二，中办主任汪东兴是江西人，建国后还下放江西担任副省长，并创办了江西共产主义大学，对于在江西办学情况较为熟悉。其三，进贤县交通、自然等方面条件比较优越。它毗邻南昌，号称“三山三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有32万亩水面的全国最大县域内湖——军山湖和11万亩水面的青岚湖，如此大的水域却没有南方湖泊常有的血吸虫。毛泽东在听取汪东兴选址汇报时，对进贤水域没有血吸虫给予了充分肯定。

　　1968年冬，中央办公厅第一批下放人员来到进贤，开始创建“五七”干校，1969年1月2日正式建校。中央办公厅是直接为中共中央服务的办事机关，“五七”干校创办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干部轮流下放锻炼的效果，对全国其他干校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因此，毛泽东很重视该校的创办。毛泽东曾专门谈到中办“五七”干校：“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要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办五七干校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好形式。”“办好一项事业，是不容易的。方向、路线对了，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下去。”“要想得远一些，学校自己要储存粮食，备战、备荒。”“五七学校，自己没有粮食吃，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菜吃，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

　　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中央高规格地为干校配置了一套领导班子，并作为全国示范性的典型干校来抓。干校由汪东兴亲自督办，曹全夫（曾任朱德秘书，毛泽东侄女毛远志的丈夫）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李树槐（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宇光（50年代初任过山东省委宣传部长、60年代初调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办学习班党委书记）任副校长，李静声（曾任中办机要局副局长）为政治部负责人，张进跃（曾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任政治部副主任。下放这里的学员行政级别很高，其中省部级高级干部有近40位，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近100人。不少人是戴着“走资派”、“审查对象”等政治帽子来到干校的，如任过中办副主任的李质忠、童小鹏、曾三。此外，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以及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等革命家的后裔，除林彪之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10多位其他中央领导的工作班子（含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公务员等）全部轮流到干校锻炼。

　　每批新学员来到干校后，必须接受入学教育。据亲历者李丙需在《中南海卫士》中的回忆：入学教育学习的材料是铅印的，内容包括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关于下放劳动的三条语录，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毛泽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毛泽东对中办“五七”干校的几次指示。入校教育完成之后，根据每个人的身体、年龄等情况，将新学员编进连队的班、排中。对年纪大、身体弱以及一些妇女，稍有照顾，分配在副业生产班、排，种菜、运输或在食堂帮厨等，大部分学员下田从事水稻生产。

　　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按连、排、班建制。为加强保密和管理，连队编排基本保留原单位人员。秘书局、警卫局、中直管理局、国家档案局、机要局、机要交通局、中央档案馆等部门各自成连。早晨喇叭里播起床号起床，吃饭也是排队集体到食堂，出工下地排队，全校性的集中到某处活动各连都是列队而行。农业生产的用语和日常的许多用语，也都军事化了。大的农业季节中的几个阶段，常常被称为几个“战役”。逢“春插”、“双抢”、“秋收”等水稻生产的大农忙时节，非水稻连的连队也会来支援，这就被称为“会战”。

　　中办“五七”干校由总部、红壤分校及下属三个大队构成。总部设在进贤县民和镇凰岭村的五里垦殖场内，有农业连、基建连与后勤服务连。负责农业的主要有七个水稻连，成员基本来自机要局、秘书局等单位。负责营房基建任务的是十一连，按基建内容分为捞沙、制瓦、采石、砌墙抹灰等六七个专业班组，其主体是人民大会堂的干部职工。专为总部后勤服务的是八连，人员以中央警卫局为主，承担种菜、养猪等任务。总部有仓库、办公室、宿舍、医务室、礼堂（兼作食堂，能容纳1500人）、澡堂、开水房、篮球场、乒乓球室与图书馆等设施。其中，仓库5栋，呈院落状布局，办公房1栋，宿舍9栋。建筑结构基本一致，用红石、青砖（少数红砖）、德国水泥机瓦为材料建成的单层（少数为两、三层楼）平房，充分体现了江西的地方特色。许多红石柱上、石墙上用毛体或美术字体刻有鼓舞人心、催人奋发向上的毛泽东诗词和语录。如：正面仓库每根石柱上分别用毛体阴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词各一句，面向大门一仓库中间两柱为毛体阳刻一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其他墙体上为阳刻美术字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等。办公地点中间两石柱上分别阳刻美术字体“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宿舍一些墙面上写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等标语。

　　红壤分校位于县城以西12公里的江西省红壤研究所红山村内，规模较小，由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办机要交通局、中央档案局等组成三个水果连驻扎于此，其中就有李讷当年所在的十二连，学员主要从事茶树、果树的栽培。干校建筑的每根石柱上端均浮雕三面红旗（意为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下面为竖阴刻毛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文字。位于总部西北2公里处的青岚湖畔，三个直属连队驻扎于此，主要从事兴修堤坝、改造良田以及农产品生产和加工。1968年冬天，干校学员们与进贤县十万干部群众起早摸黑，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肩挑车推，两个月内在青岚湖畔修筑了一条长4.4公里的圩堤，围湖造田3700亩。这圩堤被称为“五七”大堤。养殖、加工场地的建筑均为红石红砖红瓦，在红砖墙上还阳刻有“五七红庄”字样，因此这里又叫“五七红庄”。

李讷在中办“五七”干校结婚生子

　　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见证了毛泽东之女李讷当年结婚生子的人生重要时刻。

1969年，年过三十的李讷下放江西进贤的中办“五七”干校。

据下放者屠建业《干校四名人小记》的回忆：“李讷平易近人，说话谦和，待人诚恳，干起活儿来不惜力，还满有一股泼辣劲儿。从化粪池到施肥现场有两里地，她挑起一担约有七八十斤的粪桶，虽是大汗淋漓，但从不叫苦叫累。中午地头吃饭，她和大家一样，馒头就咸菜，不搞半点特殊。”女大当嫁，毛泽东希望李讷“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不要找高干子弟做对象。李讷在干校劳动期间，认识了一个比她小几岁的男青年徐宁。徐宁出身于工农家庭，是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职工。徐宁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长得眉清目秀，性格开朗，待人热情。李讷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打定主意在下面找一个自己合意的人，现在遇到了徐宁，双方产生感情，坠入了爱河。江青获知情况后坚决反对。李讷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批准她和徐宁结婚。豁达大度的毛泽东尊重女儿的自由选择。毛泽东在李讷的信上批了个“同意。转江青阅”。有了毛泽东的批示，江青也无法再推翻。于是，李讷和徐宁在进贤“五七”干校举行了婚礼。当年李讷的结婚仪式十分简朴。两间普通的平房，里面摆的是一张由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双人床，床上铺着薄薄的床垫和棉布床单；外间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等家具。整个新房里连个“喜”字也未贴。晚上的喜宴就是在这新房外间举行的，炒了几道菜，喝了几瓶葡萄酒。毛泽东赠送了一套39卷本的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那时候李讷的堂姐毛远志、堂姐夫曹全夫都在这所五七干校，曹全夫和毛远志主持了婚礼，出席婚礼的有十几个人。在简单的致辞后，新郎新娘向墙壁上的毛泽东画像三鞠躬，就结束了婚礼。一年后李讷生育一子，取名徐效芝，芝取毛泽东字润芝的“芝”（毛泽东字润芝、润之通用），其义自明。当李讷和徐宁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彼此的矛盾逐渐加深，家庭开始出现不和。最后，双方办了离婚手续，李讷于1971年回到北京。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随着下放闲置干部和知识分子任务的完成，转入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要任务的“五七”干校变得日渐冷清。尽管中共十大报告发出“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的号召，但“五七”干校仍难以摆脱被历史遗弃的命运。“文革”结束后，人们以新的眼光审视“文革”中的“新生事物”，认为办“五七”干校是“四人帮”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手段。在这种状况下，各地“五七”干校更加冷清了。1978年11月，中办“五七”干校负责人从江西来到北京，反映干校学员的情绪：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都解散了，我们中办“五七”干校是否还办下去？汪东兴说：“五七”干校是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的，不管全国其他“五七干校”都停办，只要我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职位上），我们的中办“五七干校”就要办下去。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979年1月，中办“五七”干校随即解散。据笔者的了解，持续十余年的中办“五七”干校是全国“五七”干校中时间办得最长的。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宣布全国所有的“五七”干校退出历史舞台。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163期

作者：王永华

1968年，毛主席需要接见一批军事干部，看见名单上李讷的名字，不禁皱起眉头。

他向旁边工作人员询问，这李讷是哪级官，居然被放在接见名单里。接见后，毛主席更是将她下放江西农村，从事劳动锻炼。

收到下放命令的李讷，并没有任何不悦。而是立即带着行李，踏上前往江西瑞金沙洲坝大队。不同于首都繁华，江西乡下别有一番农家趣味。

身为毛主席的女儿，为何毛主席会对她不闻不问，甚至亲自下令将她下放劳作。难道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导致毛主席对这个女儿并不喜爱？

但事实相反，毛主席十分喜爱李讷。那又为何处处打压李讷？

这其实是毛主席另外一种别样关爱，毛主席疼爱女儿但不溺爱。从小到大教育中，能够清楚感受到毛主席严厉的父爱。

等国内情况稳定后，他就将女儿送到学校接受教育。毛主席疼爱李讷，但在学习方面对她相当严格。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检查李讷的学业。

随着时间推移，李讷进入中学读书。毛主席从来不喜孩子动用特权，他对首都不学无所的高干子弟更是深恶痛绝。

李讷和中学里面的普通学生一样，需要寄住在学校的8人间里，每天吃着学校食堂的大锅饭。但那时候正是中国的艰难时候，到处粮食都供应不足，导致李讷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只有周末回到家中，才能在父亲这里吃一顿饱饭。难道这是毛主席动用私权，给李讷开小灶？当然不是，全国上下的艰难，毛主席都是看在眼里。他更是以身作责，缩减粮食的开销，连平日里最爱吃的红烧肉都不再吃一口。

那么李讷所吃粮食哪里来？这其实是毛主席平日里节省下来，让厨房放着，等李讷周末归家做给她吃。

毛主席是经历过那个动荡年代的人，知晓其中的艰辛，也明白平淡才是福气。李讷明白父亲话里的潜意思，连连表示赞同。

接下来，毛主席接见一批干部，这就发生文章开头这一幕。毛主席并不了解李讷的工作，如今这才发现自己的女儿已经做到领导位置。

可在主席看来，20多岁的年纪，并不适合当领导。于是将李讷调往农村劳动，磨练磨练。李讷明白父亲的苦心，没有丝毫怨言。

毛主席终究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娃娃过上幸福生活。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得知消息的李讷难以接受。

李讷明白疼爱自己的爹爹从此以后和他阴阳相隔，不会再睁眼看她这个娃娃了。

此后，李讷常常会到水晶棺前，望着父亲的遗容，回想从前时光。在李讷的心中，父亲没有去世，只是换一种方式陪伴自己。他们间的父女情，随着时间推移不会变淡而是越发深厚。

在毛主席逝世的很多个年头里，在毛主席诞辰日前后，在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队伍中，常常会有一个穿着朴素的人，跟着人们排队，按照顺序进纪念堂参观，然后再跟着队伍出来，之后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在1998年，毛主席105周年诞辰的前一天早上，北京很冷，李讷像往常一样前来毛主席纪念堂排队瞻仰毛主席。

这一次，曾经在中南海工作过的人一眼认出了李讷，他连忙将李讷从队伍中请出来，李讷却摆摆手，说了一句平凡而又令人泪目的话。

她说：“我只是来看看爸爸！”

是啊！在李讷的心里，毛主席是伟大领袖，但更是她的爸爸，她要记得爸爸的生日，她要常常来看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