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童润中事件，第一次刷到他视频 -- lanlong
复杂的因为有人要指鹿为马。
人民是一个政治定义，具有阶级性，是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大多数人，是一个集体概念。
“改开”后划分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很简单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与犯罪分子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否则为人民内部矛盾。而实践中，则经常的化敌为我，化我为敌。
你提到马云，就是个例子：马云的支付宝那个余额宝，当时是高息非法揽储，又怎么样呢？网约车，按当时的法律非法营运，那又怎么样呢？人家就大规模组织非法营运。当年太子党，太子党人很牛逼？比人聪明，比人信息更多？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他们更能把罪非罪。跟美国学的呗：这个违法犯罪？不要紧，定个法律就可以了。
哆嗦这么多看明白没：依法马云早就该去坐牢的了。当然，你的问题肯定不是单指马云一个人，是一个群体。我拿马云说也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群体。
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不复杂。
32岁副厅级，虽然现在团派不吃香了，但这个级别还是快的。
以后回到体育行业，前途无量。
据说马云在学生时代就追求进步申请入党了，要这么算他党龄可不低。
不过这个人确实很个色，其他大佬不管在我们普通人眼里形象如何，都在人大或政协里戴上表了，或斗战胜表，或净坛使表，唯独马云取经取到半道，十年前把表摘了😁
那个时候正是阿里的关键时刻，上市和获得金融牌照两件大事箭在弦上，马云在政治上急流勇退，不知道是不是个巧合。
说到这里顺便想起个事。20年马云炮轰监管机构，有个背景至今无人讲起，我在这里提提，权当巧合吧。
就是阿里在2014年获得金融牌照开办银行以前，阿里客户在支付宝里的钱都放在三方银行的备付金帐户里。按照当时的规定，这笔钱是有利息的，归支付宝所有。如果严格按照2013年的《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这笔钱三方银行是不能动的，不能拿来投资或者担保，我是想不出来三方银行哪来的钱给支付宝给付利息？
但是2017年、2019年，监管机构两次收紧了备付金帐户，从部分到全额集中存管在人民银行，不再向支付机构计付利息。
于是2014年阿里拿到的那张金融牌照几乎成了废纸一张。不但没法像2013年以前的备付金帐户银行那样打擦边球运用备付金，就连躺赚的那点利息也收不到了。不知道马云在拿金融牌照的时候有没有问一句：“那代价是什么呢？”
到了2020年，就出了炮轰金融监管这个事，如果要就事论事，我这个帖子就扯远了。我对这个事件的关注点，在于当时黄奇帆从上面的视角解读这件事：
你杠杆ABS转一圈，也就是一倍，转2圈就2倍，转4圈就变成4倍，4倍你跟银行一放大，银行已经把你的本金放大了三倍，3×4就是12了，如果网络贷款在市场上贷款周转很快，你来了100亿的钱，你可能10天就放掉了，放掉以后又到证券市场又去放一转，一年赚了10次，你100亿就变成1000亿了，你的资本金本来只有30亿，银行一贷款变100亿，100亿ABS周转了10次变1000亿，你的杠杆比是多少？
在这个时候，因为是互联网，ABS来的钱，真是十几天就放光了，放光以后再转一圈，有着他们放的，你知道放了多少钱？
那时候我在全国人大，突然看到报纸上说“一行三会”冻结了一家互联网展巨头的网络贷款公司。
我一看材料，说他们3000多亿，我知道他们只有30多亿资本金，荒唐！怎么放了100倍。
黄奇帆说“人民银行说的对，千说万说那1:10的杠杆也不能突破，资本充足率的杠杆不能突破”，是基于人民银行的观点：“随便你们怎么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你放大100倍总归是错误，所以要停掉”。那么问题来了，阿里网贷公司的30亿资金做ABS，放了一圈又一圈，从一倍两倍放到二三十倍，甚至到九十倍，都没有让监管出面叫停，为啥放到一百倍，突然就不允许了呢？
我当时看到这里，顺手查了一下每天沉淀在支付宝里的资金量，巧了，正是三千多亿，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正躺在人民银行的监管账户里呢😂
这个数据我去年还查过，是三千四百多亿。现在写这个帖子，我又去查了一遍，发现查不到了。
为什么我这么关注黄奇帆怎么说？因为马云当初办贷款公司，就是去找的他：
2013年的时候，马云到重庆来，我跟他两个人吃饭聊天。我问他“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想做还没做成？”
他说：“我想搞个贷款公司”。
我说：“你是浙江的老大公司，贷款公司地方政府就能批，这有什么难的？”
他说：“我们浙江义乌、温州这会小贷公司在整顿，全部冻结了。”
我说：“你如果到我这搞小贷公司，只要不搞P2P，我三天就帮你全部办完。”
然后他就办了两个，这两个一办，现在蚂蚁金服公司100亿的利润，45亿利润来自于重庆那两个小贷公司。
这还是在2013年，这大概又是一个巧合吧，那一年想必很精彩😂
马来法，1939年出生，浙江杭州人，中国艺术家，浙江省曲艺家协会第四、五届主席。
1999年7月退休后，马来法一直在从事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项目的保护工作，已撰写、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其中，《浙江曲艺的生态现状及思考》获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理论奖，他本人也荣获首届浙江省精神家园守护者荣誉奖。
1990年12月
当选为浙江省文联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1994年
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四届一次常务理事会选举马来法任主席
1999年
当选主席。浙江省曲艺家协会第六届，为首席顾问。
陈云同志的个人爱好就是苏州评弹，回上海告老还乡后，陈云经常到杭州大华书场和三元书场听评弹和评话。
三年自然灾害前后，陈云同志受到了批判，身体也不太好，工作上有一些调整。陈云同志出生的时候是江苏人，但是等到解放后，他的出生地青浦已经划给上海了。所以陈云同志回上海就算是告老还乡，一边养病一边发展个人爱好去了。
杭州离上海不远，陈云每次到杭州都喜欢到大华书场和三元书场去听评弹和评话，也喜欢散场后和演员们一起交流评弹有几种唱法的问题。
马来法就是在这儿第一次见到陈云。
后来做过两届浙江曲艺家协会主席的马来法，在苏州评弹、杭州评话上是有很深造诣的，但是当时还只是一名摄影师。
文革期间陈云同志忧虑时局，害怕自己万一出了问题，可能会连累这些曲艺工作者，所以就不去现场听了，也不和他们交流，只在家听磁带过瘾。
陈云同志一生收藏了1020盘评弹的磁带，晚年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磁带多到只能摆在220病房外的走廊。
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来，陈云同志的身体也逐渐硬朗了起来。他每年春天都要去杭州住几个月，期间总要听几场评弹的。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作为浙江文艺联合会和曲艺协会主持工作的领导，马来法也是在后排陪同观看的。
1984年浙江省文艺联合会召开的《学习陈云同志评弹讲话精神》会议，是由马来法主持的。
马来法主持会议的时候，他的儿子马云正迎来人生中第三次高考，这次总算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
马云为什么要参加三次高考，他自己的说法是数学不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马云其实没必要千军万马挤这个独木桥。
1980年，在陈云同志的关怀下，苏州评弹学校恢复办学。陈云同志每年都要在杭州接见评弹学校的优秀毕业生。1985年，马来法到北京参加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理事，同一届的理事中还有侯宝林、刘兰芳和姜昆。
马云喜欢金庸武侠，喜欢耍宝，瘦小的身段看起来像块武丑的料。最近他唱红灯记选段《浑身是胆雄赳赳》，一边数板的好像就是许家印，从流出的视频来看，也就是普通票友的水平。
马来法老先生一辈子都在拯救浙江境内的各种濒危曲艺，但是几十年下来濒危的剧种越救越多，越剧和绍剧两个台柱都面临后继无人。
江青搞文艺有专业优势，她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1929年，江青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了一年戏剧表演，后来加入话剧社团跟电影公司演戏。
“江青诚然没有亲自动手做过什么，但是样板戏确实是她‘抓’出来的。她抓得很全面、很具体、很彻底，从剧本选题、分场、推敲唱词、表导演、舞台艺术、服装直至铁梅衣服上的补丁、沙奶奶家门前的柳树，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许搪塞违拗”，
多年以后，样板戏的主创汪曾祺如此回忆。
把这段话翻译得互联网一点，就是江青是样板戏的产品经理。
江青还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产品经理，这部剧也是可以写进世界芭蕾舞史的。1964年江青头一回看这个戏，就提出了34处修改意见，有些意见今天看起来仍然颇为精辟。
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文艺工作者的春天已经来了四十年了，要说中国有什么京剧的影响力能超过样板戏，有什么芭蕾舞能超过《红色娘子军》，那就是不实事求是。
这充分说明了，想要搞好文艺工作，还是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领袖的牵头之下，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的工人或许就是欧美一二战以前的工人阶级待遇。我们的阶级矛盾并不比其他国家少。但是改革到现在，劳资矛盾导致调整基本没有。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必定重蹈一战欧洲的覆辙。如果改革，国富而民不强普通人对国家没有认同感，那改革的意义在哪？希望接下来的改革，在劳资矛盾这一块能触及。否则对国家的未来，不抱太大希望。我们最多也就是另外一个外强中干的帝国而已。
这是一个大坑，我们常说国富民强，但是历史演进下来，国富与民强并不一定是对应关系，比如唐国很强，民压迫却极酷，而宋，民富，国却羸弱。其实观察人心就很容易看出问题：我们富了，还会奋斗吗？不奋斗，整体国家还能富强吗？既要国强又要民富，很可能这是一个悖论。
提高工人薪资所带来的问题，我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某地（以下称A地吧）纺织业原本非常发达，全球订单不断，经济发展后，工人薪资也同步提升，但带来的后果却是工人稳定性严重下降，人均工作时长显著下降，很多工人拿到钱后直接就不工作了，往往要等到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后积蓄花完才重新回来工作。各厂被迫开始发半月薪、周薪，但即便这样用工荒蔓延，订单完成率大幅下降。此时临近某县（B县）开始大规模发展纺织业，由于生活水平低，薪资低，再挖走A地一些技术骨干后，迅速形成比较优势，大量抢走订单。后来，B县吸取A地教训，哪怕该产品主要生产地已经变为B县，仍旧坚决不大幅上涨工资，也因此，虽然中途发生过员工暴走，集体投奔临县等事件，但最终B县保持了龙头地位，大厂订单陆续回归，而A地则风光不在，只能在三流混了。
此类时间不是孤例，在低端制造业领域屡屡发生，包括前些年越南、印度抢走中国订单的故事，其实在国内各县市早就都爆发过N轮，但是最终能稳定保住订单的，都是工人薪资差强人意，绝谈不上有多好的地域。所以劳资纠纷很重要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等到产业集体迁移走了，什么劳资纠纷都是浮云。而国内工人高薪低薪都经历过了，自然也就明白稳定才是最大的劳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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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拿历史这样比较没有意义，秦到清到民国都是地主阶级统治。所以才有周期律。你觉得这样挺好。老百姓只需要被剥削，然后坐等王朝周期律，掀桌子，大家一起推倒重来。你说的怕被抢走订单，就是因为薪资，这不直接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力全部来自于剥削工人吗？所以为了国家，工人应该被剥削。而统治阶级坐享其成。最后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周期律。那么要统治者的意义何在？只是维持一个剥削工农的社会？而不是为了社会能更和谐共存？
国际市场上，工业品定价就是1元乃至1分的差别，高一分你的订单就被抢走，你的企业就要倒闭，连带着整个地区产业全部泡汤。世界各地为了省出这一分钱，各种绞尽脑汁，所以薪资设计原则就是订单可以稳定完成，哪怕你通过压缩薪资把成本降下来了，但是你的工人闹事，而竞争对手的工人不闹事，订单完不成，那么你一样输（所以要么压工人薪资，要么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河里所谓的左派一碰具体事务从来不谈应对，只会喊口号，上下嘴皮一碰，问题自动解决，希望兄台不要也成这样的人。
说回A地，A地现在整体经济水准也仍旧不差（靠部分白电产业小翻了身），当然和B县已经无法比，A县也曾经想用压缩薪资的方式抢回主动权，奈何很多事过了那村就没那店了，由于B县坚决不跟A县比拼薪资，而是自己去内地院校培养技术骨干，甚至部分厂子直接迁移到内地甚至越南、孟加拉，一旦周边县市处心积虑要打价格战，就用外地的产能来临时调剂对冲，压低整体成本，所以B县现在成为行业雷打不动的老大，但是近年来，B县也受到内地和越南孟加拉越来越大的压力，主要就靠国内完善的配套在硬挺，谁也说不好B县什么时候会完蛋。而A地B县的故事，其实在美国早就已经预演过，A地那些失落的纺织工人，实际上和美国红脖是类似的。如果中国也走上美国一样的路，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和福利，那么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不谈具体事务 确实是因为我没有才能。而且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系。以我这等庸才之资，确实没法去构想一套完整的体系去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想要讲诉其实比较容易的，街边随便拉一个，就对这些东西可以娓娓道来。但是如何解决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希望你们也可以提出一个方案，我个人认为能构建一个和谐共存的社会制度才是好的，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并不行。太祖和周公构建的那个社会之所以让人向往，是因为从权利分配上打通了，葱下往上的通道 ，工农也可以进入国家各层机构。而工农获得政治上的权利 也是对资本或者官僚的一种权利限制。
他们和官僚一个心情。
个人认为，他们就是混入党内的资本家；目前他们在党内地位不高，也就仅仅到人大或者政协混个名头，如果哪一天他们这样的资本家成了高级政府官员，如欧美那样，那就说明共已完全变色，红旗彻底砍倒，整个人类社会再无能抗衡资本的力量，全人类再次坠入黑暗循环。
当前的社会阶段，虽然按照三个代表，大家都是人民，但是资本家就比雇工更人民。马云见杭州市委书记肯定比阿里的清洁工见杭州市委书记容易，因为党为人民服务，马云在杭州是最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