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道容众，大德容下——我为什么还是右派 -- 云横居士

“右派”是个有特定含义的历史名词，您这不是给自己戴高帽嘛。

其实当年也有不少平常人被比例进去的

西西河著名大右派，反动法学权威，您的作品都不贴“精”字招牌，都得写：

“大毒草！——供批判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吹的，是让大家在私人领域中做一个满足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好市民。在所谓理性的经济人背后，被掩盖得严严实实的，正是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所不应忘却的公共关怀、公共理性和公共德性。在公共生活的自我角色认同中，"自由主义"提倡的是"纳税人"意识，"新左派"主张的是"民众"或"人民"的观念，唯独缺少的是对"公民"的自我理解。"纳税人"意识自然重要，但它依然是一个自利性的市民意识，无法真正承当非功利的公共责任。"民众"观念也有其尖锐的批判性意义，但它无法普遍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德性。如果我们依然将民主作为我们坚定的奋斗目标，那么，除了制度性安排之外，我们还需要广大社会成员以公民的道德责任感，共同追求和维护这一民主的制度和体制。正如罗尔斯所说：民主自由的安全需要那些拥有维护立宪政体所必需的政治美德的公民们的积极参与。

　　从世纪之交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出发，本文探讨了这两种立场背后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民主观念：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并具体分析了在自由、民主、合法性、正义、集体认同和公民等观念上的理论分歧。在西方几百年的民主历史中，它们之间互相批判，又彼此融合，即使是哈贝马斯设想的超越二者的第三种民主，也依然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世俗时代的人们，无法像上帝那样全智全能，发明一个万无一失的模式，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让所有美好的价值在其中获得和谐的安排。这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民主理论或者建制，可以作为理想的方案，供我们现成地拿过来采用。我们只有在"反思平衡"的基础上，不断地借鉴和比较不同的自由理念和民主方案，以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提供多元的可能性选择。"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这场论战中提出了各自的问题，又各自为自己的视野所限制。本文虽然同样没有给出一个终极性的答案，哪怕是"第三条道路"式的，但对这两种民主观反思本身，已经内涵着某种可能性的解答，因为我相信，只有经过理性反思的民主，才是合理的、合法的和正义的。

花！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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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小波为俺做了启蒙,秦晖老师是现阶段给俺最大启发的导师。

我想在大陆受教育的人都知道鲁迅用“柿油党”的这个典故。难道这代表或证明了鲁迅反对“自由民主”、“支持专制”？我以为，即使不喜欢鲁迅的人大概也不能这么说吧。显然，鲁迅要讽刺和BS的是那些只在嘴上挂着“自由”的人。同样，现在要而且应该BS的并不是右派，而是那样不顾一切，将所有问题一并归结为根本政治制度，并将民主描绘成万能药的柿油派

从理论上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公理。但我们并不生活在理论中，我们生活在现实里。而现实是：

一，从历史与外国的经验看，所有现存的（民主制下的）发达富裕国家，其有效成功的民主制度的建立要么是在一个很长期的历史阶段中逐步实现，其中还包括公然的长期限制大多数人民的政治参与权（欧美）；要么是外来的不可挑战的威权强行嫁接的（亚洲），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先发展后自由的——如果“自由”这个词不仅仅是代表可以随心所欲的平时大骂总统、几年去投一票，而且还代表一种大多数人向往的生活环境，比如说福利优厚、法制公平、腐败不盛，更不用说收入丰裕。相反，所有穷国的民主试验全部失败，我想，只要不是狂热的意识形态分子，都会承认，即使在“民主制度”号称都拿手的反腐败、反特权上，亚非拉不发达而“民主”的国家中，在这方面有着突出成绩的，恐怕也找不出什么例子来。

二。从二十几年的中国自己的经历来看，出现的“民主领袖”，有哪几个象一点样子？似乎他们鼓吹的“民主制度”是专门把最恶劣的人筛选出来当作“领袖”、当作“大师”、当作核心与骨干。这方面，恐怕不需要举例子了吧。而另一方面，持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经济学家为既得利益和权力集团制造理论依据和辩护的各种丑态，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

民主、自由从来不是右派的专利，事实上，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左派正是举起民主、自由大旗的先锋，而为此流的血、流的汗至少也不会比右派少。至于在当下的中国，如果说左派似乎比柿油派喊“自由结社”“民主选举”的声音小一点，以俺看来，那只不过因为柿油派之所以对“政治改革”如此热衷，不过是外挟美欧日台等海外政权的支持，内倚部分急于用鼎革换财产、换官帽的官员富豪，借着把持着除党八股之外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和教育机构的优势，利用中共执政几十年的历史包袱给左派声誉的巨大损害；想着用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利益作为牺牲，让自己上台罢了。看一看前苏联的景象就知道，再读一读“中国民主精英”的言论，就可以知道，那样的“民主”，除了对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和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对于老百姓来说，将是比所谓“如今的专制”更坏十倍、百倍的景象。

PS：顺便提一句，据俺所知，选举区大小及代表人口不一致，是大国都无法避免的情况。比如二千多万的加州只能和四十来万的阿拉斯加一样有两名联邦参议员。

PS：顺便提一句，据俺所知，选举区大小及代表人口不一致，是大国都无法避免的情况。比如二千多万的加州只能和四十来万的阿拉斯加一样有两名联邦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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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行的是两院制，众议员的选举体现的是民主原则，而参议员体现的是共和原则。而且美国原本就是由各个独立的州联合起来的，体现的是由下至上的政权结构，那么各州之间相比选举区大小及代表人口（参议员）不一致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且在各州内部所有的人都是一人一票的，而楼主的文章里指出的是，国内的选举法规定了农民的选票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1/4（即使这样的规定还常常无效）。

另外，民主不是富国的专利，专制也不是穷国的专利（美国立国之初跟大清相比孰富孰穷？），民主也有很多种形式的，也有从低级到高级程度的划分的。

在我看来，追求民主就如同追求人权一样，只需纵向在逻辑上（非情绪上）跟自己原先的状态比有进步就行（步子不能期望太大），而尽量不要横向跟他人相比。比如，民国初期的联省自治运动时期，湖南首先颁布了省宪实施民主体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是很落后的民主，跟当时西方列强的民主化程度相比也是很落后的，但我们就此可以认为当日湖南实行的不是民主么？

虽然他认同其中很多观点。

请收短信。

大面上同居士的观点接近，即认为民主化，自由化和市场经济是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

个人倾向是比较接近李敖最近演讲中所表达的“温和改良”的立场。

也很欣赏新左派对弱势集团的关怀。

有些问题也十分令人思索，是不是在民主化自由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就一定要牺牲底层？社会强势集团是否一定要把弱势集团逼上绝路？一个激烈反抗的庞大弱势集团的存在是否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

个人认为，一个社会能在各个阶层中达成一种平衡,说白了就是你吃肉我喝汤的关系，并且让弱势集团存在向上提升的可能性，也就是让喝汤的有成为吃肉的可能，这样的社会才是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差不多做到了。但这是底层和上层双方长期抵抗和博弈后，才达到的双赢局面。

底层作为弱势，虽然人数众多但无法长期对抗拥有国家暴力机器的上层统治阶层。而底层的唯一有利武器就是居士所言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化和宪政”，唯独如此底层的人数优势才能显示出来。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人民对抗统治阶层的唯一利器，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最诡吊的是，中国底层的代言人--新左派却是反对政治民主化最坚定的力量之一。

一个和谐的社会是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妥协的产物，不仅需要统治者的智慧，也需要被统治者的智慧。我欣赏新左派作为社会弱势集团代言人，在我看来很多新左派人士是理想主义者，也有献身精神，是值得尊重的人。中国的弱势团体太弱了，他们需要代言人，他们需要有代表他们的政治势力来同上层进行政治博弈。但我不赞同新左派的激烈立场（回到文革，回到毛时代)。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回头路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我个人看法的是，新左派若是能够在争取落实宪政的基础上，促进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其实这也是在为自己赢得有力武器），未来而作为一个有力的政治力量来分享政治权利甚至执政，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提到了五种态度，我深感赞同，前四种太过消极，最后一种“翻”现实上不存在可行性。现在已经不再是陈胜吴广时代，甚至也不是民国初年的时代。在这个统治阶层拥有先进武器如机枪坦克车武装直升机时代，激烈对抗对弱势集团太吃亏了，人民应该采取更聪明的态度而不是逼迫统治阶层采用极端手段，同样政府也会越来越聪明，涸泽而渔未必对他们更有利，并且极端情况下人民还有李敖所说的那五种逃避和反抗手段。毕竟这是一个民智已开的时代，争取双赢而不是两败俱伤。

给双方时间，让我们互相影响、互相改变，我相信屹立了5000年的中华民族，必有再次复兴的机会。

不知道他对其中有哪些不认同。

对于自由这个问题，假设有一个人，一些人，一大群人，和所有人，当他们之间的自由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

民主的问题也同上。举个民主的例子，假如现在某经济极度发达地区，通过民主程序立法通过成立自治邦，该如何处理。(假设该决定是这个地区的绝大多数民意所支持的。)

宪政，法制是在具体的事情发生之前制定在规则，关于自由的基本的原则应该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人显然不希望自己的某些基本权利和自由被其他人侵犯，那么法制就应该限定这些人即使居于少数，甚至极少数时，同样的权利和自由不应该被其他人，即便是大多数人所侵犯。 什么样的“权利和自由”，高于其他的“权利和自由”，是应该被法制限定的范畴，比如不应强行杀掉一个无辜的人将他的财产分配给众人，虽然这种行为显然有利于大多数人。 这种立法应该是可行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未知的将来处于这种“极少数”的地位，如果法律不这样限定，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在实际的执行中，宪政，法制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精英政治的，所以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基本毫无例外地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分立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