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东北人的流亡意识 对蒋介石安内政策的冲击 -- 阿康

东北人的流亡意识 对蒋介石安内政策的冲击

安内需要智慧，如何整合内部，团结可以团结的人，孤立死硬的反对派，都需要政治智慧

。当时激荡全国人心的是日寇的步步逼近，老蒋把好好的一面抗战的旗帜，白白的交给它

的对手，只能说是不智，张学良本是他最得力的支持者，因为面临东北被放弃的“危机感”，从蒋的亲密战友，走向他的对立面，充分说明蒋缺乏能力来“团结可以团结的人”。

其实我一直很奇怪，张学良是如何完成这一转变的。

最近在读一本书，描述东北的地方意识与九一八以后东北人的流亡意识, 从中得到了一些

启发。东北由于原住民不是汉人，清末以后，虽然由于大批的汉人出关定居，使得汉人逐

渐占具主体，但由于这种移民是逐渐发生的，所以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汉化

”，而是一种双向的融合，再加上早期移民拓荒环境的艰苦，日本，俄国势力的影响，东

北的汉民族的血液中融入了很多异族的成分，因此在东北形成了一种与关内不同的独特的

文化和强烈的地方意识。象张氏父子这样的领导人，在“关内”人看来，虽然不见得是理

想的领袖人选，却很能得到相当一部分东北人的支持。这也是在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入

关争夺权力，虽然多次失败，但每次都能够退保东北地盘的原因所在。

但是正因为这种不同，使得九一八以后，所谓的“东北流亡集团”与关内的领导集团，产

生政治利益的冲突，也包括一定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

九一八以后，流亡关内的东北军，学生，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为了恢复昔日的故乡，

是当时要求抗日最强烈，也是最激进的一群人。热河抗战后，张学良辞职下野，虽然也是

舆论使然，但是张学良在军队没有受到实质打击的情况下，轻易地放下兵权出国，实际上

也是表示支持蒋中正政府的一种姿态。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关内舆论界赢得称赞，但却使得

东北流亡集团非常地失望。事实上也使得东北集团的利益受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被迫解散。“救国会”的成立是东北流亡知识分子和原军政界人

士，以杜重远，王化一，高崇民等为代表创办的救国团体。开始时“救国会”的成立并没

有张学良的支持，后来“东北义勇军”不断到关内寻求支持，由于国府开始时仍然在寻求

外交解决的途径，张学良当时不便公开支持，于是通过救国会的名义以民间的方式暗中对

东北义勇军提供组织，资金和武器上的支持。通过在张控制的华北地区发放“爱国奖券”

的方式为救国会筹集资金。“救国会”同张学良的关系逐渐紧密，也代表了东北流亡群体

的主流。当时东北人中间虽然也有齐世英等“亲中央”派，但在东北人中间无法占据主流

。

张学良出国以后，“救国会”被迫解散，“爱国奖券”也被停发。与七七抗战以后全民族

同甘共苦，“有目的，有希望”的流亡迁徙之不同之处是，当时的东北人是唯一的，盲目

的流亡群体。东北人在关内求职，求学等方面也有很多不便，甚至还会遭到歧视，奚落。

再加上塘沽协定以后，东北军和东北势力更是被迫离开华北（华北是大多数东北移民的来

源地，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东北人的第二故乡）。亡省亡家的处境，地域的区别，文化的冲

突，使得东北人要求“抗日复土”的愿望更加强烈，可是，中央“安内攘外”之政策使得

“恢复东北”的希望遥遥无期，担心东北故土被中国抛弃，于是对中央的怨愤也愈深。这

些现象，在张学良出国期间就已经表现出来，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缪登流都曾经有不同场

合谈起流亡之苦“痛哭失声”的经历，东北人中也洋溢着“只要谁领导抗日，别说他要当

领袖，就是他要当皇帝，我们也支持他”的情绪。张出国以后，东北军的军纪，士气均明

显变坏，国民政府曾近试图在东北军中建立各级政训工作，但成效不大。

张学良从国外归来以后，很快地重新控制了东北军，也自然地成为东北流亡集团地希望所

在。东北知识分子以“抗日复土”为理想，对张学良的“不当措施”也同样激烈批评，毫

不姑息。他们不断地给国民党中央，也包括当时还与中央态度接近的张学良施加压力，他

们对中央的诉求很少得到回应，但张学良对他们的处境则“感同身受”。“救国会”被解

散以后，在东北知识分子和东北军中，自发的组成了“复东会”的小组织，蒋对此颇为忌

讳。张学良回国以后，由于受德，意法西斯思想的影响，主张“拥护唯一领袖”，服庸“

安内攘外”政策。在蒋的要求下，张学良说服部下解散了“复东会”，与黄埔系统的另一

个小组织“力行社”合并组成“四维学会”。这本来也是蒋，张在主观上寻求合作的努力

。但是由于原则上的冲突，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其中复东会的骨干高崇民和力行社刘健

群的一次冲突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注脚，大致过程就是刘坚持说“服从领袖就是要每一人

，每一事都要绝对地服从”，而高则反驳说“领袖抗日则服从他，否则他就不是我们的领

袖”。后来蒋以胡汉民的反对为由，命令“四维学会”不得公开活动，使得这个组织名存

实亡。

按说张学良作为东北流亡集团的代表人物，其政治态度，利益基础非常的清楚，也很容易

把握，和中央政府在理念，利益上并无根本的冲突，相反倒是重合的部分多。只要引导得

当，要赢得张的支持比之九一八以前应该更容易，那就是给他以收复东北的希望。李宗仁

曾经在其回忆录中说“蒋介石喜欢示人以私恩”，这一点在对张学良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蒋与张，本是利益相近的合作者，蒋从东北易帜开始就对张持笼络态度，到中原大战

更得到发展，张出洋回国以后，由于张学良在对蒋本人，对其政策上毫不含糊的支持态度

，蒋对张也一再表示满意。两人眷属往来频繁，情若家人，张毫不掩饰地称“视蒋如父”

，蒋也一再表示“爱护”。但是蒋在“示之以私恩”的同时，却一再忽视张学良和他所代

表的东北流亡集团至为明显而强烈的政治诉求。

救国会的被解散，复东会的被迫停止活动就是显著的例子。张学良在回国途中接受采访时

就表示“不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蒋却将张和东北军

推到内战的前线；红军长征以后，蒋曾命张担任军队整理之任务，张表示很兴奋，也很想

“留鄂练兵”，以备对日作战，“殊不知入陕命下”，东北军又被调入西北剿共。绥远抗

战，张学良代表东北军请求入绥作战，阎锡山，傅作义也表示欢迎，甚至蒋的侍从室主任

钱大钧也表示说东北军无心剿共，希望蒋考虑调东北军入绥，蒋似有过长时间的考虑，但

却是只调东北军一个骑兵师入绥，应付了事。

东北军人对中央歧视性政策的反感，怨愤则早在热河抗战以后就产生了。东北军自"九一

八"前入关以来，参加热河，长城抗战，剿共战争，从未得南京政府或蒋的一枪一弹的补

充，并遭到蓄意拆散（东北军原有炮兵三旅，一旅拨归中央军，另两旅分驻洛阳、郑州、

武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即发"国难饷"，按中央军的八扣。到陕、甘后，连八扣的

饷都领不到了，而只发七成。西北剿共，东北军被打垮的两师不能重建，被俘归来之军官

无法安插，更扰乱军心。一一○师师长何立中及一○九师师长牛元峰都因指挥不当，遭致

全军覆殁，但毕竟为"剿共"而死。其部下主要军官或战死或自戕。应该说他们完全符合平

时"蒋委员长"高唱日本"武士道"的求仁得仁精神。蒋"剿共"多年，中央军鲜有慷慨就义如

上述各位者。出人意料的是，东北阵亡，伤残军人却得不到抚恤，引起的东北军内部的情

绪性反应更是对问题火上浇油。

更有甚者，张请求重建一○九及一一○两师时，为军政部长何应钦所批驳：取消两师番号

。自入陕甘"围剿"红军以来，都是东北军打前阵，中央军督战，一无损失。蒋当时坐山观

虎斗，借"剿匪"以"一石击两鸟"之用心，消灭东北军的目的已昭然若揭。不久，蒋秘密寻

求与共产党接触的一条线被张学良发现，蒋以财政部名义派往陕北与中共联络的董健吾因大雪受阻，到张学良的西北总部寻求帮助，张学良开始怎么也不相信此人身份，后来在得到证实以后才协助送往共区。蒋既然要与红军谋和，却又逼迫东北军剿共，不能不使得张怀疑蒋有意要消灭东北军。

由于东北流亡集团的主流知识分子持激进的抗日态度，其“偏左”的政治倾向使得他们很

容易与中共的立场亲近。张学良由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转而相信“攘外才能安内”，

并接受联共抗日思想，受这些人的影响很大。张任职武汉时，身边负责机要的黎天才（"

四维学会"理事之一）曾是中共党员，早年为李大钊助手，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机要

秘书潘文郁，留学苏联，参加了共产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张学良常请其讲授

马列主义，"几近半师半友"。

张学良的智囊团，主要是“四维学会”东北方面的理事，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高崇

民、阎宝航及杜重远，曾于１０月初齐集于沪讨论东北军前途问题，决定联共、联西北军

，以陕甘为根据地，准备抗日恢复东北失地。由杜、阎、高３人联名撰写给《张学良的建

议书》，由高带往西安。同时杜写数封介绍信给杨虎城、杜斌丞及东北军的王以哲等人。

１１月初高崇民抵西安，洽值张学良赴宁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及"五大"。张在此期间

去沪密晤社重远商对联共、联西北军及联苏问题，并晤李杜请其设法通过苏联与中共联系

（当时张不能确定中共中央在陕北），联合抗日。进而乃有翌年３月初宋庆龄向李杜介绍

中共党员刘鼎。张乃派赵毅来沪接刘鼎去西安。

张学良是国民党高层人物中，首先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救国"主张的。１９３４年６月７日

接见记者时他说："凡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中国人，均应各除

私心，决心为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

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除一切歧见，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

一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

注: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６日天津《大公报》，见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２卷，第

７４１～７４２页。】

中共的史书中，强调红军和东北军在陕北的三次战斗，劳山战斗，榆林桥战斗，直罗镇战

役，对东北军的打击，尤其是发生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０日，规模最大的直罗镇战役的

影响，从而认为东北军“剿共”失利，无力再战、为求自保而联共。实际上东北军与红军

三次交锋失败，但并未丧元气。张寻求"联共抗日"之意远在直罗镇战役之前已有之；１０

月９日，张的智囊团集于上海讨论东北军前途及联共抗日问题时，尚未闻劳山之役；中共

档案显示王以哲奉张之命同红军联系，在１０月初，即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之前就与彭德

怀有通信，故因战场失利、东北军不得不另谋出路之说，殊与实际不符。

１９３６年中以后，蒋的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在秘密寻求与中共的接触之外，还派遣主张

“联俄容共抗日的”蒋廷黻为驻苏大使。蒋介石，张学良之间，也曾有过关于“联苏”的

讨论。虽然张学良在此之前，与红军已经有了秘密协议，但蒋政策的变化，似乎给他们之

间关系的缓和提供了一个契机。张学良曾准备向蒋陈述与周恩来会面的情况，但“因东北

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

其实张学良在九一八前后，奉行的也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当时不愿意全力抵抗

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内不安”，顾忌在全国，华北以及东北内部的反对派对自己政权的

威胁，却没有想到，积极的抵抗会为自己赢得民众的支持。结果呢，是自己政治地位的一

落千丈，这实际上也同样是因为当时张学良对全国高涨的民族意识影响政局的能力缺乏足

够的估计。所以后来张很容易地接受了“攘外才能安内”的想法，可惜蒋却没有从张的经

历中得到足够的教训。

• 一篇旧作正好是谈这个问题的

是否意识到日本作为外敌的地位。

安内需要智慧，的确有道理。

秘密借款和“九?一八”事变

汪兆铭（按：即汪精卫）的再度下野，虽为促成蒋中正复职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蒋氏这次访日归来，传闻携有日本政府秘密借款，资本雄厚。复职实系必然趋势，毋待汪的下野而后定的。

据说，蒋先生在日住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利用头山氏在日本军、政两界中的潜势力，以游说日本朝野。嗣后复因头山满介绍，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都有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日后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惟蒋氏的手腕也很灵活，渠出让“满洲”权益，系以“统一中国”为先决条件。嗣后直至“九一八“事变时止，中国迄未“统一”，故蒋氏有所借口，不履行其个人诺言。而日本官方也因此密约系由少数个人所签订，未便予以公布。蒋氏既自食其言，日本政府也“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少壮军人积愤已深，蒋氏如再推宕，少数不更事的军人可能公布此蒋、日秘件。日内阁为检讨对华全盘政策，曾召集所谓“东方会议”以胁蒋。蒋不得已，乃允日人派代表来南京秘商，惟事先声言，渠所持的文件已在上海遗失，嘱日方将所签原件携来。

民国十八年十月，日本政府乃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专使，来华与蒋秘商有关满、蒙事项。佐分利贞男一行于十月四日抵达上海。蒋乃令上海市长竭力招待，网罗上海的交际名花，举行大规模酒会。日专使一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搭坐挂车晋京。车行至中途，所有日人均烂醉如泥，南京特务，乃乘机将此秘件窃去。

翌晨，日使一行酒醉醒来，到日使馆整理行装，拟拜晤蒋氏时，才发现此密件已不翼而飞，未免大惊失色，然又不敢声张。与蒋晤谈数日，自然毫无结果。佐分利贞男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返日，自觉无面目见人，未几，遂于箱根温泉旅邸吞枪自裁。日本政界曾为此起一小风波，因佐分利贞男无故自杀，群疑莫释，知其内幕的，口虽不能明言，然内心的愤懑实不能自抑，而见之于言辞。这一内幕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这故事虽系传闻，而日本军人却言之凿凿，似确有其事。再者，蒋氏于民国十六年在日时，确曾与田中及南次郎等会谈。会谈内容如何，蒋先生讳莫如深，也是事实。再证之以北伐完成后，蒋氏不断制造内战，以及养痈贻患，任令赣南共产党坐大的情形，似均在制造“中国尚未统一“的借口，以抵制日人的要挟。凡此种种迹象，对上述传闻俱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气沸腾，各地学校罢课，要求中央出师抗日，是时两广士气尤为激昂，广西省府并密令民众团体，组织纠察队彻查日货，雷厉风行。日政府希图缓和两广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来两广活动，借资联络感情，并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阻止民众的过激排日行动。值此时期，我在广州私宅接见这批日籍访客，先后不下百余人之多。接谈之下，我力斥日本侵华政策的错误，希其改正。

那些日本访客听了我的分析，都很动容，唯土肥原贤二少将和台湾司令官松井石根中将的态度，极为倔强。他二人强辩说，沈阳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固处置失当，但是你们的委员长对我们日本人也太无信无义了。我们当即追问，我们的委员长究竟有什么地方对日本无信无义，以致激起他们对中国动武呢？我愿闻其详！然土肥原与松井二人坚不吐实，似颇有难言之隐。

嗣后，我便根据此一线索，嘱我方谍报人员及与日方接近的友人，多方自日本少壮军人集团中设法探听，才获得如上的情报。事虽迹近荒诞，然证之以蒋先生在“九一八”前，对内对外扑朔迷离的作风，实难断言此事的必无。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

蒋先生自日返国后，遂一意与汪言归于好。蒋既有意负荆，汪更无心拒客，双方都已半推半就，共产党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后，汪曾腆然公开宣言，吁请蒋同志复职，领导中枢，渠本人则从旁消极协助云云。汪氏的话一出，蒋的复职几成定局，而攀龙附凤之徒，乃乘机推毂，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遂正式通过请蒋氏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氏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一月九日乃在南京正式宣言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在蒋总司令复职的酝酿中，外界传闻，白崇德和我曾有反对的表示。此种谣言，可说是毫无根据的揣度之辞。在两广统一，出师北伐之初，我们以一股革命热忱，服从中枢，拥护胡、汪、蒋的领导，完成革命大业，可说是出于赤诚。到了共事日久，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脑后的作为，始则忧虑，继则惋惜，终则彷徨。试想历年以来，数万将士断头流血，肝脑涂地，所换得的，徒为若辈植党营私、揽权窃位的资本，宁不令人痛心。故对汪、蒋的作风，心至不悦则有之。至于蒋总司令复职与否，权在中央执监委员会，我等统兵将领惟当服从中枢决策。且蒋先生的复职也断不会因我等反对而中止，我们心纵不悦，也雅不愿作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的。

不过蒋先生于十二月一日在沪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之前，特于报章发表声明，其内容大略是说，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与宋女士结婚后，才是真正开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谈话的原来措辞可能较报纸所载为委婉）蒋、宋结婚时，我已由武汉乘轮东下，正在赴沪途中。当时阅报及此，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自思我们革命军全体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我们此后再追随蒋总司令，冒锋镝矢石，去“真”革命，也岂视一女子为转移？内心悒悒不乐之下，我遂决定不送婚礼。殊不知党、政、军各政要均奉赠厚礼，即与蒋先生最为格格不入的程潜，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终未送礼物。当时年轻，阅世未深，颇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觉毋乃过分些吧。

蒋、宋婚礼的次日，我偕内子到达上海。蒋先生知道我们抵沪，当晚即送来请吃饭的帖子，三日下午七时，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觉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难为情。蒋先生夫妇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谈甚欢。

蒋氏复职后，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直蒋与汪合作，先后离京出国。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之局，至是复定于一。党内政潮重归平静。中央政治会议也恢复办公于南京，并筹备召开四中全会。经过数星期的筹备，四中全会乃于十七年二月一日集会于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顾孟余、陈树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惟汪兆铭则避居海外。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及恢复军事委员会，唯人选则大体如旧；国府仍采常务委员制。大会并通过整饬党务，完成北伐，十七年八月一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各议案。

四中全会于二月七日圆满闭幕。宁汉分裂以来，不少省份有分崩离析现象，至是总算表面重归统一了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 重要侧面（1933―1934）　《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提要

蒋氏的对日政策学界研究成果不少，但此前受资料限制，对于蒋氏对日政策、谋略背后的动机、心态变化缺乏深入之研究。而随着大溪蒋档和其他相关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史料基础。鹿文以1933~1934年蒋的对日、对苏政策为切入点，由蒋氏的中日苏关系观为基础解读蒋氏之“制俄攘日”外交构想，并兼论其与汪氏之分歧所在。应该说，在三十年代环伺中国的列强中，以日、苏最具野心和威胁性，尤其是在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上危害极大，也因此，蒋将“倭”、“俄”皆视为中国之患，而“倭患急而俄患缓，但俄患大而倭患小。”，同时倭俄之间又矛盾重重，有爆发战事的可能性，如何应对这复杂局面，蒋氏主张以“中立”之态促成日苏两国之互相牵制，以实现之“制俄攘日”构想，而其间对日、苏态度之变化游移，则更多与形势的变化和日、苏对华态度好坏息息相关。蒋氏的此一外交主张，是在中国国力不及日、苏的状况下，一方面强化内政以固根本，而另一方面则注重利用日、苏之间的矛盾，缓解其对中国领土主权侵害，并进而推动“联外借力”国际路线的实现，应该说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而汪氏则对国际路线极端消极，反对与第三国合纵连横，力主专谋对日妥协以改善中国处境的方针，这种方针正如颜惠庆所言：“是消极的、被动的、逃跑主义的，被日本人吓得要命。”而蒋、汪的此种分歧“已经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在1938年走上完全相反道路的一粒种子。”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00;ID=26219

“汪氏则对国际路线极端消极”

国联调查团是汪精卫负责接待的。

《汪精卫先生蒙难记》中收录了汪精卫被刺之后，国联发的慰问信，信中回顾了一下国联调查团与汪精卫的交往，说了些捧人的客套话。

你的那篇文章其实也反映了他的这个思想.

你再分析分析那时候的中德关系。

以蒋的智慧，恐怕还是很想拿过这杆民族英雄的大旗。然而，如果答应东北军的要求，确实团结了很多人,但就意味着公开对日宣战，而蒋希望把对日宣战拖得越晚越好。有内外原因：

在内，共产党军队是心腹大患，如鲠在喉，夜不成寐。

在外，美国虽然对中国友好，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情绪使罗斯福是对日本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清；英国在欧洲开始忙成一团，英国同日本的冲突虽然已经开始，但一贯看不起蒋以及同中国的合作。

蒋是在等待时机，他的口号是：“和平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和平”。具体算盘是想先花几年把共产党一举缴灭在长征途中或者陕北。这几年时间美国和英国人更加看清楚在菲律宾、香港、东南亚和南亚和日本的重大利益冲突，欧洲的情况有所转机，民间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对日本宣战。如果那样，蒋中正总统则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

然而，天不助蒋。事情没有按他期望的次序发生。西安事变成了他的千古遗憾。

我的感觉是东北人做事蛮冲动的，和南方人搞不到一块。

如果说他对日本的一昧是基于以上两点的话只能说他运气好成功了，因为这思路根本不对。

我不明白怎么那么多人同意在陕北的共产党是其心腹大患。玩过即时战略游戏的人都有体会，如果对手资源，兵力，科技都比自己差一倍不止，那么，对手肯定死定了。就算抗战结束了共产党拼命发展了一段，其势力和老蒋比在游戏里早交枪了。老蒋被灭纯粹是自己太无能，这样的话没了共产党早晚也有别人灭了他。而且共产党就算向有些人说的游而不击那也是在敌人后方。老蒋为什么不这么干?他的人手紧张到连三个师都拨不出来的程度了吗?而且他的人肯定更好开展工作，他们是兴复汉室，共产党定多就是孙权北伐。自己笨让人把蛋糕上的奶油舔光了有什么办法。

他等西方帮忙其实是日本作了最大的贡献，如果日本发现了大庆的石油，东北有资源有设备，等到再向台湾一样札下根，他们还会和美国翻脸吗?美国要不是向日本开战会帮中国多少忙?中国最好结局也就是一超级马关条约。

顽军。(此类国军即反共又抗日，如李仙洲部，试图进入山东，(有攻击我根据地的意图)被日军攻击，然后我军截击，未来得及喘息，又遭日打击，我军再次袭击，损失惨重，只得放弃入鲁，而山东于学忠部退出的空白，便被我军添补。

也是他选择交涉的原因之一。中共亲民要远好于国军，而且带着些宗教式的狂热，虽科技不及国军，但士气要远好与国军，而且一旦国军被日做为主攻对象，所受抗战中的损失将抵消它对共的先期优势。

淮海战役时有800万民工之前，这战不可能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