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对外援助到冯玉祥 -- 斩鞍

遥遥看电视的时候听到音乐突然变得震撼，就连忙跑过来抱住我说：“爸爸，坏人来了。”

好人、坏人，这是最原始的二分法。

首先我注意到许多同学，还是坚持着“西方邪恶”的观点，正如西方许多同学在冷战结束那么久以后还是坚持“共产邪魔”一样。这样的观点下面当然是相当的现实基础，然而，如果我们跳出意识形态的范畴，则这两种观点都有可疑之处。

在这里，我想暂时剔除个人印象的因素。比如从我的居住环境来看，我并不认为西方世界的道德观是达尔文主义的实践，或者美国同学在北京之旅后吃惊地发现原来共产中国的国民竟然够胆在公共场合批评时政。个人印象来自于生活实践，因为具体而更具说服力，但由于过于破碎，在归纳原则上的作用就软弱而片面。同时我也暂时剔除道德的因素，因为这是无法衡量的。我们可以从比较单纯的数据和理论上来看看对外援助问题。

1950年到1995年之间，西方国家对外援助总金额超过了一万亿美元（1985年币值计算）。苏联东欧集团的对外援助总金额，我没有找到具体数据，印象里应该高于此数。但是一个重大区别在于，西方统计中没有计入军事援助，而苏东援助中军援是大头。搜索到一个网文指出，建国至今，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额为4800亿美元。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对当初勒紧肚皮支援亚非拉兄弟的故事都还有着比较清晰的记忆，我对这个数字还是存有一定的怀疑：如果回头看79年中国的外汇存底，会觉得4800亿美元对于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天文数字。考虑到中国的对外援助是近几年才开始重新复苏，邓前时代的外援基本上要砸锅卖铁了。

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西方援助没有用在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基础投资上。“欧美这几十年的巨大援助帮助非洲发展了什么工农业？采矿业？咖啡业？” 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尤其是7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援助大幅度调整了援助金额去向。但是在这之前，西方援助在很大程度投入了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建设。

西方援助的早期理论来源是HAROLD-DOMMAR模型。根据这个模型，投资和消费受到总产能的限制，投资决定了长期的发展能力。非洲国家由于经济水平过低，不得不将主要产出用于消费，则一直不能有足够的投资能力来支撑以后的发展，成为INVESTMENT GAP。西方国家认为，一旦用援助填满这个GAP，则落后国家可以扩张产能，产出既能满足消费，又能满足投资，就可以进入正循环。所以援助是一次投入，长期见效的。

因为剔除了援助的道德因素，那么现在研究西方国家援助的另外一个动机：苏联恐惧症。1950年代，苏联势力处于高速上升期。出于对苏联的恐惧和防范，西方国家与苏东集团展开了援助竞赛，大把撒银子来抢夺势力范围。这是西方对外援助的开始。

实际情况如何，来看这样一个例子，1957年独立的黄金海岸（后称加纳）是当时非洲大陆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可可产于加纳。独立前，自治政府和英国一起修建了道路、诊所和学校，这使得加纳在独立之初拥有全非最好的教育系统。正如当时多数的殖民地知识分子，新政府总理Dr. Kwame Nkrumah对于苏联经济模式很有兴趣。为了避免这个非洲希望之国落入苏东影响，欧美和世行向Dr. Kwame Nkrumah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贷款用于完成他宏伟的经济腾飞计划。援助主要集中于VOLTA RIVER PROJECT及其配套工程，VOLTA RIVER项目总金额在当时就高达23亿英镑。加纳兴建了AKOSOMBO大坝，截断了水量充沛的VOLTA RIVER，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VOLTA水电站拥有当时撒哈拉地区（可能也是全非）最大的发电容量，作为配套的电解铝厂则预计会成为加纳经济的CASH COW。由于加纳本身没有铝矿，所有矿石需要进口，在VOLTA LAKE和首都ACCRA港之间修建了高标准的公路，ACCRA港也被扩建成当时非洲最大配套最先进的港口。项目初步建成以后，铝厂和水电站就开始吸取高额补贴，计划中的冶金、铁路、水利交通灌溉项目都没有能实施，沿湖居民深受水盲和血吸虫病的困扰。这个伟大的项目至今仍然是加纳的经济包袱，并直接导致军方政变把Dr. Kwame Nkrumah赶下了台。建国50年，加纳经济水平没有任何提高。再看这个例子，世行在70年代向坦桑尼亚提供贷款修建了一个年产四百万双的鞋厂。这个鞋厂预计可以满足坦桑尼亚国内的全部需求，并将四分之三的产量用于出口。鞋厂建成以后，年产量始终没有超过计划产能的4％。

大坝和配套是基础设施，鞋厂可以算民生配套。但是把钱投下去，未必就能给带来好处，因为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设施设备是要人用的，企业是要人管理的。外援可以提供一个起点，却不能帮非洲国家跑下这个马拉松。对于一个内部运行良好的经济体，外来援助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如果经济体本身的政策结构有问题，外来援助反而可能起到反向作用。非洲国家在独立后普遍实行政府干预经济和进口替代，由于缺乏苏东集团的经验和人才，经济失败比苏东集团更快。这个过程中填进去的外援实际上是延长了一些本该饿死的经济政策的寿命。所以经济学家P.T.BAUER始终认为，帮助非洲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全面取消外援，让他们自己去发展。这个观点是对普通人道德观的极大挑战，所以从来也没有占据主流地位。

早期外援的失败经验促使西方集团，以IMF和WB为代表，开始进行重大调整。贷款绑定经济政策是一个主要的手段。西方集团把自己认为有效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强加到受援方头上，以援助贷款为要挟，成功地改变了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也是“资本邪恶”论据的现实来源。当然，基本上，这种办法也失败了。经济政策必须是内生的，外来的框子没有生命力，所以受援国的经济被搞得一团遭。因为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在受援国经济崩溃的同时，西方资本在自由贸易过程中享受了掠夺式的暴利具体实践，IMF鼓吹穷国种咖啡，越南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咖啡产地，而传统的非洲南美产地的地位被完全颠覆，咖啡豆价格暴跌――但是咖啡价格没有降，几个跨国公司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赢家。这种了鲜明对照进一步加深了资本邪恶的印象。

现在让我们后退一下，问这样几个问题：一，如果没有西方援助，那些国家的经济是不是会更好？二，如果没有外来援助，那些国家的经济是不是会更好？很幸运，这些不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外援始终集中在南美和非洲，找到反例并不为难。四小龙是个例子，中国也是个例子。我们再问第三个问题：是不是只有把别人都搞砸了，西方资本才获得最大利益？先做这样一个对比，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得益可能高还是在坦桑尼亚的得益可能高？FDI数据直接说明这个问题。现在看看背后的逻辑。

北洋时期，华北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一个经济学家惊奇地发现，同样是军阀，冯玉祥治下的人民生活却相对安定富足。研究的结果，就是著名的流匪理论。流窜的匪徒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过之处，抢光夺光，寸草不留。流匪横行的地方，人民被剥夺了生产欲望，因为反正都会被夺走，何必费力？所以渐渐变成不毛之地。但是当一支匪徒壮大了，击败了其他的匪徒，占据了一块地盘，过去的做法就不符合他的利益了。如果一个农民一年生产一千斤粮食，抢光了就是一千斤，农民饿死。如果只抢六百斤，农民得以生存，第二年还可以再抢六百斤，一年年算下来，比一次抢光一千斤要划算多了。这样一来，年度的抢劫就变成了征税。所以固定匪徒的地盘内，不会有无节制的抢劫。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

对于理性的投资者来说，如果不存在一个竞争的流匪，那么过度抢夺浪费资源是不划算的。就资本本身而言，并没有善良或者邪恶的属性，只有逐利特性。就援助而言，不管是金援还是贷款，都不以现期利润回报为第一目标。这两点上中国和西方没有任何不同。那么可以区分的是什么呢？也许只有我在最开始剔除的道德因素了。道德因素在对外投资和援助中是否占据主导，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

• 请教大家一下，

虽然从道德与逻辑上来说，与西方并没有任何区别。

不过写的很不错，陈经的文章我一次都没有花过，这次花你了！！

不过说冯玉祥治下的人民生活却相对安定富足，出处何在？

军阀时代，算相对安定富足怎么也算不到冯的头上吧。别的不说，他就没做过几天安稳军阀。

老冯掌管过的地方，有陕西一部分，也曾有河南一部分，都时间不长，期间战乱不断。北京政变后，没多久就被打跑。连"治"都没有，“治下”如何如何就别提勒。五原复起后，地盘倒是有了，可是队伍也空前壮大，仗是越打越惨烈。河南陕西本来就是穷地方，兵多匪多灾多，这种情况下“人民生活却相对安定富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那个时候要说安定富足，只怕还是江南和四川比较好。山西也好。湖南和广东本来条件不错，无奈也是变乱太多。

多了几个殖民者相争，殖民地才会得利。

美国势力驱除了英法势力，美国式的新殖民主义取代英法的老式殖民主义是一大进步。

中国要想与美国式的新殖民主义相争，开出的条件必须要比美国式的新殖民主义更优惠。

冯部在某些作风上近于共军，部队里也确实有一些党员军官。中原逐鹿之地，当然太平日子，所以说的是“相对”富足。种了一年的地，到头来自己能吃上粮食，在乱世说是富足也不算十分过分吧？

那么殖民地如何得利？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因为再往下看就是殖民者竞争，到底谁得利，这是问题的关键。

外援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受益人错位。本该作为人民代表的政府官员或者是贪污，或者是无知挥霍，援助很少到达人民的头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外援越多，官方越有资本维持他们糟糕的政策。至于外援是从哪里来的，西方，苏东还是中国，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殖民”有狭义广义的分别。

狭义的“殖民”就是字义了，广义的“殖民”指的就是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相应地“殖民地”也用的广义的。

获得最大利益并不一定就是最优。

在非洲获得点利益，那是安稳又安全。在中国获得利益，搞不好就要反噬，换我是鬼子，还是喜欢在非洲弄些利益来。

老冯大半辈子都在华北打转转，那就说华北。

您说他“某些作风上近于共军，部队里也确实有一些党员军官”，那必然是1926年五原誓师前后，直到1928年清党之间的事情。这段时间，先是在绥远吃糠咽菜练兵，然后解围西安，接着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会师郑州，之后接连与直鲁联军在河南大战。北伐尚未结束便清党了。

这段时间，冯军可以说是战不旋踵。河南自然是前线不谈，后方陕西也是战火不断，且多为极残酷的守城战。

这近代历史上老百姓最怕的，其实不是贪官，而是战乱。乱世人不如狗。这段时间老冯所在的华北，那是硝烟处处，哀鸿遍野。老百姓的日子那是绝对算不得安定富足，连“相对”也算不上。山西近在咫尺，那才是“相对”安定富足。老西虽然小气，自保还有余力。当然了，冯部嫡系的军纪应该比刘镇华，张宗昌强。但这么比，就好比说别人比潘长江长的俊俏，那不是夸冯，倒是在骂冯了。老冯翻身之后，扩充甚快，颇有蔡元培先生“兼收并包”的精神，那军纪就不好说了。

至于说冯部作风朴素，又有共产党辅助。那我们不妨看看广东，那儿共产党最多。可是那会儿广东老百姓的日子非常的不好过，出了名的妓女税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事。四川军阀泛滥，盘剥无道，但是一来物产丰富，二来军阀混战虽多，烈度却低，所以百姓反到“相对”富足些。

您说“种了一年的地，到头来自己能吃上粮食，在乱世说是富足也不算十分过分吧？ ”这个“吃上”大有研究。老百姓“吃上”几口自己种的粮食，那恐怕算不得富足。好歹要吃饱才行吧。可是对不起，华北就是不行。老冯就是直隶人，当上旅长了，第一次进四川，防范蔡锷，蜀道之上，一眼就看见路边的小店里，几个挑行李的棒棒在吃米粉肉，老冯深受刺激，要知道在老冯家乡河北保定可是地主过年才能吃得上肉啊。保定还是河北的精华了。可惜此地虽好，不是留爷之处。袁皇帝倒台，老冯撤出四川，从此都在吃不上肉的陕西河南打转转。要说他治下的百姓“相对富足”，只怕老冯也得要脸红呢！

只要打仗，那地方就安定富足不了。更何况那地方本来经济基础就不行。冯玉祥部从始至终，跟一个“穷”字有不解之缘。冯玉祥掌一方政权，并且不必打仗的时候，老百姓是否能够“相对”安定富足，很遗憾，我们没有机会知道。既为乱石之枭雄，是否必然是治世之能臣，疑问随着黑海一场大火，都烟消云散了。

关于冯玉祥的部分，没看明白。鲜花！

山东曾经有个人造板厂的项目，从89年立项开始，前后利用中行贷款和芬兰政府贷款，大约有4亿人民币。设备是德国申克和芬兰顺智整套设备，同期在国内都有其他成功生产的案例。唯独山东这个立项最大，设备原产率最高。从92年投产到现在，年产量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几现在我一时说不确切，机器的开工时间大体可以平均为2个月/年，回收贷款就根本别想了。我看很符合斩鞍此文的观点。当地的本身政策结构有问题，且严重缺乏相关行业的经验和人才，最邪门的是当地的土鳖根本没意识到大项目需要人才来管理，随意更换管理层。小土鳖们就把这个项目给搞成银行的无底大坑了。

竟然毫不在乎地将政治因素从这个话题里剔除了。

生活实践和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的关系？我想河里大部分人都无亲身体会，只是看看书报电视上上网了解一些罢了，兄台有如此经历的话倒不妨谈谈。

这里如果说对西方援助的目的做出政治利害观判断，就是坚持“西方邪恶观”？这里和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吗？西方援助话题只是涉及到经济范畴和道德观范畴的东西？兄台真是个纯洁的人，按兄台的观点西方的援助就是NGO组织做的善事，讨论援助国和被援助国的利害关系要在这个隐含前提下进行。

政治从来不是纯洁的，这无关东西方世界的分野。按兄台的观点只能说兄台自己带上了有色眼睛或偏光镜，本来五光十色的西方世界在兄台眼里成了纯净的粉红色。

西方国家在赢得“冷战”之后，西方国家的援助预算从最高时的1993年的逾1600亿美元降至1997年的低谷485亿美元。但“9·11”事件的发生，重新唤起它们对援助外国的兴趣。从这里可以想象并非以政治相关的援助所占比例有多少---即使是那最低值里纯粹的人道主义援助又能有多少？

这里摘录一下两个美国人有关援助的理论，大概斩鞍兄的论述可以从替代论里找到一小部分，只是他把援助国的政治因素排除了。

美国学者约翰·怀特提出了四类援助理论，分别是补充论、替代论、受援国中心论和援助国中心论前两者主要涉及经济学，后两者则与政治学有关。

(一)经济学的观点

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帮助是毋庸置疑的，它可以给受援国带来不少的经济利益。这里的补充论也叫积极援助论，就是侧重于外援在接受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它认为，受援国的经济发展缺乏一些基本的资源，如储蓄、外汇、熟练的劳动力，而外援可以起到代替或者补充这些资源的作用。通过补充这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源，外援可以使该国的经济发展更加迅速。受援国最终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其经济再也不需要外援就可以持续地增长。但受援国有时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补充论阐释了援助的目的，但没有正面回答一国为什么要提供援助的问题。它分析的因素五花八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到为受援国拓展市场等等，什么都有。除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这一点以外，其他对一国向外国提供援助的分析都包含了一些直接为援助国利益服务的因素。这些分析都表明，援助国是出于自身利益而非以利他为目的的。

对外援助对援助国而言，通常也会带来各种经济上的好处，特别是限制性或有条件的援助更是如此。其中包括：(1)以经济贸易援助带动投资，这在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中极具普遍性。(2)以经济援助换取特定的经济好处，如保障稳定的能源和原料供应。如西方主要国家国内军火工业的发展与其对外援助就是密切相关的。(4)以对外援助为手段，加强援助国商品和资本的对外竞争力，提高市场份额。

替代论或称消极援助论，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对外援助的第二种观点。它是补充论的发展：援助使受援国得到了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但它并不认为援助对受援国有帮助，而认为对其有害。

援助使受援国不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弥补其不足，从而使受援国的相关市场不能得到发展，因为其政府看不到进行有关投资的理由。如果这些必不可少的市场得不到发展，受援国就会永远地依赖于外援。这种观点进一步提 出，援助会人为地强化受援国对援助国的从属关系。替代论者还认为，援助是一种控制和压迫别国的工具，它是为阻止而非鼓励受援国的发展而设计的。替代论有意或者无意地认为，援助有害于受援国的发展；而补充论者则坚信，援助有助于受援国的发展。

有人说，得到援助越多的国家，其经济就增长得越快，而不论其政府执行何种政策；也有人认为，二者间不存在任何联系。世界银行现在以政策、机构和治理水平等技术指标为依据，对各国进行综合排名。它认为，执行正确政策的诚实政府能够得到援助，而表现不佳的穷国则不能获得援助。

该保守学派受到美国新战略家们的有力挑战。例如，任何人都认为中亚国家治理糟糕。普林斯顿大学的史帝芬·科特多甚至用“垃圾斯坦”来形容这些前苏联外缘的转型国家。然而经合组织(OECD)投向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援助却从2000年的11亿美元增至2002年的37亿美元。去年，布什政府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援助就达30亿美元。

当然，并非所有基于战略考虑的对外援助都缺乏效率。战后美国在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就既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又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在世界银行犹豫不决时，它使欧洲被战争摧残的经济得以恢复，并巩固了反对苏联的西方联盟。同样的，并非所有可以有效消除贫困的援助都具有战略目的。

(二)政治学的观点

除了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经济学观点外，还有两种政治学的观点，即受援国中心论和援助国中心论。尽管并非尖锐对立，二者对对外援助的分析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关注受援国如何使用外援，后者集中于如何从援助者的角度使用外援。

以比较政治学为基础的接受国中心论关注的是受援国如何利用外援，尤为重要的是，由于援助是由政府而非人民所掌握，它所关注的就集中于政府如何利用外国提供的援助资源。相应地，援助就成为各国政府用来维持其统治的一种资源。

简而言之，援助使各国政府无需作出艰难的政治选择，例如精简政府的社会项目或者增税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并引起对政府广泛的不满。于是援助使一个政权可以推出其他政策，而能继续执掌政权。

受援国中心论和补充论一样，都只是回答了各国如何使用援助的问题，而没有直接回答一国为什么提供援助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察援助国的利益，而非受援国的利益。学者们认为，援助国通过提供援助来维持世界各国的现政权、特别是执行对己友好外交政策的国家的政权，就可以维持对他们有利的全球稳定。与经济学一样，这里的援助也远非是基于利他目的的。

运用援助国中心论，以为一国为什么援助外国的问题提供一个清楚的答案。与其他研究各国如何利用援助、一国为何向外国提供援助不同，援助国中心论只是关注一国为何向外国提供援助。援助国中心论在研究援助问题时运用的是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而没有考虑相关的经济因素。这种理论模式分析了当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援助时所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援助国中心论有个内在的推断：援助国试图从受援国得到政治上的好处。

援助国与受援国在相互关系中的地位差别很大。这种关系可能是受援国依赖援助到了舍此便不能生存的地步。为了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助，受援国接受了援助国提出的全部要求。这种关系也可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受援国为了获得援助而事先同意或允许做某事。姑且不论这种关系的具体机制，提供援助是为了获得别国的支持，援助国中心论认为，援助国提供外援是为了影响受援国，它还得到历史经验的证明。

汉斯·摩根索对援助国中心论进行了较好的概括。他提出一套对外援助的理论，描绘出对外援助的基本目标，并试图揭示援助政策偏离了其基本目标。14)与他的现实主义特色相一致，摩根索认为，援助只是一种纯粹对外国施加影响的对外政策工具。他认为，援助可分为六种：人道主义的(humanitarian)、用于生计的(subsistence)、用于经济发展的(economic)、军事的(military)、为提高自身声望而 给予的(prestige)和贿赂式的(bribery)对外援助。为了理解摩根索的思想，有必要简 要地分析一下这六种援助。

第一种援助即人道主义的援助，是惟一一种并非必然与政治有关的援助。摩根索把人道主义援助定义为：一国政府为救助遭受自然灾害的外国受难者而向该国政府提供的援助。但如果援助被发放到某国政府的手中，那么它将会被该政府用于政治用途，而非优先用于人民的福利。把接受国想像得慷慨仁慈、并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政治关系，这是援助国政府通常乐意做的事情。援助国通常都不关心钱是怎样被花掉的。于是只要操作得当，援助国就可通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施加自己的影响。

用于生计的对外援助是将钱提供给不能维持最低限度公共服务设施的国家。换而言之，这种援助是为那些没有足够资源来为国民提供必需的服务设施的国家平衡预 算赤字的。它的政治影响显而易见：首先，它使那些如果没有外援就会垮台的政府能够 维持既有的现状；其次，任何接受用于生计的援助的政府都不愿丧失政权。如果政府不 能提供“最起码的公共服务设施”，该国人民就会推翻它，这种担忧为援助国向受援国 施加影响提供了机会。

为经济发展而提供的援助又是一种类型。这种援助旨在帮助希望能够全面振兴经济的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然而，摩根索批评这种援助不明智、不可操作。首先，他对那种援助能够克服由于效率缺失而使经济增长缓慢这个问题的观点提出批评。他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发展缓慢是由于缺乏效率导致的，这些国家不可能得到发展。花钱建设项目和培训员工并不能改变这些国家完全缺乏能力发展经济的事实。

然而，摩根索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是总结出影响发展援助的政治因素。略言之，发展会引起不稳定，最终可能会给美国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失。由于改变了受援国的经济格局， 美国会冒强化一个由群众组成的在行动和思想上都反美的集团的风险。更大的不稳定出 现在由经济起步阶段向经济发达阶段过渡的变迁过程中。

军事援助是第三种援助，它一直到60年代都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援助。然而，摩根索认为军事援助并没有发挥军事作用，而只起到政治上的作用。他说，援助国“在提供军事援助时是为了获取政治收益。它迫使受援国听从援助国”。军事援助就像是 一种贿赂，迫使受援国不采取会使援助国停止援助的行动。

为提高自身声望而给予的对外援助可使一个欠发达国家在外表上具有一种进步性。这样，援建一些大型工程可使其科技和经济出现一种增长的假象。这些工程有机场、公路等形式——它们不必具有真正的功能，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功能。援助国和受援国通常不将这种基于荣誉出发的援助公开。它们把这些项目通过一些军事或经济援助的形式隐藏起来。摩根索认为，为提高自身声望而给予的对外援助和军事援助一样，也是一种形式的贿赂。

贿赂式的对外援助是最后一种形式的援助。摩根索是以它的一个真实目的为基础的：贿赂是一国政府向另一国政府提供钱财或服务，以作为“一种交易的代价”。这些服务的表现形式很多，能够为援助国带来一些好处。贿赂是除人道主义援助以外的其他援助的真实目的。而且，有史以来它就是援助的目的。摩根索把援助视为贿赂的理论使这些问题变得豁然开朗。

与作为贿赂的援助有关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事实：现代国家尤其是美国试图隐藏这种关系的实质，编造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如发展援助，并为达到这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设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最后，有关发展援助的借口由于援助国和受援国都对这种关系不满而不能成为现实。受援国不满是因为它受到的束缚太多，援助国则感觉上当受骗了，因为受援国并没有根据事先的交易条件来支持援助国。于是把援助关系视同为贿赂使各方都感到为难，他们都希望有一种不同于这种关系的新方式。受援国希望得到无条件的援助，而援助国希望能够影响受援国。

简而言之，援助国中心论认为，援助是一种可对受援国施加影响的工具。或者像摩根索所说，它是为特定交易活动而提供的贿赂。这个理论尽管简明，但存在着适用困难的方法论问题，主要障碍在于如何评价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