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青春作证，向风车开战（一） -- 俞天任

他们从来都不敢把前因后果，上下原文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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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日本人的兽性同“西安以东”联系起来。。。

这人叫太田龙，他的本名叫栗原登一，但现在知道他本名的人不多，只知道他在参加政治运动时用的这个马甲。他是在1946年就加入了日共的职业革命家，入党时只有16岁。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太田龙看到了一张油印的叫做《反逆者》的传单。

这份传单确实是够反逆的，发行者叫内田英世和内田富雄，是一对兄弟，原日共国际派的成员。这个“国际派”的名字其实非常有幽默感：那不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国际派”，而是因为当时为非主流派的其领导人，后来君临日共几十年的宫本显治主张接受来自联共，中共的“国际批判”而得名，其意思是“主张接受国际批判的派别”。

不管是什么派，内田兄弟当初并不是日共党员，仅仅是反战分子。但不是一般的反战，这对兄弟称得上是铮铮铁骨的好汉。他们敢刀头舔血：跑到皇军近卫联队的驻地去散发反战传单，被宪兵当场抓了起来。弟弟富雄被关在以后关甲级战犯的巢鸭监狱，和日后的日共“国际派”领袖宫本显治，志贺义雄关在一起。哥哥英世则被关在代代木的陆军监狱，和日后的总理大臣吉田茂关在一起。正当特高警察准备枪毙这对兄弟的时候，麦克阿瑟带着美军来把他们解放了出来。

放出来了的内田兄弟没有跟着吉田茂去混，而是和宫本显治们一起掺和。宫本显治们一直受斯大林打压，因此内田兄弟只要是反对斯大林的都觉得亲切。从1952年开始，内田英世和他弟弟内田富雄开始接触到了托洛茨基主义，发行了一张油印的定期传单叫《反逆者》专门介绍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著作，而且以陈独秀的为主，因为都是亚洲人，容易看懂。

看了这张传单，太田龙得出了一条结论：“托洛茨基是正确的”。

太田龙是行动派，得出了结论以后就马上行动了起来。立即和内田英世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反逆者》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并且积极为托派招兵买马，去找黑田宽一，想法子把他也发展成托派。

就这样，1957年1月27日，三个20多岁的年轻人内田英世，太田龙和黑田宽一成立了一个叫做先叫“日本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盟”后又改名为“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的小托派组织。别看一开始就这么三个人，在以后的20年中他们可是把日本给折腾得鸡犬不宁。

研究日本历史挺有趣。可能是隔得实在太近的缘故，日本有什么事，肯定会有中国人在帮忙张罗；同样中国有什么事，也肯定有日本人在帮忙掺和，这不日本人要信仰托洛茨基主义了，在里面穿针引线的还是一位中国人：彭述之。上过《中共党史》课的朋友可能都会记得这位铁杆托派吧，是他在这个小团体和第四国际之间交通，终于使其成为第四国际的正式成员，而不是原来那个自发的小团体了。

共产国际所属的党都有个通病，没事就喜欢在自己家乱找托派，对于找出来的托派则坚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里面的原因当然一来是出于对身处比自己强大几十倍上百倍的“阶级敌人”包围之中的不安和恐惧感，二来是对可能产生非常大破坏作用的“组织敌人”，也就是托派的由于历史原因的不信任感，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托洛茨基是一个天才的革命家和组织家，他能用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组织成果。

托派一般自己不发展组织，而是采取一种很有效的“加入战术”。就是加入到一个已经存在的组织，然后掠为己有。

“加入战术”是一个日语名词，拿一句一段时间在中国挺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打进来，拉出去”，“混进革命队伍搞破坏”的意思，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所有成员都特别热衷于“挖托派”的原因之一。托派最喜欢加入的现存组织不需要问就是同属激进派组织的共产党，而且由于托派比一般共产国际所属共产党要更为激进，很容易引起青年人的共鸣。你看，日共由于一时疏忽，立即就让托派成了气候。

日共京都府委员会委员西京司就被这个刚刚成立没几天的托洛茨基派联盟给拉了过去，而且通过西京司所掌握的日共在关西地区的人际关系，这个“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立即在关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组织。同年年底，这个组织改名为“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革共同”。

当时日本的社会党，日共什么的属于“左翼”这点基本上没人否认。当然对日共到底是不是“左翼”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少（理由后面会讲到），但不管你是不是怀疑，起码日共不会是右翼这点总不能怀疑。这些个左翼在日本被叫做“旧左翼”，因为马上就会有大量让你眼花缭乱的大小左翼组织出现了，这些个新出现的左翼被叫做“新左翼”。而所有的“新左翼”几乎都是从这个“革共同”而来。这个“革共同”是不是很牛？

“革共同”是一个托派组织，但参加者的托派程度有不同。有像太田龙这种号称“100%的，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也有像黑田宽一那样实用主义至上，哪个主义好用就剪切点哪个主义贴来用的“批判托洛茨基主义”。这就要吵架了。

吵架的题目听起来也挺有趣：“革命中国和革命日本的共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问题”。一派说中国现在是斯大林主义者掌了权，所以这是个伪问题。你真要那么叫的话，不如干脆提出世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才叫心旷神怡呢。

另一派可不这么看。说这是“不断革命”理论的具体应用嘛。

还有一件事也要吵架。就是和苏联之间的北方领土，虐待战俘什么什么的问题。同意的理由不要说了，那不同意的理由呢：“什么苏联日本的，不都是无产阶级的共同财产吗？什么虐待战俘，不就是些军国主义分子吗？”

好，这就成天吵上了。吵吵来了就要分家了。到了1958年7月，太田龙就带了人分出去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其实吵架除了“理论上”的争论，关东人关西人之间的互相不买账也是个因素。所以太田龙分出去以后成立的组织一开始是叫做“关东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盟”，不和你们关西土财主一块干了。

这是“革共同”的第一次分裂。

分裂出去的那个组织后来改名为“日本托洛茨基同志会”，“第四国际日本委员会”。俗称“四托洛”或者“纯托洛”。还一直存续了下去，后来的少数民族爱努人解放运动就是他们主持进行的。有个挺有名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专门炸日本大企业像三菱公司什么的也是他们的亲戚。太田龙甚至被人称作“炸弹教的教祖”，怎么样，够潇洒的吧。但其实“四托洛”并不是那么激进的。和其他托派组织一样，他们采取的也是“加入战术”。但是轮到他们时日共已经提高了警惕，加入不进去，这才以社会党作为“加入”对象。社会党虽然是左翼，但不是个激进政党，所以社会党员们过激派很少，因此就是倒向了托派也不会是那种特别过激的。不如说“四托洛”在那么多数不胜数的新左翼中反而是属于比较偏右的。

会不会有人问，那么日共就那么呆头呆脑地由着这拨托派自由进出地乱玩？

其实当时的日共正自顾不暇着在呢。

对日本人很反感，看日本人搞共产主义窝里反，挺好玩的

有人在评论二次大战对日本社会文化思想界的影响时说过，是二次大战才正式把日本从中华文化圈中分了出去。

这句话不容易说明白，同意的反对的都会有。但是如果只从中日思想界的交流这一点来看这句话倒是千真万确的。战后两国的思想交流就停止了，双方互相思想的影响也停止了，后来中国的文革对于日本学运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更大程度上是出于战时日本人对八路军尊重的继续。与其说日本的大学生与中国文革发生共鸣，不如说是中国当时的密封性使得日本大学生们产生了对“神秘”的憧憬罢了。林彪事件和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两字立即没有人提了。

这是因为战后两国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形态和价值取向和战前相比，中日两国有了根本的区别，因此中日双方的思想交流变得没有必要了起来。那么台湾呢？台湾和日本的价值取向有其相像的地方，为什么也看不到什么思想交流呢。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日本思想界在几千年中，始终是在被动的地位，只有被别人影响，没有影响别人的能力和传统。而台湾则可以说没有思想，只是按照大陆思想的教条出些馊主意罢了，所以这两地区发生不了所谓思想的交流。

日共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注解。

日共是在中共成立一年以后的1922年7月15日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成立的。但日共的运气没有大它一年的中共好。两次国共合作，让中共在自身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关头得到了修生养息的机会。而日共成立的开始就正好是昭和军阀开始抬头，整个日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因此在1945年以前一直是处于非法状态之中。

世界上共产党不少，但最后成了气候的不多。如果不算原来东欧，北韩那种从维持会开始的共产党政权的话，真正共产党人自己把政权弄到手的也就只有苏联，中国和越南和南斯拉夫。但是第三国际把南斯拉夫开除了，这南斯拉夫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国家好像还没有结论。当年先帝爷和赫鲁晓夫打口水仗，其中有一个争点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管他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起码人家是从秘密斗争起家的。共产党要掌权，一定要有个对外战争作前奏，而且还得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嘛。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起码进入上世纪以后共产党人已经抛弃了总教祖马克思的那种抛弃国家的想法，而成为了最积极的民族主义者。

日共连在这点上都没占到便宜。日本倒是经历了一场对外战争，可日本是祸害人的一方。所以日共不像别的什么共一样把手一挥，带着大家去反侵略。又能得到老百姓的尊重，那当权者还不能说什么，看着憋气也只能忍。不管是战前还是战中，日共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有几个日本老百姓能懂这“政治上正确”的玩意？在普通日本人看来，那可都是一帮“日奸”，就该被治安警察和特高警察抓去才解恨。

再者，他那“政治上正确”也只是泛泛论而已。战前日共一直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的理论全是从老毛子那儿批发来的，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共产国际认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是被“绝对的天皇制”，“寄生的地主制”和“财阀垄断的资本主义”所统治。因此要通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来实现社会主义。

大家听着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没法不熟，就是那个大多在党史课上学过的《联共党史》的内容。斯大林可是认为那玩意“放之四海而皆准”，对随便哪个儿子党发的指示全是那样。

其实把那套理论里面的“天皇”改成“沙皇”，再搁回1915年的俄国去，可能大差不差。但你要放到1925年的日本，当然大差也不差但是大对也就不对了。首先日本的天皇制就不是绝对的，日本地主的寄生性比俄国的也要差的远了。所以日共的主张得不到日本人民的支援也不算不正常。

斯大林批发到中国来的那一套被中共党人作了修改。但日本人喜欢搞“拿来主义”，什么东西都先拿来用了再说，等到发现不合适了再改改。但这东西不一样，这是裤腰带上拴脑袋地干活，发现不合适了，那脑袋就不再在裤带上了。

再加上还有个关东军宪兵司令出身的东条英机当了首相，实行的是其最拿手的“宪兵政治”，所以日共的遭遇也就悲惨的可想而知了。到最后除了远走延安坚持反战的野坂参三等几个人之外，要不然像作家小林多喜二那样惨遭杀害，要不然就像德田球一，宫本显治那样一坐就是十几年的牢。

战后前期的日本政治家有个特点：坐过牢的特别多。坐牢也分两类，一类是战前战中坐特高警察的牢像吉田茂首相，另一类是战后坐美国人的牢像岸信介首相。

比如日共的总书记，1922年建党时的元勋德田球一就从1928年开始坐了18年牢，是条硬汉子吧？这连总理大臣吉田茂都不得不服，那位吉田茂也被特高警察请去喝过茶的，但就只有40天左右，麦克阿瑟来得快，把吉田茂救了出来。但就这40天已经让吉田茂觉得好生难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天那，这位德田球一居然坐过18年牢，本老爷的150倍，绝对是条好汉。

所以尽管吉田茂在反共这点上是人所共知的铁杆派，但是他对德田球一的评价却很不差：“和对其他共产主义者不一样，我对他（德田球一）不知怎么没有憎恶感。”

不知道是不是德田球一的坐牢记录让吉田茂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就怕他没福坐不上，到头来还是跑不了烤炉……

世界上共产党不少，但最后成了气候的不多。如果不算原来东欧，北韩那种从维持会开始的共产党政权的话，真正共产党人自己把政权弄到手的也就只有苏联，中国和越南和南斯拉夫。但是第三国际把南斯拉夫开除了，这南斯拉夫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国家好像还没有结论。当年先帝爷和赫鲁晓夫打口水仗，其中有一个争点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南斯拉夫被开除时第三国际已经解散,，1948年，南和苏联关系破裂，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苏联领导的共产党情报局.

啦啦啦，啦啦啦，

让我们再添把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