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确保台湾在中国 徐慧君 -- 群众演员

第二节 地球上最遥远的近邻

　　性嗜掠杀的民族

　　近代史上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奉行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妄图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称霸亚洲。据学者研究，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到1945年，在这七十年当中，对外的战争发生了14次，其中有十次是针对于中国的。[7]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继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武力实施其“大陆政策”，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在随后的14年中，日本给中国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蹂躏。这与鸦片战争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这个民族的大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七十多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杀抢夺、攻城掠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而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极其匮乏的孤立岛国，自然条件恶劣，每年发生一万多次地震，台风海啸也是司空见惯，日本人自古就有日本列岛终将沉入海底的宿命观点，千百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要用武力去夺取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大陆土地。

　　日本人的未来危机意识很强，“警钟文学”非常发达，著名的有《日本沉没》、《油断》和《东京消失》等，写了他们的国家陷入灾难时的情形，写了他们的国家在灭亡时，日本人如何逃向世界各地。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日本鄙视亚洲甚至是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并自负只有大和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应当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因而，征服亚洲，称雄世界就成为其永远的“光荣与梦想”，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霸道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励着日本拚命向外扩张。而欲称雄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要征服亚洲，须先征服中国。

　　日本是一个岛国，它的眼睛是向外看的，它看到了中国这么大，资源丰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对于它来讲，这是一个极好的目标。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间，日本日日“卧薪尝胆”，梦寐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从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来看，日本是早已经把中国作为他的侵略的一个既定的目标。土地富庶物产丰饶的中国成为日本征服亚洲的起点！这也是日本为什么自唐朝开始便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入侵中国，中国历史上东南沿海“倭寇”绵绵不绝的唯一解释！

　　《丑陋的日本人》一书的责任编辑、中日关系研究专家岳建一指出：中日从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相距甚远，甚至超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温顺和善，对国境边土固守不进，对异族的噪动恩威并施，怀柔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武士集团，他们坚忍凶暴、杀伐为本，一旦稍感强大，就对高丽（朝鲜）和中华高高举起倭刀。

　　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求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谴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邦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避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

　　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后，日本不少统治者及一些思想家，总不断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侵华思想在近四百间不绝如缕。

　　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他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

　　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8]

　　日本右倾思想的总根源是自称与公认的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师爷福泽谕吉，现在流通的一万日圆纸币上 还印着他的头像――日本社会对他的崇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福泽谕吉在他创建的《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时事评论，主张日本应该“不客气地”占领亚洲各国，“以我手新筑”之，“杀尽朝鲜京城的支那兵，海、陆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长驱直入北京首府，扼其喉”，“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为我版图”，“直冲其根本，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洲”。

　　福泽谕吉主张日本“永为东方魁首盟主”，“争雄东亚”，“将东亚之权柄握我一手”，“支那，朝鲜在我文明之中”。侮辱台湾民众“是乌合草贼，无知蒙昧的蛮民”、“狂暴的土匪”、“未开化蛮民”、“车夫马丁之辈”、“无知冥顽之辈”，等等，日本军队应“诛杀丑类，一个不留”，“冥顽不灵，除歼灭外，别无手段”，“举其全土，断然实行日化”；用“猪尾儿”，“猪尾汉”、“胆小鬼”、“乞食流民”、“炮灰”、“清国佬”等轻蔑的语言称呼当时的中国人，甚至唆使日本军队到朝鲜、中国去掠夺宫廷的财宝、书画、珍器等；称甲午战争是“文明野蛮之战”。[9]

　　日本武士集团名震天下，武士道精神千年不绝。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汤重南先生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他说：幕府时代的著名剑道家宫本武藏，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的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而他的故事竟广泛流传，日本古典戏曲演出了他的传奇，二战前还出版了长编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作法和精神，为侵华战争服务。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儒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表现出“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本分，宣扬“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实现“武国”观念，其特色就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荣耀。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明治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封建时代的武士集团在明治维新后无所依托，于是用过剩的好战精力毒化整个社会，武士道精神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充当军国主义侵略鹰犬的日本大陆浪人，就是武士集团的碎片。他们与“准浪人”即流入中国的五行八作的日人一起，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明治维新后来华的日本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大多自觉献身扩张，许多日本学生利用假期作间谍，到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做的极细致，什么地方有一个井，有几棵树，能供给多少人用等，都记下来。他们的中国同学还以为他们在做论文搞社会调查，热心地给他们当向导。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乘乱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10]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70周年之际，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侵华日军的自白――来自“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战争》的图集，从这些日军为炫耀“战功”而制作的大量图片，也能看到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其中就有“八?一三”事变中，日本侨民用太阳旗引导日军轰炸机轰炸中国军队的图片。[11]

　　罗福惠先生在《国情、国民性与现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一书中写道，上世纪60年代他在距离武汉30多公里的郊区一个非常闭塞的丘陵地区作社会调查时，当地的新四军老战士告诉他，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缴获一张日本人的军用地图，这张图祥细地绘下了该地区的地形]交通和村镇，连一个名叫快活岭的小山坡上的一座茅草茶棚都赫然在上。而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座茶棚早在北伐战争之前就已消失。这证明这张图至少是在20年代初期就已经被日本人的谍报人员绘成了。他听了后毛骨悚然，深感旧中国真象摆在豺狼虎豹眼前的一具赤裸裸的肉体。[12]

　　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其所著的《日本论》中写到：“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的丛书，每册在500页之上、每部都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对比之下，戴氏深感到中国人没有在日本这个 题目上下功夫，因此在两国交往中，中国人常常因为不知彼而陷于被动。[13]

　　日本是一个善于模仿学习的民族，但他们往往没有把一个理论体系中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部分拿过来，他们所汲取的是与他们民族早已存在的十分强烈的思想、愿望和目的相契合的那部分。他们在学习西方时，摈弃一切人文思想，而仅学习技术、军队体例和殖民侵略的行径。《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女士说：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残暴。　　对儒家的学习也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贵一说：中国人并不使“忠”、“孝”、“勇”成为无条件的，而是设置一个凌驾一切之上的“仁”，作为行使“忠”、“孝”的先决条件。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事实上儒家思想在被引进时，摈弃仁爱 ，，只取忠勇 ，“仁”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

　　日本自认为大和民族天生优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来约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忠”、“勇”被无条件地使用，统治者的魔棒指向哪里，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扑向哪里，冷酷的心里没有一丝仁和爱，哪管异国可怜的人民哀告哭叫、尸横遍野；战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就如堕入了无底深渊，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更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无耻地说：“侵略者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进行杀害、强奸和抢劫，是战争中的娱乐。”这与武士道精神里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怜悯，只有以强凌弱、杀戮和效忠，是分不开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本性，与武士道精神分不开的。武士道认为，人的两重性格不是“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的对立，而是“柔顺”与“刚猛”，这两个同属“善”的构成，前者施于内，部、上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后者则施于对手。这种观念模式里铸就的兵士，在国内和平时期是忠顺的臣民、孝顺的人子或慈祥的父亲；在战时，尤其是在国外，就成为杀人不眨眼的“英雄”。所以说，在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滥杀我国，恰恰是武士道精神造成的必然结果。[14]

　　一位西方作家写道：他询问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为什么能如此杀戮中国的无辜。士兵回曰：他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在刀枪下的哀号恍如畜生在叫，那是他的猎物，他没有杀人时的负疚和颤栗。

　　从中国看日本，那是一个悬浮于太平洋中的列岛；从列岛看中国，那是一片广袤的大地，岛国的日本人总是盯着海外，早在公元7世纪，当日本首次派出遣隋使出使中国，国书上就曾写下“日出之国天皇敬白日没之国皇帝”的词句以抬高自己的身价。[15]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加狂妄自大，他们称中国为”支那”，近几百年来，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古代尊称的意思，而意近“猪”，是极度蔑视的称呼。他们对美苏也采取这种精神战胜法，把美国音译为“米”，暗寓吃稻米的日本人吞“米”在口；称俄罗斯为“露西亚”，意即“露水”，被太阳之国一晒就干！

　　日本侵略中国，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不是始于甲午年，而是1874年就开始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悍然出兵台湾，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从此，步步紧逼，蓄意制造战争，并且不断以“开战”、“重新开战”、“割地”相要挟，比别的列强尤其透出一种狡诈和无赖。对日本来说，凡能从中国勒索、敲诈、胁迫走的，就无所不用其极。

　　据史书记载：日军从辽东半岛撤走时，将营口、海城、金州、旅顺、凤凰城、大连……等城的官廨库藏抢掠一空，甚至连旅顺清军营房门窗也拆卸运回日本。

　　令中国人永远感到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数 十倍！实际上，日本以各种手段，通过甲午战争掠夺的财富达3亿3千万两以上，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用于军备扩张，一再侵略愈加贫困落后的中华民族。[16]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沦陷。然而日本侵略军的野心绝不仅仅在于东北，也不仅仅在于中国，它想侵略整个东亚，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由于日本国土资源贫乏，在工业原料上先天不足，根本应付不了传统战争所需的巨大资源消耗。于是，侵华日军在寻找其他的途径时想到了细菌武器。

　　细菌武器不同于传统武器，它不需要大量的金属、火药，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车间，一旦源病菌培育成功，便可以十分廉价地生产出来，而且杀伤力巨大。侵华日军就是抱着“生产廉价武器、节省资源”的想法开始建立细菌研究所的。

　　根据天皇的命令，教官出身的少佐石井四郎担起了建立细菌部队的任务。1933年，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一个当时叫“平房”的小镇，出现了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部队在军邮地址簿上出现的名字就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1949年12月，苏联政府曾在其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对12名日本731部队的医生和军官进行审判。对审判所揭露的事实，再麻木的人也会感到震惊：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制造生物化学武器，在受害者身上注入伤寒、霍乱、梅毒等多种病菌，并使之扩散到附近的中国村落。他们甚至把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把活人头朝下挂起来，看看这些人要多长时间才死；把人的胃从连接食管之处切下来，然后接到肠子上；把人的左右胳膊砍掉，调换位置，接到身体的另一侧；一个出生刚刚三天的婴儿，全身刺满了针，被放入冰水中；一位妇女不经任何麻醉就被活活切开腹腔，为的是看看她生殖器官的构造！大约有1万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26个实验室中，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25万人丧生。

　　短短几年的时间，731部队便建立起一条月产炭疽菌粉末200公斤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制造霍乱、伤寒病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

　　1939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哈桑湖边界，挑起了哈桑湖事件。日本侵略军原想侵犯苏联的领土，没想到却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立即派人来到731部队，协商细菌战事宜。

　　此后不久，石井四郎便派人将22.5公斤的炭疽、伤寒、霍乱病菌散播到哈尔哈河及附近的水源和地面。细菌的散播立即使该地区出现大量的伤亡。731部队的首次细菌战取得了“胜利”。

　　从1939年哈桑湖事件到1942年之间，731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其中，炭疽菌、鼠疫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乱、伤寒被制作成菌液，通过飞机的“降雨器”进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肠类疾病；而带鼠疫菌的跳蚤则直接用鼠疫弹进行投放。[17]

　　1942年，731部队第三批远征队参加了浙赣战役，同日军1644部队相配合，用飞机把130公斤的炭疽热菌等病毒运至预定地点，然后向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投撒，使这些地区陆续暴发疫情，中国军民大批死亡。日本战败后，731部队为了避免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迅速毁坏了自己所有的设备和用品。他们还将不便携带的大部分炭疽菌等细菌散播在华中一带，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丧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置人类道德和国际公法于不顾，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三十万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制造了两万多起强奸妇女的事件，焚毁了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筑，使南京这座当时中国的首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尸横遍野、满目疮痍、万户萧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

　　日本为损人利己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从暗杀张作霖、南京大屠杀、扶植伪满和汪精卫、偷袭珍珠港，“三光政策”，到今天的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与美化侵略罪行，种种事例都说明日本人的道德里尚未包含良知二字，更不知道廉耻。疯狂侵占我钓鱼岛的急先锋“日之丸青年队”总干事就曾经说过：“如果与别人争夺东西。惟有用武力解决”。

　　美国社会学家卡雷尔?冯曾对日本人绝对信奉实力的民族性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人都能非常迅速地觉察力的所在，而且一旦判明力的所在之后，他便会将之表现在行动上。不论情况如何，也不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惟命是从”。

　　日人高桥敷曾经写到：“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只要有发迹机会，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18]

　　日本人唯强权而是从。跟日本人谈什么国际准则甚至人性公理，是毫无意义浪费时间而且是极其幼稚愚蠢的。对缺少普遍价值观的日本人来说，力就是正义！没有实力的国家和民族只配受奴役。

　　以怨报德

　　可以说，在近代史上，大和民族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是永远也无法抹掉的。然而，在处理和解决中日历史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现出了在国际关系中难以看到的以德报怨的豁达和大度。

　　一百年来，日本欠中国实在太多，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死伤军民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以上。

　　而在此之前的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强迫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合美元十亿之巨，一百年前已是天文数字，至今未还。以年息七厘计，连本带利，今天日本欠中国一万亿美元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缅甸赔偿720亿日元，向菲律宾赔偿1980亿日元，向印尼赔偿803.088亿日元，向南越赔偿140.4亿日元，韩国1965年放弃对日索赔权后日本提供了无偿、有偿援助5亿美元。此外日本还向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许多受害国家提供了战争赔偿。

　　中国一直主张战争责任应由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并以此教育本国人民。加上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奇特历史，中国政府放弃了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即使按日本人自己最保守的估计500亿美圆计算，在1949年也相当于18万亿日圆，而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岁入决算为6694亿日圆，全部用于赔偿也需要25?7年。从另一角度来看，当时日本银行贷款的最高限额为10亿美圆，按这个能力赔偿，500亿美圆则需要50年才能还清。[19]

　　曾有日本学者经过仔细研究后，得出结论：若日本偿还中国的战争赔款，它就根本无法迎来“经济起飞”。

　　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战争赔偿后，中国人并没有要求日本人感谢。但是近来有些日本人却反复要求中国感谢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

　　我们不仅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且，从1972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历史而人为地限制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韩国直到1998年才开放进口日本电影等文化产品，但中国早在1972年就已经这么做了。

　　中国在二战后收养和抚育了大批日本留在中国的孤儿的善举，也曾使日本有良知的人士大为感动。

　　在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有一面“感谢中国养父母之碑”。碑中铜像描绘了一个日本孤儿与养母牵手的场面，其仰视养母的表情看得出孤儿非常安心。来此参观的中国人、日本人见此铜像后都激动不已。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被中国人养育成人的日本孤儿有2700多人，近年来有九成以上已经回日本定居。

　　但日本在中国东北都干了什么？1904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不仅使中国东北的许多百姓被无辜地卷入战争，造成严重人员伤亡，而且战后日本夺取东北权益，开始了殖民化统治。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战败投降，中国东北人民长期遭受日本统治，备受殖民政策之煎熬。如此痛恨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却把敌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保护、养育，这需要何等的胸襟。

　　中国人民是基于人道主义保护这些战争孤儿的，而且很多人是自发地坚持这种道义，因为孩子没有战争责任。

　　1956年6月至7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开庭，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战犯进行了审判，结果被起诉的36人并未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最高判处监禁20年，不久大部分被提前释放。另外1016人免于起诉，分3批送回日本。众所周知，日军侵华期间烧杀、抢劫、奸淫，罪行累累，但中国并没有采取复仇主义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宽大处理。[20]

　　此外，日本战败投降后从中国撤回了约30多万军民。中国政府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态度使得成千上万本该处罚的参战官兵得以不受任何伤害地重返家园，尽管中国政府的此种行为为日本对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埋下了后患。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20余年间日本从中日贸易中累计的贸易顺差高达280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日本对华投资。事实上，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贸易获利最大的市场之一。1999年中日贸易额为850亿美元，中国代替欧盟成为其第二大贸易伙伴。

　　然而，中国的豁达与善意换来的却是日本对中国以怨报德，不断制造事端。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国再谈历史问题、再要求日本道歉，只是“无理取闹”；或者是为了让日本在中国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是想通过要日本“赎罪”而故意“矮化”日本。

　　中国政府以不要求赔款来感化日本，你知道日本人说什么吗，他们说日本人没做过伤害中国人的事所以你们中国人也不好意思开口要赔款，如果真有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的话你们中国人怎么会不要求赔款呢，要不就是你们中国人的脑子有毛病。[21]

　　在日中关系上，日本现在动不动就大谈ODA(日本政府对外发展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大谈80年代初小平同志访日时对日本提出的“帮助亚洲穷邻居”的言论，大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统一政策目的是在亚洲谋求扩展，指责中国拿了日本的钱但“不说日本的好话”，拿了日本的钱发展了经济和国防现在反过来“威胁”日本，似乎在日中关系上，日本倒受了好大“委屈”、因而“愤愤不平”。

　　不要忘了“日本友人”的“经济援助”从没有给我国带来真正的先进工业技术，他们只是偷走了中国的传统工艺，开拓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和商品市场。结果使我们离不开日本家电，离不开日本游戏机，在没有技术实力对抗日本产品的现状下为了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只能向日本开放更多的权益：石油开采，山林砍伐，通讯干线的建设权，电气铁路的建设权，市场的开放等等，就差没有割地赔款了。

日本人在中国落难之时，黄金白银，煤炭钢铁，粮食工具，哪一样没要？而且是整车整船、接二连三。现在给中国一点贷款，还小里小气，附加苛刻条件，俨然恩人一般。

　　日本人提供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资金很多，多过中国，知道为什么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尼人等没中国人聪明，不会偷学日本人的技术经验，而中国人却有这个危险，因此日本给中国的“援助”都定有明确的指示，不给先进技术，不让中国人涉及核心机密，外带必须有助日本商品的进口。我们有些留学生毕业后在日本就职却得不到入管局（法务省）的批准，理由是这些公司、研究机关涉及高精尖技术或国家机密，不允许中国人渗入。[22]

　　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水均益先生在《日本，离我们最远的邻居》中写到，2000年他随中国一个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他随机采访了一些老百姓，询问其对中日友好关系的看法，受访者大都态度冷淡，不予合作，只有一个的士司机例外，对着摄象机镜头叽里咕噜了一大通，水均益只会英语不懂日语，还以为这个日本人挺友好，回到居地找会日文的人一看，肺都气炸了，原来这个日本人说的是，为什么当初皇军不把支那人都杀光，害得他们现在跑到日本来张狂。

　　2000年底，一位前日本驻华大使居然“好心”地建议中国各地的“抗日历史纪念馆”删除“抗日”二字，因为日本“青年人不能不对此感到震惊”。

　　其实，感到震惊的应该是中国人。为了抗战，中国人所受到的伤害和付出的牺牲是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的，也是不能用语言来描绘的。但是，向来注重礼仪的日本，却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正式说声简单的“道歉”，更谈不上有什么主动承担战争罪行的责任感。这还不足以令中国人震惊吗？就凭这副无赖相，日本就没有资格申请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同样是2000年底，朱槠基总理接受 TBS电视台的与日本市民对话专访，一位51岁的市民提出的问题很能代表普通日本人的心态：中国要求日本道歉究竟到何时为止？

　　道德认知水平的低下必然导致道德行为的低下。事实上，日本不但拒绝就发动战争道歉，而且故意拖延许多本来已经是马拉松式的战争赔偿诉讼，以待当事人不堪时日流逝而伤痛终身地辞世，或者寻找各种借口令其败诉。因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鹿岛组“花岗事件”引发的劳工案，早在1995年 6月28日就提出诉讼，1997年12月一审却败诉，后经事件幸存受害者耿谆等上诉至东京最高法院，直至2000年11月29日才以法庭调解而结束，而前提却是日方“不承担法律责任”。

　　好一个“不承担法律责任”，又是一副活脱脱的无赖相。在冗长的诉讼中，11名原告先后有3名去世。就在11月4日──离最终达成调解不到一个月，81岁的幸存者王敏也带着终身遗憾与世长辞。类似这样向日本索赔的案件目前尚有几十件，更不用说那些被判为败诉的“慰安妇案”、“香港军票案”了。就连在南京大屠杀中侥幸逃生的夏淑琴老人控诉日军南京暴行，也被右翼分子诬蔑为“历史的假证人”。他们喧嚷“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要彻底检证。” [23]

　　日本人恬不知耻地大肆报道美国政府向北美及南美，夏威夷群岛的日裔对二战中把他们关进集中营的事进行赔偿，却不想想自己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还逍遥法外没受谴责。

　　2002年8月28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一项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认定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谢罪赔偿的请求。犯了罪而不负责任，尽管有再多的历史原因和法律条文来解释，也是具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然而，日本法院就是这么判的，这正鲜明地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司法部门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虚与委蛇的态度。[24]

　　单是二战之中，从北太平洋向西南划半个弧形，直至南太平洋，有多少国家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靴践踏过，被硬划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又有多少人诚心忏悔过？

　　日本从来没有像德国那样彻底清算自己的侵略历史、明确战争罪责，没有深刻地从历史教训中进行反省，因此缺乏加害意识和道义意识，对受害者的痛苦置之不闻，日本朝野不断有人出来叫嚣“大东亚战争是反对白人统治的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云云。

　　然而，在拼命为历史烂疤瘌遮羞的同时，日本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声色俱下描绘自己是受害者的机会。每年八月六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举国上下都要扮演一次自己是二战中最大受害国的形像。日本要“和平祈愿”，要发“和平宣言”，仿佛自己平白无故地遭受了别人多大欺侮似的。[25]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和平纪念馆，原子弹爆炸前的“日本同他国交战”的历史，只是以几张图片略略带过，相反，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惨状和细节，祥细而完备。

　　英国作家艾伦布兹（Alan Booth）在参观该馆后，曾在文章中写道：“从它的形容看来，原子弹仿佛凭空掉到广岛似的。没有任何的暗示让人知道，原子弹爆炸是因为过去的事件所引发的。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遭受类似的战争悲剧。”[26]

　　战后50多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他们蓄意制造谎言，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吹捧战争罪犯，否认战争暴行。特别是2001年以来，先是日本文部省通过了严重歪曲侵略历史的新版历史教科书，随后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一些日本政要不顾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于“八?一五”前后参拜靖国神社，公开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亡灵招魂。

　　日本始终拒绝对中国作出严肃、认真的战争道歉、始终在历史问题上缺乏应该具有的起码的客观态度，在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在对亚洲国家战争伤害的基本性质，以及侵略历史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顽固坚持“皇国史观”，故意模糊侵略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在台湾问题上暗中支持“台独”势力，鼓吹“中国威胁论”。

　　近年来，“贡献论”和“解放论”的观点在日本社会开始膨胀，这种观点主张否定侵略历史，颂扬所谓战前日本人才真正具备日本的国民精神，并叫嚷战前日本对亚洲的所谓“贡献”和“解放”。此外，日本还出版了《战争论》、《台湾论》等一系列书籍，以漫画的形式在全日本推行“修正史观”。日本的右翼势力以石原慎太郎、小林善纪为代表，竭力为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推波助澜。东京都都事石原慎太郎侮辱性地称中国人是“支那人”，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大肆污蔑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有公德心”。公然为日本的二战战犯招魂，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

　　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也是为纪念1978年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0年而特别安排的国事活动。本来，江主席的访日应该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事件，但由于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不同意江主席所提出的“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原则，那次江主席访日没有得到日本方面应有的回应。

　　日本明知我国主席访日日程，却同时安排韩国首相的来访，意图压低江主席访日舆论的影响，故意做出亲韩远华的姿态给中国施加压力。直至江主席抵日之后，围绕日本政府的历史谢罪问题，中方一直与日方进行交涉，最终没能使日方妥协。日本的电视评论曾说，中方在外交上有战争历史这张牌，而日本却全面被动，没有一张主动的牌，所以必须造牌出来。他们的造法就是人为制造出中韩差距，对韩国认罪也不对中国认罪，进一步拉拢韩国，在台湾问题上决不帮助中国统一，逼中国向日本低头。利用美俄的大国关系孤立中国，以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在台湾问题上耍两面手腕，对中国只保证一个不字，对台湾保留两个不字。即暗里默认台湾的国联加盟等。他们居然提出条件要江主席保证不以武力收回台湾。江主席抵日前日本政界还与李登辉派遣的台湾使团大大亲热了一番。[27]

　　江泽民在访日期间，中国政府为了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特意送给日本一对在日本即将濒临灭绝的朱?q鸟。如此善意，竟然被日本右翼媒体用漫画的形式宣传成中国故意要用朱?q鸟的长嘴“敲啄”日本。

就在江主席访日期间，当时日本的小渊政府不仅拒绝就台湾问题向中国作出类似克林顿访华时所作出的“三不承诺”，而且拒绝仿照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期间那样在历史问题上向中国予以“书面道歉”。在日中历史问题上，小渊政府只是简单地重复了1995年5月村山首相访华时所提出的“深刻反省”。[28]

　　江主席刚离开日本，日本舆论界已经刮起了反江批评。周刊杂志居然说江主席在皇宫的招待晚宴上身穿中山装是对天皇的不敬，“有失礼仪大邦的风范”。日本所有的报刊都登文奚落中国没有大国风度，老拿历史做文章。[29]

　　进入1999年以后，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有增无减。先是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美日中期防卫合作指针关联法》，其中所包括的《周边事态法案》明显将台湾包括在内。该法案以日本国内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当美国一旦军事介入台湾海峡危机，日本将提供后勤支援、海上搜救以及为美军提供合法使用日本军事基地来干预中国内政的法律依据。随后，日本又通过了国歌国旗法，将二战中歌颂日本天皇的“君之代”与“日之丸”分别确立为日本的法定国歌和国旗。日本政坛也以“有事体制”建设为目标，努力寻求扩大自卫队武器使用权限，扩大自卫队军事规模。

　　2000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公开提出，中国的导弹瞄准日本；2001年的防卫白皮书更是公开扬言，中国导弹对日本构成“威胁”。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中国指向”，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针对所谓“中国威胁论”而采取的。

　　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面积约是它的25倍，而军费开支还不及日本的一半，为什么不是日本威胁中国，反而是中国威胁日本呢？　　

　　在今天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想泛滥、“中国威胁论”以及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客观上构成了“三位一体”，彼此相互推波助澜。“中国威胁”混淆视听，舆论导向令人堪忧。日本报章上冠以“中国是霸权，还是崩溃”、“军国主义的中国”、“膨胀的中国，被吞没的日本”等耸人听闻标题的文章随处可见。一些常年敌视中国的文人政客不时挑动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2002年8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用上百页的篇幅刊登“不信任中国”特集，恶意扭曲中国形象，其中某右翼文人对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说成是“犯了弥天大罪”。中国简化汉字也成了“岂有此理”。还有一个叫《SAPIO》的杂志，近期刊登了一组日本与“核大国”中国作战的“假想敌研究”报告，以“中国进攻日本”为题，搞了个“包括自卫队专家在内的进攻日本模拟演习”，极力挑动民族情绪。还有一本名为《日本封印》的预言式的虚构小说，着意渲染日本如何失去思考，被中美玩弄。[30]

　　日本右翼认为，历史上欧美曾对亚非国家进行过侵略，他们没有谢罪，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侵略过越南，也没有谢罪，为什么偏让日本谢罪？右翼理论家认为，近代以后日本发动的历次战争都是为了抵抗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日本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外交与美国发展关系，而对日本则追究历史问题。因此产生“反中”、“嫌中”的情绪。[31]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即使你不主动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无论是出于担心或猜忌，别人也会设想你会主动这样去做，从而有足够的压力设法去限制你的发展空间，对于日本这类国家而言，更是巴不得中国瓜分豆剖而后快。

　　我们对日本的原谅在日本人看来是给了他们一张免罪符。宽容对懂得反省的人来说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放纵。周恩来总理在岚山的石碑被人浇上硝酸，江主席在早稻田大学演讲的时候“日本人民”拉开了“江泽民向天皇谢罪！”的标语横幅……。[32]

　　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2002年9月11日发表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58.7％的人对于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30年来的两国关系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信任程度大幅度下降。对中国的信赖程度，1988年为76％、1992年61％、1995年57％、1996年46％。而据2002年的调查，表示信任的只有38.3％，而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竟有55.3％。根据上述《读卖新闻》的调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的影响，26.0％的意见认为是正面的，而36.6％的意见认为是负面的，另有29.0％的意见认为正负影响相当。[33]

　　其实，日本人不是不会道歉，也不是什么时候都以怨报德的――日本天皇到美国时即就“珍珠港事件”向美国人民深深致歉，因为美国人打得过他们、狠得过他们，他可以认仇作父；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日本人对美军奉若神明，裕仁天皇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占领军司令部向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俄国占了几个日本声称拥有其主权的岛屿，日本军舰从来没敢去表示过领土要求，岛上的日本人也表现良好，从未听说过有闹“独立”之类的事，因为日本人对苏联红军横扫关东军没齿难望。

　　在大和民族的天性里，恃强凌弱算得上是日本人的一个精神胎记，日本人不向中国人道歉，因为他们实在不屑。因为他们多次战胜中国人、杀死中国人、抢走中国人的东西。

　　对犯罪的忍耐，就是怂恿犯罪、本身也就是犯罪！日本是一个小人之国，而远非君子国度。如果中国政府当初顺从民意，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断不致于让今天的中国人去面对日本人的忘恩负义。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对中日关系曾经说过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中国只有强盛了才不会遭欺侮，这是硬道理。当然，所谓“强”，应该是货真价实的，而不能像“洋务运动”时代那样经不起一击。[34]

　　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这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的。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35]

　　军国主义的幽灵历久不散

8月15日是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作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从来没有对于它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认真清算╋也从来没有直面这段历史的勇气与诚意。相反，他们却借机翻案，拒不承认侵略史实，甚至美化军国主义。

　　每年的8月15日，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坡上的靖国神社内，就会有军国主义时代的残渣余孽搞一番令人作呕的表演：五花八门的日本右翼团体，开着宣传车从各地汇聚而来，喧嚷“侵略有理”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当年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老日本兵又穿上海军的白制服或陆军的黄制服，扛着枪，举着战刀，粉墨登场；那些身着深色西装前来参拜的国会议员们个个脸色沉重，来去匆匆，仿佛在做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一天，靖国神社上演的幕幕闹剧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里绝不是什么宗教场所，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舞台。

　　把“8?15”这一天的“靖国神社现象”看成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大汇演、大赶集绝不为过。但是，总有一些身居高位的日本政府要人和国会议员偏要凑这个“热闹”。他们甚至充耳不闻亚洲国家受害者的抗议和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都是以这种名为“参拜”的行为方式，变相地去肯定靖国神社内宣扬的某种东西，即“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36]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独尊神道，把神道定为国教，将神道、神社统统置于“皇室神道”之下，自称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现神人”。在停止了神道国教化政策之后，日本政府依然推崇和奉行神道，神社依旧靠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维持。　

　　日本共有大小神社8万多个，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有着极大差别，是专门祭祀死在战场上的军人的神社，是一种军队的宗教设施。

　　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人们带来灾难。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

　　在近代史上，靖国神社的名字是与战刀和征伐联系在一起的，是日本对外战争历史的象征，折射着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从封建军事帝国走向对外侵略，直至失败的轨迹。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天皇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东京招魂社”，是明治政府于1869年6月为追悼戊辰战争中战死的将士而设立的。1879年6月正式改称为“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神道的核心。改称“靖国神社”后，虽然继承了当初“慰灵”的做法，但同时开始强调表彰功绩的性质和功能。通过表彰、颂扬为天皇、为国家而死的所谓“英灵”，来灌输天皇主义思想。

　　“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每年4月21日―23日和10月17日―19日，神社都要举行春秋两次盛大的祭奠活动，特别是每年的“8?15”战败纪念日那天，靖国神社更是迎来一批一批的右翼政客、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以及战争中阵亡士兵的遗族们前来祭奠。

　　虽然在神道教中有人死了以后皆为神的传统，但靖国神社里的祭神，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只限于为天皇效忠的阵亡者。例如，在戊辰战争中为德川方而战死亡的人和在西南战争中与明治政府作战而死的西乡隆盛等，都没有被祭祀在靖国神社里。

　　在1945年以前，“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国家宗教―――神道的最高设施。天皇不仅在合祀新的战死者举行临时大典时亲自参拜，在每年春天和夏天举行例行大祭时也派代理人参拜。通过天皇的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宗教教育设施的功能得到了强化。它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人们：只有为天皇为国家尽忠的人才能放在靖国神社供奉，受到虔诚地祭祀。要想得到天皇陛下优厚的恩惠，必须向供奉在此的人学习，为天皇为国家尽忠。

　　战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并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其他神社均由内务省管辖)。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分子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英勇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起到了控制国民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　

　　靖国思想让士兵们相信，死后其灵魂可以在靖国神社（“封神榜”）内找到归宿，作为“靖国祭神”万世流芳，受人崇拜和景仰，以此换取士兵们在战场上的武勇。在靖国思想的蒙蔽和煽动下，成千上万的士兵成为军国主义的走卒和炮灰，残忍地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举起屠刀，许多人在“重逢靖国”的口号下抛尸于异国荒野，变为孤魂野鬼。供在靖国神社里的240多万阵亡者中有210万死于二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靖国神社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关系。[37]

　　靖国神社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正门前是高25米、长34米的大牌坊(日本人称“鸟居”)。大门外两侧是建于1935年的两座10余米高的石灯笼状纪念塔，碑文上写道“追慕景仰为皇运的扩展而献身的尽忠靖国之士和遗烈”。塔身底座嵌有16块浮雕，描绘了甲午战争等历次战争的画面，并都配有文字说明。其中有明治27年(1894年)9月17日海战，“联合舰队击破清国北洋水师”；明治33年(1900年)7月14日“我军占领天津城”；昭和7年(1932年)2月22日上海附近空战，“我军击落敌机”等。这些浮雕在变相地炫耀当年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功伟业”。

　　在靖国神社中，从正门到大殿的参拜甬道中间立有近代日本陆军创立人之一大村益次郎铜像。正殿里悬挂有当年明治天皇书写的“为国捐躯，永祭壮士魂”的牌匾。神社东侧有一栋占地一万平方米名为“游就馆”的展馆。里面陈列着纪念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遗物和历史资料。其中，有日军使用过的大炮、飞机、坦克、鱼雷以及军舰的模型，还有侵华日军作战用的地图、军装、武器，军人日记、奖状等。前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军礼服、“神风突击队”队员的遗书等都被堂而皇之地展出。

　　靖国神社供奉有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人的灵位，同时也供奉了一些不仅在日本历史上，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可算作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物。[38]

　　1937年12月13日黎明，日军攻占南京。在随后六周的血腥日月里，发疯般的日军几乎见到中国男人便枪杀，见到中国女子便奸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焚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劫──繁华的古都南京顿时变成一座妖魔恶畜共乐、孤魂冤鬼齐悲的浆血地狱，血腥的空气几乎窒息了所有的生命……

　　12月13日，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11年后，1948年12月22日凌晨，指挥攻打南京的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为了防止军国主义者借机制造事端，松井和另六名超级战犯的尸体被焚烧成灰后被撒入海中。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未随着他们的骨灰散去。就在东京大审判之后不久，一座花费1500万日元之巨的纪念碑便出现在名古屋市，为这七名臭名昭著的大战犯招魂，而甲级战犯的灵位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39]

　　那些被供奉的所谓“英灵”中有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7人，他们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窃取同盟国各国军事和经济情报的间谍头目，策划伪满洲国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另外，还有被押期间因病死去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还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的东乡茂德。他们均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是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这些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是1978年10月，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被从东京品川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社的。另外，在甲午战争后侵略台湾战争中死的北白川亲王和侵华战争中死于内蒙的北白川宫永久的灵位也于1959年10月被安放了进去。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1000余人。正是这些灵位的存在以及日本政府要人的参拜引发了一次次令世人瞩目的“靖国神社问题”。[40]

　　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为铲除军国主义的精神和土壤，于1945年底发布了“神道指令”，废除政府对神社、神道的经济援助与监督，使宗教与政治脱钩。接着，又在“和平宪法”中写入“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从国家所有变成了宗教法人。

　　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美国于1950年底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由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到把日本建设成为“远东的反共防波堤”。除了在日本采取“肃共”政策外，还分期分批释放所有在押的各级战犯，总数在5400人以上。这些人遂摇身一变，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和领导核心。日本的政治右倾化由此开始，一浪接一浪，从未间断，直到今天。

　　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但长期以来保守势力处心积虑要冲破禁区。1951年10月，在旧金山条约签字后，在举行大祭当天，首相吉田茂率阁僚及众参两院议长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自那以后，几乎每届首相都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明目张胆地在8月15日(战败日)以首相身份参拜的，则为数极少。

　　开内阁总理大臣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先河的是三木武夫首相。1975年，三木原想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前往，但思虑再三，最终仍然以私人名义参拜。

　　在1978年福田赳夫首相参拜时，虽然对外表明以“私人的立场”参拜，但是却堂而皇之地乘公车，还有官房长官随行，并且署名内阁总理大臣。

　　中曾根康弘执政期间，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也成为其“决算”的内容之一。1983年8月，中曾根以总理大臣的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在出席政府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后，又率领内阁成员进行了参拜。这种完全无视历史被侵略国家人民感情的行为，遭到日本国内外的强烈抨击。从那以后，慑于国内外舆论批判的压力，其他日本领导人在任期中都比较谨慎地中止了正式参拜，只有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和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是个例外。

　　显然，在内心里，日本政客把参拜“靖国神社”当作光荣而神圣的事情，这就好似将希特勒的遗骸放在柏林大教堂供后人膜拜一样，无疑是对所有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国家和人民的亵渎与蔑视。

　　九五年上台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是日本政坛有名的右派强硬分子，他子承父业，历任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战死和战犯(象东条英机之流)将领家属组成的“日本遗族会”会长，这个组织是日本为数不多的敢公开为其军国主义召魂扬幡的政治团体之一。正是在它们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历届多名高官公开否认日本过去的侵略罪行，篡改教科书、美化军国主义暴行，连二战中的一级战犯也当选过首相(原日本首相信岸介曾被判处为一级战犯)。

　　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说明了在日本有其生存的丰厚的社会土壤。

　　日本每年有八百万人参拜靖国神社和博物馆，那里有声称“所谓‘南京大屠杀’，日本反驳中国编造的谎言”的教科书出售。

　　另据报载：日本2000年以来已有600万人签名反对向战争的受害国道歉，600万是个什么概念？它占到日本总人口的5%。

　　“江田岛”是近代日本海军的摇篮，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个代名词。江田岛位于濑户内海南端，属广岛县。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在“富国强兵”方针的指导下，建立近代海军，1876年，把海军兵学寮改称海军兵学校。日本近代海军是效仿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建立的，不但其军事教学内容学习英国海军，甚至连江田岛海军学校 用的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唯一不同的是，日本海军在学习近代海军战术、技术、西式外交礼仪的同时，其日常训练和管理特别严格甚至残酷，并且非常注重对海军学校的学员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突出忠于天皇和侵略扩张意识。这种教育被称为“江田岛精神”。是日本海军的精神支柱。江田岛海军学校为日本海军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著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号称“漂浮的菊花”的“神风特攻队”，也与这所学校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江田岛海军学校是日本近代海军建设的起点。今日的日本江田岛海军学校在干什么呢？[41]

　　“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临着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外国人难以进入的神秘地方。中国的日本史专家汤重南先生经过各种审查，很意外地得以浏览此岛。他说那里跟外面的世界绝然不同，祭祀所谓的“殉国英烈”的氛围十分浓烈，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校友名单都被恭恭敬敬地写出来，香火供奉。战败后被炸成三截的山本五十六的铜像，又从掩藏之地掘出来，赫然立在正堂。“大和军魂”、“皇国武运”被渲染得如此悲 壮，那个国度的青年很难不为之所动。 [42]

　　1998年4月底，日本摄制完成电影《自尊》，宣称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日本“无罪”，赞颂他是日本民族的“自豪”和“骄傲”，把东京审判说成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11日，有28名议员（其中7名曾担任过内阁官员）参加了在东京帝国饭店举行的该片特别试映式后出席记者招待会说：“这是一场旨在谋求亚洲稳定的战争”。“人们应该明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43]

　　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省审议通过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公然美化侵略历史、否定战争罪行的“新历史教科书”，6月4日，日本全然不顾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和极度愤慨，在日本公开发售新历史教科书。 面对亚洲邻国的一片挞伐之声，7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报中、韩两国拒绝修改教科书。

　　日本的教科书修改问题可谓由来已久，处心积虑。从1982年开始，日本的中学教科书就开始修订，并出现了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趋势。从那时以来，日本文部省制定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可以每年“修改”的方针，从而为用右翼史观篡改和替代二战后日本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的“侵略史观”打开了方便之门。围绕着日本教科书问题，亚洲国家与日本在坚持还是否定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侵略事实方面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80年代爆发过两次较大的教科书争论。当时，日本将侵略中国改成“进出”中国，让中国和所有的海外华人激愤不已。

　　90年代以来，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继续大做文章，搀假造劣，表现一贯不够老实，但至少，“侵略”二字还保留在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1993年，中国和韩国相继开始向日本提出了“慰安妇”索赔问题，在学者和法律专家的帮助下，一些当年的亚洲“慰安妇”勇敢地挺身而出指责日军当年的暴行。一位日本学者也在防卫厅检索到了日军当时组织慰安所的历史文件。这些事实都迫使当时组成联合内阁执政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承认了日军组织慰安妇的兽行。随后，日本文部省指定的7家教科书出版公司在高中历史课本中加进了慰安妇的史实。但日本右翼势力却一直试图抹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事实和对亚洲国家所犯下的罪恶。1993年10月，日本的一群右翼自民党议员和历史学家组成了历史检讨委员会，竭力否定日本的侵略行为和各种兽行，在日本大量宣扬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论，散布慰安妇是自己愿意挣钱的“娼妇”等恶毒论调。

　　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蔑视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为过去的侵略历史寻求开脱，始终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默许和暗中的鼓励。日本的政府官员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言”，更是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否定侵略史观、追求按照所谓日本的“公正历史”修改教科书的重要推动力。1986年，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公开扬言“侵略无罪论”；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公然叫叫嚣“芦沟桥事件偶发论”。1994年5月，刚上任不久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就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的荒谬论调。1997年，防卫厅长官尾山静六也提出了“日本没有侵略亚洲邻国”的说法。而日本内阁主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更是成为日本官方对“战前史观”态度暧昧的集中体现。

在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问题上，日本政府与民间右翼势力是遥相呼应、一唱一和，是日本政坛右转，军国主义复活的必然结果。

　　此次日本新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打出了“新历史观”的旗号，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篡改和美化，已经远远不是局限在对个别史实的否认，而是要全盘否定日本曾有过的罪恶的过去，让日本的侵略历史合法化。

　　新教科书完全去掉了“慰安妇”一词，将“太平洋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日本为了“自存、自卫和解放欧美统治下的亚洲”，并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吞并韩国是“正当”的，“南京大屠杀”也变成了“南京事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变成了“东北亚事态”。这些论调，无疑是日本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最大侮辱。[44]

　　这种所谓的日本“自由主义历史观”随着新版教科书的发行就等于获得了日本政府和公众的认同。结果是：日本事实上推翻了战后对侵略战争以及给亚洲受害国人民所施加的巨大苦难曾表示过的“反省”、“歉意”等传统政策。

　　日本在思想上、观念上和心理上确立“新历史观”，无非是为了加速实现其“告别历史”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为了给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去除自卫队体制而恢复所谓“普通国家”、实现日本“大国梦想”进一步鸣锣开道。日本想从“否定侵略历史”、“回归皇国历史”来获得通向未来的道路，甚至不惜颠倒黑白，置亚洲人民过去遭受的苦难和今天受到的伤害于不顾，这样一个从里到外渗满了自私、偏执、冷漠和权欲感的日本，谁又说的清未来又会做什么？

　　此次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版是今天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躁动并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的典型反映，日本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的“全面右化”。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前，善良的中国人一直将日本篡改历史归结为一小撮右翼势力，但今天，日本社会的主体恰恰持有的是右翼观点。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出版以后，一时成为“畅销书”，在一个星期内，就卖出了8000册。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45]

　　学者岩华曾与多位具国际眼光的日本学者深入探讨：为什么日本不能象德国那样彻底检讨它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而痛改前非呢？他们的回答非常坦率：第一，战后日本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足以使它改变的“国际压力”，这?我灿姓胶竺拦?利用日本进行“反共战略”的因素，转移了国际焦点、世人的视线；第二，天皇制的保留继续了日本的政体和意识形态，麦克阿瑟被日本捧得忘乎所以，以至心慈手软，姑息养奸。在中美朝鲜战争时，美国甚至支持日本违反其宪法“非武装”的原则成立“自卫队”，如今它已是世界上耗资第二大的军队；第三，日本从来就是一个注重“实力主义”的民族，它不信真理，唯信实力。在它全盘吸收西方文化的明治维新时期，正是西方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论”和尼采“权力哲学”风行的时候，这种思想在日本从此扎根结果，以至于和德国一样产生野蛮的军国主义；第四，近代史上，日本基本上是以鄙视的眼光看待亚洲国家，想他们“如此无能、远不及日本”。至今，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印象仍然是贫穷、肮脏、无礼－－而且还专制愚昧。

　　前几年日本最大的自民党，在吹嘘自己“治理日本几十年的辉煌成就”时，轻蔑地列举亚洲国家及中国：“那些支那人(对中国人的蔑称)至今还象野兽似的住在洞穴(指陕西一带的窑洞)之中----”[46]

日本与德国同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也同是这场战争的战败国。战争结束后 ，德国与日本在认识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德国政府正视历史，勇于承认侵略战争罪责。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施罗德，对待战争的态度都立场鲜明，公开反省战争罪责，并向曾遭受纳粹侵略和残害的各国人民谢罪。尤为难得的是，勃兰特总理1970年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双膝跪下谢罪（要知道西方人见到国王也只是单腿着地，只有在上帝面前才双膝着地）。

　　日本政府却不能坦然面对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日本政府讳言侵略战争，总是遮遮掩掩，称侵略战争为“日中之战”、“太平洋战争”。日本某些政要不时为殖民统治歌功颂德，宣扬“殖民统治有功”，粉饰美化侵略战争。甚至有的日本首相宣扬“皇国史观”，参拜象征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

　　德国政府以史为鉴，重视二战历史教育。德国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的历史教育，使战后出生的德国人了解“希特勒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以及法西斯暴力统治”，强调“教育下一代人”。教育部门多次修订历史教科书，将希特勒法西斯暴行列为学校历史教科书的中心内容。无论当时的东德还是西德，战后都将许多纳粹罪行遗址辟为历史纪念馆，让青年了解历史真相。

　　然而在日本，日本政府文部省审批的历史教科书一再模糊历史真相，不但逐步削减大量关于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记述，淡化日本对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责任，反而借遭受原子弹轰炸强化日本“受害”意识，使得战后一代缺乏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正确认识。

　　同德国新纳粹不同，日本右翼既不受立法遏制，也不受民族良心的限制。相反，他们通过有组织犯罪和广泛存在的讹诈网保持高调和显性。并且中日关系还涉及到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

　　德国政府对新纳粹势力保持警钟长鸣，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取缔纳粹组织并逮捕其头目。1994年，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明文规定同情纳粹、否认纳粹罪行、宣扬种族歧视为犯罪行为，加强了反纳粹的法律武器。

　　而在日本，各种否认侵略战争的右翼团体大行其道，正视历史反倒被扣上“民族自虐”的帽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偏袒代替了公平，私利代替了公理。前侵华日军东史郎等揭露日军罪行的人士遭到恐吓，被强征前往日本充当苦役的亚洲各国劳工和饱受凌辱的前“慰安妇”等战争受害者至今仍不能讨回一个公道。[47]

　　二十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日本得到了争当世界一极的机遇。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急欲甩掉曾发动侵略战争的包袱，迈上世界政治大国的台阶。于是，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风气日盛，特别是政界要人中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人有增无减。他们放肆地散布谎言╋模糊侵略战争的性质╋掩盖侵略罪行╋美化侵略历史。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p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事层出不穷。结果╋“侵略有功”?p“翻案有理”?p“谢罪有害”的种种荒谬论调大行其道。在他们看来，日本只有这样，才能“轻装上阵”。

　　2001年5月22日，一个日本人写到，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不良债权和财政赤字压迫着整个经济，人们充满着失败感和对未来的隐隐不安，在“不开心的气氛”和焦虑感情日益蔓延这一点上，现今的日本极似二十世纪20 年代到30年代的德国，连首相在国会的讲坛上挥舞手臂进行演说时充满悲壮感的表情，以及国民狂热的欢呼，都与当年的希特勒德国极其极似，作者在对小泉的改革寄于厚望的同时，又从其过高的支持率中感受到危机。[48]

　　近年来日本的仇华情绪持续升温。一位在日本留学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揭露，他所在的有名的国立大学的国际政治论的老师竟然将学期的课程名定为《21世纪的中国》，内容是讲授中国在21世纪必对日本构成威胁，因此日本对此应采取何种措施对抗中国。期末论文题目是《日本ODA-对华援助的方向》，用意是让学生讨论如何“活用”对华“援助”资金，经济控制中国，使中国不能真正发展国力，反而开拓购买日本商品的市场。 那位老师教研室外堆放着的学生自由阅读的书刊有关中日历史，政治关系的评论几乎全都是反华的，什么“日本并未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中国重翻旧帐口口声声历史是嫉妒日本的经济力量，想讨便宜”等等。象这样反华的讲师在日本各大学并不少见，他们除了在学生中播种反华情绪，歪曲历史，还对日本决策层的官僚直接发挥影响。文部省给他们研究经费，研究“对华政策”，外务省等就请他们召开公开讨论会，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借鉴制定“对华方针”。因此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舆论上他们都拥有影响力。[49]

　　我们总天真地认为只有少数“日本军国主义”是坏的，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其实“日本人民”潜意识里就有“中国威胁论”存在，即使不使用武力，也无形中用经济侵略来掌握控制权。他们所谓的“友好”与“和平”是在中国对他们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的。

　　日本只有占主导地位才能与他国和平共存，“平等互惠”这样的口号只有中国人才喊，他们取笑中国真有这样的与蛇一起睡觉的东郭先生。正因如此，有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会向我们道歉“日本过去的恶行”，但他们的心里还附加一句“我们并无恶意”。对他们来说巩固亚洲第一的地位就是保卫国家权益，使用的手段可能错了，但出发点却没错。大多数中间立场的日本人都这么想，更难怪右派“军国势力”那么嚣张了。

　　日本老一辈经过战争的人有些是因为惭愧自己的罪恶行为而不愿让后辈知道，有些是明知做错了却由于“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不想让下一代在心理上输给中国人而不告诉年轻人历史的真相。他们老的老，死的死，日本仅存的一点“善良”的根源已如风中残烛。

　　我国如再不加强对日本潜在敌对意识的压制，一味宣扬“中日友好”的表面形象，必将使我国青少年错误地理解“日本人民”，放松警惕，自行走入日本设下的经济控制的圈套。

　　东京涩谷繁华街区等地每逢周末假日，行人最多的日子里总有右派社团的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向过往的日本年轻人灌输军国主义，歪曲历史，“日本在二战中帮助了东南亚国家，受到战争伤害的却是日本”等等。他们耳濡目染的就是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中国等的历史问题的纠缠是别有用心，无中生有，欺人太甚等宣传。你说这些年轻的“日本人民”会对中国友好吗？

　　长崎市市长在核弹投下的纪念会上谈及天皇的战争责任后就遭到右派暗杀，中弹后差点身亡。你说日本这个国家是对中国友善还是敌意？将侵略史实写进日本教科书的作者一直过着孤僻隐居的生活，如果“友好的日本人民”中有人来赞扬他，帮助他的话，又何怕右派的骚扰呢。

　　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精神更为根深蒂固，没有这个基础是不会产生军国主义的，少数人的煽动是发动不了侵华战争的，关东军进驻东北时，所有的日本人都觉得他们多了一块国土。很多人携家带小到东北“开拓新家园”。“大东亚共荣”就是东亚各民族在日本民族统治下“共荣”。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是日渐兴隆的右派势力的土壤。我们的“日本友人”总不能面对历史事实不正是这狭隘民族主义最好的证明吗？[50]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历史的镜子面前，日本缺乏德国那种正视过去、承担责任的勇气。不能正视历史，岂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这样的日本如果获得“政治大国”的地位，谁敢保证它不会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灾难？

　　无数事实表明，日本对历史不老实，对现实有异心。

　　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军国主义都曾是、并仍将是日本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此次教科书争议中日本政府对亚洲国家正义呼声的冷漠、偏狭以及右翼势力的猖狂，日本加紧调整防卫战略和改变防卫方针，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多年来维持全球第二的军费开支、打造亚洲第一的军事实力，都显示出军国主义不死的幽灵又在“扶桑”大地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