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确保台湾在中国 徐慧君 -- 群众演员

第四节 依托日美军事同盟，为“台独”保驾护航

　　日本从二战后即追随美国，从1951年起，日美之间就存在着建立在《日美安保条约》基础上的军事同盟。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日美两国加强了同盟关系。尽管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对日本来说，这个同盟关系依旧是最重要的。

　　1951年9月8日，日美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又称旧安保条约)，3年之后日本设立防卫厅，虽然宪法规定日本不拥有军队，但防卫厅下却设立了陆海空自卫队。

　　1978年，日美曾制定过一个针对苏联的“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其内容是规定平时及日本遭受外国入侵时，日美实行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步骤的分工。1978年至1981年期间日本的陆海空自卫队开始对美联合军事演习。

　　1983年中曾根首相访美时宣称日美为“命运共同体”，并媚言“日本是不沉的航空母舰”。

　　随着冷战的结束，日美两国为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尤其是双方认为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双边关系是亚太和平稳定的基础，因此两国就加强安全同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扩大日本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谋求突破传统“专守防卫”的自卫队体制，力图摆脱宪法第9条的“不战”约束，让日本的防卫体制和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可以适应和面对冷战后的新形势。而实现合法的海外派兵，就是最大的突破口。近年来，随着日本修宪呼声不断高涨，以及日本政坛反对打破原有自卫队用兵体制的左翼势力的弱化，日本在法律上为自卫队海外派兵“松绑”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

　　从冷战结束后日本在海外用兵问题上的一系列表现看，冲出和平宪法的限制、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正常”的军事大国，是日本历任政府一种既定和长远的战略规划。10年来，日本政府不顾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正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实施着这种规划。

　　1991年日本在亚洲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强行突破宪法限制，将自卫队首次派向海外（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扫雷艇开进波斯湾），冲破了战后日本不向海外派兵的禁区。

　　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通过PKO法案(《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随即日本向柬埔寨派出了首批维和部队。

　　1994年，日本政府修改《自卫队法》，到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和其他军事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一项重要职能，并列入1995年颁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

　　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期间，日美两国首脑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提出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冷战后的美日关系确立了新的框架。

　　日美两国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称：美日同盟是“维护面向21世纪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局势的基础”，从而将这一双边军事同盟推向整个地区。新指针将日美防卫合作的重点从“保卫日本”转向“日本周围有事”，并为日本自卫队大规模扩大活动范围和活动内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意味着日美安全合作体制从遏制前苏联、保卫日本安全的“防守之盾”转化为对付“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的“出击之矛”。

　　在具体领域，日美加强安全同盟的举动显然是指向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问题。在重新修订防卫指导方针的过程中，日美两国在划定两国防卫合作的范围时，都将台湾列入其中，日本一些政要在一些场合公开声称，日美防卫合作的区域当然包括台湾。在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之后，日美两国就这一问题的措辞曾经一度变得较为委婉，1998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访华时，这一问题似乎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久间章生当时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日中联合声明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就在这之后不到二十天，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公然说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所说的远东地区包括台湾。

　　1997年9月23日，美日在纽约正式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明确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其范围内，从而对中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

　　1999年，经过历时一年半的审议，日本国会通过《美日中期防卫指针相关法案》，其核心是《周边事态法案》，允许日本政府在美军介入日本“周边”军事冲突时，派兵为美军提供海上搜救、后勤支援等后方支持，同时两国同意就地区导弹防御计划(TMD)开展共同研究，日本宪法规定的“专守防卫”国策逐步形同虚设。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边事态”概念模糊，实质是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日本周边事态中，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台独”保驾护航。

　　在面对巨大威胁的冷战时代日美安保条约没有具体落实，但在冷战后短短几年内，日本却轻而易举地使其得到了极大的充实，足见日本以美日同盟来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

　　阻碍日美合作的最后一道障碍是集体自卫权问题。迄今日本内阁法制局的解释是，根据联合国宪章日本作为独立国家拥有集体自卫权，但是根据日本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的规定，日本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因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可以联合美国在世界各地为所欲为。

2001年9月7日在旧金山纪念和约50周年研讨会上，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说：“作为自卫权理论的延伸，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条件是)限于美军的具体活动直接涉及日本的安全保障时，日本可以支援美军并运用自卫队保卫美军。”并称这是自己对21世纪的政治“遗言”。作为日本最后一个参与《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的在世者，特别是作为自民党鸽派、护宪派的宫泽提出行使集体自卫权，意义非同寻常。[67]

　　在日本看来，如果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无法与美国进行真正的合作，日本也无法承担更多的军事责任，《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也将名存实亡。因此，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框架，首先在日本领海和公海范围内逐步行使集体自卫权，将是日本政府突破这一禁区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随着日本防卫战略的调整和防卫方针的改变，以及对和平宪法的突破，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成为日本政府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对此，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明确表示，为了使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应该赞成行使‘集体自卫权’”。

　　日本政府认为，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在军事上有所突破，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平宪法已越来越不适应日本未来发展的需要，修改和平宪法大势所趋。因此，修改和平宪法，为走向军事大国扫清障碍是新世纪摆在日本政府和国民面前的最重大的政治课题。

臭名昭著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开宣称，如果他将来有一天做了日本首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允许日本组成军队，允许日本拥有“战争权”，并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对付“中国帝国”。

　　对宪法修改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过去的争论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即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修改宪法问题，而现在争论则已经围绕实质性的问题而展开，即争论的焦点是怎样修改宪法问题。

　　二战后执政日本50多年的自民党在2000年４月下旬提出的修宪草案中，删除了“宪法第九条”中不允许拥有陆、海、空军事力量和交战权的条文，明文规定拥有“陆、海、空军及其他组织”和允许自卫队的存在，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强调“国民有对国家安全作贡献的义务”。

　　向战后最大的“政治禁区”和平宪法开刀，已成为小泉政权的既定方针。日本修宪的基本趋势不可逆转，“和平宪法”的修改将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对“和平宪法”的违背乃至最终抛弃，将为日本明目张胆地走向军事大国扫清障碍。[68]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日本更是看作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向外拓展的契机。事件发生后仅一周，日本内阁就以惊人的效率制定了对美合作的七项对策；10天后，美海军第七舰队的“小鹰”号航母从其驻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出发“执行任务”。在“小鹰”号航母出港时，日本海上自卫队战后以来首次大张旗鼓地出动了10艘驱逐舰，海上保安部队也出动约90艘舰船和10余架直升机护送美舰出港。此外，日本防卫厅还以“调查研究”和“收集情报”为名，派遣包括海上自卫队最新型“宙斯盾”护卫舰在内的4―5艘舰艇组成的“支援舰队”，准备随时与美军一起开赴印度洋。

　　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已经分别在2001年10月18日和29日批准了小泉政府提出的一连串“反恐怖法案”。这些“反恐怖法案”，分别为《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简称《恐怖对策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前者国外、后两者在日本国内，协助美军加强反恐军事行动。

　　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日本却出人意料迅速作出反应，以支援美军在阿富汗展开新型战争为由，首次在战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这无疑是对本国“专守防卫”政策的正式放弃，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转折，就是这样一项事关日本未来走向、而且本应该最具争议的法案，而这项法案从提出、审议到最后通过，仅用了25天的时间，日本最大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称，如此高效在日本战后国会历史上是一个“例外”。以日本标准完成立法程序，不仅打破记录，纵览全球，日本也是唯一作此反应的国家。

不仅如此，日本的反恐怖立法，既不是为防备恐怖主义袭击日本，也不是为直接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更大目标还是为自卫队的出国活动打好法律基础。能如此巧妙利用时机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也只有日本。

　　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的积极反应，根本是要趁此良机再搭军事扩张的顺风车。

　　《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成为二战后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争时期开赴外国领土的第一个法律，这标志着日本海外派兵取得了三项突破。其一是日本海外派兵的范围无限扩大。1992年的PKO法(《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规定，日本自卫队只是向联合国授权进行维和行动的国家和地区派兵，而且只是参与联合国主导下的维和行动。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案》是设想“远东有事”，规定日本海外派兵向美国提供后方支援只是在日本的“周边”范围内，即菲律宾以北和库页岛以南，严格限定在“远东”地区。但此次新法案规定，日本自卫队活动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所有国际公海、公海上空和对方国同意的外国领海和领空。这意味着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已经远远突破了地域范围上的约束，在理论上，可以根据日美军事同盟的需要，向世界任何地方派兵。

　　其二是放宽了自卫队海外派兵时使用武器的限制。以往的自卫队法律规定，日本士兵只有在本土受到侵略时才有动武的权力；《指针关联法》规定，在海外的日本士兵有权在人身遇到危险时为了自卫而动用武器。而新法案规定：日本的海岸保安队和海上自卫队可以对可疑船只进行火力攻击；日本自卫队有权对日美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进行火力防卫；海外派兵虽然不参与战斗活动，但有权进行火力自卫。

　　其三是扩大了日本政府海外派兵的权限。PKO法规定，日本派兵维和需得到国会批准。《指针关联法》规定，首相在决定派兵支援美国军事行动时，不需国会批准，但应向国会“报告”。新法案则规定，日本政府在作出派遣决定后20天内，需获得国会“事后承认”。事实上，日本国会对于首相行使海外派兵权的约束力被一步步地削弱，国会对政府海外派兵的制衡能力也相应降低。

　　反恐怖法案获得日本国会通过，意味着日本的海外派兵将成为惯例，“和平宪法”禁止的建军、《自卫队法》禁止的海外派兵、《周边事态法》注明的自卫范围、《PKO法》规定的派兵条件、不使用武器，战后半世纪年来历届政府强调的“专守防卫”政策等等，全都为它所废除。

　　该法案的通过完全是日本扩军、改宪势力的一次不失时机的主动举措，从发展趋势上，该法案的通过应该仅仅是个开端，日本的扩军、改宪的步伐大有加快之势。

　　2001年11月9日，日本防卫厅以搜集情报、调查研究为名，先行向印度洋派出了1艘补给舰和2艘护卫舰以及约700名海上自卫队员；11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派遣海上自卫队支援美军反恐行动的计划。11月25日，排水量8100吨的“十和田”号补给舰、5650吨的“浦贺”号扫雷舰、3550吨的“泽雾”号护卫舰分别从广岛县吴基地、横须贺基地和佐世保基地出发，驶往印度洋。3艘军舰连同460名自卫队员，成为战后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的军力。

　　经过这一系列步骤，目前日本已将军事行动范围由本土、周边扩大到全球，军事合作对象由美国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海外派兵由平时扩大到战时，同时还扩大了首相的决策权和自卫队使用武器的权限，实现了自卫队武装走出国门，直接参与美军主导下的干涉地区事务的军事行动自由。

　　找借口趁机扩展军事势力范围，已成为日本惯用的伎俩。冷战后，日本抓住一次次关键机会、特别是美国发动的三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扩展军事活动范围，可以说，正是美国十年内发动的三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将日本推上了军事发展的“快车道”。[69]

　　2001年12月22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25艘巡逻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上对一艘不明国籍的可疑船只进行围追堵截。经过海上激战，渔船沉入大海，15名船员全部死亡。这是日本战后56年来首次发动的向外国船只开火攻击，并且造成船沉人亡的严重后果。

　　事发地点位于距日本鹿儿岛县奄美大岛西北400公里、距中国领海260公里处，越过中日中间线进入了中方专属经济区。“可疑船只”从发现到追击直至沉没，都是在日本和中国的专属经济区。有西方的国际海事法律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海上力量在这起事件中已经触犯了法律，因为它们是在日本领海之外击沉不明国籍船只的！

　　为了对付一艘100吨左右排水量、最快时速仅有15公里左右的小“渔船”，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了25艘巡逻艇、14架飞机进行追捕，海上自卫队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甚至派遣了警戒机和排水量7200吨的宙斯盾驱逐舰坐镇“威慑”，构筑立体警戒态势，可谓杀鸡使出了牛刀，小题大做。

　　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立即表态，称日巡逻艇向不明船只开火是“正当防卫”。与此同时，日本媒体借机大肆渲染日本在海洋上面临的威胁，要求修改相关法律，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呼吁加强军事力量。而同时，也有部分政要开始放风，要以这次事件为由，策划制定在公海上使用武器的法律，为日本海上军力开辟一块新的自由空间。[70]

　　日本此次武力行动又开创了战后以来的一个先例。这是日本从此将在海上动用武力的可怕的象征，标志着日本已由进攻战略的策划阶段进入了进攻战略的实施阶段。它向世人发出了一个信号：日本将摆脱宪法及相关法律的束缚，扫清法律上的各种限制；加快自卫队的全面建设，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军”；采取“主动先制”战略，发挥全球性的军事作用；依托日美军事同盟，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71]

　　2002年4月16日，日本政府召开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与“有事法制”相关的三个法案，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是，在认定发生“武力攻击事态”的情况下，日本首相可以不经过国会直接调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此举标志着日本全面超越了宪法对其军事发展、特别是行使武力的限制，彻底推翻了宪法第九条的“不战条款”，使宪法成为一个摆设。[72]

　　日本此次通过三个法案、建立“有事法制”的主要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和行使武力的范围。“有事法制”是日本政府多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这是继1992年通过“向海外派兵法”、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2001年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三个法案后，对现行宪法的第四次大突破，也是最重大的一次突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首相权限在“有事法制”基本方针中进一步强化。在应对武力攻击势态时，首相有权对地方自治体长官发布指示和命令，在“措施落实不力”或“紧急情况下”，首相可以取代地方行政长官直接进行指挥。这实际上大大提高了日本的中央集权，特别是扩大了首相的权限，也就意味着在需要的时候，首相可自行决定派自卫队赴海外执行任务、对付“周边事态”，是“想出兵就出兵”。[73]

　　日本对宪法的一次次突破促使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本土防御型”转变为“海外干预型”。随之，日本的军队建设也朝着军事战略需求的方向转变，简言之，就是武器装备加速实现大型化和远程化，部队训练加速适应在海外实施军事行动的要求。2001年4月起，日本开始实施新的“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2001-2005年度)，投入25.16万亿日元发展军事力量，与上个“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相比，军费增加了9300亿日元，与注重发展军事力量的中曾根内阁时代相比，增加了6.76万亿日元。在未来几年内，日本将把重点放在发展海空军军事力量上，计划为此投入70%以上的军费，并推进其武器装备向着大型化、远程化的方向发展。其中，海上自卫队计划装备2艘可搭载4架直升机的1.35万吨级(满载排水量为1.8万吨至2万吨)的大型驱逐舰。可以断言，日本在实现第四次大突破后，将进一步深化军事战略的调整，全面推动军事力量的发展，以达到全方位实施海外军事干预的目的。

　　经过冷战后10多年的努力，日本已成为一个世界军事大国。但它并未就此满足，而是力图进一步加大军事力量发展的步伐。令人十分担忧的是，日本的军事发展不仅失去了日本国内、特别是宪法的制约，而且也不大理睬国际社会的呼声。因此，日本在今后推进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军事色彩将越来越浓厚，这必将使日本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因素。[74]

　　在冷战后的世界局势中，日本主导势力认为只有重申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并在新的形势下赋予日美安保条约新的意义和内容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才能在亚洲顺理成章的成为反华的桥头堡.以期在亚洲或全球确立日本国大国地位。

　　日本《防卫白皮书》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经日本内阁会议批准，每年7月底发表。该白皮书是一份系统阐述日本对国际军事形势最新评估、论述日本防卫战略和政策、介绍日本防卫活动的重要官方文书。正因如此，其发表，特别是其内容的重要修改，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

　　2000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言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都在中国中程弹道导弹射程范围内”。日本防卫厅为何要做以上修改？对此日本人的解释是：“这不过是说了一个事实。”

　　这一回答令人疑窦丛生。因为，第一，如果说这是事实，为什么过去不提，现在要说？

　　第二，所谓某物在某武器的射程之内，应该包含两项基本要素：一是该物在该武器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二是该物被该武器瞄准。中日两国早在1998年刚就发表了《联合宣言》，将跨世纪的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导弹没有瞄准日本，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日本防卫厅为何不顾事实，赫然宣称“日本在中国的导弹射程之内”？

　　第三，如果仅就导弹射击距离而言，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的导弹也能达到日本，为何对上述国家无片言只语提到，而只点中国之名？

　　显然“事实”说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日本坚持“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是想将“中国威胁论”官方化、公开化，并以此作为抵挡中国等国反对美日合作研制TMD的借口。[75]

　　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无疑是中国。对此遮遮盖盖反而只会吊起日本人的危机感。

　　2001年8月25至9月1日，日本自卫队在日本著名的游旅胜富士山，举行了其成立5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本防卫厅立即宣布，这场演习规模之大虽为自卫队成立以来所仅有，但从今后看，此次演习将不是“规模最大的”。防卫厅计划将不断提高日军的演习规模，并为此制订了专项预算，2005年之前东富士将建成一整套功能更为强大的训练设施体系，届时无疑将会举行规模更大的军事演习。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场演习结束的次日，日本各大报纸都在醒目位置登出了一条消息：日本防卫厅决定大幅修改防卫大纲的基本方针，新指针将把中国作为目标之一。

　　报道还说，修改后的防卫方针更具“进攻性”，根据日本1976年制定的防卫大纲的规定，日本只有在本土受到大规模侵犯时自卫队才可以行使自卫权。修改的防卫方针则为自卫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进行“松绑”：日本自卫队在武装事件、不明船只进入日本海域、地震以及核事故等突发情况下都可以行使自卫权。防卫厅同时公开宣布，考虑到“中国在日本西南靠近冲绳岛附近海域的活动不断出现”，今后将对自卫队配置进行重组，加强对该地区的兵力布防。这一修改表面上看冠冕堂皇，但暗含的针对中国的意图暴露无疑。[76]

　　目前无论从日本国内还是从国际社会来讲，对日本危险的军事发展的制约因素正不断减少。日本作为一个对侵略历史无深刻认识、又重新走上军事扩张道路的国家，必然对中国的安全与稳定造成极大的影响。

　　在近来日本右翼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种种行动中，最令大陆不安的是其对台湾的“关切”。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其间，在台湾强制推行了“皇民化运动”，逼迫台湾人采用日本生活方式，讲日本话、吃日本饭、穿日式服装、用日本名字，想借此泯没台湾人的中国民族性，使台湾永远成为其对华侵略的后方基地。

　　今天，一些日本人仍有着浓厚的“台湾情结”，妄图重温殖民旧梦，对台湾的觊觎几十年来从未放弃过。在政界，亲台势力活动频繁，一些重要政党的议员频频访台， 1997年还成立了300多人的“日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囊括近半数日本国会议员；在思想界，右翼思潮抬头，对台独的支持日益公开化，一些右翼人士和支持“台独”者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堪称其代表之作。在舆论界，冷战后，日本媒体十分关注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本土化进程，对台湾的正面报道明显增加，导致日本普通民众对台湾的关心度和同情度有所升高。

而在台湾，“日本情结”似乎也是“薪火相传”。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对日本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李登辉再机不待言，而陈水扁虽然与日本渊源不深，但近几年却是越走越近。仅去年一年就去了日本三次，拜会了许多政坛的顶尖人物。此外，日本人是“台独”运动事实上的渊薮，日本也曾是“台独”运动大本营，对台独运动曾给予各种方式的支持，与“台独”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岛内台独分子中的“日本情结”源远流长而“历久弥醇”。

　　可以说，在日本的“台湾情结”和台湾的“日本情结”的合力之下，日本正一步步卷入台湾问题。这使得台湾问题在近年来的中日关系中逐渐浮上台面，并且被日益政治化，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问题。

　　日本领土形态是弧形的，是一种能牢牢地将东亚大陆封锁的弧形。这个弧形的尖端北部逼近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其尖端的南部则如同长长的触角伸向中国的东南地区，对中国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弧形封锁。

　　日本政府在很长一段里就在执行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即拥有西太平洋海权和东亚的主要矿产资源及辽阔市场。这样一条思路，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在今天的翻版。这个危险的野心针对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对手自然就是中国。中国被日本国内的某些势力看成了日本实现其野心的最大的、最主要的障碍。

　　据美国外交大师亨利?基辛格在其最新专著《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中披露：“90年代晚期，一个著名的日本人向我解释，日本的战略必须考虑到两个相互矛盾的可能性：（中国）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导致中国的崩溃和现代化的成功导致中国力量的上升。在这两种可能性的有关争论仍在继续的情况下，日本必须开始设置屏障的任务，以对付中国人可能产生的霸权意识或避免当中国内部发生灾难时（日本）只是一个旁观者，因为中国发生灾难，无疑会招徕各种外界力量。追求这种目标的重要性，从日本在亚洲的投资格局中能看出来，从台湾到越南到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在中国周边划了一条线，基于此，中国力量会因具体情况而被遏制受或影响。”[77]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作为岛国的日本，控制了台湾，就等于获得了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借此之力，将很容易跨越海洋，走向大陆。

　　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是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以台湾为跳板的。此外，台湾扼日本南北航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西去欧洲的必经要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５亿吨左右， 其中包括其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

　　日本认为，台湾如果回归中国，就等于给日本人脖子上套上一条随时可以勒紧的绳索，随时可能受制于人。

　　多年来，日本实质上已把中国看作对其安全的“潜在威胁”，虽一再表示不主张孤立或遏制中国，但日本却是“中国威胁论”的大力鼓吹者。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之下，日本也将台湾看作是遏制中国的有力屏障，认为如台湾“独立或分治”，中国将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中国沿海地区缺乏纵深屏障，没有台湾，中国将无法真正走向海洋，必然削弱与日本竞争的力量，也一时难以就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与日本进行有力的讨价还价。

　　此外，日本在台湾有重大的经济利益。1997年日本就已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407亿美元。日本也是台湾的最大外国投资者，累计已达80亿美元。 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深厚的关系， 有的甚至堪称为日本的“影子企业”。

　　近年来，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增长，台湾市场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日本长期保持对台贸易每年百亿美元的顺差，使得日本企业界越来越重视台湾，并呼吁扩大日台经济关系。[78]

　　日本在远东处于中俄两国巨大的核威慑之下。其国土狭小，无纵深，资源缺乏，四面环海，故发展与依托日美同盟是其国家利益所在。日本此举反映了典型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

　　日本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则借重美国的力量平衡中俄两大国的影响，并积极发展海空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海上通道能否畅通无阻关系日本的存亡。除原料供应受到天然制约外，日本经济自成体系，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十分发达。军官比例较高，素质良好，军队训练有素，一旦进入战时体制，扩军备战瞬间可以完成。日本国内近年来反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日本政府恰恰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足见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二者之间的分歧。

　　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台湾问题。美日竭力维持海峡两岸不战不和之状态，意在削弱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同时纵容、怂恿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我争夺海洋权益，分散我国的注意力，转移和激化矛盾，以使我处于被动、敌对和包围之中。[79]

　　日本已事实上将台湾纳入其“周边事态”范围，并以“台海发生战事”为背景进行军事应对的准备。近年来，日本或与美军一道，或单独举行“台海战争”为背景的军事演习。这表明，干预台海事务，介入台海局势，已经成为日本防卫和安全战略的既定方针。

　　2002年8月20日日本《世界周报》杂志发表了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题为“中国打入海洋与海上自卫队的作用”的文章，极力鼓噪阻止中国进入海洋。作者认为中国要进入海洋，就必须经过周边海域。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这一地理条件，从海上封锁中国，中国至今仍处于被半封锁的状态。中国要进入太平洋或者印度洋，就必须打破其被周边国家所包围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同台湾和菲律宾一起，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网。中国要进入海洋，就必须通过日本西南群岛――冲绳诸岛同宫古列岛之间的海域，或者通过台湾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前者海域的宽度约为350公里，后者海域的宽度不过85公里，因此，海上自卫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实施封锁。

　　中国之所以坚持与台湾统一，是因为台湾地位重要，台湾是中国为进入海洋而必须确保的地区之一，而绝不仅仅是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日本西南群岛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不亚于台湾。如果中国想通过诉诸武力实现与台湾的统一，那么不管是否愿意，日本的西南群岛就会被卷入冲突。另外，对进入海洋的国家来说，尽管是像尖阁群岛（即我国钓鱼岛）那样的小岛，其战略价值也非常大。在中国面向21世纪继续发展的情况下，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处于最关键的地位。如果台湾与大陆能够实现统一，那么中国就会成为面向太平洋的国家，台湾海峡就会成为中国的“内海”，等于是控制了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等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据点。对日本来说，台湾是海上通道的生命线，因此，对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绝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中国通过武力实现与台湾的统一，在东亚的盟国和友好国家当中，能够协助美军行动的就只有海上自卫队。

　　该文的最后结论是，美日应合作对抗中国，要使中国海军与苏联海军一样走向“末路”，美国海军和海上自卫队就必须不辞辛苦，共同做出努力。[80]

　　台湾问题的解决，因美国的介入，已经被迫拖了半个多世纪，如果再有日本因素的强势介入，那就成全了吕秀莲的意图：台湾问题会日益地区化、国际化、复杂化。如此一来，美日协调行动，合打“台湾牌”，台湾问题的解决会更加困难。[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