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确保台湾在中国 徐慧君 -- 群众演员

第四节 “台独”势力坐大

　　“台独”简史

“台独”，即“台湾独立建国”的简称，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外国势力策动和扶持，存在于台湾及海外的一种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台独”的实质，就是企图借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最终政治目的，把台湾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把台湾人民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台独”势力炮制的“理论”主要是：第一，鼓吹“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台湾不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问题”，主张台湾问题国际化，引进外力达成“台湾独立”；第二，宣扬“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鼓吹“台湾民族论”，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的一切联系；第三，歪曲国际法关于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的原则，提出“台湾住民自决独立”或“台湾前途由全体住民自决”，“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及国内因素。在台湾岛内外，主张“台独”的分裂势力也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90年代以来，由于李登辉逐步推行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核心的分裂路线，并利用手中权力对“台独”势力极力纵容与扶持，使得“台独”势力恶性膨胀，发展成为一股阻碍两岸关系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反动逆流。

　　“台独”是在二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怪胎”，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当时，日本部分驻台少壮派军官以“天皇投降诏书有假”为借口，纠集一些台湾亲日士绅，共同策划“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企图凭借日军在台湾尚存的实力，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兼驻台日军司令安藤利吉考虑到难以成功而出面劝阻，上述图谋才未能付诸实施。

　　台湾光复后，尤其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由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专制和残暴统治，使得台湾同胞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产生反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动下，一部分人将反对国民党的情绪逐渐转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祖国大陆上来，岛内开始有了“台独”的温床。

　　在美国一些人的积极支持与培植下，出生于日据时期“高级台人”家庭、拥有留美博士身份的廖文毅，首先开始在台湾、上海和香港等地散布“台独”思想，组建“台独”组织，成为当时“台独”势力的头面人物。1948年底至1949年初，廖曾在香港向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联合国秘书长赖依等递交请愿书，要求“台湾独立”、“公民投票”及“联合国托管台湾”。但廖的上述活动遭到了在港的台湾爱国组织的坚决反击，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廖无法在港立足，只得转往日本。

　　廖到达日本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更加卖力地鼓吹“台独”，日本也逐渐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1949年，廖在日本发表《台湾发言》，系统而露骨地抛出“台独”主张。1951年，廖在其原来控制的“台独”组织基础上，大力吸收从台湾岛内逃出来的“台独”分子，拼凑出“台湾民主独立党”。该党公开标榜“亲日”，主张台湾先在联合国“托管”下实行“高度自治”，然后再建立“独立、中立的台湾国”。

　　1955年，廖又进一步结合其他“台独”团体，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国会议员”，此后又炮制了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大统领（总统）”。但是，这个“临时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实际上也只是在日本太阳旗上再加个月亮，“皇民化台独”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60年代，由于在日“台独”势力内部派别横生、互相倾轧，一部分人还脱离廖而另立门户，致使廖处境艰难。国民党情治单位乘机加紧对廖进行“策反”，使其于1965年公开宣布放弃“台独”主张、解散“台独”组织，并返回台湾。廖的上述举动，使得“临时政府”名存实亡，在日本的“台独”势力遭受重挫，并逐步趋于式微。

　　50年代中期开始，以台湾赴美留学人员为基础的美国“台独”组织就逐渐发展起来。1958年，旅美的台籍人陈以德等在美国正式成立以“台独”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台湾独立联盟”。1961年，陈以该联盟主席的身份，选择“二?二八”当天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公开鼓吹“台独”。

　　1966年，美国、加拿大的“台独”势力宣布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1970年，美、日、加及欧洲等地的“台独”团体共同在美国成立所谓的“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几乎聚集了当时所有的“台独”骨干分子，标志着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台独”活动的中心。

　　此后，成立于1974年、曾经拥有10万余会员的“世界台湾人同乡会”（简称“世台会”）的领导层也逐渐为“台独”分子所把持，实际上沦为“台独”的外围组织，使得“台独”思潮通过同乡会的网络、以富有欺骗性的“台湾意识”为包装，在旅外台胞中得到传播与扩散。

　　70年代起，作为海外“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台独联盟”一直主张“暴力路线”，曾在美国、台湾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

　　1970年4月24日，该联盟派出的杀手黄文雄、郑有才，借蒋经国访美之机向行进中的蒋连开两枪，但因过分紧张而未能击中目标，蒋经国侥幸逃过一劫。这一事件不仅令一直暗中纵容“台独”活动的美国反华势力非常尴尬，也引发了“台独”势力的内部争议，导致当时的“台独联盟”主席引咎辞职，部分狂热分子退出该组织。1987年，基本上停止恐怖活动的“台独联盟”重新进行了一次改组，正式定名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并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的“台独”活动也开始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台独”进行坚决打击，破获了多起案件，使得岛内“台独”势力难以集结，始终不能形成气候。1964年，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

　　1970年，彭刑满释放后在美国特工及岛内“台独”势力的协助下逃出台湾，经瑞典进入美国。彭在美国连续举行演讲会，宣传“台独”主张，对于海外“台独”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彭也因炮制出体系较为完整的“台独”理论而被奉为“台独之父”。

　　70年代之后，随着拥有不少信徒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领导权为“台独”分子所掌控，并相继发表带有“住民自决”色彩的声明，甚至公开提出要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真正标志着“台独”势力在岛内的集结与发展的则是台湾“党外反对势力”的崛起。“党外”原系对台湾非国民党籍人士的泛称，但是，自70年代初起，随着非国民党籍人士在各级选举中不断得势并开始集结，“党外”一词被大量使用，逐渐成为无党籍人士中“政治异议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称号。虽然“党外反对势力”的政治态度、统独观念不尽相同，但其主流派大多具有浓厚“台独”思想。

　　70年代末开始，部分“党外”人士借选举之机逐步抛出具有“台独”倾向的主张。1978年底，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等五十多名“党外”人士联名发表《国是声明》，声称“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公开提出了“住民自决”的主张。

　　1979年8月，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吕秀莲等又创办《美丽岛》杂志。以后，虽然这股势力在年底的“美丽岛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利用岛内外的有利形势恢复起来，并发展成为民进党的前身。

　　1983年，邱义仁、吴乃仁、洪奇昌等“党外新生代”宣布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该会在成立声明和组织章程中明确载明“台湾未来应由1800万住民决定”。其所出版的《新潮流》杂志更公开宣扬“台湾人民有权选择独立”。该派势力后来也成为民进党主要派系之一和激进“台独”路线的代表力量。

　　1986年9月，“党外”势力正式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该党成立后，即利用其可以进行公开、“合法”活动的有利地位，逐步发展成为岛内“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不过，迫于当时仍处于“戒严”下的政治环境，而且主张统一势力在党内尚有一定影响，民进党仅在创党党纲中延续“党外”时期的“住民自决论”，宣称“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

　　1988年4月，民进党召开二届一次“临时全会”。在“台独”势力的推动下，会议通过的“四?一七决议文”除重申“自决”主张外，还公然鼓吹“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宣称：“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虽然民进党给“台独”主张蒙上“四个如果”的薄薄面纱，但仍在“台独”路上往前大大跨了一步。

　　此后，在岛内外形势的刺激下，加之海外“台独”分子纷纷返台，民进党内的“台独”气焰越来越嚣张，加快了走向“台独”的步伐。

　　1990年10月，民进党在“四届二全”大会上通过了被称为“一零零七决议文”的“台湾主权决议案”，提出：台湾“主权事实上不及于中国大陆与外蒙古”，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岛内一家报纸就此评论道，“民进党‘住民自决’的纲领已正式化为‘台湾独立’诉求，民进党实际上已脱去外壳，蜕变成了‘台独党’”。

　　但民进党内的“台独”势力并不就此满足。1991年8月，该党主导召开了所谓“人民制宪会议”，通过了“台湾宪法草案”，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台湾共和国”。几天后，民进党中常会通过决议，确认“台湾宪法草案”，并以此作为该党参与年底“二届国代”选举候选人的“共同政见”。同年10月，民进党将原党纲中主张“住民自决”的文字删除，悍然将“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的文字纳入党纲，明确将“建立台湾共和国”作为其“奋斗目标”，表明民进党已最终蜕变成不折不扣的“台独党”。自此以后，民进党内已“没有不主张台独的自由”。

　　岛内“台独”势力之所以能在近年来得到恶性膨胀，李登辉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登辉主政后，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与利用，成为“台独”分子最大的保护伞。过去，为了防堵海外“台独”分子回台鼓吹分裂，国民党将其骨干分子列入限制入境的“列管名单”（“台独”分子称之为“黑名单”），并禁止岛内任何公职人员参加已为“台独”分子把持的“世台会”年会，更不允许“世台会”在台举行任何活动。但李登辉上台伊始，便允许“世台会”于1988年8月在岛内召开年会，使得大批长期不能进岛的海外的“台独”分子乘机返台，会议公开通过六项“政治决议”，宣称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此后，这些人更发起了“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运动。到1991年底，海外“台独”势力的代表力量“台独联盟”即基本实现了“迁盟回台”计划，并集体加入民进党，成为该党内部五大派系之一，“土独”与“洋独”实现合流。1992年5月，台“立法院”通过“刑法100条”修正案，“台独”势力获得言论与结社“自由”，大部分在押的“台独”首要分子陆续获释。

　　李登辉还以推行“政党政治”为借口，压制党内的反“台独”力量，甚至公开提出“奶水论”，即要为民进党成长壮大提供营养。1990年10月，民进党准备提出“一零零七决议文”，国民党内及社会上均有应对此“依法处理”的强烈呼声，民进党一度陷入被动处境。但李登辉适时派人与民进党“辟室密谈”，为其出谋划策，让该党在“保留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对内容作适当调整，李登辉以此压住台当局内部的反对声浪。

　　1991年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后，引发了台湾社会普遍的“愤慨、不安与焦虑”。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有人提出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但李登辉不仅以“执政党不是法院”为借口表示反对，反而诬称“台独是中共逼出来的”，为民进党搞“台独”百般辩解。这使得台当局内部主张打击“台独”的力量无法下手。

　　李登辉还积极落实“台独”主张，做了“台独”分子无法做到的事，为“台独”势力壮威打气。民进党很早就推动“实质制宪”运动，李登辉就从1991年起，与民进党联手进行了五次“修宪”，对“民意代表”及台湾当局领导人产生方式进行变更，以“宪政体制改变”为名行改造国民党“法统”、建立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相适应的“宪政架构”之实。民进党一向主张台湾“加入联合国”，李登辉便从1993年起连续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运动，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民进党主张为“台独”植根，建立“命运共同体”，李登辉就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分裂路线，提出“生命共同体”、“新台湾人主义”等主张。一些“台独”分子公开表示，李登辉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向民进党领导层传话，称他讲的两岸统一都是假话，他“真正的目的与民进党一样，只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不同”。这自然让“台独”分子更加猖狂、有恃无恐。

　　由于李登辉大力推行分裂路线，并对“台独”势力持纵容与怂恿的态度，为民进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因而，90年代以来，民进党及“台独”势力得到恶性膨胀，逐渐发展成为可以对国民党执政权构成严重挑战的力量。1999年，李登辉又一手造成国民党分裂，并公开抛出“两国论”，岛内舆论直指李登辉是在“暗助民进党”。在2000年3月台湾大选进入关键阶段时，李公开表示要“和平转移政权”，其亲信人马更是一个个地跳出来，声称只有实现“政党轮替”才能延续“李登辉路线”，结果李登辉暗中推动“弃连保扁”的传言在基层广泛扩散，为民进党上台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

　　对于岛内“台独”势力的猖獗，祖国大陆一直密切关注，并提出了严正警告。1991年11月，江泽民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决不答应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搞什么“台湾共和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也发表谈话，对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表示严重关注，并发出警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绝不会容忍这一小撮“台独”分子的倒行逆施，他们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玩火者必自焚。岛内民众也纷纷声讨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在这种强大压力下，民进党在当年年底的“二届国代”选举中遭到惨败。自此，“台独”即成为民进党在选举中的“票房毒药”。为了骗取选票，民进党不得不开始调整其激进的“台独”主张。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岛内“台独”势力欣喜若狂，声势上涨。在此情况下，祖国大陆果断开展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显示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能力，沉重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直接导致代表民进党参选的激进“台独”势力代表人物彭明敏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遭到惨败，得票率创民进党历年来在重大选举中的最低记录。

　　在中国政府的震慑下，民进党被迫推动以淡化“台独”主张为核心的“政党转型”。1995年9月，当时的党主席施明德在美国公开宣称，“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执政后“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在当年底的“三届立委”选举后，民进党又与主张统一的新党“搁置统独争议”，进行“大和解”，在“台独”势力内部引发很大争议。

　　1996年选举惨败后，民进党内部围绕败选原因相互指责。彭明敏愤而成立“建国会”，公开表示“台湾要独立建国，不能寄望于民进党”，声称该会的成立就是对民进党的“抗议与出走”。民进党内一批“新生代”则针锋相对地发起了“反对运动大辩论”，并发表《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激进“台独”势力又反击这份纲领“首先贬低台独、模糊台独、俗化台独，甚至丑化台独，然后脱下台独旧衫”，“实际上就是‘反台独宣言’”，导致两派势力的矛盾公开化。此后，激进“台独”势力加快组党步伐，于当年10月正式成立“建国党”，公开与民进党分道扬镳，“台独”势力内部发生分裂。

　　“建国党”成立后，因不得人心而在选举中连吃败仗，几乎已名存实亡。而摆脱激进势力掣肘的民进党则加速进行“转型”。1997年12月，党主席许信良表示，“台独党纲只是历史文献”，民进党若执政，处理两岸关系“要由当时的国家政策决定，不是由党纲决定”。1998年7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的“对台三不政策”的背景下，民进党专门发表“七点声明”，首次提出“任何改变台湾独立现状的要求”，须经“公投方式认可”，民进党“不会轻易进行公投”。

　　1999年以来，祖国大陆开展了反对李登辉“两国论”的斗争，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台独”势力的举措，发出了“台独意味着战争，分裂就没有和平”、“谁要是搞台湾独立，就没有好下场”的严正警告，在岛内各界引起强烈震动。在此情况下，民进党又进一步加大了“台独”策略调整的力度。其推举的所谓“总统”参选人提出“新中间路线”，宣称“民进党不能为台湾预设统独立场，在台湾人民作出最后决定以前，无论是统、独或其它第三种选择，都应预留务实的弹性空间”。民进党先后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及“中国政策白皮书”，在党内正式文件中首度公开承认“中华民国”。在祖国大陆进一步增大压力的情况下，其推举的所谓“总统”参选人陈水扁又宣布，其若当选将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搞“公民投票”，并会辞去党内职务，退出党务活动，以减轻岛内民众对民进党上台的担心。

　　实际上，民进党内部虽然多次出现修改“台独党纲”的声音，但该党一直没有对其“台独”立场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在政党“转型”过程中也不断出现摇摆与反复，表明该党的政策调整不过是出于捞取选票的策略考虑，有很强的投机性，民进党本质上还是一个“台独党”。[33]

　　2000年4月民进党的陈水扁击败国民党的连战、亲民党的宋楚瑜出任台湾“总统”后，“台独”终于实现了从理论诉求到政治实践的惊人的一跳，“台独”理念与主张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与舞台，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与政治层面上的“台独”行为平行的，还有“文化台独”，文化“台独”就是在文化领域制造“台独”的活动，它的所谓理论依据就是台湾文化是多元文化。它说台湾文化不是源缘于中华文化，说什么台湾文化是西班牙文化、荷兰文化、日本文化、美国文化、原住民文化包括中华文化的一种结合。把中华文化当作与西班牙?p葡萄牙?p荷兰?p日本?p美国文化一样╋是所谓“台湾文化”主体下的支脉之一。其实质是在文化方面以文化多元化的说词╋掩护种种“去中国化”的措施，否定国家定位和民族根源，它是“台独”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文化台独”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变化过程，即由早期出现在岛内的文化“本土化”运动衍生出所谓“台湾意识”，最终异化成为“台独”政治目标服务的文化分裂主义思潮。

　　台湾“本土化”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国民党当局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而推行政治“本土化”，开始大量启用台湾本土籍“精英”人物；国民党外的人士则抓住机会，打着“本土化”的旗帜积极开展党外运动。

　　而“反中国”的“本土化”运动始于1983年。这一年，韩韩、马以工创办《大自然》季刊，提出要以他们认定的方式去“爱台湾”。“美丽岛事件”中的人士公然提出“反中国”的“台湾意识”。他们在美、日反共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由激进的民主运动鼓吹者公然转向分裂国家和民族的“台独”之路。史明在《台湾人四百年史》中提出，曾经统治过台湾的荷兰、西班牙、明郑、满清、日本、国民党等政权均属“外来政权”，因此随这些政权移植而来的文化便是“外来文化”。这种为“台独”意识形态服务的台湾文化史观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台独”分子的主要“理论依据”。“台独”论者以泛政治化的手段，把中国文化划归于共产党政权，再以积极反共的姿态来“抵抗中国文化的侵略”。

　　文化“台独”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篡改历史。所谓400年的台湾史，李登辉讲台湾400年以前是无主的土地。事实上宋元开始我国政府就直接对台湾施政，直接管辖了。又比如郑成功收复台湾这是统一中国的重要一战，他把它轻描淡写说成“进取”台湾。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他说成是“终止”战争。

　　1990年开始，自称完成“宁静革命”的李登辉政权把国民党的党、政、军实权夺过来后，提出了“台独”新口号“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他公开声称，“台湾文化是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结合物”，是“文化新中原”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李登辉的指使下，台湾的大学开始设立“台湾文学系”，同时把中国文学的内容划归到“外国文学系”中去。他还称“过去国民党太强调大陆的历史文化，要让新生一代了解台湾”。

　　1993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郭为藩宣布要实行“双语”教育，新修订的国小课程标准决定，从1996年开始，三年级到六年级增设“乡土教学活动”一科，其中包括“乡土语言”教学。根据调查，积极推行闽南语教育的县市全部都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其中包括台北县、宜兰县、新竹县、台南县、高雄县和屏东县。平心而论，保护和使用地方语言本无可厚非。但是，“台独”分子却利用民众对国民党政权长期以来推行的“独尊国语，罢黜方言”政策的反感心理，故意夸大其危害性，宣称即将导致台湾本土人“种族灭绝”。

　　1997年2月，包含《地理篇》、《历史篇》、《社会篇》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出笼。其《社会篇》一开始就大谈葡萄牙人“发现”台湾的历史，对此前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文化联系却只字不提，并由此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台湾自古就是一个“无主之岛”，迄今只有400多年的历史！该书通篇未出现“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等字样，将清朝时期的台湾史表述为“战后”，可谓煞费苦心。另外，该书俨然以“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总督府”的口气，不但故意抹杀台湾及祖国大陆同胞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历史，故意掩盖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还极力美化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社会变迁，认为这种变迁造成“人口的激增”、“放足断发的普及”、“守时观念的养成”、“法制观念的养成”、“法制观念的建立”及“现代卫生观念的确立”等等。

　　台独分子为了歪曲历史，胡编台独史，将葡萄牙、荷兰占领也当正史来写，污蔑郑成功，美化日本人，甚至自称自己是异于中国人的闽南百越人和台湾山地人的混血，近于新西兰的毛利人，真是臭态百出，一副卖国嘴脸。

　　陈水扁上台后，全盘继承李登辉的衣钵，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台湾闽南语不是福建闽南语的一个分支，是‘台语’”等谬论，否认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鼓吹、制造以台湾本土为核心的“文化建设”，并通过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企图引导社会和民众去维护及支持“台独”的政治理念、路线和政策。他下令台湾的广播电视大量增设“台语”节目，他自己也尽可能用“台语”发表公开讲话。陈水扁当局还推行所谓“乡土教育”，规定台湾中小学生必须在客家话、闽南语、原住民语中选修一种，对台湾中小学生进行台湾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社区等方面的教育。该教学计划在小学阶段侧重语言掌握，主要将方言学习融入各科教学之中，企图以此弱化与普通话接近的“国语”在台湾的地位；在中学阶段则侧重台湾“历史文化”教育，并以被台湾有识之士痛斥为误导台湾下一代的“伪台湾历史教科书”《认识台湾》作为教学范本。[34]

　　民进党在上台以后，于2000年9月16日弄了一个“通用拼音方案”出来，想要取代我们中国人用的、国际标准都认可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跟汉语拼音相比，大概有15%的发音不同。这个方案就是为了更好的反映闽南话、客家话里面的一些地方用语的发音，把那个乡土语言变成一种政治语言。

　　“通用拼音方案”真要行得通的话危害很大，误人子弟。台湾的对外交流很多，而汉语是一种主要的语言，特别在计算机领域里，在电脑里我们的汉语拼言系统几乎是所有软件设计的基础，如果用了“通用拼音”，离开台湾岛以后就统统作废，年轻人只学“通用拼音”，离开台湾你连汉字系统的电脑都不会用了，还要从头学，危害很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与灵魂的直接体现。中国5000年的灿烂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纽带。但是，由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中国意识”在许多台湾同胞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目中是模糊不清、“时而能感受得到，时而又无法感受得到”的东西。“文化台独”是台湾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在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并成其“台独”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化台独”虽然表现在文化上，但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其祸害集中到一点就是断绝、割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与联系，无异于背叛这个国家和民族。它带来的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地呈现出来。

　　“文化台独”所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其破坏性后果要经过长期的累积才会显现，所以不容易引起岛内民众的警觉。而且“文化台独”片面强调“本土意识”，也迎合了台湾民众某些特殊的社会心理(如“出头天”观念，对自身地位的过度敏感等)，所以容易欺骗岛内民众。

　　“文化台独”所直接冲击的是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由于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所以“文化台独”在冲击岛内民众文化认同的同时必然会影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统独心态。

　　尤其严重的是，岛内分裂势力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学校教育来推行“文化台独”，其严重影响难以估量。学校教育是个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在两岸目前的状态下，学校教育对于台湾青少年“中国人认同”的形成与巩固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学校教育成为“文化台独”的工具，不仅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统独心态，而且使他们在离开学校后，更加难以抵抗“文化台独”的影响。

　　台湾“和统会”副会长郭俊次说：“众人皆知，‘文化’最大功效，是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内化’到心中；只要一代，其威力不亚于陆海空三军。”

　　古语云“一国先亡必先亡其史”，“文化台独”虽属“台独”运动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政治层面上的“台独”行为。文化“台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军事是面对面的交火，政治就是赤裸裸的挑衅，文化就不一样，文化是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之中的，它是一种软性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在人的意识中。文化是几千年来的社会生活习惯形成的，文化“台独”欺骗性很大，它要从这个老根上给你刨掉，强行割断台湾人民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联系，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一旦被台湾民众接受便很难将其彻底根除，即使民进党以后不再执政，“台独”意识仍会扎根于普通台湾民众心中，因此，其危害比政治层面上的“台独”行为更甚。这也是“台独”分子处心积虑地推行文化“台独”的险恶用心之所在。

　　李登辉以省籍意识和冲突开始的这个改变台湾人的自我意识的过程，是卓有成效的。台湾自己的调查表示，即使在一九九四年台湾四十岁以下的人当中百分之二十六说自己是台湾人，百分之二十三说是中国人，其余都说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当时依然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一九九八年，四十岁以下的人中，百分之三十六说是台湾人，只有百分之十说是中国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共打压”造成的是不能服人的。外电报导有台湾大学生说，“台湾和中国的差别太大，几乎无法统一。我不认为一样的肤色有任何意义。文化是形成人格的重要因素，他们的文化同我们的差别太大，很难沟通。”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李登辉“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塑造了国家意识”，对他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在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当中创造国家认同的努力”。他的核心的、第一位的目标，“就是把台湾建立成独立的主权国家”，而继任者陈水扁，比其他的候选人“更接近这个立场”。[35]

　　很显然，具有“去中国化”意识的“新台湾人”将是未来“台独”的群众基础。陈水扁上台后接过这个传家宝，继续着眼于“造人”，继续灌输某种民粹主义甚至奇特的“民族主义”的意识，然后选准时机，利用民主和“民族自决”原则，使之合理化国际化，最后达到永久独立的目的。

　　“台独”黑手____李登辉

　　谈到“台独”，就不能不谈李登辉，一个不顾全体台湾人民利益的狂热的“政治赌徒”，一个数典忘祖鲜廉寡耻的汉奸――李登辉的曾祖父在清末才从福建永定县移居淡水，其家族赴台时间也不过三代，居然侈谈什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鼓吹要将中国分为七块；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其执掌台湾11年孜孜以求的就是忘想当“台独国父”。

　　李登辉1923年1月15日生，属狗，台北县淡水三芝乡人。

　　在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从李登辉的爷爷李财生起，李家就因顺从而受到日本人的照顾。他的小店铺，被殖民当局特许经营鸦片和“管制品”猪肉，这在当时是少有的特权。李家定期拿到“配给物资”再加价出售，因此很快成为当地的富豪。而周围许多乡邻却生活极其困苦，更有不少人被鸦片害得家破人亡。

　　李登辉的父李金龙是汉奸（日据时代的警察），其兄李登钦是伪军（台籍日本兵），二战期间被日军征到菲律宾战死，其灵位至今还放在日本的靖国神社。

　　至于李登辉本人，则极有可能是个日本杂种――李登辉家祠堂里有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有九名日本警官和一名中式着装的人，而这名中式装扮者就是李登辉的父亲；美国著名的“台独”问题研究专家阿修伯说的更明白，“你看李金龙160厘米的小个子怎么生得出180厘米的李登辉？不但父子身材悬殊，面貌也一点不像，个中原委实在值得探究。”

　　此外，李登辉还有一个永远洗不掉的污点，即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一个犹大。

　　李在台大读书期间思想较为活跃，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兴趣，并参加了中共在台湾学生中的组织“学生读书会”，后又被中共在台湾的组织吸收为正式党员，其入党介绍人即为现在大陆的台盟中央成员吴克泰。吴后来回忆说，李登辉在入党不久即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1950年2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等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破，李受到牵连，但他与特务机关通力合作，靠出卖朋友和同志获得了“自由”――与他同一宿舍的四个人，两个被杀，一个被国民党长期监禁，而李则摇身一变参加了国民党。

　　不管李登辉身世的真相如何，一个无须证明的事实是，李登辉具有浓厚的亲日、媚日情结。李自小就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小学、中学读书，18岁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前往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就读，后来李登辉便一直企图以京都大学校友的名义访日。日本投降后，李才转回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也就是说，李登辉青少年的求学时代都是在日本人统治下完成的，是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曾有许多日本名字，如“李登次郎”、“岩里政男”等等。

　　1994年4月，他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中，便毫不掩饰地说，他22岁以前曾是日本人。在1995年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时，他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立场，竟然妄称日本持续向中国道歉太过份，太软弱。

　　李登辉的“皇民”底子使他对日本有很大的认同感，这种亲日、媚日色彩，在他当政以后暴露得淋漓尽致。1988年他一上台，便迫不急待地宣布要加强同日本的关系，此后便一直明里暗里地与日本进行全方位沟通，力图提升台日实质关系。实际上，李登辉同日本的关系很难用一两句话来简单地概括，因为他只要和日本人在一起，马上就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兴奋感，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别人又无法体会的心理变态。他在上台后阐述施政理念时，人们从未听他引用过中国的圣贤哲学、孔孟之道，听到的总是日本人的治世名言，诸如德川家康和西田几多郎如何如何。

　　李登辉喜欢日本人，喜欢看日本报章，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他每次会见日本人时，不管是三教九流，总是掏心掏肺地大讲一通，甚至不用翻译直接用日语交流，约定的会谈时间也常常超过。因此，许多日本人在见过李登辉之后都非常惊奇，称李登辉给他们的感觉和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两样。从过去的经验看，人们了解李登辉的真实想法、看清其分裂的本质，除了看其所作所为之外，也往往是通过他与日本人剖白心迹的谈话而得到的。如：1994年他同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大谈“中国一词是含糊不清的”，并自诩摩西，要带领台湾人“出埃及”；1999年5月出版由日本PHP研究所江口克彦代为捉刀的《台湾的主张》一书，更公然附和日本极右派中岛岭雄分裂中国的主张，鼓吹要将中国分为七块，其实，“两国论”与《台湾的主张》中的“七块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日本东京《时报》便明确指出“李登辉的两国论源自日本”。

　　李在1951年28岁时，跑到美国衣阿华大学研究农业经济两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台，并在从事农业研究14年后，于1967年44岁时，再度赴美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两年多后拿到博士学位。这一段经历对李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崇拜美国、倚靠美国的思想从此便在李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因此，李登辉上台以后，始终把对美工作放在其对外工作的首要位置，极力拉拢美国的朝野势力，甘当国际反华势力“分化”中国战略的马前卒，企图以此敲开华盛顿的大门，拓展其“国际活动空间”，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从70年代开始，国民党蒋氏政权面临内外交困，岛内省籍矛盾日益突出，新兴地方势力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李登辉以技术官僚身份混入国民党后，深得蒋经国的重用，步步高升。随着蒋经国的去世，他终于攀登上了“总统”宝座，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篡改了蒋氏父子“一个中国”的理念，逐渐暴露出他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真面目。

　　随着李登辉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巩固，他就开始大显身手，逐渐摆脱蒋氏父子的余荫，着手开辟台湾的“李登辉时代”。首先，在政策方面，1988年当他继任后第一次举行记者会时，他曾明确提出：“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后又多次声称：“一个中国是最高原则”。但是，1992年以后他就开始强调“不能盲目坚持一个中国”。1993年他用“中华民国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同年，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他通过他的“经济部长”提出所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台北是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至此，他的“两个中国”的真实思想已经暴露出来。以后就变着花样闪烁其辞，时而“中华民国在台湾”，时而“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时而“台湾与大陆是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时而“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直到1999年7月9日公然宣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图穷匕首见，原来他就是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总后台，是一个以国民党为伪装的死硬到底的头号“台独”分子。

　　李做过日本人、参加过共产党，为什么又能一路青云直上天呢？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欺骗，阴险而刚愎自用的政客。

　　李登辉自1972年6月当上“行政院政务委员”踏上仕途后，便在官场上韬光养晦，伪装自己，他对上司除阿谀逢迎外，常装得忠厚老实、谦卑恭俭让、甚至诚惶诚恐以博取怜悯和同情。每次蒋经国接见时他始终战战兢兢地站立着，对方请他就座时也只敢坐椅子的半边；在官场的大小场合，他从不引人注目，即使是每次开会在议事录上签字，他每次都刻意签在最后的地方，并且字都写得很小，似乎只是没有任何野心的一介书生――他曾一再说只想当个基督教的牧师；每次“行政院”开会不点名叫他发言，他便一直保持沉默，埋头做事，从不固执己见，因此深获蒋经国的好评。

　　1994年他与司马辽太郎谈话时终于透露了埋藏心底多年的秘密。他说：“蒋经国先生是否真的希望我做他的继任者并不清楚”，“在那种政治情况下，假如经国先生稍露了一点声色的话，说不定我就已经被摧毁了”。因此，为了长远着想，他一直表现出少有的忍耐力，等待时机。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作为副“总统”的李登辉捡了个便宜，爬上了台湾当局的最高位子。起初两年，由于权力不稳，他仍然不敢过分胡作非为。1990年3月李当选“总统”后，随着权力和地位的逐渐稳固，这位出身农林、身在学府的技术型官僚便露出了政客的真面目，他使出潜心钻研的十八般武艺投入权力争夺战，通过“分而治之”、“借刀杀人”、“铁腕与怀柔并举”等种种权术全力打压政敌。与此同时，李登辉还通过四次“修宪”，将“总统”的权力扩大成无人监督的“巨无霸”。由于大权在握，李的独断专行、玩弄权谋、排斥异己、刚愎自用的作风日甚一日。

　　在台湾政坛上，李登辉的政治手腕之高明、毒辣令人折服。1992 年李登辉利用郝伯村挤走李焕，而后1996年又用连战和宋楚瑜挤走郝伯村。1996年李登辉连任后，又用冻省的办法对时任台湾省省长的宋楚瑜来了个釜底抽薪，并进一步将宋挤出国民党。而宋楚瑜却曾经是李登辉继任蒋经国的关键支持者，两人曾一度亲同父子。

　　李登辉不但在政治上改变了蒋氏父子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且在组织上对国民党进行了“彻底改造”。从1990年到1997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四次修宪，其结果是台湾的政治生态以及台湾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李登辉上台后打着民主化、本土化的幌子，逐步对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抛弃旧法统，重塑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企图制造与祖国大陆长期对抗所需的政治体制，为“分裂分治”创造条件。为此，李登辉在9年内异乎寻常地进行了5次“修宪”，通过“修宪”终止“动员戡乱体制”、“全面改选国会”、“修改中华民国宪法”、“总统公民直选”、“冻结省长和省议会选举”（“冻省”）等一系列步骤，企图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使岛内政治恢复常态，确立政党政治体制；二是扩大“总统”权力，实现自己的“独裁梦”；三是重新“定位”两岸关系，为“分裂分治”制造政治基础。从目前看，李已初步实现了目标，尚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已在岛内基本确立。1997年7月，“国大”第四次“修宪”完成，“总统”的权力已经得以大幅扩张，“行政院”与“立法院”的权力被削弱，“总统”成了难以监督制衡的“巨无霸”。同时这次“修宪”也表明，国民党旧的“法统”已基本终结，“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体制”正式确立，台湾当局在滑向“台独”深渊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目前在台湾的国民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而是被李登辉改造过的台湾国民党。在国民党政权本土化的过程中，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通过一系列激烈的权力斗争战胜了党内非主流派。如：1990年3月双方围绕“总统”选举的激烈政争；1992年3月，围绕“总统”选举方式是“委任直选”还是“公民直选”以及对“一中一台案”的处理展开内斗；1993年1月，围绕郝柏村是否辞“行政院长”职务的斗争；1993年8月，非主流派的中坚力量“新国民党连线”与国民党公开决裂，成立新党；同月召开的国民党“十四大”，主流派完全控制了党政军特大权，非主流派全面退出权力决策中枢，国民党发生了历史性的蜕变，权力结构实现了本土化、年轻化；1996年3月，“总统”大选，非主流派的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进行最后一次反扑失败，标志着主张统一、反对“台独”的传统大陆籍势力和本省的反李势力已完全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之外；“冻省”的结果也使拥有较高民意支持的宋楚瑜势力遭到打压。在一连串的政争中，李登辉改造了国民党，使之台湾化。1997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五大”表明，台籍本土势力尤其是中生代和地方“行政首长”、民意代表在党内权力结构中已占据主体地位。

　　国民党的“台湾化”过程与政权的本土化过程是相辅相成、互动发展的，台湾当局由于国民党的“台湾化”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民国”也由此被改造成“中华民国在台湾”。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消失了，民进党前任主席施明德就认为，李登辉最大的贡献就是“毁掉了巨无霸的中国国民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李登辉又是中国国民党的叛徒。

　　李登辉的薄情寡义、冷酷无情也是出了名的。

　　徐庆钟教授是李在台大读书时的恩师，因念其用功又同为“帝大”出身，对其特别关爱。当李因共产党员身份被关押审查时，是徐先生冒险保他出来的；当他因强占教授宿舍，被校长解聘逐出校园而失业时，又是徐先生介绍他去农林厅工作；当他取得博士学位后还是徐先生――当时已是行政院副院长伙同蒋彦士、王作荣等人推荐他入阁。

　　晚年的徐庆钟贫病交加，身为总统的李登辉对他却形同陌路。[36]

　　李登辉一生性格多变――参加共产党又叛变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又叛变国民党，但是对“台独”却情有独钟。他不仅具有深刻的“台独”思想根源，而且利用手中的权力纵容和支持岛内民进党和其他“台独势力”的发展壮大，是不折不扣的“台独”黑手。

　　李登辉早年即和许多“台独”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暖昧关系。被称为“台独教父”的彭明敏曾是与李一起从日本返回台大插班就读的患难知己。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与海外“台独联盟”骨干分子蔡武雄、王秋山是“铁哥们”，海外“台独联盟”的不少骨干分子都是李登辉的座上宾，他还始终与岛内重要“台独”势力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因此，李自上台以来一直对“台独”分子及其活动采取宽容的态度，认为“台独”言论是“学术问题”，属“言论自由范围”，对“台独”活动要“谨慎”处理，实际上就是采取放任政策，为“台独”活动大开绿灯。他特赦在押“台独”分子出狱，特邀海外“台独”头目返台，致使昔日的阶下囚、通缉犯顿时变成“贤人”、“谋士”。1990年他授意召开的所谓“国是会议”竟是海内外“台独”分子的大聚会。他主持修改制约“台独”的相关法规，使“台独”主张和“台独”活动合法化，为海外“台独”组织和“台独”分子“还乡”清道开路。

由于李的庇护纵容，近年来岛内“台独”势力迅速膨胀。大批海外“台独”分子回台，并将活动重心转移到岛内；岛内“台独”分子从监狱中获得特赦，纷纷浮出台面；“洋独”和“土独”进一步合流，岛内的“台独”活动由地下转到地上，得以公开化、合法化，“台独”思潮进一步蔓延渗透，“台独”分子弹冠相庆，“台独”活动甚嚣尘上，甚至代表激进分裂势力的建国党竟然堂而皇之地成立了。

　　他通过手中的权力，以“宪政改革”为名，逐步接过并实施“台独”理念。如“台独”分子所先后提出的台湾是“独立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台湾命运共同体”、“台湾人选台湾总统”、在国际上“争取台湾是一个政治单位”、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以及台湾“新兴民族”、“新兴国家”等等，李登辉几乎全单照收、照办，并且做到了“台独”分子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公然向世人宣称台湾当局已将海峡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7月27日，李登辉又解释说，由于“多年来两岸关系的定位过于模糊”，所以他要把两岸关系的“实质内涵”定为“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此，李登辉彻底暴露其“台独”底线，将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拿掉了。

　　李登辉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实际与陈水扁主张的“两岸一边一国”同出一辙，同气相求。不同的是，台上李登辉较之台下陈水扁的叫喊，能量更大、影响更大，破坏性也更大。

　　李登辉的“两国论”提出当日，正值民进党正式提名陈水扁参选下届“总统”，身为执政的国民党党主席的李登辉选择此时抛出“两国论”，对民进党的选举胜利无疑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对此陈水扁兴高采烈地叫好说：“这等于是送民进党一个大礼”。民进党人士表示，应发给李登辉一张放大的民进党党证以资“勉励”。陈水扁提出，“两国论”与其“理念一致”，希望李登辉能将“两国论”纳入李再版的《台湾的主张》，并尽快修改“宪法”和《国统纲领》，以便“对外一致”。

　　李登辉出卖国民党的手段老道毒辣。他利用所有的资源，打击国民党元老，分裂国民党势力，拉抬扶植民进党。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九九年总统选举时，他不推选声势较高的宋楚瑜，而故意选民意基础较弱的连战，李还故意不让连宋联合竞选，反让他俩“鹬蚌相争”，让民进党渔翁得利――短短十二年内拆散“百年老店”国民党，将政权恭送给陈水扁和民进党。

　　陈水扁能顺利接李登辉的位，并非意外或者对手决策错误，而是李登辉精心策划、用心导演的必然结局。可以说没有李登辉，就没有民进党的发展与今天；没有李登辉，“台独”势力还在阴暗的角落中蠕动；没有李登辉，“台独”势力不会上台执政。

　　李登辉执政12年，力图“改变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现实，构筑“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推行“台湾问题国际化”，逐步推行以“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分裂路线，摧毁“外来政权”国民党，暗中培养陈水扁、吕秀莲等“台独”核心人物，使“台独”由非法变成了合法，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由海外转入了岛内，由分散变成了集中，由政团转变为政党。李登辉喂大、喂肥了民进党，最终将主张统一的国民党由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将主张“台独”的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可以说李登辉是“实质台独的奠基者”，是把“台独”由“空论”变成现实的人。难怪人们称其为“台独黑手”。

　　“台独”的盘算：渐进台独，水到渠成

　　从李登辉时代开始，新老“台独”的伎俩表现为政治上鼓吹“两国论”；经济上顽固阻挠两岸的经贸交流，搞“戒急用忍”；外交上 推行“ 弹性外交”或“务实外交”；军事上“以洋拒统”、“以武拒统”。大搞“实质台独”或“渐进台独”，采取拖延战术，等待时机，以拖待变。

　　70年代末以后，由于大陆的对台政策和台湾的大陆政策都做了重大调整，台湾曾经呈现和平统一曙光。90年代以前，台湾岛内主张“台独”还属非法，“台独”主张还属民间，其影响力也比较有限。然而李登辉主政后，情形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不断膨胀，而且李登辉在权力获得稳固之后，也逐步背离蒋氏父子的一个中国政策，滑向“台独”。他先是提出“一个国家两个政府”，继而倡导“对等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时则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台湾是台湾人的东西”，暗喻要带领台湾人走出中国，建立“台湾人的国家”。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干脆说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即“两国论”。李登辉还想将“两国论入宪”。李登辉的这些做法，与“台独基本教义派”提倡的“独立建国”没有本质区别。

　　2000年5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执政。陈水扁不仅有主张台湾独立、呼喊“台独万岁”、推动民进党走向“台独党”的历史，又受制于激进的“台独基本教义派”，而民进党是一个将台湾独立列入政纲的政党，该党上台后并没有废除或修改“台独党纲”，目前也没有或修改或废除“台独党纲”的打算，未来也难以有所动作。照目前形势来看，陈水扁与民进党主政下的台湾前途，独立将是它们唯一或最重要的目标。

　　从稳定政局出发，陈水扁虽改“明独”为“暗独”，但内心深处仍紧抱所谓“台独理想”不放。陈水扁和民进党对未来在表和里两方面该怎么做的战略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稳定政权，改造人心，等待时机，民主自决。

　　陈水扁当局两年来小动作不断，采用渐进式的手法，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推行“台独”理念。今天弄一点，明天弄一点，以减少冲击力、逐步消除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企图积小变为大变，积量变为质变，从而积累和强化分裂力量，营造出所谓新的“国民意识”、“台湾主体性”，为最终的“台湾独立”奠定基础。

　　陈水扁政府主政两年多来，在两岸关系上，避重就轻，玩弄文字游戏，对三个关键主题：一中原则?p“九二共识”和中国人身份采取闪烁、模糊、回避的态度，空有口头善意而欠缺诚意，强调“一个中国”是议题而不是原则，直至公开否认“九二共识”，还说“统一并不是唯一选项”。利用执政地位和资源，悄悄地，化整为零地，量变促质变地加快“实质台独”步伐，举其大者有：

　　1、“政党台独”已上路；

　　2、“文化台独”已深耕；

　　3、“社团台独”已布建；

　　4、“军事台独”已激活；

　　5、“经贸台独”已出发；

　　6、“国会台独”已形成；

　　7、“宪法台独”已准备。

　　2002年1月15日，陈水扁在臭名昭著的“台独”团体――“台独基本教义派”（FAPA）组织成立20周年大会上，以所谓“最佳生日礼物”，宣布批准所谓“中华民国护照”封面加注“台湾”的英文字。在护照上加注“台湾”是民进党上台时，即2000年5月就提出的，只是在选择时机何时执行。陈水扁选择在这种时刻和场合，以那种方法宣布，表明此举是预谋已久，精心安排的，显然是一次公然的变相宣布“台湾国”的行动。说明他们企图在岛内外造成更大的影响，使台湾“实质台独”的步伐走得更快，迈得更大。

　　民进党在一九九一年出台“台独党纲”后，受到台湾舆论的强烈抨击。在遭到一系列挫折后，开始在表面上淡化“台独”色彩，在坚持理念的同时，为了争取选票而照顾现实，披着“本土化”、“台湾主体性”的外衣，推行“台独”运动从培养“台湾意识”入手，从文化、心理、社会环境上营造新的“国民意识”，说穿了就是在台湾民众中去除中国意识。此次批准所谓“中华民国护照”封面加注“TAIWAN”，是台湾当局蓄谋已久的“去中国化”的举动。实际上，所谓“去中国化”就是“台独化”。

　　当前台湾当局推动的“去中国化”政策是一种“软性台独”，是以李登辉与陈水扁为代表的岛内分裂或“台独”势力的一项重大战略。

　　陈水扁的“软性台独工程”就是通过“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或本土化、台湾化的“软性台独”或“柔性台独”的渐进方式，而不是通过革命或突变的方式来实现台湾“独立化”或“建国”目标。

　　“去中国化”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的重要战略思想。在民进党 执政前，因为手中无权而无法推动，只停留在理论讨论和建构上，李登辉上台以后，特别是大权独握以后，与民进党勾结，里应外合，开始推动“中华民国台湾化”的进程，也就是“去中国化”的进程。李登辉主导的“宪政改革”、本土化教育与倡导的“两国论”等建设去建构一个“去中国化”、虚化“中华民国”架构与建构“台湾国”的重大“台独工程”。

　　陈水扁上台后所推动的“去中国化”战略或“软性台独工程”，不仅是李登辉“台独路线”的延续，更是民进党独立“建国”路线的的“渐进式”调整，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消灭“中华民国”并建构一个新的“台湾国”。

　　为了实现“台湾国”的理想，陈水扁在“四不一没有”（不宣布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没有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的问题）的招牌下，运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在文化、语言、符号、体制、外交、人事布局等方面推动“去中国化”政策，为未来有朝一日和平建立“台湾国”创造条件。

　　在文化上陈水扁当局继续推行李登辉主政期间的“本土化”阴谋，他提出要以“文化立国”，建设以台湾为主体的“台湾文化”，实质即搞“文化台独”，为建立“台湾国”确立思想文化基础。

　　“文化台独”始于李登辉，但大力推动与落实则是民进党执政以后。在李登辉时代推动的修改台湾中小学教材即《认识台湾》教科书，是“去中国化”的重要举措，就是有意将原来以中国文化与历史为主的教材，修改成删除“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与“中国人”概念，鼓吹宣扬“台湾魂”、“台湾精神”的所谓“台湾文化”。陈水扁上台后开始落实这一政策，《认识台湾》教科书开始在中小学推行。同时自李登辉时代起，台湾当局就大加推动所谓的“母语教育”或本土化教育，试图以“台语”代替普通话的“国语”，并发展成为未来“台湾国”的“新国语”。

　　台湾当局于1999年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为中文译音方案，民进党上台后，进行翻案。2000年底，台湾“教育部国语推动委员会”（由民进党籍的“教育部”副部长范巽绿主导）公布了“中文译音统一规定”草案，试图用所谓的“台湾通用拼音”取代国际上通用的“汉语拼音”，作为岛内人名、地名、街名的英译统一规范。2001年初，台湾“教育部”鼓励台湾高校设立“台湾文学系”，此举本无不可，但却有取代“中国文学系”的政治企图，要将“中国文学系”并入“外国文学系”或“东方文学系”。还把魔手伸向中小学生，一些民进党执掌的中小学校不再进行升“国旗”的仪式。

　　为了推动“文化台独”，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幕后策划成立了一批包括不少台独理论家在内的台独人士组成的“南社”、“中社”和“北社”，肩负着配合陈水扁从文化上“去中国化”与建构“台湾文化”的重任。

　　陈水扁当局刻意把台湾草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割裂开来，声称要让“立足台湾的本土文化与华人文化、世界文化接轨”，任命老牌的“台独”分子为故宫博物院长，改变布展方式，割裂台湾历史。台湾“国史馆”馆长张炎宪在民进党当局的指示下，竟然放弃“中华民国史”的编撰，编著出版歪曲历史的《从“戒严”到“解严”》一书，以“民进党党史”作为主轴，以民进党的历史来取代台湾历史?r其实就是“台独史”，这是民进党独立建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民族与身份认同上，陈水扁当局刻意构建“台湾民族”。这是台独势力与民进党长期争取与建构的目标。民进党执政以后，当权者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且以种种奇谈怪论回应“国会议员”的质询。执政当局有意去掉“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要变成“台湾人身份”，为构建新的“台湾民族”创造条件。现在执政当局所提的所有“认同”口号就是“台湾优先”、“台湾精神”、“台湾主体”、“福摩沙精神”、“台湾命运共同体”或“台湾生命共同体”等等具有建构“台湾民族精神”与“台湾国”的口号与宣传。

　　在体制与制度上或“国体”、“政体”上，民进党当局刻意构建“台湾国框架”。陈水扁执政后的台湾是一个错位的“国体”与混乱的“政体”，陈水扁虽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向“中华民国宪法”宣誓，向“中华民国”效忠，但他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却是一个“违宪总统”，不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一系列“去中国化”或“台湾化”的政策与施政作为是明显的“违宪违法”行动。在体制与制度上的施政更是有选择性的，有关统一的、有关“宪法一中”原则的不做，而有助于推动实质“台独”的就大做特做。陈水扁上任两年来，拒绝出任“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及不召开相关会议，将“国统纲领”束之高阁，相反 却大力推动一切“去中国化”的政策。

　　货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权力的象征。台湾长期以来是由台湾银行发行地区货币即新台币，只是“视为国币”。在李登辉执政后期，就推动由“中央银行”发行“国币”。民进党上台后，加快推动与落实，于2000年7月起由“中央银行”首次发行所谓的“国币”新版2000元钞券，2002年7月起将全面以新钞取代旧钞，台湾“国币”的发型将预示着“台湾国”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中华民国国歌”，也被民进党改了，取掉了歌词，变成有曲无词的不伦不类的“国歌”。原来，“国歌”中有“吾党所宗”一句，民进党原期望将意指国民党的“吾党”改为“吾民”，但又认为“所宗”乃指“三民主义”，不符合民进党推翻国民党一贯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理想，乃最后取消所有歌词。尽管台湾的“中华民国”也有“国旗”，可是在台湾领导人出现的海内外公众场合，“台独”及其支持者手中挥的却不是“中华民国国旗”，而是一片绿色的“民进党党旗”。

　　在人事安排上，更可窥出陈水扁推动“台独”的战略布局。掌握大陆政策的“陆委会”由“两国论”的草创者蔡英文掌控；“外交部”由曾任“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FAPA中央委员田弘茂出任，现又由李登辉的人马简又新出任；“国史馆”馆长由有强烈分裂意识的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技所研究员张炎宪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由主导编写《认识台湾》教材的杜正胜出任。

　　最近新一批的内阁人事，掌握两岸政策与文化的基本上是有李登辉背景或倾向台独人物，除蔡英文与简又新外，还包括“政务委员”黄辉珍、“新闻局长”叶国兴，“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行政院发言人”庄硕汉等。在“国策顾问”或“总统府资政”中，更是集结了一批重量级的台独人物，陈水扁甚至将否认中华民国及公开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独分子金美龄聘为“国策顾问”，这足以显示陈水扁要金美龄扮演消灭“中华民国”与建立“台湾国”的重要角色。[37]

　　陈水扁上台后，一直在为如何消灭具有中国象征意义的“中华民国”大动脑筋。尽管他就职上任时表示“没有更改国号”的问题，但接下来的施政演出，却是一部消灭“中华民国”与构建“台湾国”的剧本。

　　在2000年“5?20就职”演说中，尽管陈水扁不得已9次提到“ 中华民国”，但41次提到“台湾”两次提到“福摩沙”。2002年1月1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元旦危言――日渐消失的中华民国》社论，对陈水扁执政后有意消灭“中华民国”的做法进行了精确统计：在2000年6月7日，陈水扁在第七届CSIS台北圆桌会议开幕典礼致词中，没有一次提到“中华民国”，14次提到“台湾”；在2001年10月9日，在废除“刑法”100条十周年纪念活动致词上，陈水扁将在讲稿中唯一出现的“中华民国”以“台湾”称之，并5次提到“台湾”；在2001年10月10日“双十节”的所谓“中华民国国庆”大会上，“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却未提一次“中华民国”，而15次提到台湾或福摩沙。尤其是在2001年3月“世界台湾人大会”上，陈水扁将第十任“总统”读成“台湾国总统”，可见，陈水扁内心对“台湾国总统”的向往。

　　在对外关系上，陈水扁延续李登辉推行的“亲美化”、“人权化”为主体的“外交”策略，大搞“实质外交”，谋求扩大“台独”空间。他说“我必须以台湾是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走入国际社会……台湾的全民政府能够带领人民重返联合国”?r他利用小布什调整对华政策、中美“撞机”危机之际全面投靠美国，大肆购买美式武器，加强军事合作，大搞“过境外交”；同时，利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机会，推动李登辉访日，充当西方反华势力“以台制华”战略的“马前卒”，谋求提升与美、日“实质关系”，增强台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力度。

　　为了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台湾当局大搞“金元外交”，陈水扁、吕秀莲、张俊雄等多次“出访”中美洲和非洲等“外交重镇”，以“元首外交”、“金钱外交”化解“断交危机”，转移岛内矛盾焦点和民众视线。以所谓“民主牌”、“人道牌”、“人权牌”，迎合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谬论，旨在以“国际人权保护伞”争取西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加速“台湾问题国际化”。此外，台当局还妄图在WTO架构下讨论“三通”议题，谋求“两岸对等地位”和“三通问题国际化”。

　　按照陈水扁的指示，台湾“外交部”将“中华民国护照”上的“中华民国”英译名称“Republic of China”改为“Taiwan”，明目张胆地以“台湾”来代替“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名称，实质上等于改国号?r“外交部”宣布“国家外交标志”不再使用延用已久的“青天白日”“国徽”，换成代表台湾的梅花图案?r还准备将目前台湾在外国的原“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名称一律改为“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以提升所谓“国际间对台湾的认知”，如此等等，真可谓挖空心思。

　　近几年来李登辉与陈水扁，想尽办法在挑拨周边东亚国家与中国大陆的矛盾。2000年陈水扁主政台湾之后，破坏中国大陆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成了他的“台独”战略的重要内容。尽管陈水扁知道，要与东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除了“台独”之外别无可能，但是他照样以非凡努力去争取有利于“台独”的发展。

　　朝鲜、蒙古、柬埔寨、越南、老挝、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台湾当局无处不插足。民进党陈水扁的策略并不复杂：向这些国家宣扬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与美国保持一致的经济政治价值；刻意张扬夸大中国发展经济，会在利益上与东亚国家形成竞争而使他们受损；推销亚洲联合制衡中共霸权的战略；制造中国完全统一之后，会控制台湾海峡及东海通道，进而控制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命脉，形成对他们的巨大威胁的国际恐怖。

　　2000年台湾当局从南沙群岛撤出守礁部队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并挑拨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在这些岛礁主权上的争端。

　　陈水扁多次声称：中国大陆是亚洲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台海“独立”则是东亚国家安全的最好保障。不管这是对错，不管它是否荒谬，事实是起到了作用。[38]

　　在有关中国与台湾的符号或象征上，台湾当局全面推动去中国化的“台湾化”。民进党一上台，就将“总统府”广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招牌去掉；“行政院新闻局”出版的2001年英文版《中华民国年鉴》，已在封面加上“TAIWAN”，在年鉴内的中国全版地图与台湾省地图位置互换，将以往首页的中国全版地图改为台湾省地图。

　　李登辉创造了“中华民国在台湾”；在陈水扁时代，“中华民国”逐渐成为历史名词。“中华民国”的消失，事实上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中华民国的国号”，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国家――“台湾国”正在逐渐成形。

　　陈水扁“去中国化”的“软性台独工程”并不会就此停止，还会继续下去。

　　陈水扁在FAPA大会上不仅宣布了护照加注“台湾”，更重要的是他向参加FAPA大会的台独人士呼吁“大家继续打拚”。“打拚”什么？显然陈水扁是要号召台独人士继续为实现“台湾独立”、建立一个不再有“中华民国”招牌的“台湾国”“打拚”。

　　民进党党内机构设置上，设有“中国事务部”而不是大陆事务部，认为这样做才能突出台湾是一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提并论，在去年上海APEC会议后，民进党已正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大陆。民进党已开始筹划各界关注的“修宪问题”，尽管阻力重重，但仍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推动，可能将进一步界定台湾的主权与治权范围。[39]

　　2002年3月17日，“世界台湾人大会”在台北市的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年会，此次年会的主题是“台湾正名，国家制宪”。 陈水扁几度出席会议的一些活动，亲吻“台独教母”金美龄，并表示，他非常赞成会议的“主题”，“无条件的、真心诚意的支持”这次会议。他还对“ 台独”分子说，“各位所梦想的，阿扁都知道，阿扁也永远不会忘记。阿扁所做的，各位也都看到，各位也都能够了解、能够体会。”并叫嚣，“台湾一定要站起 ，要走出去！台湾是海洋国家，不是大陆国家”。[40]

众所周知，“世台会”鼓吹台独，早已无药可救。所谓“台湾正名”，就是要正式推出“台湾共和国”，所谓“国家制宪”，就是要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

　　事实上，民进党已经筹划通过所谓“公民投票”，要在2004年后制定“新宪法”、确立“新国号”。[4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将台湾当局这些一点一滴的举动联系起来看，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绝不是小事，种种动作皆基于政治企图，刻意从文字、标记到法律、意识，由表及里，割裂两岸，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磨灭台湾民众的中国意识；确立“台湾核心”、“台湾主体”，培植所谓“新台湾”民族观、“国家”观。见微而知著，陈水扁正在岛内进行“台独”的内化和深化，使台湾“国家化”。

　　在这样一步步地推动下，一个新的“台湾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这就是目前岛内形容的陈水扁的“蛋壳论”，即“四不一没有”就是一层保护“台独”的蛋壳，“去中国化”的“台独”政策就是正在孵化的蛋卵，一旦时机或环境成熟，“台独”小鸡就会破壳而出，成为一个独立的“台湾国”，从而使大陆找不到使用武力的借口。[42]

　　2002年05月中旬，上台将满两年的陈水扁在接受美国某电视媒体采访时公然声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更扬言：“统一是不可能的。”[43]

　　2002年7月，李登辉首次明确提出台湾独立建国的主张，而且以2008年为限，具体提出了台湾独立时间表。李登辉在接受台湾强调本土意识的OPEN周刊专访时指出，2008年是台湾关键的一年，因为2008年是现任总统陈水扁下台（陈水扁的总统任期在2004年届满，李登辉显然认为他会蝉联执政）的时候，刚好也是中国大陆最兴盛的时期，台湾必须在所剩的短短六年内“好好加强推广台湾认同”，并表示“台湾现在才要开始建国”。

　　在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时，李登辉说：“三峡水坝2008年就会建成，南京到重庆的快速道路在2008年左右也会完工，同时北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做下去，哗！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将强到会吓死人。”[44]

　　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在向日本举行的极端台独组织“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发表谈话时，悍然声称“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走出台湾前途”，狂妄地表示“即使中共愿意放弃对台动武，台湾并不会改变既有的现状”，明确地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和对岸的中国是‘一边一国’，要分清楚，而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或‘一国两制’，其实都是对台湾现状的改变，台湾不可能接受”，并且公然呼吁台湾要加紧推动“公民投票”立法，以选择和决定“台湾的命运及台湾的现状”[45] ，陈水扁图穷匕首见，从根本上违背了他本人在2000年就任总统时的“四不一没有”的政治承诺，把遮掩的面纱都撕掉了。这表明陈水扁决心要在任内后半期，甚至孜孜以求地要争取连任，以便在他手中以推动公民投票立法为开端，通过修宪的途径，实现“台湾法理上的独立”，即公开“台独”，与李登辉呼吁“2008年建国”两相呼应。陈水扁的“一边一国”比李登辉的“两国论”更激进，就是把台湾“独”的位置已明确定位，至于要“统”则须公投决定。

　　种种迹象显示，在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急独倾向越来越明显，“台独’分子似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台独”要求。

　　陈水扁利用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机会，不仅抓紧推行所谓“本土化”?p“去中国化”或鼓吹“两国论”，或大搞只做不说的“两国论”，宣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实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而且加紧投靠美?p日反华势力，为“决战境外”而大肆采购进攻性先进武器，想方设法“以洋拒统”和“以武拒统”。甚至妄想先发制人，对大陆实行“先制攻击”。

　　2000年6月16日陈水扁首次提出所谓“决战境外”的军事战略。台湾当局提出“决战境外”的思想，并逐步向政策和战略的方面演进，这并不偶然。台湾最早的军事战略立足于“光复大陆”，后来终于面对现实，改为“决战本岛”，其核心是“毁敌于水际、歼敌于滩头”的“滩岸决战”。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机后，台提出“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的军事战略，对原战略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威慑”和“反击”的一面。为此，台军方一方面加强本岛防御性体系的建设，积极谋求加入美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也竭力研制和外购攻击性武器装备。

　　陈水扁提出将“决战境外”作为台“建军备战的方向”后，马上就有一批人附议。台“国防部”高级官员称，台军方在此问题上与台领导人的理念一致，台军要“拒敌于彼岸，击敌于海上”，最好远离本土“与敌决战”。据台媒体报道，台军方还表示，“决战境外”指一旦两岸开战，台驻外岛的炮兵将对大陆进行炮击，海军潜艇攻击上海等主要港口，空军F-16和“经国号”战机等亦对大陆进行打击云云。2002年夏，更有台湾军界的一些高层人士扬言，一旦两岸开战，台军将不惜一切代价对香港和上海进行“报复性打击”。[46]

　　“决战境外”的先决条件是具备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完全是强者直扑弱者的手段，以海峡两岸的客观情况，根本不适合台湾。在各方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和军方均不提“决战境外”，转而强调建立“吓阻能力”，发展、配置具有扩大台军事战略纵深，以制空、制海、反登陆为主体的装备。“国防部长”伍世文将这一构想具体化为，一旦受到攻击，台湾会以先进武器，在海峡中线附近与大陆决战，避免造成台湾严重的伤亡和经济损失。在台湾军方的计划中，“瘫痪战”是这一吓阻战略的重心。通过积极筹建源头打击力量，建立三军联合作战能力，以瘫痪战取代消耗战，建成瘫痪大陆对台发动战争的能力。

　　为此，依照台湾军方的规划，未来陆军将换装新型自走火炮与火箭，筹建防空武器及反装甲武器，以增强地面火力、防空及反装甲能力，换装车载式、人员携行式防空导弹编成防空部队，以提升外岛及军团级防空作战能力；筹建战术区域网路、电子战系统等。空军将建立一个战术空军型态武力，下辖各类型新一代战斗机，以制空战主要任务；更新地面防空武器及筹购低空防空导弹，建立十个快炮导弹混合营，并配合先进低空防御及多目标火力分配系统，强化重要地区防空能力；建立远距侦搜功能，争取地对地导弹“早期预警”及反制能力。海军则规划筹建新一代作战舰、远洋扫雷舰、大型导弹快艇等。台军准备在10年内添建12艘“光华三号”500吨“锦江级”巡逻舰，29艘“光华六号”隐型导弹快艇，继续向美租借相关舰艇；续购潜水舰、潜水舰发射武器；完成岸置导弹环岛部署；强化陆战队防空、反装甲及机械化作战能力等。此外，台湾海军也计划通过“基德”舰或“宙斯”舰等大型舰作为“旗舰”，执行远海机动任务，以长程投射武力方式扩大台湾战略纵深和作战半径，使未来战场“不只局限在台湾海峡”，以“不对称”、“不平衡”、“以小制大”战术增加大陆“作战计划的不确性”，达到影响大陆对台作战的目的。

　　在导弹防御方面，中低空防御体系集中了法制“西北风”、美制“复仇者”、“鹰式”、“天弓”型导弹，部署于陆军的“爱国者”反导弹系统2000年完成配备，2001年试射成功。除现已服役的三套“爱国者”二型改良型外，台湾还准备组建九套“爱国者三型”，构成低端防御体系；海军一直想组建四艘“宙斯盾”级驱逐舰作为中层TMD，在“宙斯盾”无法购得的情况下，可能用被称“前宙斯舰”的“基德舰”代替；在高空以“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为目标。

　　在导弹打击方面，秘密研发中程攻击性导弹。此类计划属台军保密范围，不对外公布。据透露，台湾武器主要研制开发机构“中山科学院”自主研发的“雄风”三型战术导弹已十分成熟，三型导弹具备地貌识别能力，类似巡航导弹，属地对地导弹，其速度、射程超过大陆的日炙导弹，可用于遥攻、防空、制海、反辐射用途。而另一项由“参谋本部联合防空暨联合反制小组”专案管制、被外界称为研制“台湾战斧”的“雄升计划”已实行多年，以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为蓝本的攻击型导弹，射程目标是1000公里，有效范围涵盖大陆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在内的大陆海岸高价值军事目标。该导弹具远射程、次音速、贴地飞行、对地攻击、一弹多目标、沿途投弹能力。此外，台湾军方也进行代号“逖靖”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天弓二型”短程导弹研发。[47]

　　民进党上台一年的时间里，购买了总额近60亿美元、包括攻击性武器在内的美式先进武器，台湾向美国采购了包括4艘“基德”级导弹驱逐舰、12架P-3C“猎户座”反潜直升机等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2001年更要求购买“宙斯盾”舰预警系统和常规动力潜艇、反潜飞机以及大批“爱国者三型”导弹等，图谋加入美国计划部署的TMD安全网，构成“美台军事一体化”，与美国结成准同盟关系，甘心充当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一颗棋子?r另外，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强化海空兵力建设，幻想增强“以武求独”的筹码。

　　以往军队是反“台独”的中坚力量╋但民进党上台两年多来╋台当局指令台军取消反“台独”教育，拆除军营有关“国家统一”的标牌；军中不能谈反“台独”?p不能谈促统一╋“国家统一万岁”的口号拿掉了╋使得三军迷茫?p分歧╋大家目标分散╋不知为谁?p为何而战?r现在定调为“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战”?p“为人民的安全与福祉而战”╋却不提是什么国家╋替最终“为台独而战”铺路。此外，陈水扁在一年中创记录地二十多次视察军队，共拔携了一百一十五名将官，拉拢关系，培植亲信，全面消除国民党在军中的势力，企图将一向反对为“台独”而战的“国军”培植成“扁军”，为民进党执政及进一步公开宣布“台湾独立”保驾护航。

　　陈水扁一而再、再而三地乞求美国和日本支持和帮助，2000年7月16日陈水扁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三点希望：其一，希望美、日、台三家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大陆的“导弹威胁”；其二，希望能够加入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其三，希望与美军搞联合军事演习。[48]他是世界上唯一主动表示愿意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政府领导人。

　　历史上，国民党曾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来对付共产党，导致兵连祸结，内斗不已，使日本侵略者乘虚而入。如今的民进党当局又采取“拒内迎外”、即拒绝“和共”、引狼入室的做法，想当“儿皇帝”，这岂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如果不是怕解放军打来，台湾早就宣布独立了。民进党主流联盟领导人沈富雄，在与金美龄侃“台独”时说：“关键在于对岸。只要对岸中共同意，台湾一夜之间立刻可以实现独立。”

　　台湾当局现在是打著“中华民国”这一旗号，埋头只管做“台独”。“中华民国”这一称谓源自大陆，沿袭历史，宪法中含大陆，而修正法中又除去了大陆，“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讲不清楚。台独就利用这一模糊：既有一中的影子，又有台独的意味（即“中华民国”在台湾），名上左抗中共，右抵岛内还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族群，而得以实行台独之实。这也就是陈水扁所谓的中间路线。让大陆不好找藉口打来（因为有一中的影子），又让美国满意（美国要的就是一中的影子，台独的现实）。 不必太喧哗，到时水到渠成。这就是台湾当局的如意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