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金融巨头的发言人在议会里暴跳如雷。好像纯粹是出于偶然一样，人民共和运动的各位领导人同深感沮丧的戴高乐派分子联合起来反对由一名社会党人领导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在这场进攻中打头阵的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莫里斯·贝茨。他曾多次担任预算和财政国务秘书。他的妻子是拉扎尔银行的继承人。他采取这种迫不及待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本人不也是一心想把我们赶到大街上的房主之一吗？

担任财政委员会报告人的贝茨设法使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撤销了那些房屋的征用令。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滚蛋了。如果我们延缓执行这一最后通牒，那每天就得付六十万旧法郎的罚金。

这不是存心要让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彻底破产吗？戴高乐派分子和基督教民主党人投票支持这一法律，主要目的是要给总理和社会党的部长们制造麻烦。在这场争斗中，人们根本不考虑我们特工部门的死活，我们成了替罪羊。

里比埃尔对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辩护的律师们说：“你们自己尽量想办法吧！至于我，我连人带东西起码要在这里再呆上一年。我不打算马上搬走，说实话，我甚至还不知道往哪儿搬!”

再说，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也无力支付那么多的罚金。

“我们一个钱也不给!”里比埃尔说。

我们就这样违抗了法律。怒不可遏的房主们到轻罪法庭去告我们。我们的律师要求法官宣布自己无权受理此事，法官说，“此事纯属行政事务，应由行政法院处理。”

里比埃尔通过别人警告那些张牙舞爪的房主，如果他们再这样猖狂的话，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干脆就不搬了：“如有必要，我们将再呆上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于是，某些有名望的家族就减弱了他们的进攻。另一些家族却继续同我们作对，在报纸上进行诽谤性宣传。我本人就曾在电话里受到颇有影响的参议员马塞尔·贝兰克的诘问。马塞尔·贝兰克是议会的一名重要的财政稽查员，我和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占了他在亨利－马丹大街的那套房间。他一点也不客气地盘问我搬迁计划的执行情况。

贝兰克消息很灵通，他知道里比埃尔委托我筹备搬迁工作。

但到底搬到何处去呢？

军人们建议里比埃尔把特工部门搬到荣军院去。他们这样建议是有着自己的小算盘的。如果那样做了，这就将成为军队重新控制特工部门的第一步。里比埃尔不是傻子，他回答说，“那里房子太挤，怎么能安得下我们所有的办公室呢？”

军人们掌握着特工部门的大部分重要职务，影响很大。他们有恃无恐，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完全可以精简机构，把特工部门一分为二；情报部门可设在荣军院，反间谍部门可安排到别处去。”

由于我们的窃听机构已经设在荣军院，因此按这一建议办就等于是恢复战前的第二局①。军人们想用这种冠冕堂皇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如果听任军人们别有用心地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一分为二，那就会破坏当初在伦敦建立中央特工情报局时的基本思想：

①第二局是I939年前直属法国总参谋部领导的情报机构。—译者

把法国的谍报机构统一在政府领导之下，而不再让军队独家控制。

使里比埃尔大为吃惊的是，在这场同军人的较量中，他得到了桀骜不驯的副局长富尔科上校的支持。富尔科采取了与他的那些军官朋友们不同的态度，他对里比埃尔说：“你同他们顶是对的。想把特工部门一分为二，这无异于发疯！”

其实，富尔科对里比埃尔的支持并非是真诚的。他的真正意图是尽快把里比埃尔赶下台，这样他就可以统治整个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我们搬到博戎去！”

博戎是一个被废弃的医院，位于巴黎市中心，离星形广场很近。富尔科感到兴高采烈，就好象他已经搬到了那里似的。他一心想要将维博的军。维博也是富尔科的死对头，他是本土警戒局①的负责人。本土警戒局设在索塞街上，离博戎医院不远，此外，富尔科想，如果能威风凛凛地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总部设在巴黎市中心，这也可以让警察局吃上一闷棍。

里比埃尔说，“你忘了那里已被警察学校占了!”

“那有什么关系，”富尔科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让它搬走就是了!”

“但是，”里比埃尔继续说，“那里房间太少，无法容纳我们所有的机构！”

“请放心，”富尔科答称，“我已作了调查，可以在房顶上再增盖几层，另外也可在院子里盖上几幢楼，”

议会里那场旨在驱逐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政治斗争继续激烈进行着，而里比埃尔和富尔科也各不相让地争斗着。富尔科执拗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有时甚至困愤怒或苦苦哀求而流下了眼泪。这非但没有打动里比埃尔，反而使他更感到气恼和反感。

①这个局是法国内政部所属国家保安总局领导的一个负责侦察反政府党派活动的特工机构。—译者

为了使里比埃尔改变主意，富尔科通过他的那些记者朋友在整个巴黎市大造舆论，宣称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不久就要搬到博戎去了。

里比埃尔咬牙切齿地说：“好吧，既然富尔科对博戎如此热心，那我们就更不应当搬到那里击了!”

里比埃尔最后选中了位于莫蒂埃大街的图雷尔兵营。

他对我说：“那个地方合适，快作各项准备吧!”

我到现场去看了一下，清楚地意识到任务的艰巨。那个地方宽阔、僻静，远离巴黎市中心，完全适合情报机构的保密要求。

但房屋却破烂不堪。我要在这个兵营里安排近四百个办公室，还要腾出地方来作档案室、电讯联络室、印刷所、化验室，工作间、医务室，食堂以及车库。

主楼不久前曾被烧了一次，烟熏火烤的痕迹仍历历在目。火灾前，这里是一所女牢。兰十多名犯人死于烈火。从此之后，图雷尔兵营就被看成是不祥之地，没有人想要它。空军的一个营曾驻扎在这里，但不久就匆匆忙忙地撤走了。

我同建筑师里德贝尔热一起开始改造兵营。我们首先碰到一个大难题，就是没有暖气设备。我们设计了一个大胆的供暖系统，通过一些安装在地下室的专门管道来为各个大楼输送暖气。这在当时可谓是一个革命性的创造。

当然，局领导在拨给我搬迁和安顿经费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安装暖气设备的具体要求。为了节约时间，我没有自找麻烦地给上级打报告，要求追加经费。此外，我还尽可能严格地遵守招标所需的各项程序：寄发盖了章的信件、研究各种报价单，选择最有利的建议等。

建筑师和我两人最后选择了用柴油烧暖气的方案，这就需要购买三个钢制锅炉。地下暖气系统建设工程全面开展起来了。我们建了一个二十米高的烟囱，锅炉也安装好了。就在这时，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

那个已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的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戴高乐派和中间派议员继续给我们设置障碍。不知怎的，它得知了我们安装暖气设备的消息，于是就向房屋交易监督委员会告了我们一状。

它声称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挥霍国家钱财，在图雷尔搞豪华的建筑。

我被召到皮埃尔一世大街的监督委员会，接受该委员会三十名成员的质询。坐在委员们中间的是脸色红润、白发苍苍的委员会主席比松。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财务主任路易·福韦尔和总管格拉道站在我的身边。从原则上讲，他们是来助我一臂之力的，然而，我却感到自己是站在两名宪兵中间。他们在那里察颜观色，准备根据风向来决定帮我说话还是骂我一通。

屋子里弥漫着一种险恶的气氛。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猎物，我敢肯定，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扔给那些饿狼，以保存自己。

在监督委员会面前，我们是在演滑稽戏。

比松主席对我说，“别人指控你严重违反财务制度。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安装现代化的供暖设备呢？在德国兵营中找到的烧煤的炉子就满可以解决问题嘛！”

比松主席极力向我推祟德国炉子的优点，足足讲了十来分钟。

被打败的希特勒国防军的屋子里过去是安装这种炉子的，我忍不住想放声大笑，但这会使我罪加一等，因此我就假装咳嗽。我用眼角偷偷地瞥了一下我的两位同事，心想他们一定象我一样对比松主席的话感到可笑。可是，情况完全不是如此，福韦尔和格拉道就象两尊大理石塑像一样，一本正经地、谦恭地听着比松的议论。他们隔岸观火，根本不想动一下小指头来帮我摆脱困境，

于是我决定自行辩护。在不泄露围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机密的情况下——要不然的话，我回去后又要受到新的指控——，我向监督委员会的“贤人们”解释特工部门的重要性、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以及我们想建立一个能与美园，苏联、英国，西德等国情报部门周旋的新的、有效的情报机构的正当愿望。

正当盖伦在慕尼黑，贝利亚在莫斯科，艾伦·杜勒斯在华盛顿建设强有力的特工部门时，我们法国情报机构能继续这样凑合下去吗？难道我们应当甘心情愿地使用那些已被西德联邦调查局谍报人员废弃的破旧的炉子吗？

我还从行政角度为自己辩护。我们的开支没有超过预算，我只是搞了点革新，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有了一定的水准。而且我是按照规定进行招际并选抨承包公司的。

监督委员会宣布休会，以进行讨论。在等待委员会讨论结果的时候，福韦尔和格拉道都故意不理我，他们用眼睛盯着在屋子里嗡嗡飞舞的苍蝇。他们以为我一定要受处分，他们不愿意同一个倒了霉的人保持任何接触。

然而，比松主席回到了屋里，宣布我无罪。更想不到的是，监督委员会还对我积极采取革新措施表示了祝贺。

比松对我说，“我们将通知财政委员会和你们局领导，你所做的一切都符台规定，你可以继续干下去。”

在我转过身来的时候，福韦尔和格拉道都伸出胳膊来拥抱我。他们脸上露着友好的微笑，眼睛里充满了诚意。我难道会对他们的这种热情感激涕零吗？

我匆匆忙忙地赶回图雷尔，我的顶头上司、组织处负责人罗歇·卡恩正在那里等着我，我们的工作已进入决定性阶段，即分配房子，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设计新的布局以及建立新的化验室，工作间等。

罗歇·卡恩曾在伦敦的中央特工情报局工作，他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家。他缜密地思考了情报、反间谍、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他整夜整夜地研究着各种报告，模型和图表。

我比原定时间稍晚一点抵达图雷尔。我看到罗歇·卡恩脸色阴沉。他显然是在克制心头的怒火。

当时正值冬天。我同罗歇·卡恩呆在兵营入口处的警卫室内。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每一个角落里都生着一个大火炉，因为暖气设备还没有启用。

罗歇·卡恩情绪激动，手里搓揉着一大包图纸。

他对我说：“你看，这是我的笔记和计划。我整整花了几个月的功夫，真没少费心血。”

他突然语塞了，似乎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接着他又说：“前几天，我去会见主管财务的福韦尔。我告诉他，我牺牲了休息、假期和睡眠，把整个身心都扑在这项工作上。我完全是自觉这样做的。当我要求福韦尔给我一小笔补助费来补充我那少得可怜的工资时，你猜他是怎么回答的？”

罗歇·卡恩苦笑了一下，又接着说：“福韦尔告诉我，这根本办不到，他不能为我筹划的那些愚蠢的玩意儿浪费一文钱，他的任务是整饬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内务。他把我的工作成果称之为‘愚蠢的玩意儿’……”

罗歇·卡恩一下窜到炉子边。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打开炉盖，把手中那一大包纸投进炉内，然后·他就默默地走开了。

我惊若木鸡。怎么能责怪罗默·卡恩呢？他一生勤恳工作，而在临近退休时，得到的待遇却是那样的低下。我们失去了罗歇·卡恩的明智的建议。他的离去在我们工作中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空白。现在得由我一个人干了。我将根据罗歇·卡恩对我的教导，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和福韦尔拨给我的少得可怜的经费来开展工作。我同时又必须提防那些想把我们的机构搬到荣军院或博戎医院去的人给我设置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