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不久，第七处的一部分离开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摇篮——图雷尔。我们完全独立了，我们有自己的房屋、办公室和实验室。我们在蒙马特高地设立了自己的无线电中继站，不再依赖瓦莱里安山顶上的监听设施了。第七处在局本部只保留了一个指挥中心，其它机构则像一艘在海底航行的潜艇一样隐匿起来了。

我们处的真正名称叫“秘密行动分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总部的其它单位，如地区处和机要室，都不了解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作方法，而且也往往不愿打听。一提到我们，局里另一个单位——行动处的人就会冷笑说：“莫尔旺和菲维尔手下的那些人吗？那是一伙小偷！”

使他们恼火的是，由这伙小偷存国内外搞到的情报竟占90%。

这帮家伙弄来的居然是文件，全都是文件，而不是从聊天或酒会上闲扯中得来的消息。

第七处的特工人员都受过窃取文件的训练，但并不要求他们能看懂文件，更不要求他们能够综合整理和分析研究。外出“捕鱼”时，他们必须想法把要搞到手的东西弄回来，但无需了解任务的性质以及来龙去脉和可能引起的政治影响。他们的任务是纯技术性的，也就是说，使用日益先进的手段弄到对方的报告，文件和档案。

他们不得不在没有总部任何掩护的情况下从事危险的工作。

如果他们被抓住，他们不能出示警察局或情报机关的证件，不能为了脱身而供出自己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人。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秘密工作人员，必须完全忘记自己的姓名和经历。他们出入国境时使用伪造的证件。他们已经牢牢记住自己新的身份、家庭、朋友以及虚构但能令人信服的经历。伪造证件上的出生地一般都是户籍档案中已在战争中被毁掉的城市，如诺尔省的卡昂和布雷斯特。后来，又把死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外籍兵团士兵的证件交给他们。

我们对巴黎市内和郊区被炸毁而又未修复的房屋以及倒塌和无主的建筑物进行了调查，并仔细地整理出一份清单。我们从中挑选了一部分作为我们外出执行任务的特工人员的住址。万一对方前来调查，也只能找到这些无处查找的地址。

我手下的特工人员彼此只知道化名和伪造的身份。对我也是一样，因为我决心做一名和他们一样的特工人员，而且我还认为，一个好头头，只有身体力行，亲临现场，并且表明自己能和别人干得一样出色，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时至今日，当我遇到原来第七处的熟人时，他们还叫我多纳德、菲维尔或托马。这是因为他们这样叫惯了，另外也是因为我们曾经共过患难。在他们心目中，世上根本就没有马塞尔·勒鲁瓦这个人。

隐姓埋名是情报机关通行的规定，但在我们这里执行起来更加严格，为的是保护我的部下及其真正的亲属，不过，第七处也有一份花名册，上面记载着处里全体成员的真实身份和化名。这份绝无仅有的花名册就放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有专人日夜看守，大家都不知道，只有我才能取用。

特工人员执行任务时，无论是在外国首都还是在巴黎，一旦接近了自己的目标，就应当更加隐蔽，更少露面。在出发执行任务时，他必须把全部证件留下，身上不能带有让人识破他的身份或认出他是哪号人的东西。我们要详细检查他的物品，把上面的标记、标签或商标统统取下来。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隐姓埋名的秘密工作者。这种作法使人感觉到，他与其说象一名普通的间谍，还不如说象战时敌占区抵抗运动的一名战士。

在巴黎，特工人员要是到机场、使馆或旅馆去执行任务，就要从上到下换一身衣服。为此，我们在一些不显眼的楼房里布置了更衣室。特工人员可以在那里脱掉身上的衣服，换上极其普通的衣服。转眼间，他就判若两人。第七处派有专人负责了解乔装打扮的情况，检查一切是否合乎要求。

“你今天叫什么名字？”

“托马。”

每个特工人员都有几个化名。他们按照自己需要的化名领取证件，护照，汽车驾驶执照、名片、普通信件等等。

一路上，他随身带著这些证件。当他进入危险的地区时，就把证件留在汽车里。假如他能顺利返回，那就等回来时再取，他重新回到据点后，就交回署名托马的证件，换上自己的衣服。第二天，他可能化名为多纳德。他每次都要牢记自己先后使用的这些身份，以免糊里糊涂弄混了。

这是需要经过严格训练和长期实践才能获得的技巧和机智，有些人是一辈子也不能完全掌握的。

一天，上级未征求我的意见就给我派来了一个出色的但野心勃勃的大个子青年，他名叫达尼埃尔，曾在法国广播电视组织当过记者，后来到国家保安总局工作。他的后台是当时蓬皮杜的特工问题顾问帕托特。他还与罗歇·弗雷有关系，地位比较重要的警察都是他的朋友。

达尼埃尔来我这里后，整天急于要去执行任务，他的那些后台老板几乎每天都问我。“你什么时候给他机会呢?”

这些大人物根本不懂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达尼埃尔初学这一行，从ABC开始还不到一年。他作为见习生，曾跟随别人执行过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我觉得他还没有完全成熟。

有一次，需要派人去金边筹备戴高乐将军的访问，这是一次重要任务，派不派他去呢？我有点犹豫不决。但是，我经不住他那些有权势的朋友们的纠缠，最后让步了。

“当心些，”我对他说，“你可能会遇到危险!要记住你学过的东西！”

“放心吧！”他回答道，“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他要求我陪他去奥利机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去执行任务，对我来说这可是件大事!”

我回答他说，我很愿意陪他去，但在此之前我要对他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当我把他推到一个空房间，命令他脱掉衣服时，他感到有点狼狈。

“怎么，要脱光吗它？”

“是的。”

这个开飞车的疯子在勒芒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他虽幸免于难，但有一只脚的后跟却被切掉了一块，所以他穿着一只矫形鞋。

他举起那只残脚气呼呼地问：“这也要检查吗？”

“当然！”我回答说。

他怒气冲冲地脱掉衣服和鞋。我宁可失掉他的友谊，也不愿损失一个执行任务的特工人员。我仔细地检查了一切，随后把他公文包和证件夹里的东西掏出来摊在桌上。在他的假证件中间，我发现了他过去当警察时的证件以及警察局发给他的白色特别通行证。在金边行走是根本不需要这些证件的。

“带着这些东西到那里去还不坐牢？”我严厉地斥责他说，“不杀害你就算你走运!”

达尼埃尔又惊又恼，脸色变得苍白。他一声不吭地穿上衣服，他把旧证件当作护身符带在身上是出于迷信。在他奔赴一个令人不安的新天地时，他保存着警察职务的标记，似乎这些东西真能保护他。他并不具备成为一个特工人员和秘密工作者的全部条件。他仍然没有摆脱旧习惯的束缚。然而，到第七处来工作，首先就必须与旧习惯决裂。

“搞我们这一行的，”我对他说，“不需要保护，甚至无权要求保护。”

我们处于绝境时，只能吞服毒丸、氰化物，这又使我们想起了抵抗运动时期，那时伦敦方面空投下来的人被抓住时就服毒自尽。我们到黑非洲执行某些有危险的任务时，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我们经常去几内亚，如果欧洲人在那里被指控犯下间谍罪而被监禁，他们就会遭到严刑拷打或受到佯作处决的恫吓，有的还真的被判极刑或被投入污秽不堪的牢房，慢慢死去。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牙科和外科医生一直在特罗卡德罗区工作，他负责为特工人员在紧急情况下服毒做准备：在谍报人员的一颗牙上钻洞，再往里边救上毒药，然后在洞口包上一层金质薄片，必要时只要一咬就可以把薄片咬破。

尽管我认为这种安放毒药的方法没有什么用，但我仍然不让我手下的年轻人在牙中没有安放氰化物的情况下去执行异常危险的任务。此外，我也不愿让我们善良而杰出的实验室主任泰斯先生生气。他是个好人，是个化学家，天才的发明家。他精心为我们配制了一种上等的毒药。这是他特有的一种毒剂，稍用一点就立即死亡。据说死时没有痛苦，转眼之间就呜呼哀哉!

有一次，我准备去科纳克里。动身之前，我去找了牙医，折回来时，又到了实验室。

“喂，亲爱的泰斯先生，你给我准备好了吗？”我问他。

“准备好了。就在这儿！”他带着神秘的微笑低声回答说。这位善良的教授，视力很差，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但他非常能干。他从一堆小瓶子中间取出了一个小瓶，然后对我说：“就是这一瓶，可你要小心呀！”

他把毒药放到自己的唇边，象一个行家一样尝了一点点，突然，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

我急得简直要发疯了。可恶的氰化物！搞这鬼名堂，真是自己坑害自己！实验室里没有别人，我找不到能帮忙的人。博默拉埃大夫的医务室离实验室有五十米远，我急忙跑到那里。

“大夫，快跟我来！泰斯老头尝了一点该死的毒药就昏过去了!”

博默拉埃差点儿没有把我们那位鲁莽的大学者救过来。我再也不愿听人谈论毒药了！去它的吧，我情愿去冒险，我这次到塞古·杜尔那里就没有在牙里放上毒药。

后来，只有一个人死于泰斯老头的毒药。那是我手下的一名报务员，他被派到摩洛哥，公开身份是海员。他按处里规定让人在他的齿套里放了氰化物，但他却利用这毒药自杀，一咬牙就送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