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我们睡了一夜好觉，体力恢复了。我回到办公室，多兰重新穿上他那身收破烂的服装。福雄临时充当多兰的助手，陪同多兰去乔治－比泽大街。多兰在后门按铃时，心中有点惴惴不安。假如卫兵们起疑心呢？假如他们突然发现什么情况呢？然而，什么事也没有，他们“认”出来，来的正是前天那个“收破烂的人”。

他们愉快地吩咐：“去吧，把活干完！”

多兰正等着这句话呢！他和福雄一起下到地下室，从里面搬上来成吨的废旧物品。他们就在卫兵们的眼皮底下，把我们前天夜里挑选出来的绝密文件运走了。埃及人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

几小时之内，地下室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现在要躲藏在里面就难了。任务完成后，多兰和福雄两个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们砰地一声关好车门，准备离开，突然看到一群埃及卫兵从使馆小门里冲出来。

“喂！等一等！别走！”卫兵们叫喊着。

多兰想，这下完了，他们都发现了！赶快冲向人群脱身吗？不能！他接到过明确的命令：不许造成事端，绝对不许慌张，于是，他停住车子，平静地等待着，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一个卫兵问道：“车里还有空吗？”

多兰十分惊奇，回答说：“有，干什么？”

另一个卫兵说：“来，还有不少废纸要处理！”

多兰和福雄穿着磨得发亮的衣服，带着几天没刮的胡须，被领到前天晚上我们洗劫过的四楼档案室，在那里，他们看到了类似麦克·森奈特①主演的一部电影中的惊人场面。使馆的职员们受一种真正的大扫除狂热的支配，正在清理一堆布满灰尘的书架。

“喂，把这些都搬走！”有人命令着。

多兰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他向福雄眨了眨眼。两个人相互示意，我们今天可发财啦，真走运！但是，接下来就不那么有趣了。前天夜里，多兰已经在楼梯上不停地跑上跑下，不

①麦克·森奈特(Matck Sennett·1884-1950)，美国电影演员，是电影滑稽喜剧的创始人，——译者

知跑了多少趟，现在又和福雄一起一趟又一趟地往上爬，然后再抱着旧资料走下来。最后，累了个半死，两腿直打哆嗦。埃及人却高兴地叫着：“好样的，这才叫干活呢！”

埃及人显得兴高采烈，问这两个收破烂的，在他们的关系户中有没有好锁匠。因为武官为了安全，想把使馆的全部门锁都换成新的。多兰听了惊奇不已，连忙说：“当然有，我有一个自己开业的熟人！”

几天以后，多兰提到的那个“熟人”——科伊东来到了使馆，承包了全部话计。他确实是一位锁匠师傅。但与一般锁匠师傅所不同的是，让－玛丽·科伊东还是我们C科的头号盗窃专家。

头脑发昏的埃及人竟轻易地相信了他，让他自由行动。使馆的全部锁就这样由我们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一个人用局里的器材更换了。从这一天起，我们就掌握了埃及驻巴黎使馆的全部钥匙，以备不时之需。

在此期间，我所考虑的是把一大堆战利品放到什么地方进行挑选，以便尽快加以利用，不可能把这堆废纸撂在图雷尔总部或某个基地的一些房间里，我得找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在巴黎南郊，我掌管着一座路易十三时代的古老钟楼，现已派其它用场。这座钟楼地处旷野，门上锁着一把普通的挂锁。谁也想不到，在这座摇摇欲坠的建筑物里竟设有一部大功率的中继电台，我不时派出几辆装有无线电话的小汽车，去跟踪某些刚到达奥利机场就想偷偷溜走的旅客。这些汽车发出的信息由钟楼中继电台接收，然后再转发给我们。

“中继电台设在上面的房间里，”我对多兰说，“下面的厅堂是空着的。咱们把东西放在那里不会有什么风险。那个地方连只猫也从来没去过。”

我没有考虑到气候问题。当时正值冬季，天气异常寒冷。在这个四面透风、室内潮湿的钟楼里，根本无法生火取暖，因为一把火就可能把纸堆烧光·我的技术员们不得不冒着零下十度的严寒，在臭气熏天的房间里工作。

在这座钟楼里，埃及人的档案把我们吞没了。根据严格的规定，必须不间歇地连续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交出材料。我们专门动员了处里的阿拉伯语专家。他们从报告、签证申请表、一般证件等浩瀚的纸海中把有价值的文件挑出来。他们一挑出来，我们就必须立即在现场把文件都拍摄成缩微胶卷。

但是，现场没有电源怎么工作呢？那时我们已经遇到了能源问题。微型照相机的电池不到一小时就用完了。因此，要保证照相机不停地工作，必须用一辆小卡车送一台发电机来。夜里还不能工作，因为要是这里出现不寻常的灯光，就很可能引起人们注意我们这些进入古老钟楼的“居民”。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破译了埃及的密码，通过从使馆偷来的某些文件，我们的机要室得以把埃及人的密码完整地整理出来。搞来的文件被翻译出来后，按照日期，分成外交、军事、经济三大类，一包一包地送往总部。主要是送往我们的“中东科”。

同时，我们让一切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斗争的警察部门，特别是本土警戒局，都能利用我们获得的情报。从便衣警察到本土警戒局的工作人员，现在都在密切监视埃及武官及其助手

的行动，因为这两个人在法国遥控指挥着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

对我来说，事情是结束了，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几个星期以后，那次对埃及使馆的“出击”很快就被遗忘了。罗歇·多兰被派往摩洛哥执行新的任务。他没法在他儿子的生日以前赶回来，便委托我以他的名义带一件礼物去。

这是因为正在执行任务的特工人员不许与家里直接通信。我们的妻子往往不了解我们究竟干什么工作，直到本·巴尔卡事件以前，我妻子费尔南德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普通官员，是经常在总理身边工作的特派员，多兰的妻子雅尼娜相信她丈夫是为一家汽车公司出差的。

但是，公司代表的身份不过是作为掩护罢了。特工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不得把他去的地方告诉任何人。我总是叮嘱他们不要把信直接寄回来。当他们出差的时间需要延长时，我便上他们家里去，把他们的情况告诉家里人，看一看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是否缺什么，身体是否健康。

雅尼娜－多兰是一位有头脑的女人，领导着普吉奥汽车公司的庞大的秘书处，她把我看作是她丈夫的同事。她不拘扎节地接待了我，以带点抱怨的口气向我谈起他们的儿子奥利维埃，这孩子叫他们发愁，刚十五岁就已经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

“我们家就这样过日子，”雅尼娜说，“我丈夫总是四处奔波，我自己又有工作，奥利维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告别的时候，我提醒她说，她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按我留下的号码打电话找我，我还告诉她，这是值班电话，随时都有人。

我放心地走了，谁知道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第二天，我的女秘书，忠实的纳内特告诉我，专线电话里有人在不安地呼救。

她汇报说：“是多兰的妻子，她声音很弱，勉勉强强说出了她自己的名字，后来我仿佛听到一下撞击声，电话里就没声音了！”

我叫她给我接通了电话，焦虑地听着。我感到电话里有人在可怕地喘息着，但没有力气说话。我对着话筒大声喊叫：“怎么了？回答呀！”我竖起耳朵，只听到一声呻吟。我抓起一把特制手枪，装进口袋。各个办公室都没人，大家执行任务去了。我手下的五十名小伙子日夜在巴黎活动着。

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出门时，我把一个刚执行任务回来的人拉上。

“跟我来，快！带上武器，情况可能很严重！”

大街上一片混乱，大卡车、小汽车有时挤成一团，有时连续相撞，司机们相互指责·尘厉的喇叭声，刺耳的警车声响成一片，我仿佛做起一场恶梦，进了地狱；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混乱的场面。仿佛一切都联合起来跟我作对似的。

我从丁香门的郊外基地出发，驱车冲向市中心，一路上闯红灯，驶便道，根本不理睬警察的鸣笛警告。经过贝尔维尔区和共和国广场，我终于赶到了市政厅。罗歇·多兰的家就在勒纳路六号二层楼上。房门紧闭着，被我用肩膀撞开。

一进门·一眼看到的便是乱七八糟的景象：画撒了，椅子砸了，餐具摔了，扶手椅也捅破了。住房遭到了匪徒们的洗劫。卧室里，在一部翻倒的电话旁边，躺着一个人，赤身露体，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墙上、床上溅满了血迹。雅尼娜生命垂危，脉搏十分微弱。她满脸伤痕，无法辨认。

我赶紧接通了局里医生的电话，把我见到的情况告诉他。尽管我想保持平静，但仍感到我是在叫喊，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喊不叫：“大夫，一定要把她救过来！我要最好的专家，听明白，要最好的！”

医生要我把受伤的雅尼娜立即送往拉里布瓦齐埃医院。他向我保证说：“我直接赶到那里，一切由我负责。”

我从局里保安处和反间谍部调来两个小组，这个惨案不能传扬出去，绝对不能让警察局插手，我们将自行调查，动用比司法警察局更强大的技术手段：收取指印和脚印，分析一切痕迹，对遭劫的房间里的一切进行仔细检查。

我留下几个人守在多兰家中，另派一些特工人员守在建筑物门前和大街上，负责支开警察和便衣，即使他们持有正式命令也不行。同时，我们在总部开始查阅罗歇·多兰的档案，以便核实他最近执行了什么任务，是否有如此残忍的仇敌。这问题必须由我们自己处理，不要外人帮忙，不让别人打听，也不声张出去。

在医院里，我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机械地看着手表，快到下午四点了，突然，我想到了奥利维埃：“上帝呀，孩子！”

我急忙奔往学校，以便在奥利维埃回家以前截住他。千万不能让他看到勒纳路家中的恐怖情景，同时也是为了预防袭击多兰家的那群神秘的匪徒回来对孩子下毒手。我要求我手下的一位女特工人员来照看孩子，她是一位伯爵夫人，一个地地道道的贵族，是法国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

“绝对必须让他离开巴黎！”我对她说。

“我把他带到我们的索洛涅领地去，”伯爵夫人回答说，“他在那里会很安全的。”

至于罗歇·多兰，我可不能马上把他叫回来守候在他妻子的床边。一个特工人员在执行任务时用的是假身份，在一定的情况下是不能说走就走的。他必须等到来人接替他，移交好一切材料，并提出一份当地的形势报告。只有在新来执行任务的负责人开始工作以后，他才能离开。因此，我手下人就这样在国外转来转去，甚至无法回国奔丧，参加亲人的葬礼。

当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奥特伊区博齐奥街家中。我发现我的妻子还未睡觉。为什么不睡呢？我看她脸色苍白，情绪萎靡不振。她一声不吭，用颤抖的手递给我一封信。有个人一没说话，二没敲门，从门底下塞进了这封信。

在一张大纸上，匿名人用笨拙的大写字母写道：“罗歇·多兰老婆的事仅仅是个警告。下一次将轮到你的老婆，接下去是你十二岁的女儿，再接下去是你十岁的儿子和八岁的女儿，最后就轮到你自己！”

费尔南德浑身微微发抖。对战争、对她自己受伤，对我往昔的双重生活，她仍然记忆犹新。她以怀疑和不安的神情注视着我，好象在说：“你在家里显出一副令人宽心的神态，但你真是一位不惹是生非的官员吗？”

我没有容她再想下去，就立即派人连夜把全家人转移到雷恩去，让雅克·多尔穆瓦为他们在市内找到了一处可靠的安身之所。那个地方原来是拉菲莉娅妓院，现在被改成一套套小房间，由一个抵抗运动老战士小组负责保卫工作。

现在，第七处的人都已明白，打击的目标不单单是多兰一个人。于是，我们改变了原来的工作设想，我派人仔细查阅关于罗歇·多兰和我直接配合进行现场活动的全部档案。我隐约感觉到，在勒纳路残忍的袭击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敌对组织，这个组织实力雄厚，手段毒辣，行动果断，有能力侦察到哪些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最机密的核心——第七处的人员，有能力跟踪我们，而且敢于向我们进攻。更为严重的是，这个看不见的敌人竟能找到第七处负责人的住处。唯有一个外国特工部门才能拥有这样的手段，才能如此放肆。

但是，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突然袭击呢？我们应当向谁报复呢？我

们是不是夸大了面临的危险呢？

当雅尼娜·多兰从昏迷中醒过来，开始能够含糊不清地讲活时，我们就开动了放在她床头的录音机。她的叙述吓了我们一跳，因为她讲的话表明，危险确实存在，我们被人出卖了。

雅尼娜说，出事那一天，有人敲门。她毫不迟疑地开了门。她有什么可怕的呢？丈夫是一家公司的商务代表，全家过着平静而清白的生活，也没有结下什么仇敌。门开了以后，三个男人闯了进来，砰地一声把门关上。那个象是头头的人抓住雅尼娜的头发，其他两个人就开始一件一件地捣毁房间里的全部陈设。砸完以后，他们便把雅尼娜推进卧室，扒光她的衣服，三个人轮流殴打她。他们的头头用一把镶在小木把上的刮脸刀片，划破雅尼娜的面颊，然后，他们把喘不过气来的雅尼娜推倒在地，一边踩一边踢。她在失去知觉之前听到那个头头吼道：“告诉你丈夫，下次他再要管埃及人的事，就整你儿子！”

我一遍又一遍地听放雅尼娜·多兰的录音。我们的怀疑这下子集中到埃及人身上。只有一个问题，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使我百思而不得其解，那就是埃及人如何知道我们对使馆的“出击”呢？我们的行动历来谨慎小心，从不外传，采用的又是踪迹飘忽的方式和秘密工作的技巧，这些纳赛尔分子是如何逐步追踪、一直追到罗歇·多兰和我的头上的呢？他们了解我们组织的其它情况吗？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呢？谁会出卖我们呢？

我可以搬搬家，躲到我的一个基地去，等着别人找出勒纳路的杀人凶手。但是，我宁愿呆在博齐奥街，每天晚上都回家，故意向敌人挑战，还可以充当诱饵。让他们来动动我吧，有他们好受的！

我住的房子周围布置了暗哨。离楼门口几步远的地方，日夜停着一辆小卡车，车里藏着一个第七处的特工人员，把所有进出这座楼房的人都拍摄下来。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尽管知道背后有人保护，但还是有点提心吊胆。因为很可能有一个家伙正在楼梯平台上等着我，我必须对付他。

我一下车就把手里的一枚手榴弹的销钉拔掉，再慢慢地走上通向家门的四级阶梯。我随时准备扔出手榴弹,关好房门，我迅速检查了各个房间，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候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枚手榴弹，因为拔下销钉是容易的，但要再把销钉插上而又不让手榴弹在你面前爆炸可就难多了。

夜里，我被一阵阵神秘的电话铃声惊醒，心里“怦怦”直跳。这些电话就象雅尼娜·多兰在遭到袭击之前收到的电话。她当时感到莫名其妙，可我现在却知道这些陌生人正在瞄着我。我让我的朋友欧仁·卡约为我接通监听电话，以便尽力判断是从哪里打来的。卡约对我说：“他们显然是从公共电话间打来的，而且每次停留时间不超过两分钟……”

卡约当时还只是个上尉，他卓有成效地领导着我们的监听系统。我这位朋友后来出了名，以将军的头衔领导过“部际监听小组”。后来，在蓬皮杜统治时期结束时，这个“长耳朵”中心被揭露了。

卡约的呼号是“黑山”，他不仅监听我的电话，也监听罗歇·多兰家的电话，以便查证那些陌生人是否使用同一条线路。被监听的还有我的最亲密的助手、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其他一些负责人以及埃及使馆的全体人员。若干辆设有埋伏的带篷小卡车散布到巴黎的各个角落，进行拍照。出事地点勒纳路处于经常监视之下，我们努力寻找蛛丝马迹，以便找到残害雅尼娜·多兰的凶手和他们的首领。

开始时，我们局的反间谍部气得发疯，怀疑内部有人走露了消息，甚至怀疑可能出了叛徒。否则，怎么解释对手轻而易举地找到最机密的第七处的所在地呢？我们中间有他们的耳目吗？“黑山”播放了各式各样的监听录音，重达几公斤，但毫无结果。

对于那两个在埃及使馆为我们工作的人，虽然我并不相信他们会有背叛行为，但我也对他们进行了审查。他们不可能出卖我，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尽管如此，考查他们一下还是必要的。

首先考查的是使馆的看门人。在我的追问下，看门人哭起来了。我真心相信他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老酒鬼。我们把他放了回去，嘱咐他说，如果他不愿意被毫无怜悯之心的埃及人剁成肉酱，就必须对此保守秘密。

另一个为我们工作的人是鲁克索尔，我们开始跟踪他，监视他、监听他的电话。这样搞了两个星期，始终找不到他与埃及保安人员有任何勾结的迹象，他照旧出入大使的住宅。

尽管没有迹象说明他犯下了罪行，但罗歇·多兰并不动摇，他气恼地说：“叛徒肯定是鲁克索尔，你看他那副嘴脸就知道了！我非亲手宰了他不行！”

我劝多兰说，问题已经够多的了，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必须百分之百地摸准是谁走露了消息，必须准确无误地确定谁是凶手，为了防止他在盛怒之下于出无法挽回的事情，我把他派往国外执行另一项任务。

多兰向我说：“我要求你一抓住凶手就通知我。我不要别人为雅尼娜报仇！”

我召见鲁克索尔，他象平时那样蹦蹦跳跳地来了，穿着一条马裤，为的是让大家都知道他首先是一个骑手。他脸上有块刀疤，强笑时嘴歪到一边，爱大声地开玩笑，一口阿拉伯的语调。这副模样说明，鲁克索尔肯定不是正派人。

我说的事情真把他吓坏了，所以，当他向我发誓说他与这一悲剧毫无关系时，我认为他是真诚的。

“既然如此，”我对他说，“你冼清自己的唯一机会就是帮我找出来是谁干的。”

一想到让他在使馆内进行调查，从而招致埃及人的怀疑，他就心惊胆战，因为埃及人对杀人是满不在乎的。这一点我已经看出来了，但我仍然坚持。

“你没什么好选择的！这些家伙，我一定要找到他们，否则就把你驱逐出境，那时，你的埃及朋友们就会把你盯住不放！”

他恳求我给他一些时间。几个星期之后，他交给我一份三人名单。这三个人是使馆的保镖，穿戴考究，以玩弄女性为乐，经常出入酒吧间、游艺场和夜总会。这三个家伙放荡成性，挥霍无度，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有一个小组一直跟踪他们，研究他们的习惯，寻找他们的弱点。

平时，这三个人总是结伴而行。要把三个人一起干掉就会惊动警察局和外交部，使这一事件成为报纸的头版大新闻。我们需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收拾掉，并且要快，使他们来不及商量和采取预防措施。

为了找到适当的机会，我们派出轿车、小卡车、摩托车日夜跟踪他们。在他们落脚的地方，我们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记下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通过无线电话了解情况，监视三个凶手在巴黎的行踪。我的想法是，这件事全部由我负责处理，三次行动都由我去干，每次换一个助手。我想尽可能使第七处置身于最后阶段的行动之外。一定要使得一切都好象是阿拉伯流氓之间的一系列仇杀事件。

一天晚上，我们发现一个保镖独自一人在爱丽舍田园大街闲逛。他到佩戈拉洒吧间喝了一杯，然后又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路的赛义德餐厅吃了一份古斯古斯①。他从那儿出来以后，又徒步走

①“古斯古斯”是北非人爱吃的用面粉团加佐料做的一种饮食。——译者

向星形广场。异乎寻常的是无人保护。

这时，我知道他要独自回到夏尔格兰街他居住的寓所去。监视他的人员向我证实时机是合适的。我带上雅克·韦兰，驱车首先赶到夏尔格兰街。我们刚刚关上车灯、停好车、装扮成安详的散步者，埃及人就朝我们走来了。

我们在他的寓所门口碰面了。几秒钟之后，这个杀人凶手就倒在黑暗之中的便道上，象一滩烂泥似的蜷缩在那里。他在野蛮糟踏一个备受折磨的妇女时所具有的男子气概，不会剩下多少了，就算他能够恢复健康，肯定也得好几个月的时间。

第二个保镖，我是在凌晨两点钟左右的时候截击的。当时，他正高高兴兴地从黑熊街中央菜市场的一家饭馆走出来，可惜好景不长。那天夜里，他疏忽大意，也犯了独自一人行动的错误。

达一回，我是和吕伊斯一起干的。吕伊斯是法国冰球队队长和柔道运动员，是雅克·韦兰的内弟。不到一秒钟，一切都解决了，埃及人的躯体倒在旁边的一个橱窗上，“哗啦”一声玻璃碎了。在其他就餐者离开餐厅的同时，我们象阵风似地开车走掉了。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讨伐，我找了科西嘉人让诺·贾马泰当助手。他掌管我们的康巴塞雷斯酒吧－俱乐部。这个目光冰冷的硬汉子，不是我们局的在编人员，只是临时为我们工作。他不了解事情的底细，也不屑于过问，他只知道要惩罚一个恶棍。

我布置的暗哨通知我，他们在歌剧院里发现了埃及人，现在他正徒步走向塞纳河边，大概是去拉丁区寻欢作乐，我在金字塔大街附近发现了这个漫不经心的胖子，科西嘉人开着车，想方设法避免引起他的注意。在一条几乎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开车跟踪一个步行者简直太难了。

我等着凶手从灯光明亮之处走到卢浮宫通向官内的拱顶狭廊之下。我们准备在那里下手。在我们周围没有一个人。偶尔急速驶过的汽车并不注意人行道上的三条黑影。在那儿，我第一次从容地作了一番解释。我毫不怀疑，这个埃及人从医院里出来以后，是会向他的两位同伴转达我的话的。

“你会痛苦地记住勒纳路事件的！”我对他说。

我看到这个大个子开始发抖并哀求道：“我向你发誓，我再也不干了，饶了我吧！”

我发现，这些自吹自擂的好汉，当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折磨一个女人时是那样气势汹汹，实际上都是怕死鬼。他也落到了与另外两个人同样的下场。但是，陪我前来的科西嘉人硬要插一手。

他抓住昏过去的保镖，把他拖到马路上。然后，他上了车，开车在躺着的这个人身上轧了几个来回。看到我认为他做得过份而生气时，他惊奇地说：“我还以为你要彻底地算一下账呢！”

我比科西嘉人仁慈些吗？肯定不是。在这三次行动中，我都感觉到我那支6.35毫米口径的手枪在跳动，我的手痒得很，我真想用枪把这些家伙毙掉，只是从工做出发我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从第二天起，我不仅把配合我出击的雅克·韦兰和吕伊斯，而且把第七处的大部分人员陆续派往国外执行任务，尽可能让他们远离法国。我估计埃及情报机关会采取闪电般的反击行动，进行可怕的报复。然而，奇怪的是，纳赛尔分子们竟然保持沉默。开罗仅限于增派保镖，加强了对使馆的警戒，让使馆组织夜间值班的埃及人在馆邸周围巡逻。

本来，埃及人永远也闹不清楚他们是如何上当受骗的。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出卖的。经过几个星期的调查和核实，我们发现，原来本土警戒局审讯了纳赛尔的情报机关在巴黎的两个代表鲁夫蒂和阿密尔，由于本土警戒局干了一件蠢事，才使埃及人得到了我们的线索。

在“收破烂行动”过后不久，我们向本土警戒局提交了关于上述两个埃及人掌握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法国的地下组织的证据。本土警戒局派人将他们拘捕了。但是，他们两人都矢口否认，本土警戒局的一位督察没有留心眼，便把一份材料展视在他们面前，证明埃及人和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有着直接的勾结。

这份材料是罗歇·多兰和我从埃及大使馆的保险柜里偷来的。武官鲁夫蒂是个不易上当的人，他立刻意识到法国情报机关曾派人潜入使馆，窃走了秘密文件。他机智地装出一副愚蠢的样子，坚决否认这份材料的真实性，并指责法国制造伪证。

本土警戒局的督察发火了：“什么，假的！这是我们在你的保险柜里找到的！”

鲁夫蒂打断了他的话：“不可能，谁也进不了大使馆，那是一座堡垒！”

督察反驳说：“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来说，没什么不可能的。”

于是，埃及武官便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切，他和他的同伙阿密尔被驱逐出境，但是纳赛尔分子以他们的方式进行了报复。根据一种我们一直没有弄清的方法，他们对去过大使馆的“收破烂的”人进行了分析，顺藤摸瓜，查到了罗歇·多兰的头上，并找到他的住所。与此同时，他们大概组织了监视和跟梢，盯上了我，但并没有确切了解到我在特工部门中的职务。后来，他们进行了打击。

他们尽管对自己的人员进行调查，但既没有怀疑看门人，也没有怀疑鲁克索尔。后来，看门人因贪杯和年迈被他们辞退。但鲁克索尔仍然是使馆的红人。他有能耐，为使馆人员做出精心安排，使他们在巴黎过上极其美妙的生活，人们怎么能舍弃他呢？

在我们中间，多兰受到的打击最重，后来越发的不幸了。他的妻子虽然被救活，但面容可怕地毁了，精神无法振作起来。她的一只眼睛瞎了，那张被毁坏的脸再也无法修复。她被安置在普罗旺斯地区的圣雷米附近，后因精神错乱死去。多兰的儿子奥利维埃因母亲的悲剧受到了刺激，他开车越开越快，最后死于车祸。

罗歇·多兰再也不是往昔那个表演跳伞的乐天派了。当他完成任务回国后获悉我已趁他在国外期间惩罚了那几个埃及人时，便认为我剥夺了他的复仇权，因而对我抱怨不休。

“头头把我给骗了，”后来他对人说，“去和这些混蛋算账的不应当是他，而应当是我。要是我的话，决不会留下他们的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