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火车和车站使我烦透了。去机场和飞机上搞情报也给我带来了一大堆问题、忧虑和烦恼。

当时，我们与美国人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局长布尔西科要我大力协助美国人侦查苏联的火箭发射场。他告诉我说：“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人要来巴黎。我准备在局里电视电影厅召集一次会议。届时，希望你也来参加，同他们一起讨论！”

我说：“我乐意为联合行动出力，可我不希望与他们直接会面。我领导的处极端机密。当然，我猜想他们知道我这个人的情况。想必他们在我们总部周围，甚至在我们内部安插有耳目。但是，我不想在那样的场合露面，让人轻易拍照！”

布尔西科觉得我在摆架子。他经常到美国去，而且受到热情的款待，他不理解我为什么持保留态度。我对他说：“我不是反美。你知道，我在丛林中受过一位美国军官的训练。在二次大战的最后几个月，我在德国穿的是美军制服。”

我继续说；“但我现在领导的是法国谍报部门的一个处，说不定某一天，我国的政策会改变。那时候，可能需要对付美国人。因此，不宜让他们过多地了解我。”

我的话并没有说错，因为不久以后，戴高乐就要求我采取针对美国军队的行动。

布尔西科听我这样说，感到有点吃惊，但他没有责备我，他低声说：“好吧，那你看怎么办？”

“我躲在放映室，这样我可以看到他们，他们却看不到我。而且，我还可以听到你们的全部讨论。”

在会议厅内，布尔西科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其他几位负责人一起，听取了美国人直截了当地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火箭发射场的问题果然困扰着美国人。俄国人的导弹发射基地到底隐蔽在什么地方呢？华盛顿当时还没有著名的U-2飞机，也没有可以对整个苏联领土实行分区监视的间谍卫星。关于俄国核导弹的情况，美国人“一无所知”。

当时，我们法国是唯一与东方通航的西方国家。多亏我的朋友罗尔与东方谈判签订了专门协定，我国才得以开辟了巴黎－莫斯科的定期航班。罗尔是法国航空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第七处的联络员。在谈判航线使用什么飞机的激烈争论中，我们方面取得了胜利。起初，俄国人主张使用他们的伊尔-18飞机，我们力争，迫使他们接受了法国快帆式飞机。

美国人要求我们，利用法国飞机飞越苏联国土的机会，把地面状况用摄影机拍摄下来。过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我国的某些民航飞行员变成名符其实的间谍。这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俄国人对当场抓获的西方人是毫不客气的。

会议结束后，我对布尔西科说：“你一心要为美国人帮忙吗？”

局长回答说：“美国是我们的保护伞，我们应当为它创造条件，使欧洲的防务能够应付苏联的威胁，这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台大家的利益。”

在做出最后的答复以前，我希望从技术角度审视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冒险。对于我们飞越苏联领土的快帆式飞机，苏联人划出了十分狭窄的空中走廊，并由具有强制性的协定精确标明。法国飞行员无权离开空中走廊，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我把法国飞机航行的空中走廊平面图交给美国人，并附了下面这个问题：“需要监测哪些区域？”

为了工作有成效，目标拍得清晰，我要求得到美国最先进的摄影器材和法国所没有的特殊彩色胶卷。我拿到摄影机以后，立即乘一架波尔桑—博蒙中队的飞机，亲自进行了首次检验，从高空拍摄了一系列伊勒德弗朗斯①的照片。

一开始，就有一个具体问题使我惊诧不已：我无法在我们局的实验室里冲洗胶卷。美国人没有向我提供冲洗这些感光度极高的胶片的显影剂。根据布尔西科和中央情报局达成的协议，胶卷拍好后应由首班飞机送往美国，在美国的洗印间里冲洗，作为变换条件，美国人保证向我们提供一整套完整的底片。

想一想我国的飞行员将要冒的风险，我觉得美国伙伴们的态度不那么够朋友。我是不喜欢完全受人摆布的。我有一位联络员，原是法国歼击机上尉驾驶员，现在专门生产摄影机。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使用的也是他的厂子制造的摄影机。他把我介绍给柯达照相器材公司的几位可靠的朋友。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瞒着美国人和布尔西科，自己设法冲洗出这些特殊的胶卷。我委托柯达公司最有经验的专家研究这一课题，并交给他们一些用英国胶卷拍摄的样品，他们答应努力研制台适的显影剂。

我原来指望在开始行动之前就能拿到这种显影剂，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柯达公司专家们的研制工作却未取得任何进展，美国胶卷依然无法处理。在此期间，布尔西科却不断来催我，“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呀？”

由于我老是回答“尚未准备就绪”，最后他发火了：“我不信！你脑瓜里准有别的打算！”

这一回，我明白支吾搪塞的伎俩不灵了。不管有没有显影剂，我必须开始行动。我对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多年来，在巴黎－莫斯科航线上有四位飞行员为我“工作”，他们都是可靠的小伙子，我们对他们进行过严格的审查，我派人一直监视和注意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交际、爱情、银行帐户等各方面的情况。其中一个人性格相当孤僻，给他配备什么样的机组人员，他都不在乎。

①伊勒德弗朗斯(lle-de-France)，即而巴黎大区，包括巴黎市，埃松和上塞纳等省，－－译者

相反，其他三个人要求始终在一起工作，拒绝把他们拆开。

另外，根据我们从安全角度出发对他们进行的调查，我们得知，他们出于十分明显的理由，习惯于和固定的那几个航空小姐合作，从而组成了一个清一色的机组。

这个密不可分的三人小集团会接受我的建议吗？不时地向我提供情报是一回事；在国外从事现行间谍活动，利用自己的职务为非法目的服务则是另一回事。我估计可能遭到拒绝，倘若如此，我们也许被迫放弃实施这一行动计划，

正当我反复考虑、踌躇不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故，反倒促成了我的计划。一天，一位助手告诉我说，开辟巴黎－莫斯科航线的法航经理罗尔由于所谓泄密问题正在法国东部要塞受到军事法官的传讯，不久将移交国家安全法院①进行审判。

根据一位苏联叛逃者的招供，本土警戒局对罗尔提出了指控。据说，罗尔向俄国人泄露了法国的全天候着陆系统。该设备是汤姆森－休斯敦公司的一项发明，已被列为国防机密！罗尔，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水上飞机驾驶员、使我国民航业务扩展到东欧的负责人，他会是俄国特务吗？我根本就不相信！我非常了解罗尔的为人，从未对他产生过怀疑。事实真相完全是另一码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罗尔在莫斯科洽谈商务时，俄国人对他说：“你们的快帆式飞机在坏天气和雾天都不能着陆！”

罗尔的民族自尊心被刺伤了，便回答说；“这话不对！诚然，目前这条航线上的法国飞机没有这种设备，但我们有一批快帆，能够在任何天气降落。”

俄国人耸耸肩晴说：“你在吹牛吧！”

罗尔反驳说：“那是你们那么想。下次我给你们表演一下！”

后来，罗尔果真乘了一架新型快帆式飞机去莫斯科，在俄国

①国家安全法院是1963年建立的一个常设法庭，通常由一名审划长、两名法官和若干名军官组成，主要审理在和平时期进行颠覆活动的案件。——译者

人面前显示了我们全天候着陆系统的效能。俄国人大加称赞，事情也就到此为止。罗尔暴露了法国拥有自己的全天候着陆系统，难道就是出卖了国防机密吗？

我去找布尔西科，向他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我还告诉他，法国曾经向芬兰航空公司出售过两架装有这种系统的快帆式飞机。因此，我的朋友罗尔所“泄露”的国防机密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应当以此为理由控告一个好人。布尔西科表示同意，他授权我去东部要塞见检察官罗贝尔，为罗尔辩护。

检察官仔细地听完我的陈述，然后做出结论：“你说的有理，这个案件不能成立，我马上要求撤销。”

第二天，无辜的罗尔激动地拥抱了我。这一不愉快的案件给他震动很大，他向我表示将一辈子感恩戴德，并且说话算话，立即兑现，愿为实施我的计划做出贡献。我告诉他，我迫切需要归他领导的三名难分难离的飞行员的帮助。罗尔说：“别发愁，我马上叫机长来。你告诉他应当作什么，我让他按你的吩咐办。他的两个同伴也会跟着做的。”

事情的发展果然完全象罗尔预计的那样。但是，我所要求的事情要冒很大风险：驾驶员必须找到令人信服的借口，在某个时候偏离空中走廊，飞越美国人指示的目标，然而，人们知道，俄国人对于在他们领土上空乱闯的西方飞机是不开玩笑的。他们常常不发警告就进行射击。作为机长，哪怕是为了爱国去完成一项任务，也决不乐意拿十来个与此无关的乘客的生命去冒险。可是，机长却对我说：“只要你认为这一行动对我们的国防至关重要，我就干！”

不过，我们把摄影机藏在什么地方呢？快帆式飞机每次飞抵莫斯科，都要受到俄国警察的检查。

机长说：“有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把摄影机装在备用电台里面，使人看不出来。不过，必须为此而拆下一部分设备，这部电台在飞行过程中就无法使用了。”

当我批准首次执行在苏联上空的特殊任务时，柯达公司的专家们仍然没有搞成可以冲洗美国胶卷的显影荆。鉴于这是头一次，我要求机长不要过份冒险，不要离开空巾走廊：“这次是演习，只在指定的几个地方拍摄地形就可以了。”

在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以前，我想检验一下机组人员的冷静程度，看一看航空小姐们的表现。我要求不要让她们了解秘密。

机长说：“那好。每当我们开机拍摄的时候，就找个巧妙的借口让她们留在机舱后部。”

飞行员们能保守秘密吗？等他们回来，通过窃听器再见分晓吧。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我一直坚守在布尔歇机场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前挂着一张空中走廊的地图·在我们处空中谍报科专家的帮助下，我一分钟一分钟地标出飞机航行的方位。机上唯一的一部电台可千万别出故障，否则就糟了，快帆式飞机有两部电台，若都失灵，人家会怎么想呢？西洋镜马上会戳穿的。

飞机一回到布尔歇机场，早已扮成机场职工的特工人员就在机组人员走下飞机的同时，马上登上飞机。他们的任务是立即收回摄影机，重新装好备用电台。因为这架快帆稍等片刻又将载着另一个机组起飞，必须避免让他们发现任何异常的迹象。

胶片由首班飞往美国的飞机运走。三天以后，华盛顿向我们表示感谢和祝贺，席尔酉科高兴得要跳到天上去。他对我嚷着说：“好极了，美国人非常满意！”

我并没有象他那样兴高采烈，我问他美国人是否发现了有价值的镜头。布尔西科说：“我毫无所知，美国人仅仅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开始干！”

第二天，柯达公司的一位老板带着胜利的神情跑来对我说：“好了！我们搞出了神奇的显影剂，这下行了！”

我立刻跑到波尔桑－博蒙基地，登机起飞，摇动摄影机对着巴黎周围地区猛拍一气，随后让柯达公司把胶片冲洗出来，显影结果良好。我嘴角挂着微笑，回来见布尔西科。我对他说，我随时准备采取第二次行动，但是对他隐瞒了我的真实意图。

我突然变得如此肯于合作，布尔西科感到惊愕不已。但他什么也没有怀疑，却象慈父般地对我说：“你看，你终于想通了，对吧？”

这一次，我交给机长两架摄影机，并向他下达了新的命令：“别在航道上定点拍摄了，飞机一接近目标，你就果断越出走廊，你和副驾驶员用两架机子同时拍摄。机械师守在驾驶舱门口负责嘹望。”

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他们一回来，我就按照规定把两部相同影片中的一部给美国人，我留下了另一部，并送往柯达公司冲洗。原则上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以往的协议理应送给我们一套冲好的完整的底片。我把这次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影片与我们自己冲洗的影片进行对照放映。

我发现美国人对影片进行了裁剪，最令人感兴趣的镜头没有了，对此，我并不十分惊奇，因为我多多少少料到是会有这一手的。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向布尔西科公开了我的小小的计谋。

布尔西科开始时还有怀疑：“你真能断定缺了什么吗？”

“这不难核实，只要把两部片子对照放映一遍就是了！”

放映一遍时间不长。看完影片后，布尔西科满脸通红，因受到愚弄而愤怒，他派人把美国同伴找来，向他们展示了两部影片，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惶恐不安地一再道歉，保证下一次决不再扣留情报。

我寸步不让，主动出击，我指出，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今后全部胶片将由我负责在巴黎冲洗。

美国人有气无力地争辩着：“但这需要一种专门技术，眼下只有我们才有呀！”

我回答说：“不对，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后有能力自行处理你们的胶卷。那种显影剂不再是美国所能垄断的了。”

美国人竭力要挟，企图使我们屈服：“你们这要承担很大责任呀，影片会弄坏的！”

但是，布尔西科顶住了。要么如此，要么散伙！我们自己冲洗我们拍摄的东西，然后把结果提供给中央情报局。这一仗使我们不仅取得了技术上的独立，而且推动和发展了摄影方面的研究工作。

美国人让步了。他们之所以乐意答应，更主要的是因为从事这一危险而卑鄙勾当的不是他们的飞行员，而是我国的飞行员。

每次出勤，快帆三人小组都同意在冒险的道路上再升一级。有一次，机长佯称无线电罗盘失灵，让飞机偏离规定航线五十公里之远，这一方案是由卡南吉塞尔制订的，事前进行过反复仔细演习。卡南吉塞尔是我的空中飞行专家，他原是一位洛林抵抗运动老战士。

这时，米格飞机出现了，把我们的快帆撵回空中走廊，并且迫降了我们的飞机。事态演变成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莫斯科向法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要求惩办驾驶员，宣称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米格飞机将奉命开火射击。法国航空公司的领导接受了严惩罪犯的命令，吊销了机长的驾驶执照。面对机长的厄运，我们甚至无法进行干预，因为披露出他执行那次谍报任务的高度爱国主义的动机，会造成更大的丑闻。况且，我们的解释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连累我们在航空公司里的所有内线，无论如何，我们的行动属于国防机密，我们只能默不作声。

尽管遭受了严重打击，其他驾驶员仍然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危险的使命，最后致使机上的乘客的生命陷入异常危险的境地。因为，为了挫败违反空中走廊规定的任何新的尝试，俄国人说不定会在某一天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施。毋庸置疑，他们是敢于向我们的飞机开火的。

秘密摄影机总共在苏联领空使用了一百来次。成绩显著：五个完全新式的导弹基地，即玛格丽特导弹发射场连同周围花瓣形的发射井，都被辨认出来，标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地图上。

在飞巴黎－莫斯科航线的快帆式飞机上，驾驶员还安装了空气滤清器，可以分析苏联上空的大气层，发现从核试验基地飘来的散落物。这是一种探测苏联秘密核试验的方法。每当快帆式飞机一回到巴黎，我们就把空气滤清器加上铅封、印章，然后立即用美国军用飞机送往设在西德的一个特殊化验室。在这方面，美国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企图搞鬼，他们把全部结果及时通报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