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目标——俄国人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当时的研究室主任莱奥纳尔·乌诺上校竟不断来纠缠我，真是咄咄怪事。他觉得我们干得不够，成绩可怜，便唠唠叨叨地对我说：“菲维尔，要对俄国人下手啊！”

我回答他说·“上校，在这方面，我是尽力而为！”

“但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呀！”

“更进一步，进到哪儿？”

他蛮横地打断我说；“到哪儿都行，由你全权做主，一切都归你调动！”

十年前的一天，乌诺突然离开了我们，出任驻布拉格的武官。十年以后，他又出人意料地回来了，再次担任研究室主任，但没过多久，又突然遭贬。人们永远也闹不清楚对他的指责是什么，大概是嫌他对俄国人手软吧。可为了对付他们，他曾经是那么急躁地一再催逼我。

第七处初创阶段，我们着手建立以截获外交邮袋为目标的“钓鱼者”情报网时，不言而喻，我们曾试图搞到最令人垂涎的俄国文件，但是，苏联人为保护他们的邮件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防范措施，致使我们迟迟难以下手。

后来，我们了解到，对苏联情况了如指掌的芬兰人定期向驻外大使发送关于苏联国内局势的机密报告。所以，我们就集中全部精力去搞来自赫尔辛基的邮袋。当时，第七处初具规模，只有三、四个人。因此，从当时的头头莫尔旺到他当时的副手让－皮埃尔·勒努瓦，大家一齐动手投入战斗。

1951年冬季，勒努瓦采取行动监视芬兰邮袋的行踪。芬兰邮袋经过奥利机场运抵荣军货运站，由芬兰使馆的一位参赞于当天晚上来车站提取。勒努瓦跟踪这位参赞，发现他并不返回使馆，而是直接回家。参赞的家位于马思河河畔的一座别墅里。

莫非他把邮袋捎回家，第二天再带到使馆去？为了弄清这一点，莫尔旺和勒努瓦对芬兰参赞进行盯梢。他们蹲在马思河上冰冷的小船里，监视别墅的动静，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化装成普通的渔民，在深更半夜冒着严寒“同鱼儿逗着玩”，这真需要有股子了不起的勇敢精神呢！

然而，这是报救国家的英雄年代：虽然缺乏必要的器材和仪器（这些东西后来才有），但我们仍设法见机行事。

最后，勒努瓦高兴地发现，芬兰参赞为避免把沉重的邮包带来带去，就把它们存放在荣军院法国航空公司包裹寄存处，第二天再派人来取。取件人常常来得很早。

勒努瓦便去和包裹寄存处的保管员拉关系，后来渐渐地混熟了，经他许可每天夜里把芬兰的邮包“借走”几个小时。但是也应采取一些防备措施。也许那位芬兰参赞放心不下，随时会来提取包裹。因此，必须找出站得住脚的理由，使他宽心。

考虑到法航的这位工作人员可能担心害帕，勒努瓦便尽心以奉。他穿上公司职员制服，也留在荣军院法航包裹寄存处。一旦芬兰人突然出现，就由他来应付。

这位法航的职员惟恐此事会砸了他的饭碗。为了打消他的忧虑，勒努瓦拉他到附近的酒吧间去喝酒。利用这段时间，勒努瓦还可以随时打电话询问文件的拍照进展情况。整个夜里，勒努瓦和那位保管员就这样在寄存处和酒店之间高兴地晃来晃去，来回穿梭。我们处盗窃情报的这一办法取得了成效：一直搞了两个

月，赫尔辛基方面却丝毫没有察觉。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在脾气急躁的乌诺上校的一再催逼之下，开始了最初的“朝圣者行动”。所谓“朝圣者”，就是我们那些在国外活动的谍报人员。我进行了首次尝试，与我配合的是一些渔船老板，他们是参加过抵抗运动的布列塔尼人，其中有我过去的同学和丛林中的战友。与他们合作，我算是遇到了知己。他们待人热情。二次大战期间，有些人负责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交通工作，接送盟国人员，转送难民，他们的职业给谍报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掩护条件，我要求他们利用在纽芬兰港长时间停留的机会，装出坦然无意的样子靠近苏联拖网船。我们知道，苏联拖网船肆无忌惮地对盟国的军舰和美国海岸进行间谍活动。

俄国人的船上装着天线，他们窥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演习和舰只调动的情况，随时向他们的基地发回各类紧急情报。

当布列塔大人捕捞金抢鱼的船只靠近他们的时候，俄国儿并没有在意。岂知我让人在法国渔船的舱底安装了秘密录音机，这叫做“间谍窃听间谍”！归来时，布列塔尼渔民带回了一批珍贵的磁带。据此，我们可以鉴定苏联技术的水平，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甚至可以破译间谍拖网船发出的电报。就这样，我们成功地破译了俄国人使用的密码。

在这初步成绩的鼓舞下，我成立了“海上谍报科”。在这方面工作中，又是我的一些当上商船船长的老伙伴立下了汗马功劳，凡是要去波罗的海和白海①俄国港口的货船，我都尽力把船长招来帮我们工作。所有答应与我合作的船长都领到几架用于拍摄苏联港口设施，军舰和海岸炮台的特制照相机。

当时，俄国舰队是一支纯粹防御性的力量，还不具有八十年代的进攻性特点。舰队很少离开自己的基地，只在附近海域巡逻。为我效劳的海员偷拍的照片相当清晰，我们的地理工作者根据这些照片可以复制出苏联海岸的地形图以及海岸的防御设施。

另外，还有一些电子仪器可以录下苏联海岸的哨所，军事部门以

①北冰洋的边海，深人苏联西北部内陆，盛产格陵兰海豹及鲱、鳕等。－－译者

及军舰所发出的电报。

每个同意为法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船长，在出发前，都由我们的技术人员给予指导和训练。他们知道如何藏好我们交给他们的、可能招来危险的器材。我们告诉他们，如果被俄国人抓住就会受到极严厉的惩罚，所以他们在与俄国人的接触中必须极其谨慎，行为失却检点，徒自增加风险是没有益处的。

我们在商船队招募的联络员，除一人外，全都很好地遵守了上述严格的规定。此人在俄国港口走私，贩卖尼龙袜，后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①被捕。俄国人把他关进一间没有窗子，没有椅子、也没有床的牢房，让他赤裸裸地暴露在刺眼的探照灯光下。

与此同时，对他的货船进行了仔细搜查。幸运的是，隐藏的照相机和录音机未被发现。

得知出事的消息后，我焦虑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的合作者在苏联作为普通走私贩被抓住，这还是第一次。万一他顶不住了，供出他为哪个机构工作，担负什么使命，那么，扣留在俄国港口的全体船员都要被捕，船只被没收，法国将处于被告地位，蒙受耻辱。所以，随着拘留时间的拖长，我愈来愈忧虑。

后来，船长突然回到船上，他对神情惊讶，目光疑惑的船员们说：“哈哈！你们知道吗？我碰上了一个漂亮姑娘，给她迷住了！”

只是在回到法国以后，他才以略带沮丧的神情告诉我：“开头，俄国人威胁我，说要按黑市交易罪把我送往西伯利亚囚禁几年。然后，他们建议了结这件事，条件是我必须须应为他们工作。”

我问道：“那么，你答应了？”

“当然！这是我脱身的唯一办法。在那里，俄国谍报部门的专家给我上了好几天课，给我讲他们要我干什么以及与我接头、取回情报的联系办法。他们还警告我，只要走错半步，就重新逮

①白海的主要港口之一。－－译者

捕我，或者把我干掉。他们还给我送来了一个姑娘，好作为我失踪的借口……”

那位联络员并不是可靠的职业谍报人员，无法胜任两面派的角色与对手周旋。因此，我要求他的公司把他调往另一条航线，避开苏联去跑非洲。连续几个月当中，我们一直保护着他，也监视他，看看俄国人是否试图接近他。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想必苏联谍报机关权衡利弊，把他放弃了。

可以这样说，第七处既搞到了东方的情报，又没有损失一个人。但是，关于那些不幸的捷克人，人们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不明不白地被总部送进了“屠宰场”。

捷克人事件是战后发生的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当时，朝鲜战争震动了全世界，这些反共的捷克难民同意返回完全陷于苏联奴役下的祖国，充当西方的特务，从事谍报工作。当时，他们被安顿在纳伊区①的一幢楼房里，以一家贸易公司的招牌作掩护。我们局的行动处把他们带到靠近吕扎尔士的瓦尔德瓦兹和卢瓦雷省的塞尔克特地区进行训练。该项计划是法、美合作的产品。美国中央情报局出钱、出器材和某些特殊武器，法国方面负责把地下工作小分队空投到斯洛伐克的森林地带。

空投步骤是整个派遣汁划中最能体现革新精神的环节。为了把这些情报人员降落到尽可能远离城市的地方，即降落在着陆之后即能消失的真正丛林之中，总部训练他们在林区跳伞，以便适应。为了避免被尖硬的树枝刺伤身体，他们穿上特制的皮衣服，戴上面具保护头部，在易受损伤的部位，如喉头、关节、腹股沟、动脉等处，采取了加倍的保护措施。这套装束使他们俨然象一些“星球大战”中的士兵。

那时候，我正在塞尔克特进行个人训练以保持强健的体魄，因此，我目睹了他们为迎接这一伟大的空降行动而进行的准备。

①巴黎西北部的一个住宅区，环境幽静，馆舍豪华。——译者

这一行动不归我管，而由贝特朗负责。贝特朗又叫博蒙，是未来的研究室主任。不过他也象乌诺那样，在1970年突然被革职。

这次行动，虽然设想得很漂亮，可算是总部设计的最为雄心勃勃的一项行动，但结果如何呢？那些捷克人被抛出座舱以后就落网了。地面上早有一帮人手持冲锋枪，严阵以待，准备接收他们，只有报务员一个人拍回了他的消息，但他显然已被共产党作了转换脑筋的工作，他是在强制的情况下报回消息的。

严重的挫折、惨痛的败绩将久久地影响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上上下下的情绪。局里的气氛长期不正常，因为得不到答案的疑问太多了。几年之后，博蒙上校还受到本土警戒局调查人员的详细盘问，可是他们也永远得不出任何结论。

我常常回忆起我曾接触过的那些捷克人。他们相信我们的办法，信任我们的负责人，以为我们的机智足以挫败敌人的计谋。

我也许从未制订过开头充满无限希望的行动方案，也没有调动过如此可观的人力、物力，但今天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从未把一个人送往灾难。然而，我却一直象乌诺上校要求的那样，干着矛头针对俄国人的工作：我克服各种困难，冒着重重危险收集东方的情报。

我以自己的方式朴实无华地工作，并不试图向敌后派遣几个间谍营。那不是我的任务，我是搞情报的。然而，我搞的这些情报最终却成了各个处所能依据的唯一真实情况和唯一有价值的成果，为了搞到情报，我四出搜寻，总能得手。必要时，到化粪池里去捞也可以。下面就说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