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当时，美国人对苏联的航空器材也很感兴趣。在他们看来，法国在这方面有条件帮他们的忙。莫斯科和东欧国家的飞机都在布尔歇机场降落，俄国人在机场的海关货棚之中还有自己的库房，可以存放补给品或准备运送回国的不台格的零件。库房中的一切都得到精心保护和分类封存。但是，我很快就搞到了钥匙，夜里可以随意行动。我的人已打入机场各级机构，有的是公司经理、班机驾驶员，有的是航空小姐、机场机械师，有的是行李搬运工，等等。

这些情况，美国人是了解的。所以，他们给我送来了许多关于俄国飞机性能的调查表。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新式器材，以便用远距照相镜头拍摄俄国的飞机·录下飞机起飞时的分贝，并用一种特殊的玻璃砂纸采集飞机的金属屑和合金残渣，以便进行分析。

因此，我还需要按照局领导的要求，抽出一些时间为驻在法国的美国朋友们工作。于是，我们处的一些军官便穿上司炉工作服，冒充行李搬运工。他们在装卸俄国飞机器材时，装作疏忽的样子，碰坏一些预先作好标记的小钩。要不就用自己的搬运车反复碰撞同一块轮板，最后把它暴露出来。我还从苏联民用航空公司的仓库里为美国人弄到了一些盒装接头和散装零件。

大量的零件和情报在我眼皮底下源源不断地送往华盛顿。我发现美国的情报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向工业间谍活动。美国人是现实主义者，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毫无顾忌地通过我们猎取别国的生产秘密。当然，俄国人的手也不是乾净的。

法国呢？照理说，我们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也应该对苏联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感兴趣。战后以来，我们不是在重建我们的民航和空军吗？苏联人在飞机制造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尽量弄清他们在这方面的秘密，就能使我们赢得时间，使我们的工业更快地发展和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从而为我国的工程师和工人提供就业机会。

可是，我始终没有闹懂，我国为什么在这方面竟如此怯懦、如此无能，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难道我们的工程师认为自己不配研究俄国的器材吗？难道他们在业务上如此缺乏好奇心吗？

我期待他们醒悟过来，但他们却依然如故。为什么拒绝利用第七处搞到的情报呢？为什么让美国的航空工业独自享受呢？我压制着自己的愤懑情绪，一直到后来我们窃到俄国燃料时为止。

原来，美国人发现，苏联飞机可以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下飞行而毫无问题。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由此得出了结论：“俄国人一定在油里放了特殊的添加剂。”

美国人根本无法接近俄国飞机，因此再一次要我代劳。开始时，事情不大顺手。试图收买某个苏联人以便弄到一点俄国燃料油，那是徒劳的。偷偷地从油箱里弄一点儿，也很冒险。苏联人小心翼翼地日夜守卫着他们的飞机，稍有不慎便可能使我受到牵连，从而彻底葬送任何再次接近苏联飞机的机会。

一连好几天，我都泡在布尔歇和奥利机场寻找“窍门”，我想，总是会有一种简便的解决办法的。一天，有一个举动突然触动了我的心。这一举动在我眼前重复过成千上万次，以致于在我的下意识中被完全忽略了，这就是在每架飞机起飞之前，机场的机械师必须用一根长管子从飞机油箱中取出一点燃料油作为样品保留。这种样品被正式记录在案，在这架飞机航行期间一直小心地保存在一个瓶子里，直到宣布飞机降落时为止。

抽取燃料样品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的规定之一。一旦发生事故，就可以对样品进行分析，检验燃料油中是否混有危险物质。这是为调查人员和保险公司一贯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

然而，俄国人并没有参加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所以根本不理睬它的有关规定。俄国人有自己的一套规定。我们机场的地勤人员与苏联飞行员之间关系很好，所以机场的机械师有时也按照惯例从俄国飞机的油箱中抽油检验。对此，俄国人并未生气，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介意。

这倒是一个办法，不过难以持久。我们若经常抽取他们的燃料，说不定他们就会做出反应。如何哄骗他们、消除他们的猜疑、让他们听任我们摆布呢？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所知道的最能干的机场机械师里夏尔召回巴黎。这个人已被我派到我们战略上最重要的非洲监视站达喀尔去了。我认为，他在那儿远比在巴黎有用。但是，由于美国人坚持，我只好把他召回来。

里夏尔声望卓著，对世界航空事业的知识渊博，特人接物善于应酬，手法巧妙过人。这使他成了一名盗窃燃料的魔术师，吸管就是他的魔杖。在欢声笑语中里夏尔就把事情办了，而俄国人却懵然无知，反而热情欢迎他，因为里夏尔能给他们解闷开心。

他把俄国人玩得团团转。这样，每天都有满装航空燃料油的小瓶子送往美国。

一个星期以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我的朋友蒂罗·德沃若利从华盛顿归来。他欣喜若狂地对我说；“了不起！我给你带来了一套特制盒子。这是一些消过毒的铅盒子，你只要在最后时刻把它们打开，往里面装上燃料油，噢，这就得了！然后，交付第一次航班运走。这可是头等大事啊！”

这下子，我可火了。我的工作不能使我的祖国获益，真叫我忍受不了，既然上级认为用不着给我规定一项行之有效的研究计划，那我就自己决定让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去干，强迫他们去研究苏联的燃料。我通知里夏尔说：“把俄国人的汽油完全交给美国人的事我干够了。你想法给我多搞一点。我要让维克多大街航空部的燃料实验室也利用一下。他们也会感兴趣的！”

这完全是个人采取的主动。果然，法国的石油工程师们醒悟了，他们也向我提出了一大堆要求：“你能继续为我们搞一些吗？”

当时，各级领导仍然无动于衷，似乎不想把搜集工业情报列为新的目标。但那些航空工业的专家们却鼓励我继续调查俄国的器材。于是，我便开始进行一项崭新的工作。

有一天，一位工程师突然提出了大胆的设想：“我们如能仔细研究一台苏联的喷气发动机那该多好啊！在这方面，莫斯科远远居于领先的地位！”

一台喷气发动机，偏偏要这玩艺儿！在机场跑道的一端抽一点燃料，不过是几克油的问题。一台喷气发动机却有几吨重，而且是一部牢牢固定在图-104型飞机机翼下面的复杂机器，有一天，真是老天开了眼。恰好有一架图－104飞机在布尔歇机场出了故障，一台喷气发动机坏了。俄国人用运输机送来了一台新的发动机和一个机械小组，准备把旧的拆下，把新的换上，这类事他们是不会让西方技术人员插手的。

我们在机场的特工人员注视着俄国人的一举一动，并且用远距照相镜头拍照。他们看到，俄国运输机返航时没有带走损坏的发动机。后来，修理好的图－l04飞机也载着俄国机械师们起飞了。

奇怪的是，他们居然把损坏的发动机留在布尔歇机场苏联民航的仓库里。

看样子俄国人很快就会把这台发动机空运回国。接近这台发动机的唯一机会，大概就是等到晚上俄国人离开仓库以后去偷看一眼。我们有钥匙，仓库附近的巡夜人员不会妨碍我们的行动。

布尔歇机场是我们特工人员进行活动的理想场所。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建议由布尔歇机场附近的特里贡空军基地的军事当局派三名工程师来，我把他们暗中带进苏联民航的库房。这样，他们就可以偷偷地拍几张照片，画几份草图。这是一项有限的行动，属于我的日常工作范围，甚至用不着请求局长批准。

可是，我们打入苏联民航办公室内部的特工人员突然报告我说·俄国人改变了主意，他们想用火车把有毛病的发动机运走。这一来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我立即感到，他们一定会把发动机送到圣德尼编组站装上专用车皮运走；这样，在从布尔歇机场

运往圣德尼编组站的路途中，存在着“借用”一段时间的机会。

控制发动机的运送、偷取利用、然后送还而不引起怀疑，唯一的办法就是由我们自己自始至终负责搬运工作。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以一家私营搬运公司的名义出面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全国最大的搬运公司里不是有我们的股份和人员吗？

然而，干这样一件十分微妙的事情很可能带来麻烦，我们应当避免直接利用这家尽人皆知的公司。

苏联民用航空公司里的我国特工人员又报告说，俄国人正在巴黎寻找一家可靠的、运费不太高的搬运公司，以便把发动机运往中转站。因此，我们应当马上加入竞争的行列。转眼之间，“国际运输公司”便成立了，散发了印有笺头的商业资料介绍，这是总部的专门印刷厂赶印出来的。我们在巴黎拥有许多空闲的办公室，为的是一旦行动需要就可以创办一些影子公司。这一次，我们在一间办公室门口挂出了“国际运输公司”的牌子。职员、秘书、打字员业已到齐，运输公司便真正开张营业了。唯一缺少的是卡车，由我们局暗中控制的那家国营运输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一辆载重十吨、拖着半挂的大卡车和一台吊车，我们需要它来装卸发动机。载重汽车改换车主和名称，用油漆刷几下就行了。今后，这辆卡车就属于“国际运输公司”所有。

我们提出的运价概算是别的公司无法抗衡的，我们的运费经过了最周密的研究，我们提供的条件最有利。我们在苏联民用航空公司里的情报人员可以翘起大拇指说上一声：“你们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公司了，这可是真话！”于是，俄国人选中了“国际运输公司”。我们提出的建议得到了苏联民航经理的同意，提货单也按照规定填写妥当。运货的时间确定在两天后的一个晚上。

余下的时间正好用来仔细，认真地把整个行动演习一遍，测定全程需用多少时间，记下红绿灯、十字路口、拐弯处等等。首先，用卡车单独演习一次，然后整个车队一起演习。车队由一辆配有无线电话的雷诺小汽车在卡车前面开路，由另一辆配有无线电话的DS牌小汽车断后。在所有的交叉路口和十字路口都布置了我们的车子，必要时好进行干预。一切都必须安排得尽善尽美，每个人都必须准确无误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穿着蓝色工作服，胡须乱莲蓬的，眼睛也熬红了。三天来，为了安排我们的行动，我们没睡多少觉。我的司机让－玛丽·科伊东的气色也并不比我好看。他原是一个锁匠，后来成了我的“管子工”小组的一把好手。我们俩样子确实象搬运工。

晚上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开着“国际运输公司”的卡车来到布尔歇机场。我们有意迟到一会儿，希望到时候所有俄国人都回家了。这样，和我们打交道的就只有海关人员了，只要把合乎规定的提货单交给他们，就可以把封存好的装有发动机的箱子装上车拉走了事。

可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俄国人那种反常的猜疑心理。苏联民航的两名工作人员在等着我们。他们一直盯着我们在海关和机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用起重机把箱子装上卡车。这话计并不那么简单。我在收据上签完字以后，便和科伊东一起爬进驾驶室，俄国人还站在那儿观察我们。他们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吗？我当然不希望这样。不过，我们也预计到了这种情况……

我们出发了，走了一段，雷诺车悄悄地走到了我们卡车的前面开路。又走了几百公尺，我满意地看到，DS车严格按照我们的计划，现在跟在我们后面了，我在卡车驾驶室里用步话机和我们的两辆车子直接联系。后面的车子报告说：“俄国佬的车子尾随着我们的车队！”

看来，他们是决心监视我们一直到编组站了，这可根本不合我的心意。

我必须设法把他们置于无法跟踪我们的境地，而且到下一个路口即国家公路和迪尼公路的交叉路口就行动。不过，甩掉他们要甩得自然一些，让他们摸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就可以把事故说成是他们驾驶不当造成的。

我通过无线电话告诉干预系统准备，然后发出了最后的指示。

接着，我俯向驾驶着卡车的科伊东，对他大声说：“慢慢减速，在绿灯变黄之前到达路口，然后在黄灯变红之前的一刹那冲过去！让其它车辆卡在后面。”

我凭经验知道，俄国人是不愿意被甩下的。他们也会试图冲过去，但他们将正好碰上红灯。

再说，俄国人还在DS车的后面。DS车按照我的命令在红灯前嘎然停下。俄国人火了，急忙绕过挡着他们的DS车，企图闯灯抢行。就在这时，一辆破旧的小卡车从俄国人的左边冲过来。小卡车上的司机“尽量设法”躲开抢红灯的俄国疯子，但无能为力，凭他那辆负载过大、马力不足的老爷车，他根本办不到。人们听”到了剌耳的刹车声和可怕的撞击声。

我在卡车的后视镜里注视着现场。小卡车的司机是第七处的特工人员，他从方向盘后面挣脱出来，看了看损伤情况，就开始发火了。他说，他是当地的一个废铁商，刚才俄国人的车子把他

谋生的工具撞坏了，今后靠什么工作呢？

俄国人简直气疯了，只想开车脱离现场继续赶路。但是，“废铁商”扑向他们，用身体挡住了他们的雷诺车。俄国人掏钱给他，他却大喊犬叫。捶胸顿足，激烈地呵斥着：“冒失鬼！这样走可不行！得给我一份证明！你们要溜的话，我就叫全区的警察都去追捕你们。”

我在后视镜中看到的最后一幕是，这次严重交通事故的两名俄国肇事者显得惊慌失措，无法脱身。行了，他们再也没法继续追踪我们了。

“国际运输公司”的十吨大卡车趁机全速驶向特里贡空军基地：这是我们秘密的目的地。人们正在焦急不安地等着我们。我们飞快地冲进了兵营的大门，象冲锋陷阵的骑兵似的，心中无比欢快。

黑夜里，在我们的前面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岗哨，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向车库。这里是为下一步行动而安排的地方，白天，人们已匆匆忙忙把车库打扫一空，准备迎接俄国发动机。但是，我们的卡车太大了，不能全开进车库。只有前部连同载有装着发动机术箱的工作台进得去，卡车的后部则留在外面。

我兴高采烈地从驾驶室里跳下来，准备打开“货箱”，但我惊异地呆住了。我原想会象预计的那样看到三位专门挑选出来的工程师来研究这台发动机。可我发现的却是一群指手划脚的三军军人，他们衣着考究，佩戴勋章，仿佛正在阅兵似的，还有非军人，足有三十来人。这批人神情兴奋，叽里呱啦地议论，就象观看一个新戏的首场演出时置身在剧场休息室里一样。

这个场面与我们第七处静悄悄的秘密工作方式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心里火透了：“照这样搞，用不了四十八小时，俄国人就会知道我们是如何作弄他们的……”

在这乱哄哄的蜂窝里，或者应当说在这个大鸟笼子里，空军基地的一位总督察摆出权威的架势，主持着这一场面。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冒着巨大风险才偷到手的这台俄国喷气发动机，现在竟成了上流社会的开心之物。情景之热闹仿佛一次招待会，就差端上几盘花式糕点了！

科伊东和我面面相觑，颇感窘迫。我们穿着这身工作服，双手沾满油污，浑身肮脏，须发蓬乱，压倒显得不合时宜，有失体统。

科伊东冷笑着对我小声说：“你瞧着吧，凭我们这副流浪汉的嘴脸，他们会赏给我们一百颗子弹的！”

然而，我们却是法国特工人员中的精华，我们从对手那里搞来了他们的尖端产品：一台贵重的机器。

这时，我看到我们的技术员身穿白色工作服，戴着防护手套，费力地从人群中挤进来。

“先生们，劳驾！请让我的人开始工作吧，时间很紧了！”

那位总督察也来帮忙，帮我们把挤在前面的好奇者向后推。他说：“听见了吗？让这些先生们工作吧！”

他把人群向后推开一些，搞起了一条纠察线。

技术员们开始检查封住箱子的令人生畏的一道道铅封、一个个封印，然后再逐个拍摄成照片。有苏联民航的封印，也有法国海关的封印……

“不用担心，”他们对我说，“我们有这些封印的印模，可以全部打开！”

转眼之间，封印被取掉了，箱子也拆开了。安放在摇篮形座架上的发动机露了出来，立刻引起一阵议论声，人们垂涎欲滴，无比兴奋。我严肃地打断了他们的议论，说：“等一等，先生们！”我穿着这身装卸工的服装，面向人群，向在场的专家们解释说，他们要拍多少张照片都可以，但是严格禁止任何人接触发动机，更不得拆卸任何零件。

“事关重大，务必请大家注意不要造成损坏！”我说，“这台发动机必须完全按照现在的样子保持不动。事后不能留下任何检查过的痕迹！”

大家听我讲话吗？不！他们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复滑车。大吊车吊起发动机，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地上的一个木头底座上，这样更便于检查。

总工程师问；“你给我们多少时间？”

我看了看表，指针指着十点三十分，我回答说：“你们可以一直干到明晨两点，一分钟也不能拖。然后，把发动机照原样包装好。”

这台令人如此垂涎的发动机刚一放稳，一阵可怕的拥挤几乎晃动了整个库房。发疯似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军官们把我挤得东摇西晃，险些摔倒。我力图挡住他们，保护发动机，但徒劳无益。他们象一群乌鸦似地扑向猎物。四面八方都是闪光灯在闪闪发亮。我提心吊胆地看到，人们手中的改锥、扳手、各式各样的拆卸和收集小件金属的工具在晃功，在飞舞。总督察对此也无能为力，事态的发展已使我们无法控制了。

我能怪他们吗？他们都在为法国的航空事业奋斗。同苏联的航空技术进行对照、比较，这是他们渴望已久的事情。我不忍心下令把他们从机器旁边拉开。我只简单地提出了一条绝对必要的规定，希望他们遵守。我说：“凡是拆卸零件的，都必须把它重新装好，不得留下任何痕迹。”

到凌晨两点，他们还没有搞完，我不耐烦起来。当我们终于钉好箱子，把原有的封印全部照原样加好的时候，已经是四点三十分了。我们的工程师们毫无差错地把发动机重新组装起来，简直是个奇迹。他们拍了数千张照片，画了几百份草图，个个心满意足地走了。

不过，我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应当把发动机送到编组车站去。车队重新开动了，雷诺车打头，DS车断后。为了夺回延误的时间，科伊东一直猛踩油门。就在我们越过公墓驶出戈内斯镇之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我们正全速穿过这片沉寂的荒郊，一辆小汽车突然从小路上冲过来。这个司机起得太早，还没完全醒过来，我们根本无法躲开他，大卡车撞了上去，把小汽车带出好几十米远。

我们脸色铁青，跳下车来，这个意外事故很可能把我们计划的最后部分打乱。我们的开路车马上折回来。特工人员象凶神恶煞似的从雷诺车里钻了出来，扑向出事的小车，没想到那个司机竟安然无恙。我手下人勃然大怒，劈头盖顶一顿臭骂：“笨蛋！蠢货！谁叫你跑到公路上来的？”

他还没有从撞车的打击下醒过来，眼睛睁得圆圆地看着我们的人。他刚才险些丧生，现在又受到一群陌生人的辱骂，当看到这些人把他那辆撞烂的汽车不客气地扔向路旁以便清理道路的时候，他才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醒转过来。他喊遭：“哎！不许动我的车，得给我一份警察局的证明！”

我的一个特工人员厌烦地吼道：“闭嘴！”

另一个同伴比较高明，把一张名片递给那个司机。“实在是对不起，我们有急事，请你照这个号码打个电话吧！”

那当然是一张假名片。我们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任何线索，以免追查到我们。我们离开了这位目瞪口呆但又安然无恙的受害者，继续朝前赶路。

但愿昨天晚上被我们甩掉的苏联民航的那两个俄国人不在圣德尼编组站等候我们！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幸好，我们先到达了编组站。于是，我手下的一个特工小组立刻验收装车，迅速果断地办完海关手续。在早晨六点钟的时候，苏联人来了，人们把他们领进专门车厢，他们检查了封印以后便放心地走了。

八天以后，当我们已经不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国防部长给我们送来了一封贺信。他告诉我们，专家们证明，我们这次在布尔歇机场搞的小小的“出击”，使法国的航空工业赢得了十年时间。

我们并没有亲手收到贺信，因为象所有这类信件一样，这封信也是向我们宣读的，宣读以后便保存在总部的保险柜里。

后来，我发现走露了消息。倒不是象我担心的那样被俄国人知道了，而是被美国人晓得了。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我们的“战绩”，于是要求我象演节日那样“再来一个”。美国方面说：“只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前通知我们就行了，我们可以立刻用专机把我们的专家派去。”

但是，后来我从没有“再来一个”。请想想，一台图式喷气发动机，这玩意儿可不是随便在大街上找得到的……